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国际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4-0104-06
2003年10月13～15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与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美、法、德、日、韩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150余位学者赴会。大会共收到论文110多篇，涉及梁启超研究的众多领域，如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论文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开阔，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一 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
梁启超对国民的认识，既有传统的因素，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容，较多地引起时人及当代学者的关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玉法的《从改造到动员：梁启超对国民态度的转变》一文，认为梁启超对国民的态度经历了改造国民（包括批判国民）和动员国民的变化，而态度的转变和梁参与、倡导的政治运动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长莉《梁启超〈新民说〉与社会生存分析》一文，认为梁的《新民说》突破了中国传统讨论道德的方式（虽然也有沿袭），开始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来讨论国民道德问题，她在文中运用了量化分析的史学方法。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徐松荣《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述论》一文，从国民性改造的目标和活动、论著与内容、方法与途径等方面阐述梁氏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认为梁是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旗手和先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梁景和的《论清末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一文，认为梁倡导的国民思想实际是倡导建立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道德观念，反映了独特的认识视角和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学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竞争”思想》一文，认为梁在近代中国人中最早产生“时代”意识，提出“国民”和“民族主义”等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民竞争”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龚立人的《新民与良知启悟：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梁透过对权利、公民、自由等理念的讨论来培养国民主体意识和改造社会。
社会性别史是一个新的领域，有助于从两性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女性及其在历史上的身份，本次会议即有论文阐释梁氏的社会性别观等。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黄嫣梨《梁启超——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史上不可略过的名字》一文，具体分析了梁氏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和活动，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性，但她认为梁仍然是促进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汪丹和汪兵的《是“新妇”还是“西妇”？——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评议》，认为梁的“新妇观”才是真正合乎中国国情的妇女观，而近现代以提倡女性独立人格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观，则恰恰是忽视中国国情的“西妇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林绪武《梁启超、〈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女性的解放》一文，解读《时务报》中的女性话语，认为梁等维新派把女性的解放纳入了社会改良，《时务报》则成为男性主办的关注女性问题的重要报纸，在近代女性解放中发挥了舆论导向和开民智作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高嵨航的《天足会和不缠足会》，比较了天足会和不缠足会的起源、发展过程及其关系，认为虽然天足会和不缠足会共同推进了缠足解放运动，但两者的妇女观和对放足运动意义的认识存在差异，与其说康、梁等发起的不缠足会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如说是政治运动。
二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化观
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化观是史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取得过一些重要成果。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又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学术界较多认为梁晚年的思想是倒退，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喜所的《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一文，认为梁晚年不再毫无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而是试图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达到“心物调和”，使中国文化在创新中走向现代。因此，梁晚年的思想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也是后来新儒家崛起的前奏。法国国家科学院巴斯蒂《1919年梁启超游法情形与其晚年贬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一文，利用法国档案馆、一部分外交部和私人档案中梁的资料，与梁的《欧游心影录》及其他文章进行比照，认为梁早年是欧洲思想的维护者，可是到了晚年却明显地贬低欧洲文化。而梁的这种思想转变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长期的影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延续与断裂：以清末阳明学为中心之考察》一文，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既突破了儒学的传统，但又有非常强的连续性。简言之，梁氏阳明学的历史意义在于以会通中西的调适精神来建立现代国民与国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潘光哲的《伯伦知理与梁启超：思想脉络的考察》，认为伯伦知理的著作对梁的思想转变有深刻的影响，但实际是“日本化”的伯伦知理对梁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日本山阳学园大学班玮《试论梁启超的日本观与其思想转变的相互关系》，提出梁的人生观及其思想主要由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近代思想和价值观念、日本的影响等构成，该文着重阐述了梁和日本思想文化界曲折复杂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苏全有《论梁启超的思想转型问题》一文，认为影响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家乡环境、个人因素及爱国情结等。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丘为君《现代时期的“后现代”声音：梁启超的〈西洋文明破产论〉》一文，透过梁在“启蒙运动”时期所提出的“西洋文明破产论”，探讨了当时新知识分子由“传统”转入“现代”这一“转型期”的思想转折与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董增刚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的思想影响。
五四以后梁启超的文化观保守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的《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一文，明确指出《欧游心影录》是一部以思考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为中心的论著，认为梁与胡适、陈独秀等在观察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时见解基本一致，梁并不属于保守主义营垒的人。德国特里尔大学梅吉友《中国在一战后对世界政治文化格局的贡献——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例》，认为梁启超在文中并没有直接地宣称中国优越于西方，但是人们在解读时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的《梁启超与戊戌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认为梁是戊戌前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旗手、主将，这得益于他的文化开放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五四以后所继承的是梁的文化思想方向。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梁启超与中日文化交流》一文，认为梁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学界对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少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概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一文，认为梁氏是新学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于新学的内容和特性创获甚多，且给近代新学以历史定位与学理分辨，对我们更准确、更透彻地理解近代新学不无启发。香港浸会大学教育系叶国洪《廿世纪初儒家回应西方文明冲击之对策：张之洞与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整合与调和的看法》一文，认为他们一方面躬亲力行，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回应西方文化冲击，披荆斩棘，力辟新途，均对中华现代化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罗福惠《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一文，提出三人在学会背景下从事的学术研究，基于共同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局，都主张民族文化反省和强调民本位观念。但他们对待儒学、西学、孔教与佛教的态度有差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元青《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梁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梁为五四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广西师范学院政法系的李伟中、南开大学法政学院的刘集林、历史学院的李里锋、李春雷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梁启超的中西文化、学术观。
三 梁启超的哲学和科学观
梁启超的哲学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广东社科院历史所方志钦的《梁启超的中庸哲学》一文，提出梁氏公开倡言“非唯”，既反对绝对的唯心，又反对绝对的唯物。梁氏哲学大体上可分为思辨哲学和人生哲学两部分，而侧重于后者。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罗澍伟《关于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一文，认为梁氏的“趣味主义”不外是“拼命读书”、“拼命做学问”几个字而已。“兴趣”成就了梁氏作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的学术地位，也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田海林、杨君的《梁启超礼学研究述论》，认为梁氏对“礼”本质内涵的阐释以及对“礼经”等的概说已跨越了传统的壁垒，具有了近代科学的意味，初步构建了礼学的近代研究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克锋《梁启超与传统墨学》一文，认为梁氏是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对传统墨学的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做了系统发掘和梳理，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涵。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宝红探讨了梁启超与荀子的问题。四川绵阳师范学院经济系李超探讨了梁启超的人性论问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徐曼、外语学院陈敬分别讨论了梁启超的伦理思想。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张柱从三个方面阐释了梁氏的哲学思想对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俞政《梁启超和严复的自由思想之比较》一文，认为梁氏和严氏的自由思想非常相似，但也存在差异，严氏的学术气息较浓，而梁氏的实用色彩更强。吉林大学宝成关、颜德如《离合之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一文，认为梁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一种混合式的，也就是说梁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德国弗伦斯堡大学顾德琳《爱国主义者还是英雄？——梁启超和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认为，梁一方面赞扬为争取自由的英雄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倡导的暴力革命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而感到不安。
梁启超的科学观，是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个较新颖的视角，有助于拓宽研究的领域。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贾晓慧《康有为、梁启超晚年科学观的比较》一文，认为梁氏的科学观有三个特点，即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科学思想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提倡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把握科学的精神、始终对科学抱理智的态度。面对文化历史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梁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遗缺，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范铁权《试论梁启超的科学观》一文，认为梁氏早年虽致力于变法维新，启发民智，但是对科学的认识却很模糊。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对科学的内涵才逐渐清晰起来。欧游之后，他对科学的认识深化并趋于理性，并对“科学万能说”提出非议。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刘黎红《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一文，认为民初科学派倡导学术科学化的同时，梁也在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姚雅欣提出在科学文化场域中重新认识梁启超，尝试对梁进行角色定位，提出梁是“过渡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研究梁的科学观，对于当今中国如何处理好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无启发和借鉴。
四 梁启超的政法、经济和社会观
关于梁启超的政法、经济和社会观研究是一个传统的话题，有很多研究成果。这次会议仍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就此进行讨论，取得一些新的突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严昌洪、张继才《略论梁启超的国家结构观及其活动》一文，认为梁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有一个变化过程，剖析其有关思想与活动，有助于认识国家结构问题产生、演变的情势、脉络，更好地把握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立宪党人的政治性格。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伟《梁启超的“过渡时代”政治观》一文，认为梁在思考中国政治变革与发展时，既顾及到旧的政治传统，又不会放弃民主宪政的终极目标，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的命题，具有现实合理性。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方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过渡时代初期的构想》一文指出，《过渡时代论》是梁氏吸取国际经验并根据当时过渡时代的特点，设计中国如何从农业社会向现代民主、富强及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一个纲领性构想，比较适合中国国情。韩国浦项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部朴宣泠《近代中国社会与梁启超的救国方法》一文，认为梁一生完成了很多爱国启蒙的名著，见解不断变化且时有矛盾，这是因为其思想的变化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呈发展态势，因而梁不懈地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提出救国方案，不能把梁描写成乱世英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迟云飞《宪政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梁启超的两难选择》一文，认为梁的政治生涯在宪政民主和权威主义之间徘徊。他在清末是宪政民主的最大宣传家，而在民初的政治活动中又趋向开明专制与强有力政府，即权威主义。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杰等《论梁启超对清末时局的审视——以〈国风报〉为中心》，分析了梁审视清朝末年对时局所凸显的预见性、深刻性与战斗性。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刘保刚发表了《离异与回归：欧战后梁启超对中国宪政道路的反思与探索》。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宋德华分析了1903～1907年间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倒退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谢俊美《略论梁启超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一文，认为梁氏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政局的复杂多变，这给他的思索留下了诸多的印痕。他倡导中国进行政治法律制度改革，并认定改革的推进有赖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行制度改革应减少社会动荡，梁的这些主张仍有借鉴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法学院邱远猷等的《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研究》一文，认为梁是一位法学家，更是一位宪法学家，他的宪法思想及其方法，仍值得学习和借鉴。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赖建诚《梁启超与〈民报〉对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论的经济争辩》，探讨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与孙文派的《民报》就中国将来是否采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土地是否国有化这两项议题的激辩，分析了清末这两大报、两大政治派系之间在此一问题的性质、论点的方向、诉求的手法上争执的类似与差别。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朱圆满《试述梁启超的铁路外资思想》一文，认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外资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经济学阐析，这是深入理解梁经济思想的一个切入点。梁主张平衡好维护主权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探讨中国铁路的近代命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周秋光等《梁启超社会发展动力研究》一文，认为梁融会和贯通了中西社会发展之大势，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动力学说，计有舆论力、小说力、团体力、宗教力、学术力、民族力、国民运动力等。其社会发展动力学说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向，也为传统的中国人提供了现代社会的生存模式。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杨齐福《梁启超的社会保障思想刍议》一文，认为梁的社会保障思想具体可以概括为救灾恤贫、讲求卫生、拓展生计。梁的社会保障思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的精华内容，又吸收了西方近代社会保障思想的合理成分。
五 梁启超的史学和文学观
梁启超是著名的史学大师，其史学观当是史学研究者感兴趣的。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一文，认为梁氏最早打出“新史学”的旗号，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梁氏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把西方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引介到中国，二是以他所知的西方史学为烛，照中国传统史学之幽，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化。而加拿大学者杜维运在《梁启超与西方史学的输入》一文认为梁是输入西方史学的先驱者，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时将中西史学方法作了极和谐的综合。所以他不是笼统的将西方史学方法移植过来，而是具有卓越的综合中西史学的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一文，认为梁氏对“过渡时代”的理解具有一种开放性，并不是完全从中国传统无条件地走向西方的发展模式。据此，作者沿着梁氏的思路，努力突破西方的近代化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长期支配，提出了“过渡期历史观”的概念，以区别于“转型期历史观”。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戊戌政变后梁任公之二三事——〈梁启超年谱长编〉戊戌己亥年补正》一文，较多地采用日本外务部、外交档案中所保存的《清国兵制改革》专题档案，就戊戌变法后梁氏与日本有关的若干史实，对《梁启超年谱长编》进行了补正，使我们对梁氏在日流亡的处境有更加完整的认识。辽宁大学历史系董守义对《梁启超与饮冰室》一书中资料的使用和解读提出了若干商榷。山东学者李永强解读了梁在1920年4月写的《致百里》一封信函，对《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记载提出商榷。天津古籍出版社李梦芝则就梁启超与人物传记研究的现代走向展开研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宋淑玉分析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探索。
对梁启超的文学观，不少学者提交论文进行讨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建华《晚清“小说界革命”与“群治”的国族想像：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探讨了“群治”在“诗界革命”到“小说界革命”的历史语境里的意蕴，认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题是把小说确定为民族“想像共同体”的载体，这对晚清小说产生了直接的深远影响，甚至20世纪中国小说的展开都笼罩在梁的这一观照中。上海大学中文系袁进《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一文，认为晚清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是由梁氏“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氏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的需要，政治小说成为核心，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张宜雷《梁启超与严复、夏曾佑——论梁启超文学变革思想的形成》一文，认为梁氏作为近代文学变革思潮的中心人物，其文学观念深受严复和夏曾佑的影响。梁氏提出的“三大革命”的口号，把近代文学变革运动推向了高潮。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永芳《简析〈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一文，透过对《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的解读，认为黄遵宪刚与梁相识时，便将“以言救国”的重任寄托在梁的身上，同时黄为梁的文章魅力所倾倒，这些很值得后人仔细体味。青岛大学中文系徐鹏绪研讨了梁的散文问题。天津市河北区委李载道探讨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重大贡献。今晚报社的赵金铭发表了《关于新月派及其他》的文章。
六 梁启超的民族和宗教观
探讨梁启超民族观的论文不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徐永志等《梁启超民族观刍议》一文，认为梁氏的民族观经历了从带有种族色彩的传统民族观到具有“多元一体”和“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近代民族观的发展演变过程，基本上厘清了其思想上一直存在的传统种族观念和近代民族观的混乱，体现出具有“多元一体”理念的“大民族”观念。梁氏在探析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之时，很大程度上蕴含着“近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沙培德《梁启超、满人与民族架构》一文，认为梁启超多民族之民族国家的观点，虽然看起来有矛盾，却是超越了它所处的时代。梁对种族的界定经历了从准生物学角度到文化学角度的转变，运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种族的划分后，他强调种族在时间过程中呈现出融合与分裂上的易变性。而梁对民族主义的认知，较多是以公民价值观与文化为基础，而非种族。
梁启超的宗教观，是史学界力求进入并展开讨论的一个学术领域。美国学者王忠欣《梁启超与基督教》一文，阐述了梁氏的西学知识来源、维新思想与基督传教士鼓吹的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与基督传教士的个人交往以及对基督教的看法，认为梁氏的维新思想中不能说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又无法接受基督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崔志海《论戊戌前后梁启超保教思想肯定之否定》一文，认为梁氏提倡保教思想固然有救国的政治动机，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文化动机。1902年梁氏公开宣布放弃保教思想，既是其早期宗教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其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思想的一个转变。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林淑彦《浅论梁启超佛学救国思想》、历史学院秦方《梁启超与佛学研究评析》，对于梁氏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专题研讨，认为梁氏堪称近代研治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历经了维新变法、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就职民国等变化之后，梁氏对个体生命有了更多的体悟，最终退出政坛，归于书斋，更多地从事佛学史和佛学经典的探究与考证，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做出了历史贡献。
七 梁启超的新闻、舆论和教育观
梁启超一生主创、主办并参办了许多报刊，并以此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新闻、舆论宣传取得了诸多成绩，产生了诸多影响。中山大学历史系周兴樑《作为近代中国报界巨子的梁启超》一文，认为梁氏一生的报业活动，对促进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思想进步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梁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时代的舆论界骄子和报业界巨子，也是当时沟通中外政治思想学术的时代主角之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董丛林《梁启超的维新宣传策略简论》一文，认为梁具有比较自觉和强烈的宣传策略意识，宣传活动具有较强的计划性、主动性、针对性、坚决性和灵活性。能够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维新宣传，而尤其重视开辟和建设舆论阵地，特别是报刊喉舌，有的放矢地张扬维新舆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麟《梁启超对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一文，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传播观与梁启超的新闻传播观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主张并力行政治家办报，二是倡导新鲜活泼的文风。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李秀云发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舆论观的嬗变》，认为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梁氏对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切身体验，其有关舆论的论述，开启了中国近代舆论观嬗变的端绪，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舆论观变迁的方向与内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石云艳探讨了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观是会议代表讨论的问题之一。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林家有《论梁启超的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造思想》一文，论述了梁启超关于“过渡”时期改造中国教育的基本思想和主张，认为他的贡献不在于对教育方面有多大建树，而在于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问题的空间。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陈志科《梁启超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文，认为维新教育是梁变法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梁关于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教育行政管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教育经费保障、教育科学化等思想，对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晓琴《梁启超与清华》一文论述了梁启超与清华、特别是与国学研究院关系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在清华的活动，在此期间的著述讲学，以及与清华师生的交往等等情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李德超《梁启超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文探讨了梁对清华校务与近世学术之影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小舟发表了《梁启超与初期南开大学文科的发展》。
八 梁启超与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
分析梁启超与人物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梁的认识，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特质。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狭间直树《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一文，通过文本的解读，仔细分析梁氏在《戊戌政变记》中和《仁学》中所书写的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过渡时期，梁氏能够在整个参照系统转换时具备了贯穿于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东京大学文学部吉泽诚一郎发表的《梁启超追悼谭嗣同与晚清烈士观念的形成》，认为梁氏是通过参加追悼谭嗣同等维新烈士的仪式来宣传并推广“为国流血”的政治理想，因而这些追悼活动实际是一种爱国的政治运动，也导致了晚清“烈士”观念形成。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孔祥吉《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一文，较多利用了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保存的张之洞及康、梁的有关史料，尤其是《清国兵制改革》专题档案，分析了戊戌维新前后张与康、梁的三方关系，他们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并提出了新看法。河北大学历史系黎仁凯《梁（启超）张（之洞）交谊交恶述论》一文，考察了梁、张从相知、相互倾慕到师生交谊，再到彼此论争、交恶直至反目成仇的过程，认为梁、张的关系变化对维新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编辑部江中孝的《戊戌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与守旧人物关系辨析》，分阶段考察了康、梁与守旧人物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廓清人们认识上的迷雾，以窥历史的真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健清和米镇波分别发表《梁启超与青年周恩来》、《梁启超对周恩来早期思想的影响》等论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梁氏和周的来往及其影响。南开大学高教所张晓唯《梁启超与蔡元培》、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饶怀民等《梁启超与章士钊》等文章，探讨了梁启超和新式人物的关系。
梁启超一生制造和参与了不少重大事件，他也记下了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韩国庆北大学史学科李学鲁和金钟健分别发表了《清末中国的鸦片问题与梁启超的鸦片认识》和《梁启超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德国特里尔大学乔伟《对梁启超“释革”一文的一点浅见》，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对“改革”与“革命”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进而探讨了梁氏的“改革”与“革命”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郭世佑《梁启超笔下的辛亥革命》一文，认为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梁既是革命论者孙中山等人强有力的笔战对手，也是革命对象清朝统治者强有力的笔伐者与反对者。他对暴力反清顾虑重重，却充当着革命的预言家。武昌起义爆发与民国创建之后，梁常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对民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聊城大学马亮宽对梁启超与滦州兵谏关系进行了分析。美国学者徐国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国际化——以梁启超为例》一文，认为从20世纪的近代转型开始，中国面临着如何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加入世界国家共同体的困扰。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的自我概念认识、世界的观念、国际关系和国民性。梁作为知识分子领袖在中国走向国际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所郑梓探讨了梁启超与台湾抗日运动路线的转折及发展。
此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民《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文化价值及其政治意义》一文，认为《西》虽为一目录学著作，但从分类统计的数据信息来看，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学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嬗变和近代化过程的加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体现了维新派政治改良的思想。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研究科陈立新《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关于分类中的虚实关系变迁之考察》，认为梁氏的目录学实践使传统的虚实理论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硌堂发表《梁启超美术思想及书法临池观刍议》、天津城市建设学院胡志刚提交《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一文。
《梁启超全集》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汤志钧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张磊分别介绍了《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情况，并号召海内外同仁努力为全集的刊行提供资料，切实做好这一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
梁启超的研究，近百年来绵延不断，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侯杰、李钊《近百年来梁启超研究的综述》一文，广泛搜集了海内外有关梁氏的各类研究成果，并按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分析和评介，这是梁启超研究中的重大学术史回顾，有助于了解梁启超研究中的最新信息，为进一步反思与深化梁启超研究提供借鉴。
【收稿日期】 2003-11-15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南开大学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国民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