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荣誉--费罗乔获得了2004年塞万提斯文学奖_文学论文

50岁的荣誉--费罗乔获得了2004年塞万提斯文学奖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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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日,西班牙文化部部长卡门·卡尔沃女士宣布将2004年塞万提斯文学奖授予西班牙作家拉法埃尔·桑切斯·费洛西奥(Rafael Sánchez Ferlosio)。

塞万提斯文学奖创立于1976年,被誉为西班牙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90151欧元。此奖面向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凡是用西班牙语进行文学创作并有显著成绩者,经本国西班牙语语言学院推荐,均可成为候选人。评委会由西班牙文化部部长组建,依照惯例,出席的有上届获奖者、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和其他几位文学界杰出人士。颁奖仪式于次年的4月23日——塞万提斯的忌日,又称“西班牙语日”——由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塞万提斯的家乡阿尔卡拉主持进行。

每年的颁奖仪式都是一次盛大的文学庆典,2005年的庆典更加值得期待。1605年,书商胡安·德拉·古埃斯塔在马德里出版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四百年来,这部不朽巨著拥有两千多个版本,成为除《圣经》之外翻译最多出版最多的作品。四百年后的今天,谁能更好地继承塞万提斯的衣钵,傲视全球西语文坛,无疑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

无独有偶,2005年也是桑切斯·费洛西奥最重要的作品《哈拉马河》问世五十周年。翻开任何一本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史,我们都只能在“世纪中叶一代”作家群体中寻觅到桑切斯·费洛西奥的名字。长江后浪推前浪,五十年来的西语文坛并不平静,也并不衰败:拉美有震惊世界的“文学爆炸”、西班牙有三位大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八十年代后出版业的繁荣更是让读者品尝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盛宴。而在这五十年里,桑切斯·费洛西奥几乎淡出了文学界,投身新闻界长年为《国家报》和《ABC报》撰写时事评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五十年不算长;但是,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能经得起五十年的考验足以证明自身的文学价值。时间是客观的,桑切斯·费洛西奥获此殊荣无可争议,这是一份迟到了五十年的荣誉。

桑切斯·费洛西奥1927年出生于罗马,从小在身为著名作家、记者(《ABC报》特约记者)和外交家(曾任西班牙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的父亲拉法埃尔·桑切斯·玛萨斯的藏书室里长大。大学时曾学习建筑和电影艺术,结识伊格拉西奥·阿尔德科亚、费尔南德斯·桑托斯和卡门·马丁·加伊特,后改学文学和哲学,获马德里大学博士学位。这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多出生于1925年前后,成名作与代表作多发表于五十年代,因此被并称为“世纪中叶一代”。正是在那个年代,桑切斯·费洛西奥凭借两部风格迥异的长篇小说《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Industrias y andanzas de Alfanhui,1951)与《哈拉马河》(ElJarama,1955)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并最终确立了文学大师的地位。

乍一看,《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是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童话,其中有行走自如的木偶、眼界开阔的铁公鸡、藏身阁楼整天数金币的强盗、是标本但偶尔会笑的聋哑女仆、生活在井下以阳光为食的绿蜘蛛、激发谈兴的火焰、传播厌世情绪的樱桃木椅子等等。当然,最离奇的莫过于主人公阿尔凡晖的各种手艺:从死蜥蜴的身体中提取四种颜料粉末、收集夕阳洒下的血制取红色颜料、让树开出彩色花,每朵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甚至把鸟的胚胎嫁接到栗子树上,结出两个头、三只脚、五只翅膀的彩色“植物鸟”等等,充分展示了作者超乎寻常的想像力。

任何优秀的童话往往在奇思异想的文字下蕴藏着深邃的人生哲理,这部作品也不例外。从主题上,它与经典童话《小红帽》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些相似,通过叙述小主人公的一系列冒险来描写人的成长过程。

十岁出头的阿尔凡晖天资聪颖,脑筋转得快,动手能力强,因为字写得让学校老师无法辨认被劝退学。他离开家乡外出游历,先后拜多人为师,学到不少专业本领,更明确了理想的人生道路。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里出现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家乡阿尔卡拉那只被当作风向标的铁公鸡,由于多年身居高处,见多识广,它教阿尔凡晖收集夕阳洒下的血制作红色颜料。另一位是瓜达拉哈拉城专门制作标本的师傅,阿尔凡晖恳求母亲让他离开家住到师傅那里学手艺。白天,他们一起做彩色颜料和动物标本,实验彩色花和“植物鸟”;晚上,他们围坐在壁炉前讲故事。那段日子是阿尔凡晖心中最美好的回忆,可惜好景不长。“植物鸟”实验成功后,被猎人无意中发现。大惊失色的猎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师傅是巫师,带领许多人将其打伤,火烧房屋后扬长而去。奄奄一息的师傅几天后病逝,心灰意冷的阿尔凡晖回到家乡。前面所提到的幻想成分大都出自于这一部分,五彩生活的悲惨结局使阿尔凡晖消沉了大半年。是师傅给他起了“阿尔凡晖”这个名字,好比给他施了洗礼,带他走上漫漫人生路;是师傅和他一起辨别使用五彩的颜色,装点五彩的生活;是师傅让他感觉到世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可是,师傅的死让阿尔凡晖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人生的不完美第一次令他刻骨铭心。消沉了大半年后,他决定再次离家,去首都马德里看一看。

第二部分是阿尔凡晖在马德里的经历,木偶堂萨那充当了他的城市向导。在阿尔凡晖的眼里,马德里是一座破败的城市:无论客栈里的碗橱和被蜜蜂做巢的钢琴,还是路边藤蔓植物掩埋下的废屋,无一不破。马德里的市民矫揉造作:消防队员为了表示自己的英勇,毫无必要地不走门,只走窗户;火场中的女人不主动自救,故意披头散发、衣衫凌乱地站在窗前等候英雄救美。堂萨那自己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城市游民,阿尔凡晖在马德里什么也没学到,最后忍无可忍“杀死”堂萨那,离开了这座了无生气的城市。

对世界失望至极的阿尔凡晖在第三部分的开头翻山越岭往北走,一路上饥寒交迫,一度徘徊在死亡的边缘,终于找到了奶奶家。奶奶让他去做放牛娃,一群牛为一头死去的老牛进行了神秘的水葬,让他学会了什么叫作尊重;村里的渔夫和樵夫自娱自乐,让他学会了什么叫做享受平凡的生活;路途中擦肩而过的各种雇工为揽活四处奔波,让他懂得了什么叫作生活的艰辛。后来,他又去帕伦西亚,在一家草药店当伙计。每天外出采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认识了许多有用的植物,并通过长时间细致的观察,感悟到原来生活的美需要去发现。在田野里,他听见鸟儿叫着“阿尔凡晖”,突然间豁然开朗。雨过天晴,拨云见日,阿尔凡晖终于长大了。

连贯起来,游历的过程分明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从最初觉得生活无限美好,到品尝失意,体验苦难,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综观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最后在大自然的环抱中感悟出人生的真谛。可见,《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应该是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成长童话。

虽然说,幻想和童话色彩在小说中占有绝对的分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不搀杂任何现实成分。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给西班牙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而内战后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使西班牙遭到了国际社会的空前孤立,经济落后,百业凋零,大批左派人士和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的第二部分对马德里方方面面白描式的叙述,正是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战后以首都为代表的社会现实画卷。画卷里,有被藤蔓植物掩埋的废屋,废屋里还有钢琴,可见主人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多半是知识分子;有终日等待丈夫归来的女人,丈夫不是战死就是流亡去了,等待注定是徒劳的;有冷清的狂欢节,一个如此热爱节日的民族竟然失去了享受节日的兴致,当时政权的管制和人民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阿尔凡晖通过游历,认清了令人绝望的现实,选择亲近大自然,无疑是明智的。幻想和现实成分交织在一起,有评论将这部奇特的小说称之为“真实的谎言”。

与《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相比,连获1955年纳达尔文学奖和1956年国家批评奖的《哈拉马河》是一部完完全全没有搀杂一丝幻想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全文以第三人称口吻叙述,摄像机一般如实记录了故事发生的场景和所有人物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在当年盛极一时的客观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全部特点。

其一,时间地点有限。时间只有十六个小时,大约从早晨八点哈拉马河边的酒吧迎来第一位客人,到晚上十二点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地点有三处:公路边毛里西奥的酒吧,哈拉马河河畔和河边阿乌莱里亚的酒吧,三处彼此相距不远。有限的时间和地点保证了小说的客观性。

其二,集体主人公。三百五十页篇幅的小说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按出场顺序,分别是酒吧老板毛里西奥一家、从马德里来度周末的十一位年轻人、卖肉的理发师等几个酒吧常客、前来做客的毛里西奥的挚友奥卡尼亚一家、同样来度假的另两群年轻人和若干警察及书记员等等。几十个人物交替出场,几乎分不出主次。没有特别鲜明的个性,也找不到特别突出的形象。然而,这些人物共同构成的群像却会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虽说位于马德里市郊的哈拉马河是大众度假区,而西班牙人也有周末或夏天外出度假的习惯,但是,在那十六个小时里汇聚在哈拉马河畔的人,无论老幼,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那样的百无聊赖,似乎对生活没有任何憧憬或追求。他们之间的对话完全是词语的堆砌,苍白空洞,毫无内容,甚至会像这样没话找话说:

“喂,蒂托,跟我说点什么吧。”

“叫我跟你说点什么,说什么好呢?”

“老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呗!瞎编也行,不过要编得有意思。”

“有意思的?我可不会。”

类似的对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空虚。《哈拉马河》出版于1955年,比《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只晚四年。如果说四年前,桑切斯·费洛西奥只是在幻想小说中点缀一些现实成分来展现当年的时代背景,烘托小主人公的游历,那么,四年后,作者毅然选择虚化人物,将其融入到背景里去,更好地烘托出背景,希望给读者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这就是国际社会孤立下、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精神荒漠。

其三,淡化故事情节。几十个人物在三百多页的篇幅里除了吃饭、喝饮料、睡午觉、游泳、聊天之外什么都没做。卢西奥一大早第一个来到毛里西奥的酒吧,半夜最后一个离去,在酒吧整整呆了十六个小时,除了聊天还是聊天,除了喝东西还是喝东西,十几个小时概括出一个字——“耗”。除了朋友之间的小口角,小说中惟一所谓的戏剧冲突出现在将近结尾部分:鲁西达酒醉后意外落水身亡,警察赶来调查,盘问目击者。但是,死亡事件无法激起读者的好奇心,没有任何悬念,不存在谋杀陷害的可能,完全是一出意外。所有目击者的证词一致,调查工作顺利结束。度假的人悲伤地踏上归程,小说到此画上了句号。如此安排情节便于体现作品的现实性。社会如一潭死水,日子如一杯白开水,现实便是如此。

其四,少描写,多对话。《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里的许多章节如一篇篇精美的散文,描画马德里的全景、小客栈、废屋、标本师傅家的院子、游历途中卡斯蒂利亚的风光等,细细读来仿佛在欣赏游记。然而,景物描写在《哈拉马河》里占据的分量不到百分之五,除了小说一前一后两段对哈拉马河的描写(直接摘自于地理书),其余几乎全部都是对话。似乎作者使用了隐身术,先用录音机录下,再一段段地誊写出来。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岂不是人人可以当作家,人人可以写小说?这些对话当然不是随机录下的只言片语,其中自有深意。首先,无任何主观评论,完全借助人物对话进行叙述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作品的客观现实性;其次,虽然对话在文字上依次出现,若干组对话在整体上必须体现出场景的共时性。换言之,交替出现的酒吧对话与河畔对话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如此效果体现出作者驾驭文章结构的精湛技艺。再次,大量的生活对话留存了丰富的惯用语。撇开所反映的主题不谈,小说本身对于研究口语的语言学家来说是一座珍贵的语料库。语言学权威玛努埃尔·安赫尔·瓦斯盖斯·梅德尔认为桑切斯·费洛西奥是“二十世纪西班牙语词汇最丰富、用词最确切的作家”。

创作客观社会现实主义小说是当年西班牙文坛的主流,卡米洛·何塞·塞拉的《蜂房》和桑切斯·费洛西奥的《哈拉马河》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佛朗哥统治的初期,伴随大批知识分子的被害与流亡,加上独裁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国内文坛一片惨淡,甚至一度流行低俗的爱情小说供读者消遣。五十年代后,在独裁制度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如何既抒发心声,又不惹祸上身伤透了沉寂多年不吐不快的作家们的脑筋。直抒胸臆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不足取,不妨将美国的行为主义拿来稍加变通,将社会现实通过集体人物对话的方式客观地呈现出来,唤醒身在社会不见社会真面目的普通读者的意识,间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作者将自己的意图小心地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但小说的主题和人民精神生活的空虚隐藏在冗长乏味的对话中,只要有心,还能读到许多许多。梅莉不过没穿裙子,穿了条裤子,一路便招来无数好奇的目光和莫名的责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的思想竟然如此陈旧落后!酒吧老板的女儿不过陪客人光明正大地玩了几盘掷钱游戏,便遭到男友无情的训斥甚至遗弃,难道少女只能养在深闺无人识,甘心做大男子主义的祭品!科卡·卡尼亚先生是酒吧常客中最无聊的一个,从名字的谐音“可口可乐”上足以看出作者对美国的好恶!还有小说的名字哈拉马河,这条位于马德里市郊的河流曾经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中1937年2月共和党人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恶战。这场双方死伤惨重的战役是内战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内战改变了西班牙人民的命运,改写了西班牙历史,如今的现实可以从当年这条河边找到起源。人生起伏,聚散离合,河水依然东流,不舍昼夜,十六个小时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滴水。

有趣的是,桑切斯·费洛西奥自己并不喜欢这部备受文学批评家青睐的作品。这位卡夫卡的崇拜者,早在1986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经这样自我诋毁道:

问:“胡安·贝内特认为《哈拉马河》的出版是近年来西语文学最大的不幸,它葬送了《阿尔凡晖的手艺和游历》的神奇缔造者,您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吗?”

答:“《哈拉马河》的出版确实令人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对话精心编排过,相当完美,可是一无用处。其实,我的书没一本有用处,尤其是《哈拉马河》。把它给写了出来,连我自己都不太高兴。……我完全不读文学作品,不知道哪些是新作家,哪些是新流派。我对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我叫它们‘虚构的作品’,其他的叫历史、哲学,还有杂文。”

甚至在获塞万提斯奖后,有记者问他对《哈拉马河》有何看法,他竟然回答:“那部小说呀,早被我遗忘在时间的黑夜中了。”

三十多年后的1986年,他的第三部小说《雅尔福斯的遗书》(El testimonio de Yarfoz,1986)面世。小说通过叙述一个虚构王国的王位争夺过程,对政治、历史、伦理、进步、文明等范畴进行了全方位的哲学思考。虽然该作品入围了当年的国家文学奖,但是,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创作小说,而是借助小说这个载体传递所有的哲学思想,难免顾此失彼,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这部小说没有得到太多的喝彩,连作者本人也对它毫不在意。桑切斯·费洛西奥曾坦言,《雅尔福斯的遗书》完成于1969年,一直被遗忘在故纸堆中。由于他早就对“虚构作品”的创作不感兴趣了,事后出版并非他的初衷。

完成《雅尔福斯的遗书》后,桑切斯·费洛西奥意识到“文学是个致命的陷阱,使人偏离找寻真理的正道”。当然,这里提到的“文学”必须依照他自己的定义,指的是“虚构的作品”。他决定与虚构背道而驰,勇敢地面对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杂文创作中。几十年来,他为《ABC报》和《国家报》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尽情释放那颗“自由的灵魂”。

桑切斯·费洛西奥多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从1974年至今,他共结集出版了十一部杂文,分别是《在花园度过的几星期》(1974)、《国家部队》(1986)、《战神的地盘》(1986)、《老鼠布道》(1986)、《神不变,什么都没有变》(1986)、《杂文和报刊文章》Ⅰ,Ⅱ(1992)、《更多的灾年会到来,使我们更加盲目》(1993)、《那些该死的犯了错的印第安人》(1994)、《灵魂和羞耻》(2000)、《战争的女儿与祖国的母亲》(2002)和《没有味道》(2003),并于1994年荣获国家文学奖杂文组奖。

2004年12月3日,《ABC报》刊登了一篇桑切斯·费洛西奥访谈录。记者安东尼奥·阿斯托尔加开篇连用十二个形容词形容这位塞万提斯奖新得主:腼腆、嘲讽、敏锐、多话、睿智、自由、辛辣、侠义、高尚、凶狠、有争议的、温柔,其中一半以上的形容词都归功于他的杂文。写杂文的桑切斯·费洛西奥好似一名狙击手,在自我否定的同时,大胆地向显赫人物发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塞万提斯奖评委会评语——无所禁忌,率性而为。

反战是他最为偏爱的主题。也许因为他出生于1927年,童年在内战和二战中度过,骨子里对战争深恶痛绝,才会更加不遗余力地反对一切不利于和平的言论与行为。他曾撰文攻击过两位西班牙前首相。社会工人党领袖费力佩·冈萨雷斯公开发表贻笑大方的言论“军队是国家的脊柱”,被他撰写系列文章(后收入在《国家部队》中)引经据典,尽情嘲讽。而人民党首脑阿斯纳尔执政八年间一直支持美国的军事霸权政策,被他轻蔑地断为“零智商”。在震惊世界的马德里3·11恐怖主义袭击后,他认为阿斯纳尔所奉行的错误的外交政策应该负全部责任。悲愤之下,他痛斥前首相是个“自以为别人都围着他转的偏执狂”。而以世界警察自诩,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狂轰滥炸的美国更加逃不过他敏锐的眼神与犀利的文笔。他无视西班牙政府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根本不需要和平,不寻求解决问题。布什并非对武器核查感兴趣,而是需要战争试验新型武器,显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追求“胜利者”的荣誉。另一方面讥讽阿斯纳尔没有继承先辈的一丁点智慧,之所以和美国保持同一战线,不过妄想在将来的战利品中分得一杯羹。在最新的那本杂文集《没有味道》里,他毫无禁忌地写道:“痛恨美国人是正常的,包括我们自己(西班牙人)在内。”除此之外,桑切斯·费洛西奥还将目光投到五百年前的拉丁美洲,早在19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庆祝活动沸沸扬扬地筹办之前,《那些该死的犯了错的印第安人》中有另一个声音在呐喊:这是“令人屈辱的庆典”,毕竟,当年的美洲是西班牙殖民者通过武力征服的。直到如今,他依然坚持战斗在反战的最前沿,甚至把反战评论文章当作贺卡在圣诞节寄给朋友。

教育和文化是桑切斯·费洛西奥偏爱的另一个话题。他经常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希望改革漏洞百出的教育制度,恢复淳朴的“古代制度”。政府重视科技,扶持体育,将一切行为商业化。而桑切斯·费洛西奥偏偏反对商业化,他提倡出版非赢利性的有价值的图书,保护城市古建筑,为后代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教育和文化发展一旦走入正轨,暴力倾向、种族歧视、霸权主义自然会消失于无形,以达到治本的目的。

此外,针对现代人没有耐心阅读长篇大作,喜欢品尝文化快餐的特点,桑切斯·费洛西奥还在杂文集中加入了许多pecios。Pecios原意为“遇难船只的残骸”,在这里指一些短至一句话长至一段话的随感,文章虽短,却也浓缩了作者的主要观点。

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对这些杂文集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赞同的自然会强调作者如何胆大,如何坚持自我,如何对敌人穷追不舍。塞万提斯奖评委会肯定他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杂文家”。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他的杂文之所以能够出版,完全依托当年那两本小说给他带来的名声。著名评论家桑托斯·萨恩斯·比亚努艾瓦曾指出桑切斯·费洛西奥的杂文句子冗长,不忍卒读。身为语言学家,严于律人,宽于律己。有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说他的杂文“观点不明,论证不清”,和先前创作的小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桑切斯·费洛西奥获得了2004年的塞万提斯文学奖?也许是杂文中所透出的堂吉诃德般悲天悯人的胸怀,除暴安良的侠义,为实现美好的理想,逆社会潮流而上的勇气。也许是《阿尔凡晖的手艺与游历》中的奇思异想,《哈拉马河》中的冷峻现实。2005年的4月23日,在塞万提斯的家乡阿尔卡拉,桑切斯·费洛西奥会在受奖词中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理解《堂吉诃德》的,而塞万提斯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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