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市区模式及其对中国都市区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区论文,中国论文,东京都论文,意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京都地区的历史变革
东京原名江户，最早的城池是康正三年（1457年）四月由太田道灌修建成的，当时该城分子城、中城、外城三重独立的“曲轮”（城廓），为一军事重镇。1590年德川家康进入江户并于1603年在此设立幕府，使之成为当时日本国内实质的政治中心。从庆长十一年（1606年）开始，德川家康就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天下第一城”——江户城，修城历时先后达半个世纪之久。德川幕府极盛时，江户城已有近百万人口。
明治元年（1868年）4月，天皇政府攻占江户，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同年7月7日，江户改名为东京并于1872年正式设立东京府，到1878年时确立了东京府15区6郡的管辖范围。此后于1893年合并了三多摩地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1932年时新增设20个区，使全市共有35个区。1943年东京市与东京府合并设立东京都后，基本上形成了今日之行政区划。1947年原35区调整为23区，东京主城区行政区划基本上保持了稳定，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整个东京都基本上保持了23区26市7町8村的行政区划格局。此后在1991年11月1日，羽村町改设羽村市；1995年9月1日秋川市与日出町合并为安留野市；2001年1月21日，保谷、田无2市合设为西东京市；2002年5月1月，瑞穗町改为瑞穗市，至今东京都实有23区27市4町8村，其中有2町7村地处于太平洋的小笠原群岛、伊豆诸岛和硫黄诸岛。
近百余年，东京都的人口也发生了许多变化。1889年时，整个东京都地区仅有162.9万人，到1920年时就增至369.9万人，1923年9月1日，由于关东大地震使全市有170万人口受灾，此后大批居民迁向郊区。1940年时东京都地区人口增至735.5万人。但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京都人口一度骤降到348.8万人。战后东京人口又逐渐恢复增长，并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超过1000万人。到1970年时，东京都共有人口1139.9万人，1980年为1161.5万人，1990年为1163.93万人，2000年为1205.92万人。东京主城的23区人口在1965年时曾高达889.3万人，但此后二十多年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90年时仅有804.62万人。
二、东京都市区的现状
东京的概念是多重的。从市区上讲，23区的区域才可以称为真正的“东京市”。从行政上讲，只有包括23区27市4町8村在内的东京都才是惟一一个与“东京”之名有关的行政区。而实际上，由于城市建设与交通的急剧发展，东京主城区与周边邻近县域的关系日趋密切，几乎连成了一体，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现实东京概念，但其界限并不明确，大体上是将东京主城区为中心，50公里范围内的地域划为东京都市区，这一范围包括了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主体部分及茨城县西南角，这一带城市密集，许多城市建成区实际已经相互连绵，因而可以将其称为“实质上的东京”，一般称为“大东京”，通常将东京作为世界第一大城市，也正是采用了这种东京概念。1956年，日本政府施行“首都区整顿方案”，规定将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以内的地区，即包括东京都及神奈川、埼玉、千叶、茨城、枥木、群马、山梨7县在内的范围构建一个“首都圈”，这个“首都圈”包括了整个关东地方及属于中部地方的山梨县。
2000年日本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东京主城区23区的人口共有813.47万人，整个东京都人口为1205.92万人，而属于东京都市区主体部分的神奈川、埼玉、千叶3县分别有848.99万、693.8万、592.63万人。这1都3县面积1.35万平方公里，仅占日本全国的3.6%，而人口共有3341.35万人，占了日本全国的26%多，若加上建成区有局部相连的茨城县，则共有3639.89万人，按日本政府规划的“首都圈”，则共有4131.67万人。其中作为主体部分的东京城市建成区内共约有3000万人，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整个东京都市区，可以说是一个由百余个大小设市城市连绵而成的结合体，除了东京主城外，其余的城市都可以说是一个个“卫星城”。东京卫星城分布的范围涉及到整个关东地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距东京都中心约50公里以内的地方，只有浓厚的卫星城特色，这类主要有千叶、船桥、市川、松户、川口、埼玉、川越、武藏野、三鹰、八王子、町田、川崎、横滨、横须贺、镰仓、藤泽等。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是明治维新以后开始与东京联系密切、获得飞跃发展的，这些城市构成东京都市区机能分工的纽带，发挥着住宅区、工厂区、休闲游览区的作用。其二，是处于东京外围，与东京相距约70～100公里的地方，这类主要有熊谷、高埼、前桥、伊势崎、桐生、足利、左野、枥木、宇都宫、水户、日立、铫子、馆山、小田原等，这些城市既和东京有着很强的联系，又正在发展为独立的地方中心。
在东京都市区50公里范围内，共有东京、横滨、川崎、埼玉这4个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而另有八王子，町田、相模原、横须贺、藤泽、川口、所泽、川越、越谷、千叶、船桥、松户、市川、柏市这14个人口30万以上的大城市。截至2002年10月，千叶市已然有90.46万人口，正积极向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靠拢。2003年4月1日，埼玉市成为日本政府的“政令指定市”，至此，日本全国共有14个“政令指定市”，而在东京都市区就有东京、横滨、川崎、千叶、埼玉5个，这5个“政令指定市”中，东京设有23区，横滨设有16区，川崎设有7区，埼玉设有9区，千叶设有6区。而这5个大城市中，基本上都处于饱和或近饱和状态，截至2002年10月，东京、横滨、川崎、埼玉、千叶的市域面积分别为617.83、437.12、142.7、168.33和272.08，人口分别为828.37、349.69、128.17、104.64和90.64万人，除千叶市外，各市的市域人口密度都已超过或接近1万人／平方公里。从这许多方面可以看出，东京都市区的行政体制与发展模式与中国有着许多截然的不同。
三、东京都市区与中国都市的现实差异
中国各都市地区的行政区划一直是很多变的，近五年来，北京的通县、大兴、顺义、昌平、平谷、怀柔，上海的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天津的武清、宝坻，广州的番禺、花都，西安的临潼、长安，成都的新都、温江，重庆的万州、涪陵、黔江、长寿，武汉的黄陂、新洲，南京的江宁、江浦、六合，杭州的余杭、萧山等一大批县和县级市分别并入市区，使得各大都市的市区范围大为扩展，至今南京市区已有4737平方公里，重庆市区有8552平方公里。而处于滨海平原地区的广州、天津、上海与东京、横滨等相比，市区范围也显得甚大，其中广州市区有3719平方公里、天津市区有6953平方公里、上海市区有5300平方公里。
就各市辖区而言，东京都市区的东京、横滨、川崎、埼玉、千叶5市各区的平均面积分别仅有26.9、27.32、20.4、18.7和46.35平方公里，而平均人口也分别仅为35.93、21.81、18.28、11.31、15.03万人（2000年普查）。而上海18区、广州10区、天津15区的平均面积分别为294、372、464平方公里，平均的常住人口分别为89.4、85.3、55.3万人（2000年普查）；相形之下，中日都市市辖区规模差距显而易见。在东京，面积最大的世田谷区也仅有58.81平方公里，最小的台东区与中央区都仅约10平方公里，各区中人口最少的千代田和中央区常住人口分别仅为4万和7万多人，人口最多的世田谷区也仅为80万人。天津面积最大的武清区有1570平方公里，广州面积最大的番禺区有1314平方公里，一个市辖区就相当于两三个东京市区，而处于老城区的广州越秀区面积仅9.16平方公里，上海静安区仅7.56平方公里，卢湾区仅8.1平方公里，天津和平区仅10平方公里，同一城市内市辖区规模相差之大，足以令人瞠目。而就中国都市市辖区的人口差距而言，上海常住人口最多的浦东新区有240.23万人（2000年普查数据，下同），而最少的静安区仅30.54万人；广州常住人口最多的白云区有174.84万人，而最少的芳村区仅32.38万人；深圳常住人口最多的宝安区有273.5万人，而最少的盐田区仅15.24万人；天津各区的人口规模差异虽然较小，但其所辖区各区人口规模还是普遍比东京各区大。
东京各区的职能分工较为明显，尤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东京老城区人口分流，近郊区和远郊市人口集聚的现象已渐而明显。作为东京主城区的中央区、港区、千代田区这3区，可以说是东京城市的精华所在，但这3区同时又是东京23区中人口最少的3个区，1970年，这3个区近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还有42万人，但到1990年，就减少到28万多，20年间这3个老城区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减少尤为明显的千代田区，1965年时有人口11.3万人，1970年时减为9.3万人，1990年时进一步减至4.7万人。同时因为这3个老城区工商业发达，企事业单位高度密集，白天就有大批的近郊和远郊人口来此上班、经商，使得其人口的昼夜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相当明显。1970年时，千代田、中央、港区这3区的夜间人口仅42万人，而白天人口高达220万人，是夜间人口的2.5倍，尤为明显的千代田区夜间人口仅9.3万人，而白天人口高达77万人，是夜间人口的近8倍。而后由于老城区人口的进一步流失，使这种人口昼夜差进一步扩大，至今东京3个老城区的人口昼夜差已有3倍多。
在中国大都市中，这种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城区间人口流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带动，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显现，但到90年代初，中国都市区内人口流动仍不太明显。从90年代开始，中国都市的老城区人口分散、近郊区人口密集的现象才开始明显。从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北京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天津的和平、红桥，上海的黄浦、卢湾、静安，广州的越秀、东山、荔湾这些著名的老城区的常住人口普遍少于户籍人口，人口外流的现象开始显现。
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各大都市的城郊结合部则由于聚集了大量的老城区迁出人口与外来经商务工人口，而使得这些近郊区的常住人口往往远高于户籍人口，按2000年人口普查的标准，深圳宝安区已有常住人口273.5万人，在全国的县级行政单位中居于首位。而同属城郊结合的上海浦东新区有240.23万人，北京朝阳区有229万人，海淀区有240.23万人，深圳龙岗区有171.48万人，广州白云区有174.84万人，番禺区有163.14万人，一个小小的市辖区内聚集了数量如此之众的人口，就足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都市区的人口分布特点在中国都市区也得到一定的照观，同时也说明中国经济较为活跃的都市地区，由于市场经济调节导致的人口流动现象已相当明显。
四、东京都市区对中国都市的一些借鉴意义
东京都市区与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深圳、武汉等中国都市在发展环境、经济基础上有许多大的差异，但同属大都市，它们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些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作为一种成功的国际大都市区模式，东京都市区对中国都市的借鉴意义更广一些。
首先，行政区划模式上的借鉴。东京都市区遵循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面对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并不频繁地调整行政区划以扩大市区管辖范围，而是设定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都市区”，将东京本部及众多处于邻县的卫星城作为一个整体，将各区市的职能作自然性的分工，如将主要港区设在横滨一带，将国际机场设在千叶县的成田，将高新基地设在茨城县的筑波，这样就使东京都地区的大小城市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连衔，从而也使东京都市区的行政区划保持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稳定性。相对而言，中国都市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市区范围大幅扩大，往往会造成都市集中程度的减弱，而新并入都市市区的县市往往会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由原本的独立发展体向都市附属体转变，在这种大模式下，大都市效应并不能在整个都市市区范围内得到体现。诸如重庆市，在设立直辖市后将离主城区较远且社会经济联系并不强的万州、涪陵、黔江并入市区，但合并后，重庆主城区对这些市辖区的辐射力很微弱，在当前，万州、涪陵、黔江依旧是各自一定地域的中心城市，并没有发挥作为远郊市辖区的功能。因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有必要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要限制都市区政府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化，以经济联系为基础调整行政区划，避免市区范围的盲目扩大，促进都市区范围内地域经济均衡、合理地发展。
其次，都市区人口发展模式上的借鉴。当前中国许多都市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很低，有的还处于负增长状态，而实际上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中国都市的人口规模在不断膨胀。在中国各大都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近郊区，而东京都市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则是远郊的卫星城。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老城区才有明显的人口外流现象，在武汉、重庆、南京、西安等都市，老城区的人口仍在增长，而在东京都市区，东京、横滨等大城市的老城区人口分散现象已相当明显。同时，处于东京周郊的神奈川、埼玉、千叶3县的人口增长极快，由于日本其它不发达县份的人口流入与东京都老城区的人口迁入，使这3个县的人口占东京都市区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都市在发展中虽然存在着类似的模式，但还是很个别的，因而中国都市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注重对老城区与工商业密集地区的人口进行适度地疏散，减少主城的拥挤度，同时要注重营建地下交通网络，努力克服由于城市壮大而带来的各类“城市病”。
第三，地域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借鉴。东京都地区是整个日本最密集的金融地带。2000年，东京都的常住人口为1205.92万人，同期上海市的常住人口为1673.77万人，比东京都多出近470万人，而同期上海市的GDP仅为东京都的二十分之一，经济规模之差距，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处于关东地方较偏远的枥木、群马2县，虽然都仅有约200万的人口，但人均GDP仍相当高，而与东京都相毗邻的神奈川、埼玉、千叶3县，则因大都市经济圈的作用，地域经济一直在日本居于前列。相对而言，中国城市往往在市区和近郊集中了城市的“一切”，长此以往，常使主城与近郊的地域经济愈加发达，而远郊不发达县域则因人口的大量流失，使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拉大了城乡差距，成为导致中国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洛阳市区与所辖的八、九个县的差距，兰州市区与皋兰县的差距，西安市区与蓝田县的差距，都是较为典型的：一方是集中繁荣的大都市，另一方则是贫痍滞后的贫困县。因而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各大都市就要注重都市区及周边地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鼓励大都市继续发展的同时，要遏制城区盲目扩大的势头；对人口密集、经济落后的县市，在鼓励剩余劳动力向富裕城镇转移的同时，要遏制人口盲目流失的势头；在建设大都市的同时，要兼顾周边不发达地域的发展；在发展主城区和近郊区的同时，要带动远郊农村的发展；在打造大都市区的同时，要努力缩小城乡差距，避免把大部分的建设资金投向城区，要兼顾农村欠发达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东京都市区与中国都市由于发展历史、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发展模式上必然会存在着许多差异。在东京都市区形成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许多大都市的都市区正在逐步构成，这其中也有许多成功的发展模式，这为日本都市区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因而，在借鉴日本都市发展经验的同时，双方的借鉴意义也是相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