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中国传统论文,管理思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0)05-0028-04
“东方式管理”或“东方管理理论”，是对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实践经验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及传统的总称，是古代中国社会管理实践的历史积淀和经验总结。近3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以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日渐显出其重要价值，成为当前管理理论研究的学术热点，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国内不少学者以西方现代管理学研究范式为依据，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实践，与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比对分析，结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特质，提出并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东方管理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管理学“三为”理论、[1]东方管理学“事务学派”理论[2]和“中国式管理”理论，[3]等等。这些新理论的提出，从不同视角深入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及智慧，揭示以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的“人本”特色及其现代启示，大大拓展了东方管理理论的研究门径，对于促进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引导东方管理理论走向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从国内总体研究状况看，通常是立足于西方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侧重于对儒家伦理为核心中国管理文化的整体分析，或是依照西方管理的分类原则，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一一对应的分类解读，而较少注意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本身的内容丰富性、学派差异及其实践特征等。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自有其独特的理论演化线索和实践路径，从其演变轨迹看，是一个由多种理论模式或学派构成的复杂系统，绝非仅有儒家学说一系；各学派间又有复杂关联及内在演化逻辑。只有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流派及其实践特征，展开系统梳理和谱系分析，才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内涵与实质的把握，将东方管理思想研究导向更为深入的领域。
一、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学派划分
古代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之际，到春秋战国开始呈现多种理论分蘖的局面，后经历秦汉帝国治理实践的检验，逐渐趋于定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与思想分蘖的“轴心期”，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节点。
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学术争鸣局面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针对东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管理失序问题，许多著名思想家从各自立场与理念出发，提出了多种学说，各学派间相互辩诘，相互影响，呈现出复杂的理论共生局面，从而大大刺激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立场分化和理论融合。
学术界对诸子学派的划分，通常有两种代表性看法：一种是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的“儒、墨、道德、法、名、阴阳”等“六家”说，[4]强调六家“皆务为治者也”，对诸家学说所反映的社会管理(“治”)功能进行解读，并深入分析诸家管理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另一种看法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提出的“十家九流”说，他们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大学派，强调诸子皆“出于王官”，[5]其实质也是将诸子学说视为国家治理理论的不同学派。其中，司马氏父子的“六家”说，能较准确反映战国诸子学说的学派归属，可作为研究诸子管理思想学派划分的基本依据；而刘向父子“九流”说，更多是出于图书分类的考虑，未必是先秦诸子学派的本来面目。[6]
“六家”学说中，墨家强调“尚同”“尚贤”“兼爱”“非攻”，是起于下层民间的小生产者社会意识的反映；[7]阴阳家强调“四时之序”与“祥穖感应”，保留了太多的神权政治色彩；名家强调“刑名之数”和“名实之别”的逻辑分析。三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但他们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实际影响，却是有限的。只有儒、法、道德三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体部分。
儒、道、法三家学说，又可细分为不同的亚型。其中，儒家学说创始自孔子，后“儒分为八”，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以子思、孟子为核心的思孟学派(强调“心性”)和以荀子为首的荀子学派(强调“礼法”)。道家思想据说创自老子，其后分划为以“黄老之学”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学派和以庄子为代表的“自由精神”学派，由于庄子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体认识论层面，其对社会管理活动的直接影响有限，因此在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谱系中的“道家”，主要是指道家的“黄老之学”理论。法家学说源于各国政治家的治国实践，代表人物有管仲、慎到(“贵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等，后由韩非集其大成，形成了“法、术、势”并重的“法家”治理理论。[8]
儒家管理思想强调“德治”与“仁政”，与西周礼乐制度下的王朝管理传统和政治理念有关，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源泉，也是儒家学派“法先王”理念的基本依据。法家管理思想强调“法治”与“事功”，与春秋后期以来王朝秩序解体(“礼崩乐坏”)后各诸侯国的秩序重建活动有关，各国变法运动所带来的管理模式变化，是其基本实践源泉。道家理论原本即有“君人面南之术”传统，强调“柔弱胜刚强”，主张“无为而治”，带有对历史管理经验的抽象归纳之意味。
三家学说在流传过程中，又有复杂的交叉关系，如法家学派既与道家学说的黄老派有关(司马迁《史记》中将老子、申子、韩非等同传)，又与儒家学说的荀子学派有关(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而儒家的荀子，既强调“礼治”、重视道德建设(儒家倾向)，又主张“人性恶”，强调“法治”(法家倾向)。而齐国的管子学派，在归属上是法家学派的一种，但其思想实质上，却既有务实“重法”的一面，也兼及注重“礼”与“教化”的儒家倾向。
二、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
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体系本身是一个由各家理论学派构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系统，从共时性角度看，各家学说彼此互动，共同组成中国管理思想的理论谱系。处于谱系中的不同管理学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实践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莫过于以儒家思孟学派为代表的“道德管理型”理论和法家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事功管理型”理论。两者在基本管理理念与管理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是东方管理思想理论谱系中的两个极端类型。
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儒家管理理论，在继承孔子学说的“礼”“仁”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强调要遵守西周礼乐等级制度和“德治”管理模式(“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强调“仁”的作用，注重管理者本身“君子”品格的养成。而子思、孟子进而提出“仁心”“仁政”之说，强调管理者道德至上，仁义为本(“仁政”)。他们从“人性善”的基本设想出发，注重管理者个体品格与道德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修身为治人、治国之本的观点。“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而修身之道，则在于“返身而诚”。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炼(孟子所谓“四端”说)，再由此推己及人，力行“仁政”，即可获得天下归心。这就是所谓“王道”理论。“王道”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强调以“仁”“义”等核心概念和“道德至上”的“仁政”管理思路，要求管理者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排除贪欲之念，净化人生境界，通过“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来达成管理目标。
与儒家思孟学派的观点完全相反，以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管理学派，属于典型“事功型管理”理论。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和严格的赏罚措施，来维护君主决策者的绝对权威。此外，法家还强调君主要重视“势”，通过占据特定的优势地位，来有效管理与控制臣下；同时还要兼用赏罚等御臣之“术”，严防臣下脱离君主的有效控制。这种管理思想，就是所谓的“霸道”。法家“霸道”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效率至上、功利为主”，主张实施“法治”措施，通过“法”“术”“势”等手段强化君主的威权，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
从理论内涵分析的角度看，这两种学说在管理理念、基本原则与管理方略等方面各执一端，可谓势如水火，毫不相容；但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中，这两者却将各自所代表的管理模式，推向了纯粹化的“极致”，成为传统东方管理学理论谱系的两个极端。其他学派或代表学者的管理理论，则可视为两者间的中间类型。为更好地说明两者之间的理论差异，笔者特将上述两种管理理论的谱系特征，进一步归纳如下表。
从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谱系的共时性分析来看，前者为中国式管理的“弱表现形式”，后者则为中国式管理的“强表现形式”。介于两种基本范式之间的是包括儒、道学说的各个分支系统，以及法、墨、名刑、阴阳等诸子流派在内的各类“中间型”理论。其中，道家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思想，可视为对传统中国管理理念的形而上反思与抽象表达。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荀学，主张“隆礼重法”，强调礼法结合，则可视为上述两种谱系的“理论融合型”学说。齐地管子学派的经验论管理思想，同样兼用儒术(“礼”与道德教化)和“法”术(加强制度建设，强调法治化管理)，可视为上述两种谱系的“经验折中”类型。以《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代表的所谓“杂家”系统，则大致代表了古代中国轴心时代末期(战国末到西汉早期)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杂糅诸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治道”体系进行理论重构的某种尝试。
此外，中国古代发达的兵学传统也是东方管理思想的重要实践来源之一。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古代兵家大致可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种，其中，兵权谋和兵形势以讨论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为主，而兵阴阳和兵技巧属于古代军事技术层面。[10]13-15兵学传统对中国古代管理理论的影响，当以前两者为主，特别是在组织管理与管理决策及管理谋略选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但鉴于兵学传统对中国古代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管理经验借鉴及技术实践层面，于理论谱系关系不大，限于篇幅，此处暂不详论。
三、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实践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看，儒、法两种管理范式主要集中在国家治理领域，而非企业管理方面。其中，儒家思想与西周时期的“德治”管理模式密切相关；而法家思想则主要与战国至秦时期的“法治”传统有关。前者强调道德教化，主张利用血缘亲族关系，来实践其管理目标；后者则主张利用“法治”手段，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垂直管理。前者在人际关系整合方面具有突出表现；后者在事功目标的达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两者弊端也是明显的，前者容易导致道德空谈的流弊；而后者则易出现“不修仁义”，造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流弊。从此种意义来说，西周社会最终出现礼崩乐坏和王朝秩序分崩离析的局面，与前一种管理模式的流弊有关；而秦始皇确立的帝国统治“二世而亡”，则与其过分迷信法家专制的技术主义管理模式，片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有关。
由于以上两种管理范式优缺点的集中暴露，汉代出现了对两种范式的重新整合。在西汉国家治理实践中，派生出了两种新的管理模式。
一种是以西汉初“黄老之术”为代表的“无为”管理模式，强调与民休息，要求领导者力戒刻意作为，强调下层积极性的有效发挥，这在西汉前期王朝统治者权威处于弱势、社会关系复杂的情形下，显得较为适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权威弱化、地方割据倾向加剧，对于社会秩序化管理总目标的达成，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二种模式是汉武帝大力推行的以“阳儒阴法”为特征的“霸王道而杂之”模式，该模式将儒家与法家两种基本理论范式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运用法家治理技术，确保社会治理的有效运作，同时宣扬儒家伦理及纲常名教，维系管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方传统管理理论整合的新水平，在传统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中国古代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主流实践模式，最终得以定型。
就传统东方管理思想的总体理念而言，虽然各家学说在具体管理理念、管理原则、策略与管理方法方面，各有自身特色，但在价值取向方面，各派学说仍具有很大共性，由此构成了东方管理理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1)与西方管理理论关注生产效率的目标不同，传统东方管理理论的各学派，均以追求社会秩序的达成为首要目标。无论是法家传统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运用赏罚手段，来实现其秩序目标的做法；还是儒家主张强化等级礼法、运用道德教化等手段来实现其秩序目标的做法，均以确保权威统治和等级秩序格局为主，对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明显缺乏关注。
(2)与西方管理理论对组织活力的持续关注不同，传统东方管理理论更加重视管理者的权威性及此种权威的有效达成。其中，儒家学派主要倚重管理者的道德自觉与内在修为的养成，而法家学派则主要倚赖法律制度和组织建设等外部约束手段。
(3)与西方管理理论的线性思维模式和技术论视角不同，传统的东方管理理论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系统更强调对管理目标的整体性把握，与东方社会的特定文化传统，存在密切关系。东方管理学说不仅在理论上力求体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而且在实践中也力求运用阴阳变易学说及五行生克理论来阐释和说明问题，带有鲜明的系统论和整体论思维特征。
(4)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技术性倾向不同，传统东方管理理论更突出人的核心作用，强调以人的管理为重点。其中，儒家主张通过教化手段和管理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引导被管理者群体认同意识；法家则强调通过权力介入和法治手段，建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垂直联系，形成群体内部的完全服从。
(5)与西方管理理论的个体主义倾向不同，传统的东方管理理论更强调集体优先原则。其中儒家看重对集体奉献意识的培育，而法家则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
(6)与西方管理理论强调规则意识养成不同，传统东方管理理论对规则意识的关注不多，而更加强调以管理者为核心的“人治”；另外，与西方管理理论的科学主义传统不同，东方管理思想少有对管理技术的关注，而更加强调“法无常法”和“得失运乎一心”，带有强烈的“艺术”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