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病理性赌博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人格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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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赌博的相关病症描述最早出现在一百多年前,但直至1980年才被正式收入在美国精神疾病障碍诊断标准中,描述一种渐进性失控的赌博行为。持续的赌博行为给个体造成伤害是显而易见,引发个体一系列情绪障碍、个人的经济问题,家庭的冲突等等。从社会角度看,部分国家和地区赌博合法化会带来较高的税收,解决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以美国的加州为例,预计到2010年由赌博带来的税收高达100亿美元[1],但是由此导致社会出现更多的病理性赌博患者,在高税收高就业率的代价下是高额的医药费用、法律费用和较高的犯罪率。在我国,赌博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一直受人关注,但相关研究十分缺乏。
1 人格障碍抑或行为失控?
早期对于病理性赌博的成因及其定义在专家之中一直有所争论,其中一部分专家认为,在个体己经发现由于赌博带来的显著的、影响广泛的长期的损害之后仍然无法摆脱对于赌博的依赖,这种成瘾与其他的成瘾相类似,是个体的认知、社会因素、人格因素、生理等等因素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视为病症。而另一部分专家认为个体对于赌博这一行为的选择是负有责任的是已知的,个体的成瘾并没有遗传学上的证据,所以他们认为将赌博理解为对于行为控制失败要好于将赌博定义为冲动控制障碍[2],视为理性行为的失控。其中我国的一些专家一度反对将赌博归为冲动控制障碍,认为这种将赌博成瘾定义为冲动控制障碍而不是个体对于行为控制失败有为赌博者开脱罪行的可能[3]。争论的焦点是在认定病理性赌博是否属于人格障碍,或者是在赌博者理智控制范围内的行为,定义的争论不仅涉及这一行为是否归为病症,还涉及国家对于赌博罪概念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精神疾病协会第一次将病理性赌博收入DSM诊断标准中,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中被不断的修正,DSM-IV最终将病理性赌博定义为:一种持续性的和复发性的赌博适应不良行为,该行为扰乱个人、家庭以及职业。将该种行为归为冲动控制障碍,其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专业诊治和自助式治疗,不但患者的需要帮助,其家庭也需要帮助,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心理辅导、个案与团体治疗相结合、家庭咨询、控制压力,防止复发等等,患者还可被介绍到美国的匿名赌博协会帮助戒赌[1,4]。
2 与病理性赌博有关的人格特质
2.1 基于人格模型的特质研究
Bagby等以大五人格模型对于病理性赌博患者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病理性赌博患者在神经质、外向性、和责任感这三个维度上与正常人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病理性赌博患者在冲动性、寻求刺激特质上得分较高,而在自律和审慎特质上得分较低。随后使用大三人格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病理性赌博患者在精神质上得分较高[5]。Gonza' lez- Iba' n~ez 等将病理性赌博患者按照年龄分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组的被试的精神质得分较高,具体的症状表现为抑郁、忧郁、精神分裂、焦虑、强迫倾向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所以赌博带给成年人相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多的是情绪上的问题[6]。通过使用人格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病理性赌博患者的整体人格特点是有较高水平的冲动性和情绪的易感性,且在寻求刺激维度上得分较高,个体的冲动性使得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赌博行为,需要依靠外在因素进行矫治。人格特质的研究为进一步对其赌博行为发生的动机进行的前期理论准备。
2.2 特质差异的认知研究
决策障碍是很多依赖性精神疾病的核心症状,以衣阿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IGT)和格鲁吉亚博弈任务(Georgia gambling task,GGT)为主要的测量标准,IGT被用来测量患者的决策障碍,检测个体是否存在只考虑回报而不估计风险因素的倾向,而在GGT任务中检测个体是否因为认知上偏差导致过度自信,而倾向于冒风险,其适用病症包括病理性赌博、进食障碍、物质依赖等等。研究者一方面将前额叶皮质受损作为决策障碍的致病因素,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认为病患的人格特质也是导致决策障碍的原因之一[7,8]。最近,Catalina等对于个体的人格特质与所其所作出的决策反应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神经质维度得分较高者所执行的决策反应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呈负相关,神经质得分较低者在行为实验中可以灵活的转换并进行较为客观的判断和选择,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个体的神经质水平与行为反应的相关性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即男性神经质特质较之女性在决策反应的正确性上呈现更高负的相关[9]。
病理性赌博患者同时也是决策障碍者[10],这些个体的典型行为是只追求眼前的回报而不考虑延后的严重后果,患者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赌博活动中的不确定事件,凭个人的能力可以决定赌博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见,延迟满足的能力较差,所以病理性赌博患者的行为会被眼前所发生的事物左右,被此刻的情绪所困扰,其冲动行为的显著表现无计划性、倾向于做出快速的反应。病理性赌博患者在决策检验的结果中显示,患者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赌博活动中的不确定事件,凭个人的能力决定赌博的结果[11,12],在自我控制上出现错觉和产生认知上的偏见,延迟满足能力较差,带有迷信或者唯心色彩的将客观独立的事件进行因果的联系[12],相关的认知决策方面的研究表明,病理性赌博患者错误的信念或者认知上的谬误不仅是赌博活动带来的后果,同时也是导致病理性赌博的重要的因素[13],由此可见病理性赌博患者认知偏差是病症的典型症状,但同时个体认知上的偏差又是导致患病的原因,针对个体人格特质差异的认知方面的研究将会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2.3 感觉寻求特质的差异研究
赌博行为的产生有着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个体的人格特质,外在原因是赌博行为的产生和持续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称之为诱因。McDaniel等针对病理性赌博的人格特质的研究结果显示,病理性赌博者多是高感觉寻求者,McDaniel将高感觉寻求者定义为愿意寻求新奇、富于变化和刺激的感觉或者经历,并愿意为这种感觉和经历而甘愿冒风险[14]。Zuckerman的研究将病理性赌博患者按照特质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焦虑和抑郁特质者,他们利用赌博活动避免负性的情绪的产生,而另一类是高感觉寻求者,Zuckerman对高感觉寻求者的定义为,个体需要高强度、多变化、新奇、复杂的感觉和经历,为追求这种刺激而不断地寻找和尝试,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这类赌博者最初的赌博的动机是为了赢得金钱,但同时也是为了这种刺激的感觉[15]。
Gonza'lez- Iba'n~ez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感觉寻求特质有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的倾向,调查中他们按年龄将被被试分为三组,结果显示青少年感觉寻求特质的得分高于成年人[6]。Ledgerwood等对病理性赌博患进行特质分类研究时,结果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从特质差异上看,男性感觉寻求特质得分明显高于女性,男性中较多自我主义者,自恋也是这一类型赌博者的特质,其表现为:行为的冲动性,对于刺激的追求,且出现较多的行为问题、具备侵犯性、有物质滥用等等问题,相对于女性来说他们更愿意参加策略性质的赌博活动。Gray认为,男性较之女性更容易成为病理性赌博患者,其原因是男性更愿意尝试风险,追求尝试风险带来的刺激[16]。
2.4 专注特质的差异研究
病理性赌博归为冲动控制障碍谱系疾病,个体需要持续的并且不断增加赌资以满足的自己需要,否则便会出现坐立不安、情绪易激动的表现,而另一部分个体却享受着赌博给他们带来的刺激、快乐,他们可以预计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不会成为病理性赌博患者,在这其中个体对于自我的控制是二者显著的区别,据此研究者利用GGT和IGT两种决策检验任务考察个体的专注(mindfulness)的特质,专注特质最早的命名是源于佛教用语,与传统心理学所提及的自我意识、自省,自我监控等概念有所不同。Lakey等对于个体的这种特质进行研究,他认为专注特质是指:个体对于内在或者外在变化的有意注意的品质,个体对于当前事物的判断可以结合内在经验和外在信息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主观的歪曲评价,进而使得个体做出符合情景要求的适当反应,是个体的一种特质,由于个体差异而在表现上有所不同。Lakey等的研究证据表明个体的专注的特质可以较好的评估风险行为以及预测赌博行为的严重后果。第一,专注特质是一种最基本的注意品质,包括注意特殊刺激和他人明显的行为,同时避免思想上的偏激、过度的情绪反应,相关的研究包括专注特质与注意力缺陷障碍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病理性赌博之间的联系;第二,专注特质同时也包括对于个体主观认知的评价,包括主观认知是否存在偏见和忽视客观实际情况,有助于情绪的良好的控制,进而提高个体的适应能力;第三,专注特质在治疗病理性赌博问题中较为有效,对于个体专注特质的训练有助于减轻个体抑郁、焦虑、和自控障碍等症状,更为重要的是增加患者相对客观的认知及较为正常的行为和情绪的反应[6]。
Lakey等为进一步阐述专注特质在个体决策中的显著作用,以及病理性赌博患者决策情况,利用GGT和IGT两项决策任务检测量表进行检测[6]。研究结果显示专注特质有助于减轻病理性赌博患者的症状,同样,专注特质和两项决策任务的较好完成呈显著相关,其中专注特质对于GGT任务的完成有着更好的预测作用,而在IGT任务中,专注特质也可以预测个体自控水平,较为准确评估赌注的投入风险,以及对于可能性回报的客观的估计。具备专注特质者两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很少产生病理性赌博的症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专注特质者较好的完成两项检测任务的实际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专注特质者会较少产生决策障碍等等这些病理性赌博的症状。
2.5 特质差异的动机研究
鉴于赌博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亚洲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的病理性赌博的发病率已经远给高于欧洲一些国家,赌博不仅带来经济压力,还造成个体失业、家庭冲突、情绪障碍、自杀、药物滥用等问题,给社会带来较高的犯罪率。面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针对个体参与赌博活动的动机进行研究,病理性赌博动机的研究经历了三因素模型,包括:回避动机、社会性动机和娱乐动机,而后经历了归类研究的16项赌博动机,其中以金钱动机为主要动机,其次为娱乐动机、社交动机和寻求刺激的动机[17]。Neighbors等针对大学生赌博动机的调查显示,个体赌博的动机包括赢得金钱,体验刺激,感受快乐,应付社会性交往,避免空虚无聊以及应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超过40%的被试认同以上提及的动机[18]。
动机的研究还带有一定的性别特征,男性赌博以寻求刺激为主,而女性多因回避问题而参与赌博,通过赌博远离孤独、空虚、无聊或者避免情绪问题[19]。Burger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具有较高水平的竞争性,在赌博中依靠获胜而获得快乐,而女性并没有较高水平的竞争性,参加赌博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放松和减轻压力[20]。以上研究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性别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特质差异,即男性高感觉寻求特质和较高水平的竞争性,使得他们在高风险赌博活动中获得快乐,采取策略性的赌博活动增加获胜的过程的刺激和快乐的感觉,而女性会选择没有对抗策略的赌博活动,以实现她们减缓压力和放松的目的。
以上这些研究动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研究者只探讨了动机与赌博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忽视了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Lee等以符合诊断条件的240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赌博动机的调查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数据处理后显示五种主要的赌博动机,即:刺激动机、社会动机、回避动机、金钱动机、娱乐动机,而由这五种动机所建构的模型包括两种:以金钱动机为主要动机的模型和五种动机平行的模型。其中金钱动机模型是指:娱乐、刺激、回避等动机通过金钱动机而起作用;而平行模型则假设五种动机都对于赌博产生影响,而动机之间没有关系。结果显示刺激动机和回避动机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因而所建构的金钱动机模型可以更为有效的解释动机对于赌博行为产生的影响,且其拟合指数好于平行模型[17]。
3 一些跨文化的证据
Gray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赌博的发展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产生而发展的,甚至可以认为赌博的存在是社会的一个特征[16]。同样跨文化研究还表明病理性赌博患者会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信念的影响,特别是其人格特质[19]。由于国情不同,一些国家将赌博视为违法活动,但是在另一些国家中,赌博活动是合法的,同时政府还从中获得税收,病理性赌博者虽然存在异质性,但在大文化背景下却又表现一定同质性。
Raylu认为三种文化变量是影响个体赌博行为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个体在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实现对于危机事件的确认和控制,价值观和信仰也影响着个体对于生活中问题的评价标准和处理方式,文化的传统影响个体的对于金钱的态度、赌博的行为、动机、利弊甚至是赌博的定义。传承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实现,(1)家庭环境的影响包括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其中直接的影响包括长辈、同辈的行为方式起到榜样的作用,或者是他们对待赌博行为的态度;间接的影响包括亲子关系的好坏,良好的亲子关系会降低个体发产生行为问题的几率;文化的交互作用指个体移民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研究显示,个体移民会面临由于文化差异而带来压力和困境,进而会选择某种方式作为减轻压力和回避问题的方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赌博动机有所不同,韩国和阿拉伯等国家的被试回答赌博者为了个人的消遣和逃避日常生活的问题,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阿拉伯国家的被试在承认有赌博行为的时候会有羞愧感;中国的被试将赌博视为正常的社交活动,越南的被试将赌博视为一种快速致富的手段,意大利的被试大多数报告赌博是个人的一种活动,而西班牙的被试将赌博视为一种爱好和社交互动[22]。
中国文化背景下,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华人追求风险的表现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庸、内敛大相径庭;新发表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更追求高风险,更加自信。研究者提出“软垫效应”,指出集体文化的社会环境会促使其成员作出冒险的决策,相对于个人文化背景来说,他们更可能得到其他人的资助,由此而构成的社会关系网成为冒险失败后的软垫,因此个体直觉到的风险比实际的要小。但是也存在相反研究结论,虽然社会关系网在损益风险中成为缓冲,但是在获益风险中也可能成为负担,基于此这一理论所积累的证据是正反两面的,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3]。尽管中国人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但是在中国人的身上还是有着文化传统的烙印,诸如命运、定数、机会、幸运、可能性等等文化传统的信念[19]。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将打麻将作为日常生活中很普遍的交往活动,很多人虽然已经表现出病理性赌博症状,但只有在产生严重的成瘾症状时才会引起重视。
4 研究展望
目前针对个体特质差异的病理性赌博研究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样本的代表性。部分研究者曾采用电话访查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被试的代表性,但问题是无法对于被试是否符合诊断标准进行甄选[14]。另一部分特质调查的研究选取大学生为被试,其优点是可以筛选符合诊断标准的被试,但是由于样本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及其属于特定人群,研究结论是否能够适用整体人群,以及其结论在社会范围内是否可以被重复验证,还是亟待研究者解决的问题。
其次,赌博定义之争最终以冲动控制障碍为结论,到目前特质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个体的部分特质易于发生赌博行为,同时病理性赌博患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特质的改变,那么赌博行为与个体特质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本土化研究缺乏。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国文化背景下针对病理性赌博患者的研究严重缺乏,这并不表示病理性赌博引起问题在我国不严重,只是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很不足,很多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调查研究数据来自于国外研究者的调查,因此极需要大量的本土化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7-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