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收入论文,成因论文,邻里论文,大城市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07-31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贫困阶层的涌现，单纯以经济指标界定的贫困概念已不能全面揭示新贫困问题，社会学创立“剥夺”概念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分为物质剥夺和社会贫困两类研究[1]。物质剥夺更倾向于对经济活动、物质环境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度量，例如缺乏日常所需的食物、衣物、住房及室内设施等；社会贫困更倾向于对社会生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评判，例如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无法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等。地理学引入“剥夺”原理来探讨空间公正问题，构建一个系统地检测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及其在地理空间集聚的框架[2-3]。伴随着社会排斥加剧、社会融合的需求增加，社会贫困已经成为近年来西方贫困地理研究的新取向。
社会贫困与社会排斥研究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排斥指部分群体不能有效的参与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与主流社会存在距离和异化，强调个体处于劣势状态而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4-5]。社会排斥是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剥夺)”的“一个动态过程”[6]。因此本研究理解：社会贫困是对动态的社会排斥过程中某个静态截面的判定，用于对个体或者邻里处于不利的社会环境的全面监测。
虽然学界未构建统一的社会贫困指标体系，但是现有指标涵盖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公共健康及安全[7-9]；社区服务组织关系[10]；家庭或朋友之间联系；社会活动参与度；邻里信任、归属感；邻里帮助、宽容和尊敬等[11]。在构建指标的基础上，探讨社会贫困水平和邻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生活机会的影响[12]。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均显示，社会贫困水平与设施的供应和使用关联度很大，高贫困邻里的健康、医疗、休闲设施的可达性低，进而影响到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8,13-14]。荷兰的研究表明，社会贫困与精神健康关系密切[9]。英国地方和个体层面的分析均显示，社会贫困和物质剥夺在特殊社会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中集聚分布，它们的区位反过来又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机会[15-16]。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和人口学者研究了社会融合的概念、测度、成因和政策体系[17-18]，新移民的融入问题[19]，但是主要针对外来人口，而本地贫困和低收入居民也迫切需要融入主流社会。地理学界对贫困、物质剥夺进行了研究[20-24]，探讨了物质剥夺的空间分布、物质剥夺与贫困空间的特征分异等，但是鲜有社会贫困研究。
中国城市社会贫困如何测度？原因是否与西方城市相同？城市和邻里的类型和发展状况迥异，考虑到区域因素，社会贫困是否在空间层面有所差异？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社会贫困的概念来综合测度本地和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参与和融合的状况，以家庭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初步探讨城市社会贫困的差异和原因。研究希望在理论上完善转型时期中国贫困地理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总结，推进社会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在实践上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帮助政府公平地配置公共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地域更新政策和社会融合政策。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07年对6个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根据中国东、中、西部3大区域划分，6个城市分别代表3大地区的鲜明特点：广州、南京分别是东部地区高度市场化的城市；武汉、哈尔滨分别是中部地区经历过大规模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型、经济改革深化的典型城市；昆明、西安分别是西部地区代表城市。调查覆盖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包括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根据已有的贫困和低收入邻里研究[24-25]，选择3类：内城居住区、企业配套居住区和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问卷采取随机抽样法，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调查对象是家庭户主。每个城市发放300多份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1809份，涉及约5304人。样本数据量较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邻里的真实情况。
2.2 指标构建与处理
本文首先构建评判社会贫困的指标，包括两大类13个指标：①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家庭享受福利情况(是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②社会参与和融合方面：交往频率、是否参与社区活动、解决问题方式频率、交往人群类型、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归属感、整体满意度、服务满意度。
13个指标大多直接采用源数据，数据类型为二分变量或等距变量。为了保证指标的同向性，研究把没有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界定为0，反之为1；对社会交往和参与活动少、社会满意度低的家庭赋分低，反之赋分高。对两个指标进行预处理：①家庭享受福利人数：只要家庭有成员享受单位或国家的福利待遇，就将该家庭视作有享受福利待遇，记为1，否则记为0。②解决问题方式频率：居民碰到邻里或住房问题时，会通过居委会、物业甚至政府等渠道进行解决，将这种解决问题渠道得分(“经常=4，有时=3，甚少=2等”)相加取平均值得出解决问题方式的频率。
属性变量共有7个：户主年龄、户主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月开销。对部分属性变量的预处理：①户口类型：将“本市非农业、农业户口”归为一类，即本市户口，记作1；将“外地非农业、农业户口”归为一类，即外地户口，记作0。社会贫困涉及居民是否享有社会福利等内容，与城乡二元身份关联不大，但与本地、外地的属地因素相关性很大，因此本文采用“本地”和“外地”来划分居民户口类型。②交往人群：户主经常交往的人群一般有“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乡”、“很少与其他人往来”。本文将“邻居”作为一类，赋2分；将“亲戚”、“朋友”、“同事”、“同乡”作为一类，赋1分；“很少与其他人往来”赋0分。与“亲戚”、“朋友”、“同事”、“同乡”交往，更多是维系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而与“邻居”交往表示居民有主动融入本地生活中的意愿。
2.3 研究方法
第一步，个体层面社会贫困的测度。首先，采用正交旋转法对13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筛选出特征根大于1的4个社会贫困主因子，并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得出KMO值为0.745，可知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解释总方差达到60%①。其次，计算综合得分并聚类。因为解释指标在处理时保持同向性，系统自动将综合得分低的聚为一类，记为“0”，表示经历了社会贫困；将综合得分高的聚为一类，记为“1”，表示未经历社会贫困；“0”和“1”构成了二分变量的社会贫困指数②。第二步，根据个体层面社会贫困的聚类情况，计算6个城市、3类邻里社会贫困指数区位商③，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第三步，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个体层面、空间层面社会贫困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原因。
3 社会贫困的测度和空间差异
3.1 社会贫困的测度结果
全部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家庭总计966户，占总样本家庭的53.40%；以最低保障线为阈值的绝对贫困家庭共309户，占17.08%，前者比后者比例高了近40%。各城市内部的社会贫困家庭比例都远大于贫困家庭比例，除西安外，社会贫困家庭比例都大于50%，而绝对贫困家庭比例都小于30%。说明社会贫困是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涵盖的群体范围更广。因此，城市在分配公共资源或制定相关政策时，把社会贫困纳入考虑范围具有深远意义。
图l 社会贫困与贫困比较分析图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social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3.2 城市层面的差异
社会贫困区位商，表现为东部城市最高，中部城市居中，西部城市最低(图1、表1)。对比社会贫困与绝对贫困区位商的折线图，发现社会贫困与贫困没有必然的联系(图1)，例如西安的社会贫困区位商最低，但是贫困区位商却最高；而南京的社会贫困区位商较高，但是贫困区位商最低。社会贫困实质上是综合测度居民社会生活状况，而贫困则是单纯衡量居民经济状况的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经济地位与社会生活状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
3.3 邻里层面的差异
3类邻里中，社会贫困区位商排序是城中村(1.24)、内城居住区(1.04)和企业配套居住区(0.58)(表1)。城中村的居民相对于其他两类居民，更易处于社会贫困状态，而企业配套居住区居民在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参与和融合等方面的状况都较好。
4 社会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全体样本的社会贫困影响因素
通过建立全体样本的逻辑回归模型(表2)，确定影响个体经历社会贫困的因素为“户口类型、户口年龄、家庭月开销、邻里类型、城市类型”。
(1)家庭因素：社会贫困状况受户主年龄、家庭月开销的影响。①户主年龄越大，越不容易遭受社会贫困。从社会保障和福利角度看，年龄在40岁以下的户主中享受单位养老金比例为13.38%，年龄段在40～50岁的户主为24.66%，年龄大于50岁的户主为25.11%。居民年龄越大越能较大比例地享有社会保障，也就越不易遭受社会贫困状况。从社会参与和融合的角度来看，年纪越大的居民，在邻里生活越久，对周围的环境越熟悉，更多与邻居交流，越趋向于对邻里产生强归属感。这点与城市贫困研究结论类似：家庭成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越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小，41～59岁的成员越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60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大多已退休，虽然退休金不高但是相对较稳定，退休家庭经济状况好于41～59岁人占主导的家庭，即使广州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非工业中心城市在转型期受到冲击最大的人群，仍然是社会上通称的“40/50”人员[26]。②家庭月开销越大，越不可能经历社会贫困。考虑到国内居民调查时的保守心理，家庭月开销比月收入更能如实反映出经济情况。家庭月开销越大，居民越可能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越可能从事正规工作，并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社会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家庭月开销与户主从事正规工作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系数0.21，在所有经历社会贫困的家庭中户主从事正规工作的比例只占43.06%，从事非正规工作占56.94%。
(2)体制因素：社会贫困状况受户口类型的影响。户主是外地户口，更容易经历社会贫困。国内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4类：本地城市人口、本地农村人口、外地城市人口、外地农村人口。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二元结构，关注“城市/农村”户籍的“身份差别”及其对农民工就业、住房和聚居的影响。本文研究的社会贫困现象主要涉及社会福利、社会融合等方面，相较城乡差别而言，与户口的本地、外地的属地因素关联性更大。表现在两方面：①在城市中一些未转制的城中村，本地居民仍持农村户口，但其收入、就业条件、社会福利等反而好于外来城镇户口居民[27]。②基于本地户籍的就业政策导致外来人口“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28]。若为非正规就业，就不能享受单位提供的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同时，城市的外来人口，无论其本身的乡城户籍身份，在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都处于劣势状态，一般情况下均不可申请本地的社会救济(包括低保、住房补贴等)、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虽然近来外来人口住房福利有所改善，个别省市出台了关于外来人口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覆盖面窄，未从根本上改变外来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劣势状态。
对全体样本分析还可以看出，居民经历社会贫困的情况会受所在的城市类型、邻里类型的显著影响(表2)。参照复合城市类型，相对于西部城市，东部城市、中部城市相对较易经历社会贫困。参照复合变量邻里类型，相对于企业配套居住区，城中村、内城居住区更易经历社会贫困。为了解析社会贫困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下文再分城市、邻里做逻辑回归模型。
4.2 不同城市的社会贫困影响因素
东部城市样本是否经历社会贫困状况受“户口类型、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影响；中部城市则受“户口类型、户主年龄”影响；西部城市仅受“户口类型”影响。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是影响3类城市社会贫困的共同因素，东中部城市的家庭因素也起到明显作用(表3)。
相对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市场化程度高、高新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更密集，对人才素质要求更高，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居民获得正规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大，能更多享有单位提供的社会福利，且参与社会活动、融于社会的意识也越强，从而使得经历社会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程度跟薪酬机制、工作环境密切相关，低教育水平是个体遭受贫困和物质剥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3,6]。教育程度对中国东部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状况也起着重要作用。相对于东西部城市，本研究所选的两个中部城市代表典型的重工业城市，在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深化以前，在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作的居民更多，该群体随着年龄增长，退休后较中年下岗失业的人享受社会福利与保障的可能性更大，体现出年龄与社会贫困的相关性。
4.3 不同类型邻里的社会贫困影响因素
(1)城中村：社会贫困主要与居民的户口类型、家庭月开销显著相关(表4)。中国城市保障房政策排斥外地户籍的人口，城中村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成为了外来人口理想的聚居地。本研究调查的城中村中，大都是外地人口数量超过本地居民(南京占64.00%，武汉占62.25%)。户口类型是影响城中村居民社会贫困的主要因素，代表经济状况的家庭月开销对于社会贫困亦有显著影响，体现了体制和家庭因素在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共同作用。
(2)内城居住区：社会贫困主要与户主年龄、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内城居住区的社会贫困受体制因素影响不显著(表4)，由于其多在1949年前的城市主要建成区基础上发展而来，本地户口居民为主(本研究中占82.07%)，户口类型不是居民之间的显著差异特征。显著影响社会贫困的是家庭因素如户主年龄、教育程度。以西安市为例，3种邻里中内城居住区受中、高等教育人数⑦的区位商最低(0.29)，对应的社会贫困区位商最高。
(3)企业配套居住区：社会贫困主要与户主年龄、户主性别存在相关性。此类居住区多建于计划经济时期，是当时城市建设政策的重点地区，人口构成单一，以本地户口、各类大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为主，总体教育条件、技术水平相对高于其他两类邻里。体制因素不显著，而家庭因素影响大，该类邻里中男性居民遭受社会贫困比例为33.96%，女性居民遭受社会贫困比例为25.53%，说明女性主导家庭反而不易遭受社会贫困现象，这与西方研究结论不一致，其本质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结论与讨论
国内地理学者已经通过一系列量化的指标来对城市整体层面居民的生活质量、宜居城市评价[29-30]，对空间重构进行研究[31-33]，并对地域和个体的物质剥夺进行测度[24]。本研究则初步构建了社会贫困指标体系，通过对大规模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尝试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参与和融合等各方面的权利享有情况进行测度，分析在不同城市、不同类型邻里之间的空间差异和原因。研究表明，在空间层面，3类邻里中，社会贫困现象在城中村最为明显，内城居住区次之，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3类城市中，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城市经济发达、市场开放度大、外来人口多，加之外来人口在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权益方面存在一定的壁垒，使得城市整体的社会贫困现象反而较中西部城市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可城市的经济地位与社会生活状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大城市的社会贫困是体制(户口类型)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图2)。
图2 中国大城市社会贫困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Fig.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social deprivation in urban China
西方研究发现贫困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调整、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等[1-3]，总结为经典的“结构(体制)”和“文化(家庭)”两大解释框架[1]。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城市社会贫困的“结构-体制”因素更多体现在户口类型上，户籍制度深刻影响着居民的切身利益，尤其对外来人口而言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它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隔离出去，进而影响到社会交往和参与。中西方研究都认同代表“文化一家庭”因素(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的作用，但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性别——西方研究认为女性主导家庭更容易遭受社会贫困，但本文的研究结论却恰好相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
西方大城市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物质剥夺和社会贫困均较多集中在低教育、低收入水平、设施可达性差的少数民族邻里[15-16]，体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处于弱势地位。而本研究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贫困更高的集中在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体现了乡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中的劣势地位。
本文是对中国大城市社会贫困的初步尝试，尚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例如样本总量偏少、缺乏覆盖全市的全域数据等。建议后续研究方向：①结合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完善社会贫困的度量体系。②比较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大城市的物质剥夺和社会贫困，分析它们在各城市、各邻里内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是否存在联系及其原因。③本文仅分析了社会贫困的个体影响因素，需进一步对社会贫困的地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例如探究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是否对居民的社会贫困产生影响；分析长期生活在贫困邻里是否会对居民的生活机会造成影响等。
注释：
①根据对模型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得到Bartlett检验统计量的检测值为4786.501，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0，KMO值为0.745，可以认为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模型合理。
②根据对聚类分析形成的各样本之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F统计量为3488.831，相伴概率接近0，可以认为聚类的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模型合理。
④逻辑回归模型采用向后逐步、向前逐步等多种方法筛选变量，所确定的影响因素一致，最后选取向后逐步的方法，最终步骤通过Hosmer和Lemeshow检验的Sig.值为0.359，大于显著性水平，表明模型拟合数据的情况在可接受的水平内，模型较为合理。
⑤对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的社会贫困逻辑回归模型进行Hosmer和Lemeshow检验，sig值分别为0.690、0.226、0.182，都大于显著性水平，表明模型拟合数据的情况在可接受的水平内，模型较为合理。
⑥对城中村、内城居住区、企业配套居住区的社会贫困逻辑回归模型进行Hosmer和Lemeshow检验，sig值分别为0.079、0.594、0.419，都大于显著性水平，表明模型拟合数据的情况在可接受的水平内，模型较为合理。
⑦学历在初中以下归为初等教育水平，初中、高中、中专为中等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为高等教育。
标签：社会因素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邻里单位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家庭类型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 邻里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