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家思维方式的思考——兼谈唯物史观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史家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039(2002)02-0018-06
作为历史学家，是以连续的、多样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审视研究对象，还是以割裂 的、单一的、孤立的思维方式去审视研究对象，这是个老课题，在中国史学界似乎早就 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是口头表态，百分之百的史家会赞成前者，但运用于历 史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或对一些史家研究实践的评估上就大相径庭了。
历史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样，她的走势和命运，除取决于学科因素、社会因 素外，还有史学家的自身因素。其中史家的思维方式尤为重要。如果史家的思维方式不 贴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能以连续的、多样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和善待 史学，就很难对中国传统史学和20世纪史学做出科学评价，也很难对21世纪史学走向做 出科学预测，甚而影响史学的健康发展。本文拟结合史学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对史学 家的思维方式及其有关问题谈点皮相之见。
历史学在连续中创新
创新，是历史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原动力，是每位历史学人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没有 创新，既使著作等身，对学术市场来说，带来的只是虚假繁荣，而无实际学术意义。
所谓创新，对历史学而言，很难下个科学的定义。但其表征约有三条：一是讲前人之 未讲，发前人之未发。二是对前人讲过的或拾遗补缺，或勘误纠谬，或发展提升。三是 对前人于同一课题的零散、部分研究成果加以综合，使其更加系统和全面。如果史学同 仁能认同史学创新这三条标志，我们是否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创新”离不开“前人 ”，也就是说要在前人科研基础上才能创新。
中国历史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史家辈出，群星璀璨。举其要者 ：司马迁、陈寿、范晔、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 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他们是我辈的前人，是难以数计的学术前人的杰 出代表。是他们创造性的学术实践先后创建了中国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 义史学。今天，我辈置身新世纪之初，生活在改革开放所开创的中国新史学的伊始，面 对的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学术思潮等，同前人相较已截然不同。体现在学术实践上， 许多学者贡献出的科研成果，从选题到立论、话语乃至研究法均别开生面，大有同西方 史学“接轨”之势。如此亮丽的学术景观，哪怕个别镜头有些惹眼，少数声调有些刺耳 ，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总体上是中国史学在进行伟大的变革，是在冲击世界史坛， 应该为之喝彩。
问题是改革开放哺育的新史学应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笔者拟把新时期以前三大阶段的史 学统统归为“传统史学”)，是把传统看作包袱而另立炉灶，效法“西学”模样前行， 还是把传统视为资源，而发掘利用、承继前行呢?在我看来，这是摆在中国史学界面前 的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解决的好坏，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前途和命运，关 系到她在世界史坛上的形象和地位。因此，我们切不可再犯熊瞎子掰苞米的错误，更不 该沾染“得新忘旧”的恶习，而应该将刚刚起步的新史学牢牢扎根于传统史学的土壤之 上，再充分借鉴和吸纳西方史学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创新 离不开传统，离开传统不会有创新。稍加留意一些大师的学术经历，他们的杰出创造无 不是以其对传统的广博和深刻的把握作为基石的，其创造均由传统蜕变衍化而来。中国 封建史学的鼻祖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也并非是他独创，而是对前人的创造进行了再创 造。章学诚对《史记》结构来源做了精心的考察，他认为，司马迁据古《禹本纪》而作 本纪，效《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八书，仿周王谱牒作十表，依古《世 本》作列传等。司马迁尊重传统，但不是照搬因袭，而是天才地将前人成果融为一体， 开创出被史家誉为“信史家之极则”的纪传体。对此，赵翼有段精彩的概括：“司马迁 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廿二史札记》卷1)。经典作家在考察人民创造历 史的经验教训之后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条件下的创造。”
为什么必须承继传统才能创新呢?首要一条，是史学研究程序决定的，也是创新的三条 标志所要求的。不知前人研究过哪些、研究到什么程度，就随心所欲地确立选题，你投 入的精力再多，成果再优秀，到头来，只好讨个“炒冷饭”的评语，自然所耗费的功是 无用功了。其次，是史学基本功能决定的。历史科学最基本的功能为两条，一是“复原 历史”，让今人知道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二是“阐释历史”，让今人知道为什么是那 样。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这两个功能均有良好的发挥。但最佳的是前者。从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传统史学就是一部考据学，历代史家创造、运用历史考据法对若干历史时段、 事件、人物及典章制度等做了精辟考证，取得了逼近历史真实的成效。由于中国历史悠 久，问题包罗万象，尚有重重历史疑团，况且历史不断向前延伸，新问题又不断出现， 所以，弄清史实、复原历史本来面貌是历史学的永恒主题。自然，传统考据学就不该刀 枪入库，马放南山，而应该是伴随历史学的延伸而不停地向前。当然，对传统考据法的 承继不应当是因循不变，我们还应借鉴西方考据学的长处，再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使其 更加完善和科学。
强调承继传统，还有一条原因，那就是中国几代史学家，锐意追求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跻身于世界史坛。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具备多种因素。就学术因素而言，我们的学术 观点、研究方法、学术风格必须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史” 、“论”结合研究，或作为史学理论，或作为史学思想，或作为史学方法，在传统史学 中有明显特色，“太史公曰”、“臣光曰”、“赞曰”是史论结合的早期形式。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使史与论在互动中结合起来，开辟了中 国史学研究新局面，形成了同西方各学派迥然不同的中国唯物史观学派。继续在“史” 与“论”两个层面上深入开拓，有机地、科学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去揭示历史面貌、阐 释历史内在发展规律，将使中国史学以独特的形象雄踞于世界史坛。
也许有人会问，你如此强调“承继传统”，是不是在排斥西方史学呢?不是。如果说， 历史学离开传统不能创新，我同时也认为，离开西方史学也不能创新。改革创新要有参 照系。建立在高度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史学范型，确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如果 我们能选好“拿来”、吸纳，会大大提高史学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在传统和西学的关系 上，既要反对数典忘祖，也要反对尊祖排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好。
历史学在多样中激活
江泽民说：“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这是在宏观上讲多样性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而延伸至人类文明各微观领域， 多样性的作用也是如此。多样性利于比较和选择，利于引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利于激活 心智和心力，利于相互碰撞和竞争。没有碰撞就没有火花，没有竞争就没有激活和发展 的动力。历史事实证明，在学术实践的进程中，什么时候呈现多样化的局面，也就是毛 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什么时候学术就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什么时候独家 垄断，“一花独放”，什么时候就万马齐喑，衰败萧条。这是一个为无数事实所证明的 学术发展态势定律。翻开中国建国以来的史学史，清晰现出“U”字型发展景观就是佐 证。谭其骧、戴逸两位先生各有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谨抄录于下。谭先生说：“ 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试图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 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一系列的讨 论，……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政治运动进入了学术 领域，展开了批判运动。二十多年内，从评价武训这一历史人物、批胡适、批‘右派’ 一直到所谓‘批孔批儒’，不断地、大规模地全面展开。手头有一部1975年出版、搜集 到1974年底的古代史论文索引，根据这本索引，从1955年到1974年二十年间，全国主要 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批判文章约计共有二千篇之多。……‘四人帮’时搞所谓‘批孔’ 、‘批儒’、批《水浒》，弄得全国报章杂志一时全都是这种文章。据统计，1975年一 年内批《水浒》的文章竟多达441篇。……试回顾那几年里，史学界有什么可读的文章 ，有什么成果而言?”这是谭先生用白描手法把1949年—1979年30年间中国史学发展情 形做了客观展现。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现在，中国史学又如何呢?戴逸先生描述说 ：“中国历史学经历了十年浩劫，从一片文化废墟中走出来，经过拨乱反正，……教条 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纠正，研究禁区被冲破，外国史学理论大量引进，各种学术意见 ，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和体裁的史书络绎出版。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累计 出版的史学著作、回忆录、地方史、资料集二万多种，各类史学文章不下二十万篇。研 究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两位史家把建国50余年的史学历程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地划 为三段：前10年(一般称17年)，“双百”方针基本得到贯彻，学者们积极运用马列理论 ，对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研讨，使史学界“一片欣欣向荣”。中间20年(包括“文 革”10年)，教条主义猖獗，只讲阶级斗争，只讲农民战争，桎梏了学者们的手脚，使 历史学衰落到谷底，“无文章可读”，“无成果可言”。后20年，教条主义基本上得到 纠正，简单化、公式化被多样化所取代，中国史学生机勃勃，史学研究“长足进展”。 很明显，这50年历史学发展过程出现高、低、高的背后是“多样化”或“简单化”在起 重要作用。如果再深入研究，还会发现，低谷两边的高度有轩轾之分，前段高度大大逊 于后段。因为前10年，政治化倾向和阶级斗争史观已浓重的侵蚀了史学研究领域，史学 研究的开放性、史家研究的创造性都受到制约和局限，自然限制史学研究的攀升高度。 而后段，国家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为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史观独步史坛局面结束了， 多样化受到保护和提倡，因此，史学研究攀上了新高。这进一步说明，多样化的力度和 史学繁荣的程度，二者不是相悖，而是成正比。
还有，把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同西方史学相比较，亦可看出多样性对史学发展产生的效 力。朱本源先生多篇关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研究的文章，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 的论述。他说，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中国传统史学(指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以前 的史学)不仅在历史编纂方面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 方近代历史思维之处”。对孔子的思想和理论，西方史学亦有较高的评价，就连科学界 的精英——诺贝尔奖得主们，在1988年1月于巴黎发表的宣言中都指出：“如果人类要 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然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看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历 史编纂学和史学理论诸方面至少是不逊于西方史学，甚而有领先之处。中西史学明显拉 大差距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
20世纪中叶，世界形势急遽变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国际史学也随之进入一个空前的变 革时代。就西方史学来说，为适应现代化和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开始“重新定向”。无 论史学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都以全新的姿态取代了传统史学的固有结构。比较史 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研究领域和方法，动摇了传统史学 把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富有学派传统的西方史学，进入新时 期后，各学派更加活跃。诸如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社会科学史学派、新经济史学 派、新政治史学派等，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就是这些多姿多彩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以 及五花八门的学术派别和史学观点，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史学的繁荣。
正值西方史学进入五彩斑斓的新史学之时，中国的教条主义却日甚一日，简单化、公 式化不断膨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到60年代中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搞 就是10年。漫长且残酷的文化浩劫，不仅使中国历史学跟不上国际史学“重新定向”的 步伐，而且使传统史学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史就剩下一部 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儒法斗争史的躯壳了。当时史学界万马齐喑，中国史学滞后 了，恰如有的学者所言：“如同在经济上失去了20年一样，在史学上也失去了20年。” 从中西史学发展进程粗略比较看，多样性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史学研究要真正开创多样化的学术局面，除学者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自我创 造外，还要敢于引进、敢于“拿来”，这是推动中国史学研究迅速进入“快车道”的最 佳途径。也正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史学大门打开了，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相继涌入，使中 国传统史学吸纳了新鲜东西而开启了新史学的帷幕，从发展势头看，中国新史学正紧随 国际史学的大潮阔步向前。在此形势面前，有的同志担心多样化会导致西化，导致唯物 史观遭到淡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
第一，唯物史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经典作家经过“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从“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中，从全部社会现象和整个人 类发展史中概括出来的基本规律。中外史学家把这些原理同各自研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取得大量科研成果。郭沫若以唯物史观指导古史研究，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 书，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尔后，一代又一代史家运用唯物史观于自己的研究领 域，取得了不少成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在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中占有相当“份额”。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事历史研究”，并成为当代西方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鼎立的三 大史学流派之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是生活在与之相对抗的资本主义世界里 。在资本主义史学各流派的挑战和影响面前，都没有被“西化”，更没有被吞食掉，仍 有自己的阵地和成果。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家用唯 物史观研究历史是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的。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那样环境里 都没有被其他学派同化，中国史家身处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得天独厚的环境里又 怎么可能轻易被西化呢?我是个乐观派，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没有被武力征服过，同样 也不会被西方史学思潮所征服。更深层的原因，是唯物史观的力量不是缘于强大的政治 ，而是自身的科学力量和真理的力量!
当然，唯物史观还须发展与完善。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会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 善。过去，一些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出现了一些偏差，究其主要原因不在唯物史观本身， 而是那个政治偏激的年代，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意所致；还有的是属于个别专家在运用唯 物史观去生硬地剪裁史实而造成的。这些是容易克服和纠正的，不会影响唯物史观的生 命力。
第二，仔细研究西方五光十色的史学思潮，确有它的可取之处，但它远不具备西化中 国史学的理论能力。比如，为开创西方新史学作出贡献的德国史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在 《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过“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法国年鉴学派 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他《为历史而战斗》的一书中说，“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 ，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英国现代史家柯林武德主张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意大利史家贝尼提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等等。客观地说，乍一触及这些思想，我非常佩服西方史家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敢于 标新立异。这些思想给人们揭示历史或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立论过于偏激，缺乏唯物史观的厚重感、深邃感及普遍 意义的理论品格。因此，我想说，让对历史有一定研究并有自己观点的中国史学家群体 ，全盘接受西方史家观点难矣!至于西方新史学为适应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 拓展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对于后现代化国家的史学来说，借鉴的越多越好，多多益 善。尽管如此，也不存在西化问题。因此，西方的叙述法、总体研究法、心理研究法、 计量研究法等等，会为我所用，但绝不会取代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千锤百炼的考据法。
历史学在辩证中发展
审视以往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会明显发现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取向上，经常看到的不 是取长补短、共存共荣，而是非此即彼、非优即劣的现象。诸如：
传统史学的研究主流是政治史和“精英人物”，此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被一些史家称 之为“从上往下看”。而笃信新史学的一些史家，认为“从上往下看”不妥，应该“从 下往上看”，应着重研究人民史、乡村史。
近年来，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也成了“热门话题”，史学家、出版商蜂拥而上，一时 间，文化史和社会史著作风靡图书市场。而政治史和开国初讨论的“五朵金花”似乎成 为“昔日黄花”，门庭冷落，少人问津。
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在以往的史学界，孰轻孰重无明显差异。新史学运作后，宏观史 学行情不看好，而微观史学日益受宠。特别是强调跨学科研究后，史学研究更加“碎化 ”、“细化”的势头令众多史家惊讶。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现实因素和史学研究自身规 律在起作用，但同史家思维深层缺乏唯物辩证法不无关系。辩证法的绝对要求，要相对 地看问题，不要绝对地看问题。世上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一种只有利没有弊的方法。 只有采用综合方法才能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目的。研究历史更不可偏离这一辩证的思维 方式。
历史是复杂的，不从多层面进行透析，很难认识她的全貌。比如研究一个王朝的兴衰 ，史家的眼睛往往首先会盯在统治阶级的核心层和精英层。因为在高度专制的社会里， 人民没有参政议政权，关乎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各项决策都操在最高统治者和少数精英手 里。所以，要搞清这个王朝何以兴、何以亡时，不“从上往下看”能行吗?不研究政治 史行吗?只要历史学“垂训”、“资治”的功能不被泯灭，史家就绕不开王朝史和政治 史的研究。我们如此，西方新史学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史学界大破王朝史体 系之时，西方新史学的代表英国史学界却开始编纂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这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王朝史。西方传统史学的核心也是政治史和精英人物。新史学出现后，政治 史一度受到冷落，而现在政治史、事件史的研究在法国又趋活跃。至于宏观史学问题更 好理解，如果我们的史学成果都属于“细化”、“碎化”范畴，没有宏观的论述，人们 读史就像坠入云雾山中，看不清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内在规律，这样的历史学也就失去了 它的根本价值。
同时，史学研究只“从上往下看”也不行，因为只研究上层，对“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人民层就忽视了。人民层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向前的主体，而他们的言行、业绩 在传统史学中又鲜有记载，所以，近年来，中外一些史家强调史学研究要“从下往上看 ”，努力发掘新史料，撰写“人民史”、“乡村史”、“社区史”等，这是修补传统史 学中残缺的主要层面，从而保证历史学研究的完整性。同样，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结 构中，均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大板块构成，这四大块相互作用，左右历史进程 ；对史学研究来说，则难分轻重。只是现实的需求，或因几位史学大家的治学旨趣和炒 作，出现一冷一热、冷热交替的研究状态。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在描述西方新 史学的研究历程时说：“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史、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 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 、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因为 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西方新 史学的实践也证明，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没有久冷不热或久热不冷的地带。此地带经 过一段时间的热烈开垦，到了该说的说了，该写的写了，再无“下镐”之处时，自然移 到另一地段。于是此段热起来，前段暂时就冷下来。在垦殖新地时，可能又发现了新的 问题和方法，于是又回到前一地带。这个循环往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和轮换，而是在新的 意义上重复和提升。至于新史学研究出现“碎化”、“细化”的倾向，亦不必指责。中 国历史卷帙太浩繁了，研究者对其研究时，不把它加以切割，进行专题和细微的研究， 要搞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不可思议的。不建筑在“碎化”、“细化”基础上的宏观史学 ，难以对历史做出科学的概括。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在史学研究的天平上，该是“平等 ”的。
庞朴先生在总结开国后30年间中国史学界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总体态势时 说：“这三十多年里，我国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于自己的园地，解决了很多 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进行了很好的争论。这些争论，有的几经 交锋，已经解决和基本解决了；有的一波三折，在平息多年之后忽又惊涛拍岸。有各执 一说，迄无定论者；也有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旧的争论不时会生发出新的争论来； 新的课题有时又常引导人们返回老的课题去。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莺燕声声俏，好一 派宜人景象。”庞朴先生以宽阔的胸怀、深邃的眼光对史学界在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一 波三折”、“惊涛拍岸”、“各执一说”、“相互补充”以及新老课题相互交替的景象 ，给予高度的赞许和讴歌，认为这是“一派宜人景象”。我深信，21世纪的中国史学， 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里，一些史家非此即彼、不是就非的二极思维方式会日趋淡化， 各有所长、相互沟通、取长补短的辩证思维方式将成为“主旋律”。21世纪中国史学的 “宜人景象”和学术景观将会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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