青年文化发展的时代境遇*
刘 妍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当下,青年文化发展主要面临国际化境遇、社会变迁境遇、互联网境遇和家庭境遇的影响,这些境遇对青年文化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们催生了认同危机中被消解的青年、竞争模式中被焦虑化的青年、多元文化中被割裂的青年、情感缺失中被冷落的青年。四大发展境遇在促进青年文化在展现蓬勃生机的同时也使青年文化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自我中心色彩。
[关键词] 青年文化;青年;境遇
青年是时代的弄潮儿,青年文化是时代发展的缩影。青年文化既影响着时代,又是时代的鲜明标识,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不同时代的青年,从外貌特征、衣着打扮,到话语方式,都具有显著差别。当下,中国的青年文化面临着新的境遇,分析这些境遇及其对青年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青年,做好青年工作。
一、世界公民:国际化境遇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全球化的触角正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事不及。全球化突破了地理局限,把世界变成地球村,把每个人变成世界公民。全球化主要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信息技术等领域,其中经济和信息技术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各国联系增强,成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的基础。全球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生产、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它促进了各国经贸联系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个体产生了新的金钱观、效率观、公平观、时间观,这对建构当代青年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如青年竞争意识的形成。全球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各国政府互动加强,共同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处理如环境污染、国际安全、难民等全球化问题。但政治领域常常伴随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面临发达国家对他国进行的和平演变,如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观,容易使青年消解对国家和民族身份的认同,陷入西方政治制度的美丽陷阱中。全球化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各国文化不断交融,在吸收他国文化有益养分的同时,也使本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扩大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包括人类智慧结晶在内的西方优秀文化不断传播,部分西方文化中的缺陷和不足也肆意扩散,成为侵害人们思想的毒瘤。国际化境遇带来了现代性、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竞争意识等各类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和糜烂,极大冲击我国包括集体意识、奉献意识等在内的核心价值观念。西方社会思潮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发展,对于价值体系和选择判断能力不够坚定的青年而言更具威胁性,给青年带来了认同危机。总体而言,各领域的全球化给青年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冲击着传统社会,集中表现为多元与主流的矛盾。
国际化境遇下多元与主流的碰撞产生了被消解的青年。被消解的青年意味着青年对国家认同的消释,这种消解以文化失根为基础。当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不一致、传统文化缺少说服力时,青年本能地寻求外来文化,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容易使青年陷入精神困惑和危机,产生迷惘的一代。青年问题的产生大多源于认同危机,特别是在碰撞中动摇了青年原有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石,只有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字、历史传统、宗教习俗、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认同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自觉政治认同、经济认同。认同危机将使个体产生不确定性,由此引发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表现为对确定性的探索和挣扎过程。传统社会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物理空间移动极小,熟人社会的传统使社交空间也极具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给人带来了安全感,容易使人产生认同。国际化环境中,全球化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这些全新的元素为青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也撼动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在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解体,而个人新的观念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时,变动给青年带来了不安全感,由此催生个体寻求安全感的主观愿望,在探索中青年容易陷入困顿和沉思。认同危机和消解风险表现在青年文化上,体现为青年一代在经济上陷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在政治上怀疑和否定国家、党执政的合法性,在文化上过分迷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到西方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缺少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萌文化、表情包等青年文化的当代呈现形式具有浓重的西化色彩。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也面对着中国和世界的比较,如果没有正确立场和方法,往往会得出模糊甚至错误的结论。缺乏坚定的立场就容易使青年在国际化浪潮中被多元文化消解,身处于国际环境中的青年唯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才能避免消解风险。
经过实际的“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教学使用,这种基于Moodle平台下的探究式学习模式比较适合计算机应用类高等教育课程,通过这种学习模式的构建和使用使学生的主体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使原先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自主探究学习,提高了探究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之间合作学习的氛围也逐渐形成,学习效率有了大幅提高.
全球化时代的青年也有其独特优势,身处于多元环境中更有利于青年分析和批判思维的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在比较中确立的,没有比较而形成的坚定信仰也有可能是一种盲从。国际化境遇中的青年在多样思潮的比较和分析中所确立的国家认同更经得起检验。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浪潮,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的青年都面对着全球化环境中被消解的风险。消解风险的根源不在外,而在内,认同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出现问题,唯有国家实力的增强才能让青年在经济、政治、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侵蚀中不被消解。全球化本身也不是问题所在,青年唯有形成独立和批判思维的能力才能破解消解风险。身处于全球化和多元化浪潮中的青年文化也充满机遇。正如“鲁迅那一代的新文化健将,一方面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排斥,竭尽全力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对国人的思维束缚”[1]。青年在多元文化冲击下逐步确立批判性思维,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进行理性认同和审慎分析。我们相信,拥有足够真理和魅力的中国文化将使青年产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从而为青年文化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本文中数据均采用统计学工具SPSS22.0软件,计量资料为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和患者的疼痛评分,差异比较结果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二、阶层流动:社会变迁境遇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今时今日的互联网是以人设为核心的时代。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互联网时代的人设是指通过包装出来的某种形象,如吃货、好爸爸、国民老公、老干部是互联网中常见的人设。网络环境所具有的碎片化、社群化、实时交互化、视觉化的特点是以人设为核心的明星、网红、意见领袖是人设的外化呈现,直播、微博热搜、短视频是人设的依托载体,佛系、萌文化、丧文化是大众为人设贴上的标签。人设满足了大众对理想化自我的期待,主导网络舆论。大众对明星、意见领袖等人设的肯定也是表达自我意见的一种方式。在自媒体时代,普通大众也通过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媒介经营自己的人设,以满足社交、工作和自我的虚荣心。显而易见的是,人设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并非真实自我的彰显。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为人设与本我的自由切换提供了绝佳平台,频繁的身份切换也将导致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危机和价值观混乱。
颜副院长离开后,护士小刘对刚参加工作的同事小郑说:“说鲁冰莹‘假纯’还真没说错,好多人都知道她与前两任男友都流过产,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阶层流动和社会变迁的积极作用表现为它有利于社会的迭代更新。社会飞速发展产生了青年的群体性焦虑,焦虑既是青年心理健康的阻力,也是青年文化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发挥得当的焦虑心态能鞭策青年学习知识、本领,加速青年成长,进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焦虑心态作用于青年文化所展现出来的“丧”“佛系”“碎片化”等独特呈现方式,体现了青年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色彩,为当代青年文化发展注入了新元素,彰显了青年文化的与众不同。
选取2016年12月—2017年10月本院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PCI手术后合并焦虑情绪患者96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48例,男性25例,女性23例,年龄32~58岁,平均年龄(40.1±7.8)岁,体质量为48~73 kg,平均体质量(51.4±17.3)kg。对照组48例,男性27例,女性21例,年龄33~57岁,平均年龄(38.8±8.1)岁,体质量为46~77 kg,平均体质量(53.7±16.9)kg。本研究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在性别、年龄、平均体质量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三、网络生存:互联网境遇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互联网境遇下的人设与本我、虚幻与现实的矛盾造就了被割裂的青年。在互联网时代,面对西方社会思潮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冲击,青年和青年文化已经表现为一种多元破碎状,急需重整。青年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出现许多矛盾,如青年对追求人生意义的崇高化与现实化的矛盾,爱国与爱党不统一的矛盾,唯物主义信仰与崇拜佛系、网络鸡汤和“转发锦鲤”等迷信活动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出青年的精神世界已经被多元文化割裂,体现了青年精神生活的无序,这些根源于青年理想信念的不坚定。此外,被割裂的青年还表现为缺乏深度。当日常生活被碎片化信息占据后,思维惰性导致思考缺乏整体性、逻辑性、反思性,精神世界的割裂将使青年在面对重要抉择时出现迷茫和跟风倾向,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习近平认为“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2]。互联网境遇逐渐割裂了青年,青年文化急需向深层次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60多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飞速变迁、阶层快速流动。阶层流动使个人看到了通过努力以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极大鼓舞了个体寻求进步的内在动力。但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流动的阻力不断加大,阶层流动与阶层固化的可能性同时并存。在当前社会变迁境遇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加之房价过高等因素的影响,正处于阶层跃迁期的青年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立足于社会,个人必须加速化发展才能赶上历史机遇期,这极大增加了个人的社会生活压力,使青年群体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功利心理和一切“向前看”的求快心理。一切“向钱看”的功利心理表现为财富和社会地位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青年在面对专业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金融、计算机等热门行业,在面对择业和求偶时更看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面对价值两难的选择时更容易步入歧途产生贪污腐败等违法违纪行为,反映出功利主义催生的以物质利益为评判标准的被扭曲的价值观、职业观、爱情观。一切“向前看”的求快心理表现为当代青年是“很拼”的一代。在社会飞速发展环境下,青年希望快速积累财富、获取信息、创造价值,实现阶层跃迁。媒体对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等事件的关注也使青年看到了这种个人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但却使其忽视了个人成长需要一定时间和知识能力的积淀,青年创业的火热正反映出青年的求快心理。这种心理改变了青年对成功的一般认知,将潜移默化影响其对待人生和价值实现的一般态度。同时,青年为充分利用职业发展的黄金时间,也认为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是幸福婚姻的必要保障,所以大多青年开始选择单身或晚婚晚育,催生了青年新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这两种心理的共同作用下,面对求钱和求快无果,一部分不得志的青年被迫成为“蚁族”“蜗居”,一部分产生了对“富二代”“官二代”等的仇富心理,这些功利和求快心态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导致青年犯罪问题出现频率加快,为青年文化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信息时代下,互联网正全方位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世界中最为活跃的一员,他们既深受网络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互联网发展。网络生存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影响着青年文化。当前,网络生存环境的特点表现为:第一,碎片化。从微博体、网络推送文章,到抖音等短视频的流行,以及《欢乐颂》《延禧攻略》等影视剧的火热,都反映出网民更追求简单直白的娱乐内容而非严肃认真的文化作品,更青睐能够在零散时间内享受的快销文化产品而非烧脑剧情。在网络生存环境中,人们为了提高时间利用效率更倾向于利用零散时间获取信息,但长远来看却导致了思维的碎片化,体现出互联网碎片化的特点。第二,社群化。微博、微信、知乎、果壳等以网络社群为载体的媒介平台正络绎不绝地出现,网民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交往需要透过社群平台找到“志同道合”者,极大提高了社交效率。但在网络社群环境中,社群化容易导致在舆情事件爆发后大众由于缺乏正确认识、理性态度、科学判断产生去个性化的盲从心理和行为。社群化也反映在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变迁中,大众期待以网络社群获得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新需求,反映出网络生存环境具有社群化的特点。第三,实时交互化。以直播、弹幕、微博热搜榜为载体,网民追求实时互动,这符合大众对社交需求的渴望和猎奇心理,折射大众无聊的现实生活与空虚的精神世界,反映出网络生存环境越来越追求实时交互性。第四,视觉化。在网络社会中为提高阅读量和点击量,互联网迎合了大脑思维更倾向接受图像而非文字的特点,使生动直观的形象在信息传递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思维抽象化发展注入了惰性。此外,互联网境遇下人人包装自我形象,催生了美拍、真人秀、网红的火热。美拍和美图是大众包装自我的过程,真人秀和网红是大众窥探和觊觎公众人物的过程,这反映出网民在网络生存环境中关注视觉化的“颜值”。大众沉浸于视觉化的形象是用美好的泡沫包装自我、麻醉自我,逃避真实世界。
社会变迁境遇下一切“向前看”和一切“向钱看”的阶层流动现实造就了被焦虑化的青年。快速发展的社会弥漫着竞争气息,青年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中面对生活压力被迫向前走,一种焦虑主义情绪广泛弥散,催生了被焦虑化的青年。这种群体性焦虑对青年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丧文化是青年焦虑心态的直接展现。丧文化以“葛优躺”为展现形式,反映了青年丧失生活目标后呈现的一种广泛弥散的消极颓废心态,表现为青年面对一切事情都陷入悲观和绝望中。“丧”是青年企图用来逃避现实、逃避压力、逃避焦虑的表达方式,丧文化集中反映了青年的群体性焦虑心态,是焦虑心态的直接呈现。佛系是青年焦虑心态的间接展现。佛系表面上体现了青年随遇而安、不争不抢的生活态度,但其实质反映了一种逃避现实、逃避压力、逃避焦虑的消极心态,是青年面对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压力后用以麻痹和缓解焦虑情绪而呈现的一种逃避心理,是青年群体性焦虑的间接呈现。碎片化是青年焦虑心态的呈现形式。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既体现了青年化整为零的学习能力,也反映青年在知识爆炸时代对信息的焦虑,他们恐惧于在信息获取速度上丧失主动权而使空余时间被分割化,是青年焦虑心态的呈现形式。
青年在网络生存中遭遇的如此境遇也具有积极的一面。互联网为青年文化的表达提供了更加便捷和快速的渠道,有利于青年文化顺畅发展。此外,在互联网时代,同样具有碎片化、社群化、及时性与互动化、视觉化特点的知识付费与文化节目也异常火热,如以“好好说话”“逻辑思维”为代表的知识付费节目和以《朗读者》《中国诗词待会》为代表的电视文化节目。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能满足大众快速学习的需要,有助于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但不可否认,这些节目迎合了大众对知识的焦虑性需求,其本质依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标准化产品,仅能带来有限的知识与文化,不利于青年文化长远健康发展。
四、独生子女:家庭境遇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家庭、社会、学校是青年成长的三大主要环境,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个人成长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境遇对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分析家庭结构对青年和青年文化的影响,可以将家庭境遇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父母缺失型家庭,主要表现为因父母离异而产生缺失的单亲家庭和因父母外出务工而产生缺失的留守儿童家庭。家庭教育主要通过父母进行,调查显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缺少父母关爱可能产生的隐患有异常情感代偿、亲情淡漠、错乱的亲子关系认知、安全感匮乏下的人际信任之困、理想信念模糊、不良行为习惯[3]。相似的,这些问题也存在于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子女中。总体而言,家庭教育的缺位主要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两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在心理上表现为孤僻冷漠和自我中心,在行为习惯上表现为容易养成不良习惯。第二类是同辈群体缺失型,主要表现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由于在成长中缺少兄弟姐妹,与同辈群体的互动较少,大多自我意识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减弱,表现为有一定的自我为中心倾向[4]。当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寻求摆脱父母束缚以获得自由时,同辈群体由于在年龄层次、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文化基础等方面的相似性,更易给予青年群体归属感。同辈群体的交流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一方面提供了多元价值观念,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基于其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带有差异性,同辈青年在交往中容易在对他人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产生了多元化的交流方式,借助互联网媒介沟通,同辈群体拥有了更为便捷的交往方式,碎片化、萌文化、表情包、丧文化都是基于青年群体的交往和交流而逐步产生和流行的。
家庭境遇下父母和同辈群体关怀的缺失产生了被冷落的青年。无论是父母缺失还是同辈群体缺失,其本质都是让正处于成长环境中的青年缺少了感受爱的渠道,遭受了被冷落的境遇。被冷落的青年由于成长环境中缺少亲情的关爱,更容易出现人格障碍和犯罪行为,以博取关注、填补情感空缺。情感关怀是与认知教育相对的,通过态度、情绪、信念影响个体,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层面,进而影响其品德和行为表现。情感关怀是人的社会化成长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使个体意识到人与人的互动所能产生的奇妙火花,缺少情感关怀容易让个体陷入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和人际交往能力。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离婚率普遍提升,加之独生子女政策一定程度的影响,青年群体普遍在成长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缺失,这表现在青年文化上体现为青年在交流和交往中倾向独处,在处理与他人和社会国家关系上以我为本。缺少情感关怀的青年由于缺乏对爱的感知容易陷入“爱无能”的境遇,对于亲情之爱、友情之爱、恋人之爱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青年使得青年文化在发展上存在一定的个人主义、狭隘眼界、急功近利趋势,一切围绕个人利益而算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学校园中不占少数,当下青年文化的发展更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
家庭成长环境中父母和同辈群体一定程度的缺失都不利于子女成长,反之,健康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青年文化的正向化发展。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父母能够给予青年足够的关爱,有助于个人健全人格和优良品格的形成,能有效提升学习能力、减少青年偏差行为。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的学业能力高于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5]。父母和同辈群体的积极作用能够促进个体更好实现社会化,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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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艳.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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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9)01-0085-05
DOI: 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15
[收稿日期] 2018-10-25
*[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青年文化景观及引导研究”(18FKS018)
[作者简介] 刘妍(1994— ),女,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引用格式] 刘妍.青年文化发展的时代境遇[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85-89.
[责任编辑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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