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的梳理与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批评论文,方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就是将文学按照历史的线索整理和排列出来，以显示文学的来龙去脉。它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至少与两个系统有关：一是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一是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而将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去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的社会批评方法，作为文学史模式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变化最烈的一种，在我国建国后的文学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如今，社会批评更是与心理分析、文本批评、接受美学等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史研究方法，这就构成了梳理与整合这一方法的特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任何批评方法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批评也同样如此。在它尚未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文学史模式之前，文艺学和美学领域就存在着相当丰富的文艺社会思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都有一些涉及到文艺社会关系的专门论述，对后世社会批评方法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在1725年发表的《新科学》一书中，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神的时代、人的时代二个阶段，根据希腊社会的发展阶段研究荷马的史诗及其作者，指出正是希腊社会的特点决定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风格的不同，可谓是文学社会批评方法的滥觞。但《新科学》毕竟不是文艺理论专著，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建立有赖于专门化的理论著作。
到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急剧上升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与相互渗透的加强，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使得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更加周密和深入。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推出其著名的论著《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她在序言中写道：“我的主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①]很显然，她接受了维柯的启发，继承了狄德罗关于文学与社会风尚相互联系和孟德斯鸠将地理、气候作为决定性格乃至决定文艺性质的因素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作品中形象有着十分具体的时代社会内容，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首先运用社会批评方法系统论述西欧各国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对该时代文学的影响，标志着社会批评方法开始走向系统和成熟。
运用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方法的圣伯甫和丹纳则进一步完善和发扬了社会批评方法。与斯达尔夫人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不同，圣伯甫认为社会环境是形成文学运动的终极原因，他要在社会关系中寻找文学运动的终极原因，探讨有关文学家、文学史的种种确实的、实证的事实，认为研究作家，应弄清他所属的种族、国家、生活的时代、家庭、交游、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肉体和精神的特征等等，亦即要把文学研究作为人的“自然史”来研究，文学也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关联，从而奠定了社会批评方法的科学形态。丹纳则进一步发扬了社会批评方法，使其更加完善和系统。他在运用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还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研究文学与研究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类似的，应该用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借鉴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文艺现象，探索和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主张。
古典的社会批评方法历经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终于发展并确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进入20世纪，随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社会的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以及19世纪后期兴起的人类学说对文学历史起源的发生学研究的直接启示，社会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竞荣的格局，出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其中包括侧重于社会学美学观点的理论，研究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论，注重分析作品社会内涵的理论，研究文学消费的理论，分析文学社会环境的理论，庸俗社会学的理论，从经验论出发的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一切运用社会批评方法来建构文学史演变模式的理论首先都离不开一个逻辑上的假定，即文学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因此，文学的历史思考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②]，亦即巴赫金所说的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在这种方法论原则指导下，不同的学者建构了不同的参照系来透视文学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根源，区分文学的不同历史分期及其主导风格，并形成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社会文化形态型、社会功能范畴型等几大类型。
从社会的经济方面来分析文学的历史发展，根源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世纪有不少学者都沿着这条思路考察文学史。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旨在总结社会科学研究的巨著，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在其中写道：“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③]。“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特别是20年代，在大多数国家都找到了信徒和追随者。”[④]普列汉诺夫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坚持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由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艺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上述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有一些媒介物在其中起作用，诸如政治、哲学、心理、道德、宗教等。卢卡契的阶级意识和物化理论，本雅明的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的历史变化之分析，阿多尔诺关于经济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力关系的阐释及其对现代化文化工业的批判等均属于这一研究类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戈德曼早年受卢卡契影响创立了自称为“文学的辩证社会学”的学说，60年代，当结构主义风靡西方时，他为了赶时髦而改贴“发生学（或生成）结构主义”的标签。“发生学”主要指这种方法致力于通过研究文学作品的不同结构和其中体现的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功能作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提炼出一种意义。“结构主义”则指这一方法注重研究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组成作品的所有结构的要素及其社会涵义。着重点在作品结构同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戈德曼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思维和思辨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精神的东西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可以改变社会生活。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具备一个有意义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研究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这种从经济形态的变化上寻找原因确实能说明西方小说演变的某些根源，但他所说的文学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有一种“同形关系”，作品结构与作家所属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显然是把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其间所存在的种种中介环节。
政治形态型是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阶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等方面来划分不同时期的文学及其风格面貌。英国著名批评家贝特森以社会发展的序列来划分英国诗歌的发展时期就运用了这一模式，他首先将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律师封建主义时期（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三世），自由民地方民主时期（爱德华三世至亨利七世），王子臣仆的中央集权（亨利七世至克伦威尔），地方寡头政治时期（查理二世至乔治三世），商业财阀政治时期（乔治三世至乔治五世），国家管理时期（乔治五世至今）。分别有六个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与之相对应，即英法诗派、乔叟诗派、文艺复兴诗派、古典主义诗派、浪漫主义诗派和现代诗派。他的推论公式很简单：社会变化导致语言变化，语言变化再导致诗的变化。贝特森的模式与戈德曼的模式很相像，其区别在于前者加入了语言这一中介环节，多少减弱了社会政治影响文学的倾向。在以语言为媒介时，这些批评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本身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一种物质中介，人们依靠它而在社会中相互影响，意识形态是由语言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而构成的。只是社会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因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著作均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将当代文学分为前17年、10年文革、新时期三个阶段，这其实属于政治形态型的范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的发展特征与建国后17年文艺是基本趋同的，如文艺指导思想一致、文学发展方向一致、文学规范性趋同、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的审美特征相似等等。这种分期却无视这一切，与贝特森的模式相比这种对应更为直接。对政治这种社会影响的最终来源过于强化导致了一种退步。
社会文化形态型是从社会特定阶段的总体特征上来剖析文学的历史变迁，较之前两种模式，这种从整体的社会特征来透视文学历史风格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阐释文学历史发展的偏颇，而把社会视作一个复合体，表现出近年来社会批评转向文化剖析的倾向。美国学者拉姆齐的理论即属此类，他把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区分为四种社会形态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学形态：统一的社会，特征是社会的团结，诗人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是代表；分化的社会，统一性瓦解，古典作品基督教化；威胁的社会，威胁来自上帝、瘟疫、战争乃至新的思想观念等，社会急剧动荡，诗人多以悲剧式的或启示式的作品表现忧患和不安；破碎的社会，亦即当代社会，特征为个人至上，多元论和不明确的价值观，文学特征多元化，诸如折衷主义、信仰调和、神秘统一、个人异化、以混乱反映混乱、反讽和嘲弄等构成这种社会文学的历史面貌。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27岁时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开始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理论研究，吸收现代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有益因素，构造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理论，以期发现文学历史发展的“文化逻辑”。他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面貌，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出发，将资本主义区分为市场的、垄断的、多国化的三种，相应地也就有了三种主导的“文化风格”，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努力避免简单机械的因果分析模式，特别关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影响的诸多中介环节，诸如语言媒介、对世界与自我的体验方式、心理结构与无意识以及复杂的思想观念等。注重上述中介环节交互影响文学史面貌的复杂性和整体关系，并将文学的历史发展置于相关的艺术发展中作平行交互的剖析，这表明了晚近的文学史社会文化形态型趋于多元探索的方向。
社会功能范畴型则努力找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某种过渡环节，并以此为观察点对文学的历史风格进行概括。美国文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利奥·洛文塔尔以文学的社会功能范畴为核心区分出两种文学史形态：一是文学史的他为功能，即把文学结合到其他社会表现形态中去的倾向；二是文学的自为功能，从巴洛克时期到现代都体现出这一功能，如早期浪漫主义把文学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当代通俗文学使大众有可能逃避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等。法国学者迪维尼奥的理论也有相似之处，他以文学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审美形态为尺度，进而区分出不同的历史分期及其文化特征。这种模式既非纯粹的外在研究，也与形式史的内在研究有别，所阐释的文学发展如何受到外在文化环境诸方面的复杂影响这一观察视角比起单纯用经济或政治因素来直接推演文学变迁和风格演进的方法，它更为注重文学史内部的某些特征和递传规律。
三
社会批评方法作为文学史研究诸种方法中视野最为广阔的一种，它把具体文学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参照系中予以多角度的考察，的确能透视到其它的诸种模式无法窥测到的本质性的东西，若缺乏这一参照系，对文学史本性和文化风貌的理解必将是片面的。运用社会批评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是人际间思想感情交流的媒介。它从社会中来，回到社会中去。所谓“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既是社会之果，也是社会之因”[⑤]。
其次，文学的手段是社会的创造物，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便是一种社会集体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文学创造出来后，必然要回到社会中去。因为文学作品，即使是描写心理活动的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才存在，无人阅读的作品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文学。
再次，社会批评所揭示的文学与社会联系的层面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凡属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职业、风俗、心理、家庭、恋爱、地理、气候（社会化了的自然）、一切群体或个体的生活，无不属于社会的范畴，无不在社会学的审视范围之内，无不可以借此衡量文学的深度与广度。所以文学所再现或表现的内容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性。
另外，社会批评方法还特别适用于文学史上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生活的作品，因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直接描写种种社会现象，一直到它的细节，并以反映社会生活包括它的内在规律的真实程度作为检验文学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标准，这为社会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美国著名批评家克兰曾为文学史研究开列了四个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任务，所谓文学史家的共同事业是依照以下四个方面写出多种文学艺术的叙述性的因果历史：“（1）不同时间地点作家所追求艺术或形式目标的连续变化；（2）实现这些目标所凭借的材料的连续变化；（3）这些不同材料中为达到不同形式所采用的更有效或至少是新的技巧手段的连续发现；（4）与历史相关的不同艺术的有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作品生产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性的连续实现。”[⑥]若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社会批评方法，我们就可发现其局限性。
其一，忽略创作主体亦即作家个人的生命特征和个性特征。其实从生活到艺术，中间需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这个飞跃中，审美主体对生活中审美对象的把握、摄取、改造以至铸成新的意象，对作品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环节打开了艺术奥秘的大门，其中交织着感受与创造、想象与思维、天才与灵感、意识与无意识、表现与再现等一系列的矛盾。所以，文学史决非遗留至今的死的材料，它固然是过去，但这过去曾经而且仍然充满了生命，研究文学史首先就要重构这种过去的生命。过去每一位作家在创造作品时，都积蓄了大量的生命体验，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痛苦、有欢乐、有思想、有欲望的存在，他们提供的作品是其生命体验的结晶，是与他的整个生命过程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不以人的眼光，不从作品内在的视角去观照作家，就无法洞明其真实的、隐秘的、幽深的内心世界，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
其二，社会批评多采用外在的历史分期标准，诸如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或总的社会文化特征等出发，甚至连历史分期的术语都直接采用政治学、经济学、宗教或一般文化学概念，忽视文学史和文学风格发展自身的阶段性特征，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完全被各种外在逻辑所取代，文学体裁、作品风格、母题、形象、技巧乃至语言传统等方面的变化完全淹没在外在文化范畴里，这种文学史可谓是社会史的文学分支。其实文学史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并非完全吻合，马克思所提出的文学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可谓是最好的证明。
其三，社会批评不能完美地阐释文学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关系问题。可以肯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会影响文学，但同样可以肯定，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外在的，而是通过某些内在机制和中介环节起作用。许多人在运用社会批评方法时往往存在着简单印证或直接推论等弊病，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就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尝试引进诸多中介来阐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诸如形式（卢卡契）、集团精神结构（戈德曼）、语言（贝特森）等，加强对中介的分析。在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上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戈德曼坚信文学史与社会发展是一种“同形关系”，阿多尔诺则坚持艺术本质的双重性，它既是社会现象又是自律的领域，因而更关注文学站在社会对立面对社会否定批判的力量，关注它对社会的反作用。尽管如此，对文学与社会关系，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不平衡”的原因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阐释。所以巴赫金认为“每一种文学现象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但“文学的作品首先而且直接由文学本身来决定”[⑦]。因此文学史研究就如面对着一座艺术宫殿，既要走进去细细品赏，又要退出来进行外在的观照，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全面、客观并切合文学史特性的结论。
四
曾几何时，社会批评方法几乎被视为与庸俗社会学等同而蒙上恶谥，这是不公平的。前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契和彼列威尔泽夫等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段制约性原理，形成了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的观点体系，导致了它自身的枯燥乏味、简单教条。但这并非社会批评方法本身的过错，为此我们必须加以甄别。
当然，也有人认为社会批评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已经过时，其实不然，只要文学与社会联系这一层面不消失，社会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1984年，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罗歇·法约尔应邀来我国讲学时，曾谈到当今批评的四大趋向，实际上是将国外当前名目繁多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概括为四种：（1）阐释文本中所有的内在关系；（2）寻找作品与作者的一切联系；（3）挖掘作品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4）研究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他对其中的“挖掘作品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亦即社会批评方法最为肯定，认为：“在优秀的社会学逻辑方法中，分析那些被看作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通过何种制度的渠道出现的，实际上这难道不是主要的吗？”[⑧]甚至连不太赞成社会批评方法的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也说：“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的确，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是个人的事情。因为，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⑨]如今，社会批评方法同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方法相比越来越显示出严密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它并不把给作品确定一个产生地、一种社会来源的标志或意识形态上的延续标志作为自己的唯一的目的，它渴望把这些因素放在复杂的影响之中来考察，正是这些影响的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性。它趋向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考察文艺社会关系，不仅仅满足于论证特定作品同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坚持理论思辨，而且也注意运用社会学的具体方法。这种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多样化的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史绝对论和文学史相对论。有些文学史研究者在诠释和评价作品时，理解作品务求与作者的原意相合，评价作品尽量采用作家同时代读者的标准，认为唯有如此才算尊重历史、忠于历史。这样以史论史的历史绝对论对考证史实、钩沉辑佚、订伪辨谬十分有益，使读者在阅读中免犯时代性错误。但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看法，亦即社会的审美观后人往往无法确知，因而在作品的评价标准上就会出现分歧。文学史相对论则是建立在对文学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上的，用唯意志论代替决定论，否认文学史的客观性，认为在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和评判中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每个时代都可以用它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观念系统自由对待作品，因此不存在某种判断比他种判断更正确一些的问题。
第二，文学史透视论和超文学史论。所谓透视论是主张文学史研究者在诠释作品时意识到自己和作品的“透视距离”，既要涉及作家创作时代和社会的价值观，也要兼及那个时代以后一切历史时期社会的有关价值观。超文学史论以共同人性论为基础，寻求某些共同的特征、性质、功能和效果等等。它的批评标准是看主题是否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
第三，智力场的批评层。由艺术家、批评家、艺术家和读者的中间人——出版商、画商或负责评价作品的记者等人组成的传播媒介，它本身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在智力场中，每个成员都由自己的地位所决定，而这种地位既决定该成员介入整个文化场的程度，又决定它在体系中的功能作用。这就使得创作计划在形成时要参考这个智力场，参考智力场给作者所提供的客观真实。而批评家则首先对作品“在文化上的合法性”进行评价，判定其高低。
第四，引进和借鉴当代社会学的方法。此乃近年来社会批评方法普遍采用的方法，它通过社会调查，通过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详细统计材料，考察人们对文学的喜好和评价，从社会反映和社会心理测量去分析文学艺术的优劣高下，从而使作家、艺术家从这种反馈过程中汲取必要的营养，调整自己创作活动的重心。法国波尔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乐·埃斯卡皮在其《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就大量运用了统计调查法。
第五，作为他律论文学史模式（亦即外在批评）代表的社会批评方法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捷克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等自律论的文学史模式（亦即内在的批评）开始从对垒走向综合。传统社会批评忽略对作品的内在分析，其实，从生活到文学，中间需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这个飞跃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摄取、改造以及铸成新的意象，交织着感受与创造、想象与思维、天才与灵感、意识与无意识、表现与再现等一系列的矛盾。文学史家为了重构这种过去的生命，为了穷尽并准确地掌握这一切，就必须借鉴和学习别的批评方法和长处，并对传统的社会批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趋势在豪泽尔的《文艺社会史》、《艺术史哲学》，戈德曼的《小说社会学》，沃尔夫林的《艺术史原理》以及阿多尔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并对社会批评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阿多尔诺在致力于自律与他律综合汇通的同时，明确主张应当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反思文学史。杜夫海纳在《美学与艺术科学主潮》中对这种态势作了一个总结：艺术背景中的进化，用与一般历史背景相同的眼光是无法发现的，但几乎不能否定总体历史过程的存在——文学史不仅与这种社会变化的总体历史进程相联系，而且与文学内部的运动相联系。在当代，文学史家们在建构一种对艺术品历史解释的同时又不失对其特殊的审美特征的注意，关键是对多种批评方法的吸取与整合，对外在与内在批评的相加或并列关系的超越。
注释：
①《论文学》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③ ⑧《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第67、68、1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第57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第65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⑥转引自《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第13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⑦《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37、38页，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92、9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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