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视角下中国的产业、城市和区域——国内空间经济学最新进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最新进展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力量日益集中在具有控制力并支配了全球多数资源的大城市和产业带中。这些中心地带对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使集聚成为最普遍的经济现象之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Dixit和Stiglitz提出了著名的D-S模型，用产品数量和产品种类的二维分析法，拓展了传统的产品数量与产品价格的单向联系，突破了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固有视角，使研究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可能[1]。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人Krugman发现，利用D-S模型，在不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下研究生产的区位问题，可以解决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学中关于匀质空间的跨区域贸易问题①，并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解释集聚产生的原因[2]6。
这一思想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新经济地理学派就此形成，并得到了城市经济学学者们的呼应。他们开始借鉴新贸易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论述，认为城市的发展主要源于集聚效果即自我增殖的优势，并产生区位空间“锁定（lock in）效果”，使优势不止被锁定在固定的一些城市，其效应会被扩大并辐射至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尤其是地理上接近的城市，从而形成城市群和城市带。1999年，Fujita、Krugman和Venables综合新经济地理学派多年的研究成果，共同撰写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为研究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工具[3]。
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大，城市群和产业带初步形成，尤其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十分迅速，日益被纳入国际制造业版图中。另一个方面，中国疆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地区差异明显。这两个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4]，也引起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5]，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空间经济学正是可以用以剖析中国诸如城市化进程、产业带形成及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理论之一。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现实对理论的挑战，及时梳理国内空间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空间经济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即研究各种形态的集聚，包括产业集聚、城市群和城市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问题；通过研究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探讨了集聚的成因，并分析了集聚的效应，我国政策因素对集聚的影响，集聚对地区发展差异化、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在对外开放与城市化等问题上形成了研究热点。这些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研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为拓宽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新角度。
二、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研究
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研究是集聚原因和效应研究的基础。无论是促进城市化发展进程，还是协调区域和谐发展，一系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都要以此为据。但在现有研究中，因为数据的不连续性，只能采用面板数据来分析问题，因此，动态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
（一）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研究
由于制造业整体数据的易得性和集聚的显著性，制造业的集聚研究是产业集聚现状研究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使用区位熵或区位基尼系数等比较成熟与完善的定量分析工具，利用两位数制造业和三位数制造业数据，计算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中情况。得到的计量结果基本都能支持常识，主要结论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中国的工业集中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制造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而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原因可以归结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对外开放、交通便利和基础设施完备等优势，以至于制造业集中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西部地区。
Wen使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状况，发现1995年中国制造业在几个沿海省市高度集中；通过比较1980、1985和1995年的数据，她发现中国制造业的集中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计量检验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且表明中国正处于集聚动态变化“∩”型曲线的上升时期[6]。张同升等人利用1980—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并分析了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及其变动趋势，判断出不同制造业在省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及其变化趋势[7]。罗勇、曹丽莉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与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结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8]。贺灿飞、谢秀珍则采用基尼系数测算了1980—2003年中国各省市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状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又趋于集中，而且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9]。
（二）对单个产业集聚及其空间分布的研究
除了对制造业整体空间布局的研究之外，也有学者以单个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产业带的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数据与研究的对象依然大部分来自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钢铁汽车等规模效应明显的行业。原因是这些产业更容易符合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集聚效应明显，部门界限清晰，数据采集相对容易。
张威构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体系，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装备制造业集聚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指出了产业集聚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10]。唐根年和徐维祥则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地理空间上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成长、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我国高技术产业较明显的集群发展态势，主要呈现在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区。该研究还提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菱形状态的空间战略布局[11]。王忠诚、李金莲则将研究触角伸向了第三产业，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学和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模型，借鉴区域发展理论中的点轴渐进扩散理论、增长极理论，构建了长三角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结构[12]。
以上研究多是为产业带的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而服务，研究的重心仍然在第二产业上。鉴于第三产业的集聚已经在相当多地发生，如旅游及其配套产业的集聚和金融业的集聚已经越来越为人所重视，而目前国内对这些第三产业集聚的研究还相当不充分，既有的研究也多出自城市规划等城市科学研究者之手，如何将空间经济学在这一领域进行拓展将会是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
三、集聚的成因研究
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的自然禀赋依赖理论，空间经济学在研究集聚时更多地以一地区的企业数量、消费者需求、运输成本、人力资本优势等新经济地理因素为参考，强调内生变量对集聚形成的作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国，政策因素显然也是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是Krugman“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最能具化和衡量的因素，其中又以对外开放度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几方面的分析最为典型：对外开放促进了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内、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则有力地推进了国内要素的流动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另一方面，空间经济学认为，后发优势比先发优势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在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中，自然禀赋与路径依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市场容量、运输成本、政策因素才是影响制造业集聚更为重要的条件，国内的实证也都证实了这种预测。
（一）市场结构和市场规模
魏后凯从市场集中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问题。他认为，适度的寡占型市场有利于合理竞争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利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也有利于市场进一步集中[13]。徐康宁则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和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14]。中国的产业集群与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一定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产业集聚的发展，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要素流动
陈建军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他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与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及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便成为最主要的因素[15]。陈良文、杨开忠的文章也部分证实了生产要素流动对集聚形成的内生作用。他们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说明集聚经济效应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16]。
（三）运输成本
林理升和王晔倩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与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同时，他们在计算了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以对这一机制进行印证后认为，假如这一局面继续维持，将妨碍沿海和内地产业分工与均衡发展。文章还认为，因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所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进性而不是限制性的[17]。
（四）政策影响
除了新经济地理因素之外，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特别观察了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和经济政策上的开放齐头并进，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开放程度的研究便首当其冲。Fujita和Hu最早用空间经济学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研究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区域发展差异趋于收敛，反而日益扩大，这一状况是这个时期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18]。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一致。之后的实证研究也都证实了中国产业集聚与对外开放程度的关系。金煜、陈钊和陆铭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以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参与经济程度来衡量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开放政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弱化都有利于工业集聚[19]。
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集聚的贡献研究方面，白重恩等人使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利税边际越高从而受地方保护的倾向性强的行业，其地理集中程度也越低[20]。黄玖立和李坤望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剖析了中国地区专业化与产业分布的典型事实及影响因素。他们发现，1980—1997年，对外贸易中不同的地理优势和地方保护主义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布局，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市场规模也成为对产业集聚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21]。
上述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阐释了为什么市场结构、要素流动、对外开放、运输成本及政策因素等是集聚产生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也暗合了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但目前国内对集聚经济产生的内生机制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定性分析偏多，定量分析中对集中度决定因素的计量估计不足，逻辑证明多于定量证明。
四、集聚的效应研究
在集聚的效应中，无论是微观层面上的企业选址（尤其是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值得研究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城市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中国最值得研究与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
（一）区位选择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揭示了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机制对企业的区位选择，特别是对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传导作用。长期以来，FDI的区位选择研究主要属于国际经济学范畴，而企业和商业网点的区位选择都属于土地管理及城市规划的研究领域，但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共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服务，博采众长，学科融合初见端倪。
黄肖琦和柴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了上述因素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通过分析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FDI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因而东部地区在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技术外溢、扩大市场规模以及吸引FDI等方面的政策，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政策启示[22]。王剑和徐康宁以江苏省FDI的历史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聚集过程的空间演化模式。加总的数据分析显示，江苏的FDI空间分布经历了随机扩散—扩散向集聚转化—集聚三个演化阶段；行业层面的进一步考察显示，传统行业由最初的集聚逐渐向扩散演化，而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演化；回归分析证明，成本因素、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和路径依赖作用在空间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3]。贺灿飞和刘洋采用了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因此，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影响力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24]。
（二）城市化和城市研究
空间经济学认为，城市是集聚效应的集中体现，城市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一个地区集聚的过程。同样的，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城市群的形成也与集聚密不可分。从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城市与城市化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做铺垫，在数理分析上有所欠缺；而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分析则以定量为主，与城市规划联系紧密，欠缺应用性。
朱英明依据长三角城市群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部门的具体数据，构建了增长模型以分析制造业集聚经济结构和偏离经济结构对城市群产业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25]。王世营和蔡军以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城市用地规模、用地结构、发展方向、空间模式、用地布局五个方面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26]。高鸿鹰和武康平则从城市集聚效应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结构性变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集聚效应的城市总量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然后应用OLS方法估算我国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平均集聚效应指数与平均集聚效率指数，对比分析其对城市规模分布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平均集聚效率指数的高低与城市规模分布比重的增减相一致[27]。
（三）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从集聚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是空间经济学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共同关注。尤其随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以及泛长、泛珠地区的崛起，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因此，在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下研究空间经济学中对于区域一体化的论述，具有天然的实证检验土壤，也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空间经济学理论中，当一地区的一体化水平从低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时，该地区的产业集中度将是上升的；而当一体化水平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时，该地区的产业集中度反而会下降，即著名的“∩”型曲线[28]。正是基于该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高度吻合性，国内对区域差异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开始转向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的思路，主要聚焦的问题包括地方专业化、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形成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强调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重视科技创新、知识外溢、收益递增、经济开放、劳动分工和产业化产业区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主张通过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消除区域差异，促进区域一体化。
王辑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介绍国外研究集聚现象成果的著作，论证了集聚和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学者打开了新思路[29]。陆大道在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30]。梁琦和詹亦军在对长三角16座城市1998—2003年数据分析和计算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地方专业化有利于弱化垄断，强化竞争，引致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31]。金祥荣和朱希伟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形成专业化产业区为切入点，假设任何两个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与重叠性要素的竞争，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机制，用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32]。范剑勇以长三角为案例，通过一系列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计算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期：一体化必然带来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和地区结构的差异性增强。该文认为，浙江与上海参与长三角内部地区分工的程度明显高于江苏：上海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专业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等极少数产业，降低了该区域内的总制造业份额；浙江正稳步吸收上海与江苏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而增加了制造业份额；江苏通过吸收和释放持平而基本保持其制造业份额不变[33]。
五、总结与启示
空间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地区间发展差异明显，且正处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多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产业集聚的成因、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集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重大问题上结合实际的研究，空间经济学自身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也进一步明朗化。
1.关于产业集聚的成因研究。Krugman认为，集聚形成是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不同地区形成集聚各有其原因，因此是不可被普遍解释的。他所强调的是集聚地区的“自我增殖”过程，并用这一过程中的市场规模和结构、要素流动与交通成本等因素来解释复杂的集聚成因问题。而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研究中国的集聚，尤其是产业集聚，打开了“历史的偶然事件”的黑箱。在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普适性的“历史的偶然事件”也许是政府政策。有利于集聚的政策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打破等，这些有利因素促进了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又能反过来佐证Krugman关于集聚成因的理论。
2.关于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目前的集聚处于“∩”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即地区集聚效应增强的阶段，也是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阶段。因此，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要消除地区间发展差异就必须尊重地区发展的现实，虽然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但当过了这一“∩”型曲线的上升时期，集中度就会下降，集聚的扩散效应就将凸现出来，区域差距将会缩小。因而在短期内，过分强调区域均等化发展是不可行的；从长期看，应该促进发挥集聚扩散效应，引导区域内部力量来消除地区差异。这些研究为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3.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关系研究。这是国际空间经济学关注的弱项，由于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目前正处于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地区分割、财政分权”要素割据状态开始走向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要素流动和城市群的形成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空间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从这一点出发，也许能衍生出一片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国内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
1.对空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展示了与国际空间经济学发展前沿不同的轨迹：以实证研究为主，而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特别在对NEG模型上的创新性甚少，较多的是对国外理论研究的回顾梳理和对国际最新进展的介绍。在这方面，曾道智和朱希伟作了有益尝试。他们将旅游业与工业集聚放在一起考虑，在NEG模型中新增了一个无贸易商品部门（nontraded good sector），考察其对深化工业化（pro-industrialization）和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双重作用，并作了福利分析[34]。
2.对集聚微观层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中，产业层面的研究明显多于微观和区域层面的研究。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大部分都集中在了两位数制造业上，而结论往往也只用来说明产业层面的问题。如在对外开放度的研究上，一般都延续了Hu在2002年提出的中国产业集聚模型的研究思路，而忽视了对要素流动、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研究。事实上，要素流动、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这些因素恰恰是空间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导致集聚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空间经济学理论的特征之一。
3.对区域经济的研究。现有研究在对集聚现象进行讨论后都得出了合乎空间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结论，即产业集聚会提升区域竞争力，消除区域发展差距。但现有的研究往往把重心放在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上，而对产业集聚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即产业集聚到底对协调区域发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等方面相对薄弱，显示出重逻辑证明而轻事实证明的倾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数据的不易得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研究的缺陷。
［收稿日期］2008－02－16
注释：
① 阿罗－德布鲁框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如果空间是匀质的，即每个空间的外在区位条件基本一致，那么根据Starret的空间不可能定理，就将不存在跨区域贸易，产品和要素均无法流动。但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如果空间是非匀质的，那么城市和产业带又无法存在，这是一个悖论。因此，空间因素长期为主流经济学所忽视，Krugman开放条件下的D-S模型打破了这一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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