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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处理和发展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从理论上看，我国领导人并没有孤立地、泛泛地就大国关系谈大国关系，而总是将大国关系作为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阐述，大国关系理论自然也就蕴含在整个国际战略理论之中，使之同国际形势、世界格局、安全环境、经济全球化、国际新秩序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实践上讲，我国领导人在涉及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时，则是经常地、充分地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因此，可以说，我国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有关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须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领导人在阐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更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广大第三世界亦即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同它们之间特殊的密切关系。这不仅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有一个世界命运究竟应由个别国家主宰还是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的根本观念问题。
我国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在探讨大国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这里所谓的大国，当然不是一个纯地理概念，而是有着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战略性内涵。
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视角不同。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大国，还是邓小平说得透彻。
邓小平在1984年说过：“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1页）1985年他又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从邓小平为我国定位所作的论断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具有大国和小国的两重性。既要看到大国的一面，当然不能夜郎自大；又要看到小国的一面，当然不要妄自菲薄。
第二，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作这样的估量，是我们制定国内和国际战略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又是小国”，决不是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足轻重。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称作发展中国家，又是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状况紧密相联系的。
第四，大国的一面与小国的一面可以相互转化。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上下的艰辛努力，使自己尽快成为一个拥有发达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富强国家，亦即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国。
我国的大国关系理论贯穿方方面面
我国领导人关于大国关系的论述，是通过各个重要方面来体现的。
1、大国的特殊责任。既然叫做大国，就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中国领导人尤其强调这一点。江泽民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时多次表示，两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双方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上“负有共同的责任”，这一切要求不断加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江泽民在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会晤时也一再提出，中美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负有共同的历史责任”；中美两国保持并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2、国际形势与大国关系。对世界总体形势作出判断的首要依据，是看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邓小平当年说过，够得上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苏联解体后，主要看美国。邓小平早在1985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就郑重宣布：“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我国领导人总是一再强调天下并不太平，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竞起，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而后者往往也带有大国的背景。
3、时代主题与大国关系。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揭示，江泽民关于时代主题的阐述，人们非常熟悉。关于时代主题与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利害关联，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4、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大国关系是世界格局的基础之一，世界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大国的布局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大国关系调整推动多极化，而多极化发展又使大国关系调整更加深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则又深刻的调整。由此可见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之间的密切联系。
5、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关系。中国将自己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置于首位。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江泽民说：“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将一如既往，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个方面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权益。”（党的十五大报告）他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着重指出，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来掌握。他还强调安理会的扩大应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首先解决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6、“新安全观”与大国关系。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出必须树立“新安全观”，其内容包括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信任和了解，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又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7、国际新秩序与大国关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要打破多年存在的由少数大国垄断的旧秩序。我国领导人历来主张，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
我国处理大国关系奉行的原则
笔者试将这些原则归纳为：
1、国家利益原则。我国领导人从不隐讳这个看法。邓小平当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过：“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也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他还具体地提出，为了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
2、平等互利原则。也就是双赢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包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适用于一切国家。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中欧关系发展也比较平稳。中美双方去年11月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江泽民称之为“双赢的结果”。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和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中，平等协商也属于平等互利原则。
3、反霸权主义原则。邓小平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列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头一项内容。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只要是侵犯别国的独立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就不得人心。谁的手伸得太长，谁欺压别人，谁就会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强调必须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防止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损害别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
4、不结盟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5、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这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强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这一原则还体现在党际交往之中。
6、共同发展原则。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声明，要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称，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在国际事务中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维护世界和平，是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促进共同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7、面向未来原则。这个原则被邓小平称作“卓识远见”。他在1984年说过：“去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江泽民主席称赞普京总统访华很成功，将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新世纪全面发展。他经常讲要登高望远，面向未来。他在去年9月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称：“1993年我见到克林顿总统时就对他说，我们应该登高望远，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向新的世纪”。
8、多样性原则。这是做到相互尊重的前提。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他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一番话博得热烈欢迎：“世界是丰富多采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颜色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
9、联合国核心作用原则。这可概括为：要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安理会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应对联合国采取需要时则利用之、不需要时则抛弃之的态度；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绕开安理会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与广大会员国的意志背道而驰的。
我国处理大国关系的特点
所谓特点，就不是任何一个大国都能具备，这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言行一致。中国向来说话算数，言必行、行必果，待人以诚。例如，邓小平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江泽民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加之于人。这些话掷地有声，为我国的和平外交所充分证实。
2、实事求是。我国针对不同对象，提出发展国家关系的主张。对美国的基本方针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目标是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反对霸权主义也是从实际出发。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
3、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在对美国关系上，强调双方都要站得高，看得远，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特别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在对日本关系上，江泽民曾对日本首相森喜朗说，在新世纪里，两国领导人应登高望远，要看到两国关系的大局。至于遇到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0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
4、不卑不亢。我国历来讲究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例子不胜枚举。去年9月江泽民在纽约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然谈道，美国由于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比较发达，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有12亿多人民，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力基础，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现在快到下一个世纪了，应该努力使得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前进。
5、开拓创新。鉴于大国关系的长远性、全面性、多维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这种关系无不具有战略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结盟性质。中国领导人不拘泥于传统观念，无论是业已形成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是提出要致力于建设性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或者与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等等，都是着眼于新的长远目标。2000年9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在纽约举行历史上的首次会晤，就是中国倡议的，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6、知难而进。我国领导人牢牢把握时代主题，看准世界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确信大国关系总可以向前推进。对于难度较大的中美关系，始终不渝地致力发展。邓小平1989年曾对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一年前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时说，不论中美关系存在何种困难，只要两国政府和领导人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强信念和决心，敢于面对挑战和困难，勇于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坚定地把握住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保持密切接触，加强磋商，就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事实上，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比如，据中国海关统计，21年前，中美双边贸易额只有24亿美元，1999年已达到614亿美元。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政府尽管还会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制造麻烦，但美国的利益决定了不可能在对华政策中蛮干，两国关系还是要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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