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渊源论文,蒋介石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和忠诚。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晚清时期。“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生存危机，中国务派民族主义思想再度会合在一起，形成为中华民族内聚与统一的向心力，并最终促使各种政治力量全部汇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使得各派武装力量团结在民族抗战的阵线中，编入统一的对日作战军队序列投入抗敌前线。“国民党政府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本混乱黑暗的农村逐渐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注：刘大年：《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民族主义思想在抗战时期呈现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本文拟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民族主义思想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真正现代意义之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虽不是中国传统文顺利发展的正果，但是，我们考究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却不能不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蒋介石从小就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他的脑诲中，并对他日后的政治、文化观点，包括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正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现代意义“国家”的涵义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意义的“国家”往往由民众的意志决定，民众对国家的操纵是通过民族精英来实现的。这样，民族精英的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符合广大民众的意志。普通民众成了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他们为民族精英提供了充足的社会资源。而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家”是天下、邦国、家室的总称，君与国没有区别，“家天下”被视为正常的国家制度。因此，中国古代国家学说论及的大多是治国之道，天授君权具不可质询性，国家的合法性也来源于不可知的天意。由于缺乏完整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却产生了感染力极强的“大一统”、“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等民族思想。当时中国人常以“礼仪之邦”、“神明之胄”标榜自己，而傲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和华夏文化优越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认为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只能以华夏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切不可反其道而行之。正如梁漱溟所说：从历史上看，“总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胜了中国，强并了中国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膺于中国”。（注：梁漱溟：《对东省事件之感言》，载《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这种华夏文化优越论在蒋介石思想中烙有明显的印记。在他看来，“我们祖先的一切创造和文化，都要比同期的其他国家高尚而伟大，现在的贫弱的现象是丧失了创造力的缘故”。（注：蒋介石：《建国运动》，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5月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6页。）因此，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倡导恢复民族固有精神文化。
除此之外，儒家自孔子以来便有一种强烈的人世精神，这种精神为许多近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王阳明和曾国藩当为这种人世思想的集大成者，而蒋介石历来十分推崇王阳明、曾国藩，尤其是他们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这种人世致用、经世思想正是促使青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出生人死的思想动力。所以，他发出了：“男儿唯以身许国，乃为无忝于所生”（注：蒋介石：《报国与思亲》，载《蒋介石全集（代序）》。）的感慨；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会有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
（二）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是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渊源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曾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思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支。
在三民主义思想中，孙中山首倡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批评中国历史上只有家族主义、宗族主义而无国族主义，因而呈一盘散沙之状。他告诫国人，要实现民族主义就必须首先认清中国的“次殖民地”国情，知趾而后勇；同时还必须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并兼学“欧美之所长”，（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五族共和”为核心的国内各族大融合。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反帝。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他把民族主义阐释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之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
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反帝和发动民众等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早在民国元年，蒋介石就在日本发表《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巴尔于影响中国与列强的外交》等文，且已经意识到俄、日、英将是中国的三大敌人。大革命时期，他又提出“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义必倒”的观点，并将“实现民族独立，集合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持起来，排除一切的侵略和压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注：蒋介石：《建国运动》，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5月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5页。）放在建国目的之首位。
孙中山虽能以一定程度的开放心态对待中国本位文化的变革和创新，却又倾向于将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理想化，以此作为与西方殖民文化抗衡的利刃。他在讲到民族主义时，曾极力主张将中国固有之孝道、家族主义发扬光大为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希望人们具极大精神去为民族利益而牺牲。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传统色彩大加倡导和弘扬。为此，蒋介石多次强调恢复民族道德、民族精神，即所谓的“国魂”。在他看来，孙中山思想就是源于中国正统儒家思想，是“完全体认《大学》，归到时代的思想，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出来的”。（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页。）他之所以会吸取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传统色彩，既是与他本人所受的传统教育有关，也与当时维护其作为国家和民族“化身”——总裁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与西方诸国的矛盾及中国务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当国家、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但无论怎样演变，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主要渊源的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始终集专制性、保守性和进步性于一身。
（一）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
把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宣扬的民族主义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源于因民族情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民族仇恨情绪。德国法西斯主义者通过煽动民族仇恨火焰及论证日尔曼人是世界最优秀人种等手段，使对民族精神的信仰变成法西斯分子操纵下的合法化集体暴力，最终导致一场世界性大悲剧。无论希特勒的日尔曼民族优越论，或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和魂”，都是以对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操纵为手段，来达到对本民族成员实现道德肃整和专制统治的目的。
与此类似，蒋介石也竭力从传统文化词典中寻出“四维八德”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力图使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通过对这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操纵，来达到整合、动员社会的目的。他称赞法西斯的政治理论为“本超像主义之精神，以国家机体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权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中国欲“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自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为了借鉴德、意法西斯的统治经验，蒋介石先后派宋子文、郑介民等率团前往德、意考察，并派人前去受训，还聘请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郎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在政治宣传中，他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胜利第一军事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而对民众的自由、权利却只字不提。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由、安全和人民的自由、权力之间，他把前者引向至高无上的地位，片面强调国家、民族的神圣性。他要求国民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国家的指挥，把一切交给国家，毋须考虑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国民不再是活生生的自由个体，而只是机械、麻木的服从者。
（二）保守主义的守旧性
民族主义以文化传统为支撑，个人民族情感大多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化。因此，民族主义者往往通过加强民族文化的联系来排斥异己的力量。抗战时期，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过中国固有文明、固有道德的长期教化。无论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如何演变，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却难以脱开。一旦需要，他们都将从固有文化观念和伦理价值中吸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理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这种传统伦理观、价值观的产物，因而必然会染上浓烈的保守主义色彩。
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场民族固有的精神”。（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至于伦理建设“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培养救国的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他认为，中国被侵略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民族性的堕落”。（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因此，要抵御外侮，就要“恢复中华民族性的精神”。（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7页。）另外，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偏重于用旧形式宣传新内容的特点也影响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正统”位置后，也必然会依靠新的“道统”、“王统”学说来为自己的“正统”地位作辩护，从而得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结论。
与其他保守主义者一样，蒋介石非常注重从过去的传统和经验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他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理想化，希望恢复旧道德、旧文化，以此作为与外族异质文化抗衡的利刃。与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相比较，这种保守民族主义主张除了表达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向往之情外，更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无疑有利于抗战时期及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但是，他只看见本民族文化的耀眼光芒，却未能放眼绚丽多彩的世界文化大花园，而面对物质日新的社会只能提出道德守旧的主张。这种试图开文化历史倒车的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保守性民族主义，也会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号召力、整合力。
（三）爱国主义的进步性
爱国主义是指对于自己生长的祖国所怀的深厚感情。谈到“爱国主义”就必然要涉及到“国家”的概念，这里的“国家”不仅仅指领土、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它更突出了主权、政权的政治含义。爱国主义往往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特征。从感情的层面来说，爱国主义是指对于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和那片国土的热爱和眷念，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正是这种感情的体现，因而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认同。
抗战时期，在民族生存遭受严重威胁的形势下，爱国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超阶级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虽然主要是代表他们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在民族敌人面前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怀。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发表了重要讲话：“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不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注：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87年5月）第3册，第4页。）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注：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87年5月）第3册，第2页。）这篇讲话不仅表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它更是一篇著名的讨日檄文。在1937年8月8日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要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注：蒋介石：《告全体将士书》，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87年5月）第3册，第17页。）
抗战初期，蒋介石并不情愿立即与日本成为对峙的双方。他曾表示：“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注：蒋介石：《告全体将士书》，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87年5月）第3册，第13页。）不难看出，蒋介石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寻一漂亮借口的意图。尽管如此，能在历史转折关头下定抗战决心，这与他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此后，他能与中国共产党等各派政治力量携手抗战至最后胜利，也是其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爱国情怀与客观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爱国情怀也使得他在国难当头之际，获得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中间人士、国民党地方势力派等各种力量的拥护，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得到了更多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比以前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总之，抗战时期蒋介石集专制、保守、爱国等多种特点于一身，这些特点决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能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而又决定了二者的结合只能是为了抗击民族敌人的短暂结合，它们的最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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