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公”“私”互动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互动论文,藏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25X（1999）06—0011—04
中国藏书的历史渊远流长，它始终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公藏与私藏。中国公藏的出现略早于私藏，《尚书·多士》曰：“维殷先人，有册有典。”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商简等实物对此言加以证实，但《史记》上所言：“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却是有据可查。据此可推论，中国公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而私藏则略晚于公藏，《庄子·天下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公元前370—310）为战国时期哲学家，先秦学派成员。可见，无论公藏抑或私藏，都向世人昭示了中国藏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一中华文明灿烂之实。
中国藏书史上的“公”“私”藏的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交织的状态，这种互动状态贯穿了整个中国藏书历史的长河。
1 公藏——私藏的“催化剂”
所谓“催化”，是指公藏对私藏态势所产生的影响。藏书态势包括藏书家及藏书数量、种类及形式等等。中国藏书史上公藏对私藏态势的影响尽管多表现为潜移默化的、无形的、不自觉的，但这种影响却最终导致私藏态势向不同方向运动，而这种运动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无不以公藏影响角度的不同而不同。从历史时空段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今私家藏书的轨迹中。有两组对比差异十分明显的态势存在：古代藏书家数量少但私藏量大，今日藏书家数量多私藏书量小；古代私家藏书几乎皆为杂藏，而今日私家藏书则趋向专藏。古今私家藏书领域中显现出的这两种不同态势，绝不是什么其自身历史发展之必然，甚至不能纳入“规律”之范畴，导致这种态势出现的动因正是公藏的影响。
1.1 古代—公藏的稀少与封闭，促使了私藏的发展
整个古代，虽然历经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加之天灾人祸，公藏屡遭劫难，但从总体上看，其数量仍呈发展趋势。据史料不完全统计，西汉公藏33090卷，东汉扩大三倍，西晋29945卷，南朝宋15704卷， 南朝齐18010卷，南朝梁14万多卷，隋37万卷， 唐82384 卷， 北宋6705 部73877卷，南宋2819部119972卷，明代仅文渊阁就藏书2万余种近百万卷，清代仅据《四库全书》所载就有10254种172860 卷。
古代公藏有两个极其明显的特点：其一，藏书集中。明清以前的各代公藏，主要集中于皇宫。如秦代藏于咸阳宫，西汉藏于石梁阁、天禄阁、麒麟阁及兰台，东汉藏于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宣明殿等处，魏藏于秘书、中、外三阁，晋藏于秘阁、兰台、崇文院、石渠阁，隋藏于东都洛阳宫内观文殿，唐藏于弘文馆、史馆集贤书院，北宋藏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与秘阁。直至明清之际，地方政府才逐渐有了藏书之所。其二，封闭管理。古代公藏多处于封闭状态，历代王朝无不将图书藏之深宫，勿现于人。如汉代国家藏书，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员，他人未经皇帝恩准，不得私借、抄录，否则问罪。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太常苏昌因将宫廷藏书私借大司马霍山抄录而丢了乌纱帽。其律令之严，甚至连皇亲国戚也难“网开一面”，如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却被拒之门外。
古代公藏的这两大特点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整个国家除了皇帝及极少数官员，其他文武百官、文人墨客及平民大众要想读书，唯有“自谋生路”，或买、或抄。这种态势从隋唐开始变得十分明显。隋唐之际科举制度的建立为读书人广开了入仕之门，然而，入仕须榜上有名，榜上有名须苦读书，而读书须拥有书。于是乎，在公藏封闭的状态下，读书人买书抄书之风越演越烈。加之大多数惜书如命的读书人或为减少入仕的竞争对手，或惧怕失而不得，故对所拥有的书秘而不宣，闭门读之。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买书抄书之风。久而久之，聚少成多，由此，藏书家群体便应运而生。此外，由于出版物相对较少，而藏书者日见其多，故在唯恐有所疏漏心理的支配下，各藏书家无不广为搜罗，甚至到了“来者不拒”的地步。这种收藏方式最终导致了古代私家杂藏格局的形成，且藏书规模极易膨胀，如东汉蔡邕，“蔡邕有书万卷，载数车与王粲。”其藏书量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家藏书的十分之一。
由上可见公藏对私藏的左右程度。今日有研究者认为，古代藏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读出来的，而非是藏出来的。此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再往深层次探讨，似乎可以得出又一个结论，即古代藏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读出来的，但却又是在一定程度上给逼出来的。逼者，公藏也。这里之所以用“一定程度”，而非“全部”，是因为我们并不否认这其中有嗜书如命的致力藏书者，但他们毕竟不可能占据古代藏书家之全部。事实上，我们不妨从相反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如果古代的公藏从一开始就呈开放状态，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古代私家藏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发展，都不可能达到当时的规模。
上述结论绝非笔者主观臆想，其实，我们只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当代私家藏书在公藏影响下的态势走向，那么对上述结论便会释然了。
1.2当代—公藏的丰富与开放，调节了私藏的发展
从理论上而言，当代私家藏书无论是种类抑或数量都应使古代私家藏书“望尘莫及”。因为当代私家藏书具备了三个有利条件：其一，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对知识的追求较之古代更为强烈，其兴趣更为广泛；其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水平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难以相提并论的；其三，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出版物种类数量年年攀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古代藏书家中，“万卷户”、“十万卷户”可信手拈来，而今日私家藏书千册已被视为“藏书丰富”，藏书五千，就有了上媒体的资本，藏书万册已属稀罕，至于藏书十万者，却少有所闻。此外。今日私家藏书的格局则不同于古代的“杂藏”，而是追求“少而精”，即日趋单一，向“专藏化”发展。
当代私家藏书态势的“奇怪”变化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公藏，即图书馆藏书使然。
当代公藏所显现出的是两个与古代公藏截然相反的特点：其一，藏量大，馆数多。如今图书馆可谓星罗棋布。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县以上公共馆已达2512个，高校馆1057 个。 科技图书馆4500 ， 工会图书馆1965554个。这其中尚不包括大量的中小学图书馆、少儿图书馆、 部队图书馆、 汽车图书馆等。 至于藏书量更是令历代公藏望尘莫及，仅至1997年，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就达3.7亿册。其二，全面开放。 如今的公藏机构已不再仅仅是藏书之地，更是传播信息之处，大众读书、借书之所。其散布点之密，辐射面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的。
为此，广大藏书者不再有必要去为喜欢或需要的书而解囊，也就不再有必要去为一时之需的书而破费。因为所有这些需求，大多能在图书馆得到满足。面对这种公藏效应，藏书家只须专藏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或精品，或有兴趣的，或有保存意义的，或常使用的。这种藏书方式显然是以少而精为特点的，而不可能达到庞而杂的地步。
至此，我们似乎不难看出，在公私藏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公藏对私藏的影响事实上是极其明显的。
2 私藏——公藏的源泉与动力
书史上向有“书厄”之说，正如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中所言：“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整个封建社会，历经政权更迭、改朝换代，其间无不以兵荒马乱、刀光剑影充之。从某一角度而言，每一次战祸，每一次攻城掠地，可用“毁灭”述之者，既非将士百姓，亦非皇城宫阙，而是国家藏书，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期——汉唐之际国家藏书的命运，便可知何为“书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全国焚书， 将史官所藏不属于秦国所记的书尽焚之。
公元前207年，项羽纵火咸阳，三月不熄，秦宫藏书，片纸不留。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长安纵火，宫廷藏书，化为灰烬。
东汉末年，董卓逼帝迁都，皇家藏书一路散失，至长安，又遇战乱，余者丧失殆尽。
公元555年，梁亡之际，元帝下令将全部国家藏书付之一炬。
公元622年，唐平王世充将隋藏书37 万卷书籍中之大部浮舟自洛阳而长安，途中尽覆于底柱之流。
唐贞观开元，两都藏书七万余卷，“因禄山之乱，尽简不藏。”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即历代公藏屡屡毁灭，又屡屡振兴，其书何处而来？一言蔽之，来自私家藏书。因为书自作坊产出，自书肆流出，去向最广者乃是民间。而任何一次战乱，任其再残酷，私人藏书总是不可能被根绝，藏书家会用各种方式将藏书保存下来，或藏于山中，或埋于地下，或砌于壁中。据史书记载，秦皇焚书时，山东一个叫伏生的博士，将《尚书》藏于墙壁中，至汉武帝时才被取出；而孔子九世孙鲋则将《尚书》、《论语》、《教经》等书密藏于孔子宅壁中，直至汉武帝末年才被发现。可见，尽管皇城攻陷，藏书尽毁，但公藏并不因此而绝迹于人间，因为还有私家藏书可使其迅速复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私藏无疑是公藏之源泉。
这里所谓的“源泉”，包含有“重建”和“充实”两层含义。而这两层含义又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2.1 古代——征集私藏，重建公藏
古代历朝初创之际，其国家藏书几乎都是或“一片荒芜”、或廖廖无几，为重建皇家府库，他们采取的最主要的快捷方式便是征集图书。因为公藏多是藏有价值的图书，一般书坊、书肆很难一时满足这一要求，而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向藏书家“伸手”。历代征集私藏的方式不尽相同，罗列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号令献书。这种征集书籍的方式是指皇帝颁旨，官员承办，进行全国范围的征书，号令百姓将家藏图书献给政府。如汉代的两次征书，第一次为汉武帝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大合天下之书。结果，国家藏书“积如丘山”；第二次为汉帝命礼官员陈农为使，各地征书。②以官易书。此征集图书方式带有交易性质，即依献书数量而封官加爵。如后唐李存勖洛阳定都伊始，便下令征集图书，规定献书300卷的平民“特授试官”。 又如北宋初期民间征集图书，按唐朝目录公布国家缺藏书目，规定献书多者量才给官，献书少者从优给价，加之其他征集方式，使北宋国家藏书快速增长，最盛时达6705部，73877卷。③以书易书。 如清朝从康熙起开始编篡各种书籍，如《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为充实各书内容，下令全国征书，对献书500种以上者， 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百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④借书抄书。这是一种“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征集图书方式。如清代征集图书时，承诺所征书籍一律交书馆录抄，完后归还。为打消藏书家顾虑，乾隆帝御定藏书家的书一律盖章、造册、登记，发还之日，按册与书逐一核对，交还不明，唯督抚是问。由此，献书者踊跃，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已征集到图书万种以上。
2.2 近现代——捐献私藏，充实公藏
近现代，由于西学东渐，学术风气大开，加之政府对文化事业的相对重视，因此，各类图书馆蜂起，由于其时图书馆已呈全面开放性，故私人藏书的作用和意义已略逊于古代。与此同时。老一代藏书家相继谢世，他们生前多有献书于国家之宿愿，加之其后人对书感情不一，在此种种因素催化之下，捐献私藏的举措便繁衍开来。近现代捐献的私藏在公藏中所起到的充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举足轻重的。有的图书馆在初创期几乎全然依赖私人捐献的藏书，如1904年7月， 巴陵方大登捐献了价值白银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余两的私人藏书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致使该校“图书馆中之汉文书籍，方氏所捐实占一大部分”。有的图书馆则完全由私人藏书构建而成，如1917年10月，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在武昌中学就读时成立的“启智图书室”，其藏书皆为私人捐献。有的藏书家一人捐献的藏书就创办起了一所图书馆。如1933年近代实业家盛宣怀的后裔在宋子文介绍下，将盛氏藏书楼所藏国学新旧善本图书数十万册全部捐赠给圣约翰大学，该校为此专建一幢三层楼图书馆藏之，且名其“盛官保图书馆”。
近现代私人捐献藏书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就捐赠方式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①自行捐赠。许多藏书家认为，藏书是国家财富，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能永远成为私人财产。近代医学家丁福保是坚持此观点的藏书家。从1918年起，丁福保便开始陆续向无锡、上海两地图书馆及学校捐书。在无锡，他捐献的对象有图书馆及他执教过的学校；在上海、他捐献的对象是图书馆、福幼院、震旦大学等。仅上海图书馆，他就先后捐书近十万卷。有的藏书家为事业而藏，又为事业而捐，体现出一种爱国精神，如史学家谢国桢，为研究明清史，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三万余册，晚年之际却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国家为此奖励其三万元，但他却将此笔奖金悉数献出，作为明清史研究参考之用。②遗嘱捐赠。许多藏书家在临终前往往留下遗嘱，将自己一生历经艰辛所藏之书捐献给国家，以了却自己的宿愿。如梁启超一生藏书四万余册，1929年1月19 日梁启超临终前嘱其子女将自己所有藏书41879册，及碑贴千余种与信札、 手稿等全部寄给北京图书馆，以供众人阅览。1931年北京图书馆特为此辟一梁启超纪念室。民国大藏书家傅增湘读书藏书一世，但却始终认为自己的藏书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为此，他于晚年先行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 册赠于北平图书馆，病重弥留之际，又嘱家人将余藏包括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本人校本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而通行本则捐给家乡四川大学。③亲属捐赠。如现代文学家郑振铎，其藏书可谓驰名中外，郑振铎从来视藏书为人生一乐，他曾为购得一批古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郑氏一生藏书17000余种， 近十万册。1958年10月郑振铎因空难逝世，其夫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其全部藏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同为文学家，爱国诗人柳亚子病故后，其亲属将其手搞遗著20余种，及全部藏书7万余册， 悉数捐给了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而另一位文学家阿英，1977年病故之前，其藏书已达万余种，1987年，其子女将“文革”中损毁后幸存藏书5000余种，万余册全部捐献给了阿英故乡——芜湖市图书馆。
藏书家所藏之书多为珍本善本，极具价值，因此，他们的捐书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公藏，为它们能够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在于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收稿日期：1999—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