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人口安全 构建和谐社会——“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多学科的视野”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3月30日～31日，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多学科的视野”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做了书面主题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人口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安全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人口安全问题。2003年6月，在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人口、社会与SARS”学术研讨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张维庆主任首次提出了人口安全概念。随后，张维庆主任向国务院提交了“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的专题报告，受到温家宝总理和华建敏国务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该报告以国务院《参阅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国高级干部。
人口安全概念提出以后，学术界对人口安全理论和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了交流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动人口安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张维庆主任亲自倡议召开本次研讨会。
来自人口计生委、统计、公安、老龄工作等政府部门和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军事科学等学科领域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他们围绕“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人口安全与人口政策”、“人口安全的理论涵义”、“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指标体系”、“区域人口安全”、“性别失衡与人口安全”、“人口健康与人口安全”、“人口流动与人口安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人口安全的理论涵义
张维庆认为人口安全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人口发展及其相关领域各种风险因素得到相对控制，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现危机的状态。
在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人口安全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后，姚远指出，人口安全的核心是构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人口安全思想自古有之。当前的人口安全论既折射出人口问题的时代特点，也蕴涵着我国人口思想发展的历史积淀。
提出人口安全概念和开展人口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邬沧萍认为，提出人口安全理论有助于把已经淡化了的人口忧患意识的教育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开展起来，有利于现阶段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杨文庄从深化人口研究的角度，认为研究人口安全有助于深化对人口问题及其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引发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次思考，有助于促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实施。
对人口安全的理论界定是进行人口安全研究的基础，与会专家对人口安全的定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总起来讲，目前对人口安全的定义还处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
多数学者认为，人口安全起源于人口问题。但是，人口安全不同于人口问题。什么情况下人口问题才会上升为人口安全问题呢？翟振武等认为人口安全问题是一种程度已经严重到威胁损害人口自身生存发展或国家社会生存发展的最高层次的重大人口问题。周长洪认为，人口安全应当指一个国家人口发展不遭受严重威胁和损害，只有当人口问题不被发现、不被认识、得不到解决，进而严重危及人口生存、繁衍和种群延续时，才出现人口安全问题。
在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人口安全已有文献进行全面概括的基础上，翟振武等把人口安全概括为“主体安全”和“客体安全”，前者指“人口”本身是主体，关注的是“人口”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后者指“人口”是保障另一客体——比如“国家”——的一种因素，关注的是各种人口问题对国家、社会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主体安全和客体安全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人口安全的完整内涵。他们特别强调，人口安全不同于人类安全，它是非传统安全的一个范畴。
多数与会学者对人口安全的界定符合这种主体和客体相结合的思想，但又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刘德鑫等认为，人口安全是指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稳定、科学与健康的状态。陆杰华认为“人口安全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刘家强认为人口安全的理论内涵应包括适度的人口规模、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等。陈功等认为人口安全就是免除人口各要素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以及与人口相关的其他一切不安定状态。刘延年认为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与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国防安全相比较，人口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隐形、缓慢和持续等特点。
陈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口安全与人口转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口安全解释了人口转变为什么发生，而人口转变的后果应该由人口安全来回答。人口转变的过程就是人口安全转变的过程。他指出，历史上的人口状态是从最不安全向重度不安全再经过轻度不安全到达安全等几个阶段的过程。
参加研讨会的部分学者对人口安全概念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人口安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难以明确定义，不能用它来引导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靠的是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精神与行动，而不是一两个云里雾里的提法与口号。这些批评和质疑，一方面反映了本次研讨会热烈的气氛和民主的风气，另一方面反映了人口安全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学术界还需对人口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2 人口政策与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实现的前提在于实行科学的人口政策。薛宝生认为：“人口政策是实现人口安全的基本支点，没有得力的人口政策，就没有稳定的人口安全。”王国强认为要维护我国人口安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迫切需要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汪春燕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我国人口控制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对人口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鉴于目前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必须坚持、完善人口政策，使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在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理论指导和依据方面，王国强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同时，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理论依据。在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原则上，刘冬等认为，科学的人口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并能从我国国情出发，与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相适应。
那么，如何来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呢？王国强以“稳定、提高、改善、引导、开发”十个字加以总结，即“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鹿立则从人口再生产安全的制度安排出发，强调引导旧的人口再生产非正式制度向新的人口再生产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主要包括新的婚育文化的强力渗透，以及与此相关的惠及全体人民的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稳定。在减少社会边缘性人口风险的支持政策上，王树新主张要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支持，立足于社会的整体调剂，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以在公正和公平的基础上解决边缘性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
有代表认为，过去在人口政策的制定上过于草率，导致了今天的人口老龄化急剧加快、性别比严重失衡等负面影响。另一些代表则明确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过去的人口政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科学的方法制定的；对于人口政策的效果，要看其主要作用，不要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我国过去的人口政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3 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
完善人口政策，维护人口安全，其终极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本次研讨会上，参会代表纷纷就我国人口安全中的各种隐患进行分析，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对策。
多数学者肯定了人口安全隐患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我国一直存在人口安全隐患，它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侧重点。理论界要从战略高度研究和探讨人口安全问题，准确、客观地把握未来人口安全隐患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科学地提出战略性的预防措施。
关于人口安全隐患的原因，李建新着重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分析了人口结构风险，认为一味的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而不兼顾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负面影响，将使人口结构风险增加。正确的做法是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并重。原新和王金营同样认为在人口规模控制上不能走得太远，观察人口变化要高瞻远瞩，低生育水平的长期后果绝对不可轻视。虽然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人口发展方略，但是，对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绝不是越低越好，低生育水平也绝不是维持的时间越长越好，长期维持过低的生育水平，无疑是人类的慢性自杀，是对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削减。
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结构风险，有代表主张，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要从政策、制度、法规上给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以后备支持。
汤兆云等则不同意“我国人口规模风险已经减轻”的观点，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增长的人口总量，依然是我国面临的严峻人口安全现实问题。他们主张继续实施现行的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并尽可能降低人口总量，以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生态破坏同样是造成人口不安全的重要方面，侯东民等认为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生态恶化区，人口安全问题仍需引起高度重视。他们提出应该通过实施“人口转移扶贫战略”来解决生态恶化区的人口贫困和人口安全问题，他们特别强调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保证更有效的国家力量的介入，在未来10年左右，应该利用非农化、城市化契机，制定国家战略目标，配合以有力的对口促进政策，促进西部贫困地区“劳务输出”，加速“彻底转移”，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对于国家力量在生态移民上的过度介入，有学者表示反对，认为整体的移民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负面影响，主张政府利用市场来进行移民调节。桂世勋认为，应该对移民进行筛选，这样才有效率。
通过生态移民解决生态恶化区的人口安全问题，可以与人口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但是侯建明等主张要处理好城市化与人口安全的关系，把推进人口城市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在促进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实行“多元化”的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走“内涵型”城市化道路；注意提高人口城市化的质量；树立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观。
在本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还采用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人口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如蔡林从系统动力学方法出发，突破了单一学科对解决多重相关性、复杂系统问题的局限，将社会机制和科技发展融入人口调控、经济增长、资源供应与开发、环境污染与治理之中进行人口安全的考察。
4 性别失衡与人口安全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引起了本次研讨会代表的强烈关注，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强调政策因素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周全德以河南的经验为根据，认为河南一胎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二胎及多胎生育时，所以政策因素是主要的。但是很多学者不同意把出生性别比失衡归因于单一的政策因素。如刘爽认为，出生性别失衡，有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原因，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因素起作用，也有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时B超技术的普及为胎儿性别选择提供了技术条件。总之，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把原因归结为任何单一的因素。
在讨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后果时，一般会用婚姻挤压、婚配失当、拐卖人口、卖淫嫖娼来说明其危害，但是部分学者指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危害究竟在哪儿，其作用的机制如何，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对于如何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应该综合治理，同时提出以下对策：一是加强行政立法，要杜绝法律漏洞（外出打工的，逃避户籍地的管理问题等）；二是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宣传力度与广度，让群众有长远眼光，认识到出生性别比失衡对自己不利，并意识到男女都是传后人；三是建立和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加大对独女户、双女户家庭的奖励扶助。对其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承包土地、培训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5 年龄结构与人口安全
人口结构的安全无疑是人口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的人口学、老年学、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首先围绕养老问题对人口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未来人口老龄化乃至高龄化趋势不可避免，21世纪我国的养老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后半叶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生育的大批婴儿进入老年及高龄阶段，同时在2030年前后，“人口红利”期将转变为“人口债务”期，这将使得我国老年人对于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大。桂世勋在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多方案的预测基础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了养老问题对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姜向群则从养老金影响因素着眼，对于现行的现收现付制所带来的养老金缺口表示担忧。
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是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老年人问题的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快速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高龄老年妇女群体生活状况堪忧、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照料困难、老年人口相对贫困化问题日益显现。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人口安全态势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与会专家提出了以下对策和建议：推进社会保障和社区保障、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出台社会保险法，缓解养老金压力；逐步建立家庭经济保障安全网、社会养老服务安全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政策安全网。
总之，对于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且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而言，在涉及人口安全的诸多方面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原本存在的老年人问题加剧，同时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也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妥善解决人口年龄结构性矛盾，是维护我国人口安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
6 人口流动与社会稳定
由于农民工是中国流动人口中最突出的群体，因此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研究最多的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体制，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很边缘化的群体。王放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包含几个层面：一是经济层面的融入，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第一步。目前的这种融入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二是社会层面的融入，由于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还处于十分低级的阶段；三是心理层面的融入，由于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还远没有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无法转变成市民，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容易受侵害，主要体现为：一是劳动合同。签订质量不高；二是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三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四是拒不支付延长时间的工作报酬；五是违反规定向农民工收取或变相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六是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和工种进行限制；七是解除劳动合同后不按规定给予农民工经济补偿；八是侵害女性农民工和未成年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还体现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上。接受教育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上学难的问题主要是由户籍制度和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引起，实际上也说明农民工的权利缺乏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率比全国学龄儿童的平均入学率低；二是流动人口子女中超龄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三是许多流动人口子女都具有辍学或失学的经历；四是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样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由于我国城乡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与会者集中讨论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丁煜等针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或微效，在模式选择的基础上，构建了“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险体系，并认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在各地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的农民工流动性与账号跨地区的衔接问题。张再生认为可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是王放认为，要想让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按不同比例交纳养老保险费，基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在全国目前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实行农民工养老保险统筹和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前提下，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刘传江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农民工突破四重屏障，即城市政府和市民对农民工的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的状况，他还提出要重视“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第二代农民工以20世纪80年代出生为标志，他们普遍没有务农的技能，一旦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根本无法退回农村务农，这个群体能否有效融入城市，直接关系到人口安全的实现。具体对策包括：一是全面加快开放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消除“身份认同危机”；二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充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是政府各部门研究综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方案。
7 人口健康与人口安全
人口健康是人口安全的基础，人口安全同样影响人口健康。与会学者就人口健康安全的一般理论进行了探讨。郑晓英等认为我国人口健康安全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表现在：一是中国面临双重疾病负担，健康尺度较差，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医疗卫生制度不合理，政府卫生投入较少，健康公平性差，医疗机构服务效率逐年下降，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医疗保险覆盖率下降。医疗卫生费用上涨迅速，贫困人群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四是环境污染对人口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除了对健康安全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与会者还讨论了具体的健康安全问题。段成荣等研究了中国不正常的女婴死亡率问题。他们依据1982、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的婴儿死亡率资料，考察了我国男女性婴儿死亡率及其对比关系在不同区域的表现情况和过去20年的变动趋势：1989年和2000年，女婴的死亡率开始高于男婴。这种现象不仅在农村存在，在城镇也同样存在。从1981～2000年，中国男性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下降，但女性婴儿死亡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不正常变动。尽管各地的婴儿死亡率水平相差悬殊，但是，在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这一不正常现象方面，各省则表现得十分一致。
会议还就传染病特别是艾滋病与人口安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人口健康的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对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不能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损害，某些非洲国家的惨痛经验应该给我们以警示。张敏才分析了我国目前艾滋病流行的特征，并强调人口大规模流动可能成为促进艾滋病流行的催化剂。他认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大，大多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多数为青壮年，文化程度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性病、艾滋病知识缺乏，是艾滋病主要的易感人群。韩建平讨论了艾滋病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强调艾滋病可能危害国防安全，军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影响士气和降低军队的战斗力。
鉴于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形势，与会者讨论了应对艾滋病挑战的对策。刘爽认为，加大对青少年人口的健康教育投入是应对艾滋病挑战的重要措施。在2002年全世界新增的艾滋病感染者中，15～24岁的青少年占到了42%。在我国，青少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也占到相当的比例，10%左右的感染者年龄在20岁以下。艾滋病对青少年的影响将不仅仅是一代人，而可能是数代人以至更长的时期。如果在青少年群体中预防艾滋病失败的话，人类将面临一场灾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青少年人口，其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根据五普数据，我国10～24岁的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37.9%，而农村地区青少年人口达37120万人，占全国青少年人口总数的78.8%。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初中毕业后就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所以在农村中学开展艾滋病预防的健康教育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途径。
除了对青少年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与会者还提出了其它对策：一是加强政府领导，健全督导机制。二是完善政策法规，坚持依法防治。要消除各种法规中存在的不一致的条款，尽快出台艾滋病防治法。三是充分发挥计划生育部门的作用。由于计生系统的服务网络遍及各个基层的育龄人群，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将生殖健康服务与艾滋病防治结合起来。四是要有合理的资金投入，制定多渠道的筹资策略。
8 区域人口安全
除了关注全国性人口安全的问题，参会学者还从区域人口安全的视角对人口安全进行了讨论。
中国的区域人口问题总是与民族人口问题密切相关。对于民族地区的区域人口安全问题，银措以青海为例进行了探讨。银措认为，青海省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威胁人口安全，人口的不断增长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何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及治理生态环境，已成为青海省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她还认为需要提高民族地区妇女素质、维护人口安全。她还特别强调妇女素质、女性权利等问题是民族地区人口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严峻问题，只有提高妇女素质和妇女地位，才能提高民族地区全民素质，才能够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出人口素质低下等问题。
关于民族地区的区域人口发展战略，杨军昌（侗族）特别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贵州的区域人口问题。他认为贵州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相当突出，人口规模已高于资源适宜承载量，与此同时，民族人口却增长迅速，如果这些问题不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予以解决，就可能对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造成灾难性后果。为此他主张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汉族地区一致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宁也认为，民族人口与民族安全有着极大的关系，要实现人口安全就必须关注民族人口问题。他认为我国原来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政策上放宽的方针，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但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接近一亿，所以要继续完善和改进民族人口政策。
在区域人口安全中，城市人口安全问题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周仲高等认为，城市人口安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城市人口容量的适度，它包括城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布局以及迁移等等与城市其它社会子系统发展的和谐协调。他们认为，城市适度人口容量的测算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方式：一是基于生命表等人口统计方法的城市适度人口容量测算，它主要是基于现有的人口特征来推算未来的人口状态；二是基于可能满意度方法的城市适度人口容量测算，它能综合社会系统中的其它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进行静态测算；三是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城市人口容量测算，它是综合社会其它系统的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动态测算。
区域人口与人口分布紧密相关。孟向京认为合理人口分布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安全的基本内容。从人口安全角度考虑，人口合理分布的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整合，政治的安定与国防安全，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9 人口安全指标体系和人口安全预警系统
与会专家不仅对人口安全进行了定性分析和讨论，还对人口安全的量化进行了探讨，试图构建一个客观、准确、全面的人口安全指标体系。首先，在构建原则方面有两个视角，分别是具体的视角和抽象的视角。例如，陈兆祯等认为坚持大人口观念、人均观念、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相适应、经济社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转移等是构建人口安全指标体系应坚持的几个原则；而朱正威、童玉芬、陈乐等强调人口安全指标体系应体现科学性、全面性、客观性、灵敏性、可比性、可采集性、相对独立性、普遍性和实用性等原则。
其次，在指标内容方面，大部分学者的思路基本一致，即从人口及其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方面来构建人口安全指标体系。例如，陈兆祯认为人口安全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人口总量和结构指标、人口素质指标、人口城镇化水平指标，人口优生优育指标和人口出生性别比指标。朱正威等特别对人口流动安全指标子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益尝试，他们设计了人口流动安全预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人口流动变化趋势指标集、人口流动状况指标集、人口流动控制指标集。陆杰华研究了如何借鉴国外人类不安全指数来构建我国人类不安全指数的问题，并给出了指标、方法以及基本构想。
对于如何建立人口安全预警系统，席斌等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数理人口模型尝试建立城市人口安全预警系统。
但是，当前有关人口安全指标体系和人口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人口安全指标体系的完备性、合理性及其可行性还有待检验，其临界阈值还需不断修正和完善。
除了以上各专题的讨论，研讨会还特别讨论了人口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关系问题。丁学洲认为，随着“独子”（包括只有一子和有一子一女的情况）家庭的增加以及老龄社会的到来，部队今后独生子女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人口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问题将日益严重。独生子女对国防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从近年来一些部队独生子女兵的情况看，独生子女对于从事艰苦的国防劳动很不适应；其次，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子女参军入伍；再次，独生子女和老龄化的双重矛盾，未来一旦爆发战争，可能带来的家庭养老风险将是巨大的，即使和平年代，国防劳动的风险也明显大于一般劳动，如何减少独生子女兵的风险，事关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国防安全应成为解决各种人口问题必须关注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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