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探索——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周年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纪念毛泽东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06-07
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结论，是时代的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飞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毛泽东的探索工作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开始的。1956年到1957年，毛泽东创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光辉著作；1959年到1960年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大量真知灼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坚持了正确的基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在1956年指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经验是“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P307-308)1962年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2](P829)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从经典作家的结论出发，不能拘泥于苏联模式，要适合中国情况。特别要注意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后进的两个特点，“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P213)
第二，认真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做出科学判断。毛泽东深知中国之大，发展之不平衡，情况之复杂，不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就不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制定方针政策，“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2](P832)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和工业问题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1961年毛泽东再提调查研究，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 以此为基础，由党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
第三，坚持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2)(P744)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要善于发现新矛盾，解决新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发展。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2](P744)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第五，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崭新事业，前无古人，对国内外历史经验，包括对资本主义经验的总结与借鉴极为重要。正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的命题。他说：总结经验不是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力”。[1](P293)
毛泽东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上述原则，目的在于“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4](P633)他根据对立统一的原理，考察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他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观点，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2](P757)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存在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2](P774)第三，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2](P768)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第四，中国“一穷二白”，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很不充分。只有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社会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蓝图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全面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在政治制度、政权建设、政治生活等方面强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毛泽东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两类矛盾”学说。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2](P757)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大量存在的是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的存在，决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2)(P759)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统一，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要有具体制度作保证。毛泽东结合中国情况，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毛泽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确立。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由人民代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实行立法、行政相统一，既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又保持政令统一，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克服了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弊病。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要不要多党合作？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P733)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这种局面可以存在多长时间，不单是由共产党的愿望决定，也要看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民主党派也要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有别于苏联和其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的政党制度。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轮流坐庄”、效法西方两党制的主张，指出：在西方国家“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2](P761)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必须建立在坚持判断是非关系的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上，最主要的一条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分析中国的特点时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2](P732)所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民族问题。毛泽东找到了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载入《宪法》。他在五六十年代思考如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形成基本思路：1.认真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应各地、各民族实际的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和其他体制；2.认真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尤其要反对大汉族主义；3.积极帮助少数民族，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经济和文化；4.大力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5.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尤其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
第四，毛泽东探讨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提出发扬民主，不搞个人迷信，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并主持制定许多具体规定。2.探讨国家机构改革，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甚至提出在将来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3.反对官僚主义，主张精简机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充分发扬民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P456-457)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曾预言新中国成立后将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在经济建设中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毛泽东初步规划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探讨了经济制度、经济规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
当时，有两个情况促使毛泽东考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第一，“一穷二白”的状况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所以加速建设，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尽快巩固起来。第二，尽快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毛泽东说：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P296)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规划了“四个现代化”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1945年就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从1953年起，毛泽东着重研究，多次阐述现代化问题。1959年毛泽东对“四个现代化”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探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问题。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以后又具体化为50年至100年的时光。具体步骤是分两步走：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的部署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在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了这一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成为全国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探讨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安排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处于首要地位，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重点。但是，不能忽略农业和轻工业。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他提出要适当调整工农业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以后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其次，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布局。针对历史上我国工业集中在沿海，布局不合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方针。但是，内地工业是重点，不是忽略沿海工业，应注重沿海工业，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以便于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强大的国防是必要的，但是，要加强国防，一定要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重点。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更好，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进步。因此，“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2](P725)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有两方面的保证。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毛泽东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他探讨了在这些基本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采用其他形式为补充的问题。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是清一色的公有制，如果社会需要，“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较早提出以其他经济形式补充公有制的不足。受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但他又提出计划经济和统一领导不是把一切人和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还会“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计划要“合乎规律”。在贯彻按劳分配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公私兼顾”、“统筹兼顾”的主张。第二，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受历史的限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但他看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提出要遵循客观规律。1.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学校”的著名论断，认为这是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2.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现在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刻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就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则。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错误，指出：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从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毛泽东还触及了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他比较充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只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才能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分阶段的，由这一阶段进到那一阶段，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来实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它的巩固和完善还需要较长时期，这个时期将同改革社会制度相伴随。阶级消灭后，“社会制度还要改革。”[1](P381)。第四，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外国学习。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对外开放。他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1](P345)不仅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但要有批判、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东西。以后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由于五六十年代西方对我国实行包围封锁，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没能付诸实践。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果断做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恢复和改善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四、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畅想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4](P663-66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决定中国的文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文化，它的发展繁荣又是政治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极其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原则和方针。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文化现代化。毛泽东在1949年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P6)在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时，毛泽东不同于其他人的突出特点是把文化现代化纳入整体战略中。他在1954年就把我们的目标界定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P133)1957年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问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8年把科学文化现代化列为现代化的四大目标之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衡量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标准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2](P789)为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提出几项主张：1.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党性强、思想素质好的科技、文化工作队伍。3.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P74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统治地位，但不是人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各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所以，思想文化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潮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并不是不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2](P786)
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对我国知识分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1](P406)“必须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5]第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少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极少数人对我们国家抱敌对情绪。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第三，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的问题。一方面，党和政府要积极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帮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1](P406)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改造的基本途径是同工农相结合，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1](P409)
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要继承文化遗产，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又要放下架子，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对人的培养，尤其对青年的培养，关键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此，“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2](P780)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同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结合起来，“两手抓”，“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1](P14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优势。
五、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世界连成一体，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世界。毛泽东始终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出发探讨中国问题，对夜郎自大的封闭思想深恶痛绝。他从两个方面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尤其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牵动着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稳定。所以他一再讲，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只有世界保持长期和平与稳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只有充分借鉴外国经验，中国才能少走弯路，加快步伐；只有发展对外关系，才能取长补短，促进中国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取得全世界胜利，才能实现最美好的理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实际上，毛泽东的全部探索都是与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分析相联系。应当看到，当时中国面临的环境十分险恶。帝国主义包围封锁，苏联大国主义挤压敲诈，甚至兵戎相见，社会主义建设很难得到较好的国际支持。东西方冷战对峙，地区冲突接连不断，战争危险随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被迫中断。五六十年代，人们最关心战争形势。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既估计到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也批评了战争马上就会发生的说法，指出：“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2](P723-724)对待战争，“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1](P136)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后，回答了谁怕谁的问题。他说：“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1](P343)毛泽东的论断敲响了警钟，也给人以鼓舞和自信。
这种国际环境表明，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迟战争的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第一，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团结世界人民，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第二，在外交活动中既坚持原则性，也坚持灵活性。原则性就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灵活性就是外交活动中求同存异，善于把握时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第三，善于利用国际矛盾，努力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毛泽东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跳过美国，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打破帝国主义的防线。1957年，毛泽东在中东战争发生后提出了世界存在“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思想，要利用各种矛盾，“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1](P341)他还提出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帝国主义想要颠覆我们，我们也要影响他们。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科学分析了当时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对比态势，解决了在国际舞台上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的问题，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邓小平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6](P12)第四，努力倡导人民外交，寄希望于世界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官方往来已不可能。毛泽东指示要扩大同各国人民的非官方往来，导演了50年代的“戏剧外交”、70年代的“乒乓外交”等，对当代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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