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厂 先治党——关于“穷庙富方丈”现象的剖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厂论文,方丈论文,治党论文,现象论文,穷庙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象：沉甸甸的数据
这是一组沉甸甸的、令人警醒的数据。沈阳市城市调查队曾对100名厂长作过调查，结果发现有70%的厂长上任后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
有关部门曾对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60%是来自企业的公款消费。古城西安曾经爆出一条新闻：陕西盛唐皇宫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推出全新的一项旅游项目——“请您当皇帝”。全套15项内容历时8小时，价格为5000元。“首任皇帝”以竞价方式拍卖，西安市某亏损企业的经理不惜重金，竟以68888元的报价力挫群雄，当选为“开国皇帝”。
陕西省咸阳市近3年查处的32件大案要案中，涉及企业“一把手”的案件占60.2%。1994年1月至1995年10月，重庆市立案查处的发生在国有、集体企业中的各类经济罪案574件，占经济案件立案总数的52.2%，其中，厂长经理犯罪的有251人，占企业经济案犯人数的34.7%。
江苏省无锡市去年共查处“穷庙富方丈”案件52件56人，其中厂长经理41人，占73%。该省江阴市去年8月组成29支“联合部队”，深入33家非正常亏损企业“剖亏”，集中火力向“穷庙富方丈”发起了总攻。两个月时间，就从“穷庙”里逮捕了33名“富方丈”，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860万元。
原广东省天龙集团公司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总经理谢鹤亭在任职期间却先后31次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挪用公款1023万港元，成为广东省查处的个人犯罪数额最大的一宗贪污案。
原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擅自把企业公款转移到境外，在菲律宾注册了一个年收入1000万美元的私人发电厂，使一个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陷入难以发展的困境。
原湖南电视机厂厂长、党委书记张绪泉，在任职期间毫无顾忌地大肆侵吞公款，贪污、受贿金额达40多万元，使湖南电视机厂由原来的利税大户陷入严重亏损、举步维艰的境地。
原安徽省淮南蓄电池总厂是一个盈利企业，厂长刘玉振不择手段，大肆贪污，侵吞公款44万元，把一个前景看好的企业蛀成“空壳”，亏损637万元。1996年8月19日，300多愤怒的职工把刘玉振团团围住，逼他交出“本田”轿车钥匙，并集体签名要求罢免其厂长的职务。
剖析：党的领导削弱
“穷庙富方丈”现象，似一记重锤敲击在人们心上。那么，“方丈”们又是在怎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富”起来的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峻思索。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从主观上讲，是“方丈”们在拜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不注重思想改造，唯利是图。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无论何时，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自觉地学好法、守好规。原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和原湖南电视机厂党委书记、厂长张绪泉曾被认为是“工作表现和品行都不错的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也采取过一些积极有效的防范保护措施。但随着职务的升迁和受腐朽思想的影响，他们逐步放松思想改造，个人欲望恶性膨胀，大肆侵吞国家、集体资财，晚节不守，行将退休之际毁了自己。事实再一次告诫我们，党员干部包括企业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如果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经不起考验，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以致身败名裂。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从客观上讲，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在对待企业发展与廉政建设相互关系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有重要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认为经济效益是硬指标，抓党的建设、抓廉政建设、抓精神文明建设是软指标，因而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还有少数干部认为企业里反腐败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束缚厂长经理的手脚，吓跑外地客户，从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对企业经营者只讲松绑放权，不讲纪律约束，甚至出现“经济要上，纪律要让”的错误观念，把企业发展和纪律约束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并认为搞“回扣”、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是业务的需要。对那些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企业，政策是网开一面。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行动上的茫然和失误，企业成了反腐败的“避风港”。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还有一条极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和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作用。一些亏损企业的重大决策很不规范，厂长不向党委报告工作，长期不召开职代会。被300多名职工“轰”下台的原安徽淮南蓄电池厂厂长刘玉振，身为预备党员尚未转正，却凌驾于厂党委之上。一次，厂党委按照上级要求物色了一位厂党委副书记人选，刘知道后坚决反对，局领导出面做工作也无济于事。更为荒唐的是，1996年3月，刘玉振竟在厂长办公会上擅自决定提拔一位“心腹”为分厂党总支书记。在财务开支方面，刘玉振 手遮天，大搞一言堂，他不经过任何会议讨论，就在会上宣布自己月工资1200元，副职800元—1000元，党委书记700元，普通工人仅200元。厂中层干部的工资也由他信口敲定，张三300、李四400，随心所欲。由于厂领导和工人工资悬殊过大，一些群众提意见说，蓄电池总厂“活是工人干，钱是干部拿”。疯狂的刘玉振闻知这一反映，竟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破口大骂：“我要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就把他踩在脚下，将他骨髓抽出来。”为此，群众背下都称他是“文盲、法盲加流氓”的厂长。
对策：要治厂先治党
剖析“穷庙富方丈”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条结论：要治厂，先治党！
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领导的措施。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为了保证党组织在亏损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必须坚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途径。其目的在于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正确贯彻执行，支持和帮助厂长（经理）、董事会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避免和减少失误。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重大问题，主要是：经营方针、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方案；财务预决算、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和奖惩；企业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厂长（经理）、董事会在对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听取、尊重党委的意见；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应向党委通报。当党组织发现重大问题决策脱离实际，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应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纠正，党组织要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认真选拔好亏损企业的“当家人”。一位中央领导说过“搞好一个企业，仅靠厂长经理一人的能力是不够的，但搞垮一个企业，有一个厂长经理就足够了”。这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所以，如何配备好亏损企业的“当家人”，是摆在各级干部部门和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人云：“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最近，中组部、国家经贸委等四部委发出了关于做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经考核不胜任、不称职的，要降职、免职；对相形见绌的，要作适当调整；对因独断专行导致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处理；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肆意挥霍和侵吞国家资财的，要坚决查处。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部门在选拔企业“当家人”时，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不为某种假象所迷惑，把真正德才兼备者选拔到企业的领导班子上来。
——严格执纪，严肃查处“富方丈”。国家统计局对8省市256家亏损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的众多亏损企业中，真正因政策性亏损的不超过10%，80%以上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和厂领导的“败家”造成的。因此，不把“穷庙”里的“富方丈”们挖出来，国有企业这棵大树就永远长不好。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亏损企业的“方丈”们，一旦自己的腰包鼓足之后，或感觉到再在该企业呆不下去了，或无多少油水可捞，往往是一走之了，或得到高升，或易厂做官，并未得到应有惩处。这也正是广大职工最为不满意的地方。因此，各地监察、审计等部门，对那些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的企业，要认真查找违纪违法线索，加大查案力度。不少地方已经这么做了，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不少“富方丈”落马，亏损企业得以起死回生，重新焕发生机。
——加强监督，遏制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被中外历史所一再证明的真理。那么，怎样对厂长经理实行有效监督呢？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职工参与企业内部民主监督，同时，要加强立法监督，即在法律上制定相应规范，以保证厂长经理不滥用职权。辽宁的几十位代表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曾联名提案，建议对厂长经理实行任期立法审计；厂长经理离职时，进行离职审计。这样做，既有利于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明确厂长经理任期内的经济责任，也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厂长经理的业绩，从而为发现、考核和使用干部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制定具体措施，遏制亏损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山东淄博市委、市政府为了解决企业的“穷庙富方丈”问题，前不久作出规定：企业扭亏前一律不准购轿车；不准乘坐豪华轿车；不准盖办公楼；不准装修办公室；不准进行高档娱乐消费；不准搞各种各目的公费旅游。有违反者，一经发现，严肃查处。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一些亏损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的回升，职工的思想得到了稳定。
只要我们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穷庙富方丈”现象是一定能够得到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