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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形成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到来
如果我们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该年经济增长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第一，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第二，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建国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至9.5％)。（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但在我国，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要实现充分就业，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因而不能完全套用这个定义。但其中提到的“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的说法，是可取的。而且可以采取简便而又较为可靠的办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长时间的年均增长率。我国改革开始以后的1979～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4％。这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但它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其下限可以定为7％，上限可以定为9.5％，合理的增长区间为7％～9.5％。）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为止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第三，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至8％)。第四，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已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将上述四个特点概括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真正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在建国以后是第一次。
决定上述特点的有以下重要因素：第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第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第三，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第四，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宏观调控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以下四个阶段：(1)1992-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4.2％缓慢地下降到8.8％，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即9.5％)以内。(2)1998-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渡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下限(即7％)以上。(3)2000-2002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三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7.3％和8.3％，均高于1999年。(4)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又积累了治理局部过热、避免经济大起以及必然大落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处于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线内。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发展与完善。但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它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巨额的、宝贵的资本，是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第五，经济大国的效应。第六，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第七，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总之，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对此，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心。
上述的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决定因素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一样，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和坏，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并相互转化。所以，我们说宏观经济形势好，并不否定它也有严峻的一面，也不否定它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情况来看，诸如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反弹压力很大，油电煤运的紧张状况并未根本缓解，农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也没根本改变，通胀、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压力以及财政、金融、外汇和外贸的风险也都很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别过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贪污腐败严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着经济发达国家拥有众多科技优势的强大压力，在国际的产业和产品的垂直分工中处于低端的不利地位。进一步就深层次问题说，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两个基本方面的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和垄断行业)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这些问题都会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阻滞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弄得不好，还可能使形势发生逆转。但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和大发展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但又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估计各种困难和风险，并认真加以解决。否则，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发展。
二、抓住战略机遇期需要采取的基本措施：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持续增长。为此，就必须在经济周期运行中的上升阶段防止经济过热，在下降阶段防止经济过冷。而从某种共同的根本意义来说，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过热，还是过冷，都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相联系的。因此，无论从即期来说，或者从长远来说，都需要着力推进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十多年来经验证明：在这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要下大力气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从价值(货币)形态考察，过高的投资率，是投资膨胀在资金方面的基础。这一点，在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巨大规模的条件下尤为如此。因此，当前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首先就需要降低投资率，相应地提高消费率。
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重化工业阶段，又要补偿多年积累下来的环保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巨额投资，投资率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偏高，而2003年和2004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7.7％和25.8％，大大超过了消费增长速度。于是投资率也上升到47.39％和51.33％。2004年投资率比三年“大跃进”的最后一年的1960年还要高出15.59个百分点，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也要高出13.59个百分点，真正是历史新高！
但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投资是多次发生的经济过热的第一推动力。但投资率过高的另一面就是消费率过低。这就必然会形成局部经济过热与部分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当前我国大部分消费品供求是平衡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过于求的。这就是部分消费不足的有力证明。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的原理，即生产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主要由劳动者消费构成的有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因此，如果听任上述局面的发展，终究会酿成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降低积累率和提高消费率是相互联系的，但又是有区别的。因此需分别叙述。在降低投资率方面，当前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1)实现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变；稳健的货币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其取向(详见后述)。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可以直接降低投资率，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间接抑制投资率增长，并从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方面向各类市场主体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控制投资的膨胀。(2)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叠加而形成的。针对这两种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加快财税改革和建立公共财政以及干部制度改革等)、加强依法行政、树立中央权威、广泛宣传科学发展观来加以抑制；对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则需要通过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诱导以及发布经济信息等手段，把他们的投资引导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去。(3)对与经济过热相关的(不只包括投资膨胀)引进外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规模也需做出适当调整。毫无疑问，改革以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适当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防患金融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需要一个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使得这个问题凸显起来。200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顺差分别达到了535.05亿美元和606亿美元，354.7亿美元和320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1168亿元和2067亿美元。这两年增加的外汇储备比1978年—2002年增加总和还要多出379.4亿美元。这些因素无疑是促进这两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也不能说同这期间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通胀压力加大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首先要花大力气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而且要在规模上做出适当安排。
当前我国消费率过低，除了受到投资率过高的限制以外，还受到居民收入率低、消费倾向低和消费预期不佳等因素的制约。但同时在这三方面拓展的空间都很大。因此，从这些方面着手提高消费率，是大有作为的。
当前在这些方面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提高居民收入。在这方面，当前有两个重点。
(1)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是首要的重点。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后者是前者的3.2倍。如果再考虑到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别，这个倍数还要高得多。而在全国近13亿人口中，农村约占近60％。为此，一要依据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财政支出要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倾斜。二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科技兴农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可以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2)提高城镇居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的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此，要积极扩大就业。这是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工程。这就需要提升就业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当前还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正确方针，就业率的重要性还难以同经济增长率相比，甚至还难以同通胀率相比。但又确实需要把提高就业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能仅仅让提高就业率单纯服从经济增长率的需要，而是要兼顾提高就业率的需要。而所谓兼顾又不能只是满足于把失业率控制在预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限度内。当然，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绝非易事。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有条件、分步骤地把农村这个数量极其巨大的就业群体纳入就业调控的范围。事实上，多年来，农村就约有一亿人进城务工。忽视这个重要现实，而单纯讲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人为地极大限制了就业面的扩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要以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为前提的。这是其一。其二，要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这方面，如果把它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是不妥的。毫无疑问，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不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这一基本优势，恰恰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这方面，如果把它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是要在生产中节约社会生产资源的耗费。就这点来说，无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诚然，如果单纯地孤立地就这三种产业的比较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节约劳动资源方面远不如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如果放眼整个国民经济，那就可以清楚看到，不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那就根本谈不上节约，而是最大的浪费。这里还未提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实现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极重要意义。其三，还要提升手工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人民生活需求极为复杂，手工业有悠久历史形成的优良技艺。这样，发展手工业不仅有利于扩大就业，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潜力，促进生产发展以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其四，采取更有力措施，充分发挥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在以上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扬弃那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观念。同时还要在财税、信贷和法制建设等方面采取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措施。
在扩大就业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过低是当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最突出的表现。整体说来，中国工资低于外国工资、中资企业工资低于外资企业工资、农民工工资低于城市工工资。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工资过低则是明显事实，特别是占到城镇就业人数约30％的农民工工资过低，则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劳动成本低，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积累等方面都有好处。但它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近年来，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的民工荒，就是这方面的最明显的信号)，不利于克服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逐步改变劳动力价格过低状况。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历史原因，有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原因，也有由法制不健全导致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当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要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规范的劳资谈判机制，要调整工资指导线，要加强法制建设，要发挥工会的作用，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要通过这些，逐步提高劳动力价格。
2.提高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是消费倾向最高的两个社会群体，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就意味着从最主要方面提高了消费倾向。
3.改善消费预期。当前我国消费预期不佳，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也没真正到位，义务教育费用部分地还由人民自己负担，再加上乱收费，致使教育费用过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本来水平就不高的即期消费，致使储蓄率过高。而储备率过高，不仅会降低即期消费水平，而且会成为投资率过高的基础，从而会成为加剧投资膨胀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改善消费预期，需要加速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不同层次的、包括养老、失业和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需要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并规范教育收费。当然，为了提高即期消费水平，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改善金融业的信贷服务，转变消费观念，以促进消费信贷有一个大的发展。
(二)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
从使用价值(物质)形态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不过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因此，要消除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还需要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政策。这包括三个重要方面：
1.把发展农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加速农业的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增加值、劳动力和人口的比重是会逐步相互适应地下降的。但我国的问题是：一方面，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另方面，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还保持了很大的比重。1952～1978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由50.5％下降到28.1％；到2003年，再下降到15.2％。在上述两个时限内，农村劳动力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依次分别由83.5％下降到70.5％，再下降到49.1％；由85.6％下降到82.1％，再下降到59.5％。（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5、120页。）这种状况必然极大地妨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作用的发挥。特别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农业的“瓶颈”作用就突显出来，农产品价格也因供给短缺而上扬，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由于农民人均收入低，又成为消费需求不足和促进通缩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发展农业是一项基础工程。
诚然，近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搞活”农业等一系列方针，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年粮食产量达到46947万吨，改变了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农业基础脆弱的状况，没有也不可能在一年内根本改变。因此，一是大力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如果不说各国的差别，那么在工业化过程中先后相继地都发生过两种趋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就要反哺农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启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方面，不能算早，宁可说晚了一步。因而更需大力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二是继续推进包括农业经营制度、税收制度、农产品流通制度和金融制度在内的各项改革。三是继续实行科教兴农方针。四是加强作为当前农业发展关键环节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这首先是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从而是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需要。1990年以来，我国曾经多次发生粮食减产。199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4624万吨，1991年下降到43529万吨；1993年为45648.8万吨，1994年下降到44510.1万吨；1996年为50453.5万吨，1997年下降到49417.1万吨；1998年为51229.5万吨，此后连续5年减产，到2003年下降到43069.5万吨，比1990年的产量还要低。发生这种情况，有多重原因。诸如：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制以后，忽视了包括农业生产、流通和金融在内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还错误地实行了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性质的粮食购销政策；忽视了农业比较效益低对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的严重影响；不仅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迟迟没能出台，而且农村税费负担趋于加重；等等。但就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来说，就是由于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不强。这个教训表明：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建设，对于实现农业稳定增产至关重要。显然，这项建设还是保证作为国家最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为这项建设过程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2.适度地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即适当地以比工业增速更高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来已久，当前已发展到很离奇的地步。在1952～1978年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下降到23.7％。改革以来，到1994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4.3％，其后十年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到2004年下降到31.8％。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规律。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接着不仅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也下降，只有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诚然，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低，有统计低的因素。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其比重也是过低的。但从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视角考察，从整体上说来，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在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对缓和可能出现的投资膨胀是有益的。但它的就业容量大，扩大需求的作用大，在经济下降阶段，对缓解可能出现的内需不足也大有好处。发展以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两部分)为特征的第三产业还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重要条件。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服务业对缓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也有重要作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总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会有多方面的好处。
但是，提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为依据，还是以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已有强大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而且，在这方面，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是不同的。对第一产业来说，提出加速发展是可能实现的，但如果提出优先发展，则是不现实的。而发展第三产业则不同，从总体上说来，它不像发展农业那样，会受到土地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也不像发展工业那样，会受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限制；而且生产门类极为众多，社会需求极为巨大，发展空间极为广阔，而我国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深化和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此可以认为，适度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是能够做到的。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体制、战略和理论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在1952～2004年的53年中，仍有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工业(其中连续两年超过的有三次，连续四年超过的有一次)，有六年接近工业(即增速比工业约低一个百分点)。这样，共有19年，约占53年的2/5。这一历史经验证明：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何况当前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提出这一点，也是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经验。“一五”时期我国依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后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推行这一方针，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改革以后，就采取了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措施。1980年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实际上就是推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方针。这样，到80年代中期，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协调了。这一历史经验又启示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可行的。
3.在保持工业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相应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如前所述，到1985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就趋于协调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都大体上保持了这种协调关系。1986～1998年，轻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是在46.3～49.4∶53.7～50.6的幅度内波动。但在1999年以后，主要是2003年以后，这种对比关系又开始陷于不协调状态。在1999～2003年五年间，轻工业产值比重由41.9％下降到35.5％，重工业由58.1％上升到64.5％。这一点同这期间重工业发展过快直接相关。这五年重工业增速依次为13.6％、20.1％、16.3％、19.1％、33.4％；依次比轻工业高出2.3、6.9、3.9、2.0、6、18.6百分点；2004年又高出3.4百分点。（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经济日报》2005年4月25日第9版。）诚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工业速度可以而且必须高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了。还要说明：1999年以后，重工业比重上升同统计口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以后，工业产值的统计范围只包括国有和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即使按同一口径计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也过快。在1999～2003年5年中重工业产值比重就提升了6.4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一年就比上年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建国以后，每一次经济过热，重工业增速过快都成为带头羊。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局部过热亦复如此。由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就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并由此引起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体制。但同重工业本身特点也有一定的联系。重工业产品除了满足其它产业、生活消费和出口的需要以外，相当大部分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具有自我循环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的时限和程度上，重工业增长并不会受到前一方面的制约。这样，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趋于过热时，它会掩盖经济过热的程度，并成为促进和加剧经济过热的因素；而在下降阶段，经济趋于过冷时，启动重工业比启动轻工业又要难得多，成为延迟和延长衰退的因素。因此，当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是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由防止过冷到治理局部过热的转变，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扩张)财政政策，需要转变到稳健(中性)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二是进一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并调整其支出结构。这样，无论从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或其用途来说，都可以认为，原来实行的以发行大量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1998年以来，实行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在开始一个阶段，适应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需要，它的取向是适度从松的。而在2003年下半年以来，适应治理经济局部过热的需要，它的取向转到适度从紧。鉴于当前经济局部过热已经得到抑制，而且考虑到去年适度从紧之后的效应，为防止紧缩过渡，今年取向又回到不松不紧。其主要内容：一是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方面；二是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项消费政策的实现；三是在实现上述两项任务的过程中，要改善金融调控方式，着重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四是要继续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四)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实行严格管理的土地政策
土地和资金、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理应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人均土地很少，土地是最紧缺的资源。而在当前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中，作为支柱产业的建筑业的作用会提升，城镇化也会提速，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不仅在理论上说是这样，在实践上也是如此。1993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特别是在把握好信贷这个闸门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样，不仅制止了经济过热，而且于1997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首创。但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说，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把土地政策放到应有的地位。否则，其调整效果还可能更好一些。而面对2003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局部过热的情况，党和政府强调同时把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提升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土地政策，严格管理，在制止这次局部经济过热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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