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整体观是对以往哲学整体观的扬弃。在自觉回应在20世纪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中，马克思的整体观生发出多种整体观形态，这些新样式既凸显了马克思整体观比之与以往整体观的优越性，又显现了马克思整体观的开放性。如果不了解马克思整体观本身的优越性，就无法理解20世纪马克思整体观生发而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而要了解马克思整体观的优越性，就要从马克思对传统整体观的超越谈起。
一、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理论探源
新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是马克思的整体观生发出来的理论分叉。马克思的整体观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生存的结果，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整体观的产物。
总体说来，这种批判是从对黑格尔抽象整体观的批判开始的。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指出：“它的思维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1]，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虽然提出国家的机体整体观，然而，这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现实的整体，而是一个伪整体。因为它是建立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精神基础之上。
马克思对传统集合论的整体观批判，主要是针对国民经济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1]143这表明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是一个关系整体。马克思以关系整体取代了集合的整体。
马克思对传统无人的整体观批判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的。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了传统哲学的自然整体观和黑格尔的无人的整体观，从而建立了世界与人的整体关联。所以他在《手稿》中给予费尔巴哈那么高的评价。在《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及其所涉及的具体经济要素(尤其是工人)的哲学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了亚当·斯密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的整体视为集合性的整体，取消了人与经济整体的关联，这种整体与黑格尔辩证法整体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消除整体中的个体性，简化甚至消除整体与人的丰富关联。他们对个人和人群进行了双重遮蔽：一是作为具体存在被抽象的整体遮蔽，二是作为主体的人被物或绝对精神遮蔽。因此，马克思通过突显实践主体在整体中的位置，强调整体内的丰富联系来打破传统哲学的无人的整体观、集合的整体观、机械的整体观，抽象的整体观。然而，马克思哲学从不以构建体系为旨归，因此，马克思没有构建一个整体观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那里，整体观以两种方式呈现：一种是马克思对“整体”一词的明确强调，马克思经常使用“整体”、总体、一般和普遍这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整体观。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14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1]16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另一种是马克思对整体观的应用。首先，马克思总是把他所考察的具体对象的特殊性凸显出来。比如马克思对工人与一般经济要素区别开来，把经济等具体的历史因素从传统的抽象历史中凸显出来，把监督从传统经济活动中突显出来。这种突显本身形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微观视域。其次，马克思总是把他所考察的对象与人和其他对象联系起来。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与人相关自然和人工自然，经济是人参与的为了人的多因素作用的物质活动，社会是人的丰富的社会，精神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再次，马克思总是将他所考察的对象放到与它关联的整体中来考察。
尊重具体的差异性、彰显人的主体性、关注联系的丰富性，把握多样对象的整体关联，构成马克思实践的整体观的“三位一体”，这既是马克思的认识论、方法论，也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和价值论。这个新整体观成为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尤其是区别于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所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整体作为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在不同意义上谈整体观，阿尔都塞指出：“‘总体’这个概念今天应用得十分广泛，人们用这个词，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从黑格尔谈到马克思，又从形态心理学谈到萨特，词还是同一个，但概念却因不同的作家而改变了，有时甚至彻底改变了。”[3]阿尔都塞的这句话明确而有限地描述了整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生的延异。这种延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整体观。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整体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整体观的新阐释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范式：方法的整体观，历史的整体观，结构的整体观。这类整体观主要是从马克思整体观中生发出来的强整体观。
方法的整体观是卢卡奇首先主题化的。这种整体观的提出是卢卡奇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针对伯恩斯坦等人把马克思的哲学还原为“经济决定论”的严峻现实，卢卡奇试图以马克思哲学的宏观视域统摄马克思哲学的微观视域。他强调，“总体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发展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4]。在他看来，他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目的之一，或者说这本书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它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卢卡奇建立的方法的整体观，旨在维护马克思的微观分析。他强调，任何科学分析，都无法避免要对一些因素进行抽象化的研究，但是不能据此就否认马克思微观分析与宏观整体之间的关联性。在马克思那里，对微观对象展开的分析总是哲学性的，总是与对象所处的整体相关联的，总是服务于对整体的认识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会割裂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4]85为了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方法的整体性，他上溯到黑格尔那里，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解决了的整体对部分的关系来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马克思整体观的可笑和无知。
卢卡奇的方法的整体与历史的整体是相关联的，在卢卡奇看来，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不只是不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来源，而且更不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所在。在这里，他提出了“总体性原则”，开启了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的整体范式。也就是说，卢卡奇一方面强调了总体性方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了总体性方法的核心在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辩证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辩证法强调了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客观或自然辩证法，而没有谈到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使卢卡奇很不满意。他指出，“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4]50。卢卡奇这句话经常遭到人们的误解，人们误以为卢卡奇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责备非常具体。卢卡奇这里想要说明的无非是：恩格斯辩证法突出的是方法论的辩证法、自然的辩证法，可能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遮蔽马克思的社会辩证法、历史的整体性的效果。在这个责备后，卢卡奇马上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序列的规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4]51。在恩格斯那里，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本质上是同一的，恩格斯并不否认，自然界的自在运动是在人的认识中成为规律和辩证的。然而，人们误解了卢卡奇进而误解了恩格斯。由此开始的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背离的误解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回响。这显然是卢卡奇也不愿意看到的。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另一处，卢卡奇还引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评价，“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卢卡奇接着说：“用这种认识才能看到辩证方法的总体观能使人真正认识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4]64
毋庸置疑，卢卡奇与恩格斯对整体认识确有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二人所处的现实形势和历史任务不同。一战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垮台、德国三月行动的流产、日益强化的拜物教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片面化使主体意识和总体革命问题日益凸显，卢卡奇的历史的整体观和方法的整体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所做出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整体观的整体和主体方面所作的强调和新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使人类的批判目光不仅聚焦于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更深入到现代人在文化层面上的物化困境。因此，卢卡奇的思想得到了同期的布洛赫、科尔施等人的响应，并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传承。
如果说卢卡奇是以主体意识和整体方法来凸显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和科学性，那么萨特就是以主体意志和整体结构来凸显的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和科学性。萨特认为，主体有自由的意志，从此出发，他把历史的“整体”区分为集合和群体。萨特提出，集合是众多个人的惰性集合，在集合的情况下，自由只是个人的实践事情。而群体是一个非集合，是对集合的否定。“群体的形成从一个共同的需要或危险开始，并由决定其共同实践的共同目标来确定。”[5]他还认为，个体是在整体叙事内部被理解和把握的。马克思“使轶事的事实从属于(一个运动、一种态度)整体，因为他想通过这个事实发现这个整体。换句话说，他对每件事情所赋予的，除了它的特殊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启示作用：既然指导调查的原则是寻找综合的整体，那么，这一事实一旦被确定，就要被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被观察和解码”[5](上)24-25。表面看来，萨特既从主体自由的角度突出了由卢卡奇阐发的马克思的整体观的历史性，又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话语突出了恩格斯、卢卡奇所强调的马克思的整体的方法论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卢卡奇与恩格斯的“调和”。然而，这只是萨特有关“整体”的研究的一个效果。事实上，萨特的整体观是哲学对二战造成的精神创伤所做的回应。二战的理性化组织和所谓人本主义打碎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在法国和欧洲信仰迷失和文化动荡的关键时刻，萨特从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性和人本学原则出发，强调了主体的自由选择意志，强调了积极的整体的意义，为法国和欧洲找到了精神生活和思想解放的出口。在这个意义上说，萨特不愧是法国20世纪真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然，萨特的集合的整体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主体依附于结构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在(后)结构主义的整体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扩张。福柯的话语权力和规训权力思想极大地发展了主体对结构的依附性、受动性，并彻底摧毁了包括萨特的主体在内的一切主体。在他看来，主体不过是权力的建构。他讥讽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了思考20世纪而做出的辉煌而悲怆的努力”[6]。岂不知，正是对主体的自由选择实践的彻底否定导致了福柯微观权力思想的逻辑悖论：既然自由选择的主体是各种相互影响的自律的微观权力形塑的产物，既然主体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那么自我伦理的实践主体又何以生成呢？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整体观
福柯对整体的批判从属于一个异质的整体观范式，而异质的整体观又是直接从结构的整体观演变而来。吉登斯对结构主义的关系的整体观做了详尽的阐述。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生产》一文中，吉登斯指出：“整体的关系性特征，符号的任意性本质，以及差异的概念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贯穿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观念中的。”[7]而这种关系的整体既不是卢卡奇和萨特意义的历史的整体，也不是恩格斯意义的自然整体和方法整体，而是指语言学中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词与句、声音与书写、话语与结构中的关系整体。在谈到结构主义著作中相同的语言学主题时，吉登斯提出：“语言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言学的某些独特方面，对哲学和社会理论至关重要；强调总体的关系性本质。”[7]77他认为，在他们那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人们通常认为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首先是在前者要优先于后者这一意义上来说的，并认为它来源于涂尔干关于社会整体的性质要比其各部分之和更为丰富的主张。在吉登斯看来，这是错误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低估了索绪尔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系统形式的语言的微妙之处。在说明作为一个区分系统的语言时，索绪尔再次阐明了“整体”与“部分”的本质，指出任意一方都只有依据另一方才能得到界定。语言是一个没有确定术语的系统，即语言是通过声音和符号之间公认的差异形成的，这表明“部分”仅仅是由于自我同一的特征才组成语言的。这一基本见解表明，结构主义不应被看作是机械的聚合体，而是结构的整体。
这种结构的整体思想被阿尔都塞运用于对马克思文本中整体观的分析，形成了阿尔都塞的结构的整体观。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阐述了马克思的结构整体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开启了不同于卢梭和涂尔干的结构主义，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对自己结构的整体进行理论建构。所以必须通过结构主义的“依据症候的阅读法”即依据本文(text)的文字、沉默、空白、错误和疏漏揭示文本背后的“问题化”(problematic)去发掘马克思的结构因果观，以明确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上的根本改造。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的结构的整体中所蕴含的部分间的差异关系被后结构主义者所强调，从而使以往的强整体观转型为后结构主义的弱整体观。
后结构主义的异质整体观是一种弱的整体观。这种弱整体观在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在德鲁兹和加塔利那里，差异的整体表现为游牧的同一性、块茎、千高原的互文性，在德里达那里，差异的整体关系表现为延异的序列；在拉康那里表现为能指的逻辑学；在福柯那里，异质的整体观比较复杂。在福柯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精彩的“德法大战”。所谓“德”即尼采的权力意志，这使福柯的微权权力系谱诉诸到一种“现代性态度”的弱整体之上。所谓“法”即法国结构主义和科技史学派。一方面，受法国结构主义历史学派和科技史学派的影响，福柯主张历史是长时段的稳定结构整体和短时段的整体断裂的效果。另一方面，受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影响，福柯主张意义取决于所在整体中与目前正在使用的其他符号的差异。“长时段的稳定结构整体”、异质性的符号整体和微观权力的“现代性态度”系谱整体或许可以由一个关键词概括起来。这个关键词就是“分散的规则性”(regularityindispersion)。拉克劳正是抓住“分散的规则性”中的“规则性”这个整体建构起多元主义的领导权的整体理论[8]。巴特勒直接诉诸于黑格尔的“疯狂的舞蹈”，即把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快速化来追求瞬间的整体。齐泽克则认为，“当今的‘疯狂的舞蹈’，不确定的多元身份的动态扩散，同样以新型的恐怖在等候它的解决方案。唯一‘实际的’期望是，通过选择不可能之事并完全占据例外的位置为一个新的政治普遍性打基础。”[9]没有禁忌、没有先验的规范，尊重尽管不可能，但会使人不至无情地使用权力。20世纪已经过去，拉克劳、齐泽克和巴特勒都提供了有关普遍性的解释，他们三个都主张整体或者说普遍性不是一个静止的假定，不是一个先验的假定，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能还原为作何有限表现模式的过程和条件。
四、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整体观
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整体的弱整体性理解风头正劲的同时，在20世纪末，当代微观物理学界，兴起了一种新的原初整体观。与哲学界当下的弱整体的整体观不同，科学界兴起的整体观是一种强势的整体观。很多物理学家都参与到强整体的研究上来，其中米切尔·雷得黑德(Michael Redhead)和保罗·特勒(Paul Teller)最为突出。1987年，米切尔·雷得黑德发表了《不完全性，非定域性和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绪论》一文。保罗·特勒则在1986年发表了《关系整体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在1989年发表了《相对性、关系整体论和贝尔不等式》一文。这些研究表明当代物理学家对于整体观的关注。我国学者孙慕天教授与乌克兰学者采赫米斯特罗在1996出版的《新整体论》将量子力学显现出来的原初结构的整体观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这是目前对量子力学显现的整体观的最新的形而上概括。20世纪以来量子力学研究表明，量子系统作为不可分割整体，制约着其子系统各种潜在可能性。在系统解体后亚量子态仍然分有其初始态的几率关联，因而在分离状态下，无论哪一个亚量子态的潜在可能性发生客观物理变化，都会根据亚量子整体守恒性而反映到另一个亚量子态上来。这使量子系统表明了整体的非集合特征。所有的量子物理学家都有超越集论的整体性的意向。量子的整体特征揭示了未被现实化的群体的可能性联系。使现实生活的很多神秘问题得到新的解释。这种的整体突显了事物之间在起源和发生学上的可能性联系，从人类社会角度看，这与人类学家证实的“人类的统一性”是相通的，在吉登斯看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活在小型‘原始’社会的人们在起源上要劣于或不同于那些生活在更为先进‘文明’中的人们。”[10]原初结构的整体观使古老的共相论和单子论等先验整体论在新的意义上复活。
这种新呈现的原初结构的整体的理解，也在客观上回应了后结构主义的“部分溢出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强调部分对整体的溢出性，但是并不彻底否认整体性，只不过对后结构主义而言，他们更强调一种异质的生成和突现(emergence)，原初结构的整体观显现了部分与整体在源头的不可分性以及部分之间的相似性和潜蕴性关联。这些关联与马克思的整体观是相通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联系，现实世界与它的可能世界整体是不可分的。一旦满足了复杂条件，可能世界要会成为现实。而实践的目标正是这些复杂条件的满足。从这个角度去看，这种整体观不但很好地解释了某些过去难以解释的人类自然关联和文化关联，而且本身也可以起到对后结构主义者中以异质性来取消整体的倾向进行纠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科学的统一问题。“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以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11]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整体观、后马克思主义的弱整体观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强整体观尽管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生成、突现。
我们曾经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那么，我们能否在特勒所说的量子世界的“关系整体”与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主义的“关系整体”之间，在马克思在人口分析的混沌、阿尔都塞“错误”的症候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之间，在萨特的社会整体的非集合性与量子系统整体的非集合性之间，在量子力学呈现出的整体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呈现出的整体之间，建立某种可能的关联？如果可能，那么这些潜蕴性关联能否为新的意义上两种科学之间的统一提供某种契机？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卢卡奇指出：“技术(实用)的专门化破坏了每一个整体形象。尽管如此，掌握整体的愿望(至少在认识上)仍没有熄灭”[12]。西方哲学界对于异质性的追求走到极致，他们没有看到量子力学所显现的形上整体，因此向其他文化吸取营养是对极端异质化的一种普遍补偿。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都在东方文化中寻求到有益的整体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整体思想以整体关怀个体，以通达穿越逻辑，以精神超越物质，以内在自然超越人工自然为特点，这种整体所具有的轻理性、轻解析、轻个体等阻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弱点，对于极端工具理性化、差异化、个体化的西方社会文化来说反而是一种补偿性优点。这本身就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
从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整体观的主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的阐述，到对个体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强调，再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把自然科学与哲学整体观结合起来的尝试，体现了马克思整体观的开放性。由此显现了马克思的实践的整体观是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现实与可能的统一。这种新的整体观使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以往的哲学，也敞开了对马克思“整体”范畴进行新阐释的空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与马克思一样，人们对于整体观重新阐释的意义，不仅在于需要阐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而且在于哲学的本性就是要回应人在当下的现实生存，这二者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整体。这一点也应成为人们今天关注整体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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