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介入历史：对解放区报告文学的一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报告文学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选择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解决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革命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旧有的秩序空间，从而打破中国历史的循环状态，创造一种崭新的历史。处于这样一种特殊时空背景下的解放区报告文学，自然而然被裹挟进历史的旋流之中，参与了历史创造的过程。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创造性革命活动作全景式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将具体历史形态逼真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以此来传达一个时代及一个民族的主体精神，揭示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这正是对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新生所进行的历史叙事。
由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创作和历史实践的某种同构关系，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活动更看重的是能够直接介入社会生活、参与历史创造的艺术样式。有别于小说虚拟化的言说方式，报告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的文体，是以摄照真实的历史现场为其基本的文体使命的。这种非虚构的文体规则，使得报告文学可以对历史性现场进行近距离的触摸和摄照。综观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几乎获得了与小说同样丰硕的收获。这样，叙事性的、纪实性的报告文学遂成为当时的重要话语类型。在被赋予救亡、启蒙使命之后，报告文学这一诞生于20世纪之初的文体样式日渐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
报告文学与生俱来与历史语境具有某种契合性。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生长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现代史上，解放区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存在。解放区报告文学既是这一特殊时空背景下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也诉求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解放区报告文学的话语意义首先存在于与历史实践真实的对接关系之中，其创作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化的过程。所谓历史化，通常而言，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认识和合目的性表现。解放区报告文学历史化的内在动力源自于那一时代强烈的历史、社会变革。刘白羽曾如是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的散文变成了报告文学。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中国人民需要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1](P16)刘白羽的“投枪”与“战鼓”理论可视为那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观念。综观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建构文学叙事时，是在明确的历史总体性认识的指导下展开的，历史的本质规律被呈示得非常清楚。由此，把书写历史与改造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的解放区报告文学，不仅反映历史，而且参与历史的建构和创造。其创作活动通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2](P475)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是“此刻”的观照和言述，但此刻并非自足的时间单元，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此刻的状态。海德格尔曾指出：“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3](P445)真正的历史是鲜活的，它有力地规约着现实，深深嵌入并参与着现实的生成，进而浓缩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内涵。而我国文学传统中的“文史合一”、“文史互证”的创作观念使得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尤为密切。经由历史化，解放区报告文学的现实的历史叙述以社会实践为坐标和尺度，涵括了宏大的历史存量。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或地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战争、革命、土改……在我们的阅读视域中不光是作品、人物形象、事件、情节，更多的是与之脉息相通的历史，它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历史时期激烈跳动的时代脉搏，更深入地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前所未有的历史创造的壮举必然呼唤着民族的时代史诗。解放区报告文学通过对疾风暴雨式的社会历史变革和波澜壮阔斗争生活的真实展现，呈现出了宏大的“史诗”的品格。史诗者，诗史也，它是一个民族用诗篇形式叙述的历史。报告文学尽管不是以诗的形式而是以散文的形式叙述言说，但却在精神上表现出了与史诗共通的特性。黑格尔强调史诗“在本质上就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4](P109)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报告文学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产物，是与先进的印刷生产技术和迅捷的传播方式相关的一种文学样式。就其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或社会心态而言，报告文学无论是诞生之初还是后来的发展、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均表现出了与史诗时代的某种相似或相通性，即人的初步觉醒或再觉醒。中国的报告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人的觉醒”时期，此后其文体的发展就一直与时代及文化变革大潮相应和。文学是一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空间中人们精神生产组织的成果。在解放区，人们在新的历史观、世界观的支撑下，充满了一种创造新历史的豪迈激情。那个曾经是破碎的、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里变成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征服的具有统一感的对象。解放区的报告文学正如胡风曾指出的那样：“藉着它，文艺更直接地和生活结合，……我们民族底伟大的史诗的序章，藉着它，才没有完全被空间、时间以及特殊条件所淹没。”[5](P516)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的直接叙事对象多是民族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其主题旨向主要沿着两条理路向前运行。一是书写和歌颂解放区民主建设的巨大成就，如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进》、沙汀的《敌后琐记》、吴伯箫的《丰饶战斗的南泥湾》，以及《冀中一日》中的部分作品等。这些作品在表现解放区特殊政治环境中的“新天”、“新地”等恢宏气象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二是以史笔记录下了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英雄群像，高扬民族精神、群体意识。如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杨朔的《七勇士》、丁玲的《彭德怀速写》等。曾任《新民报》主笔的赵超构在访问延安时敏锐地发现：在延安“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却相当丰富，过去写小说的作家，现在多在这方面写作。这些报告文学的内容，都是歌颂边区人民各方面的英雄人物或者褒扬边区建设事迹的”[6](P56)。民族精神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共同的精神、共有的情感产生于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即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集体实践的历史。解放区报告文学的话语实践多通过错综复杂的事件演进来组织、联结主人公的复杂性经历与性格发展，展示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进程。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巨变中敢于抗争、无所畏惧、刚烈骁勇的民族精神被充分挖掘和表现。其中，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的运用等，都是以前报告文学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除了重视叙事主题以及题材的开掘之外，诗性叙事结构以及情节创造意识也有所增强。“戏剧化”、“蒙太奇”、“平行法”等等的采用，节奏的强烈起伏、音韵的运用等，充分显示出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越发显著的审美的光辉以及报告文学艺术的成长和发展。
二
解放区文学并非由纯粹的文学要素构成，政治化的历史叙事结构决定了解放区文学的文本结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同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历史叙述并非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它是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制造出的具有丰富感性的内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合目的、合规律的线性发展过程”等历史观念在解放区报告文学的文本架构中得以充分展示。
解放区报告文学家与前此文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面对表现对象时世界观尤其是历史观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作家审美视角的转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核心的思想是解决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源泉问题。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是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讲话》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应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作家只有转变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作品。世界观的转变也就是历史观的转变，知识分子作家需要从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中脱离出来，重新植根于工农群众的历史中，才能写出人民群众的革命史。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P118)人类活动的历史性不仅表现在历史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尤其表现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历史的创造，赋予历史以新质。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承担着历史的职责。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如何建构人民群众的斗争史，这是革命文艺首先面对的本质问题。在这里，书写历史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化地书写的问题。通过作家、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文学艺术的历史化工程也就全面展开。真实地反映具有历史性的现实事件和重要的人物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重要职责。解放区报告文学所秉持的创作原则之一，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即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8](P863)1944年，当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表现解放区合作社先进模范人物的作品一发表，毛泽东第二天即致信作者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称这是他们写工农兵的开始：“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9](P233)这种特殊标举显然具有一种导引作用。知识分子作家的话语立场与话语方式最终为特有的历史语境所改造。在堑壕中，在马背上，在田地里，在山林间，他们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和生产生活的第一线。40年代中期解放区出现了一个大写工农兵先进人物的热潮，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如刘白羽的《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杨朔的《文武双状元》以及穆青的《赵占魁同志》等。这些以工农兵为主的文本的大量推出，一方面表明了工农兵方向已为解放区作家所自觉接受，同时也呈现出围绕着这一言说中心的报告文学的主要形态。
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与社会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并与之融合共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工农兵成为解放区报告文学中理所当然的中心人物。对此，李泽厚有如下描述：“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知识者和文艺家的‘我’溶化在集体战斗中的紧张事业中，没有心思和时间来反省、捕捉、玩赏、体验自己的存在。他(她)们是在严格组织纪律下，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协同和配合下，进行活动和实现任务的。……他们远不是自由的个体，也不只是文艺创作者，而更是部队的秘书、文书、指挥员、战斗员和领导农民斗争的‘老张’、‘老李’(干部)。”[10](P1072)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战士、农民，其次才是作家。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知识分子(作家)的身份由启蒙者转向革命者或革命的参与者、追随者，思想感情、思维方式日益无产阶级化和工农兵化。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已由冷静的旁观变为主体的介入，从而走向创作主体与历史实践的交融。他们参与新的历史和文化的创造，从具体的个人走向了抽象的集体。在这当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变动，尤其促使知识分子不断修改着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待农民的姿态。作家对农民形象怜悯、同情和批判性的态度已鲜见于本时期的作品中，代之而起的是亲切的鼓励、赞赏以及颂扬。从这一历史时期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知识分子作家对于工农兵群体巨大革命能量的热情赞叹。其笔下反复出现的“山雨”、“野火”、“光明”、“咆哮”等等创作命题，由衷地表达了他们对于工农兵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体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希望寄托。而对新历史创造的光明前途的坚定信仰使作品中弥漫着乐观主义的情绪，悲剧最终被历史的正剧所取代。
《讲话》最终确立了解放区文学的秩序。在《讲话》中，文学被视为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作为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之一，知识分子必须消解掉自身的学院化色彩以及单纯的社会批判的心态，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建立起个体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联。文艺既然被视为斗争的重要武器，那么，它在革命进行中的主要历史作用和功能之一便是颠覆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作家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过程。
报告文学对于历史实践的参与和影响，是通过创作主体的文本实践来实现的。作为包容着作家的生活历程和生命体验的一种文体，其话语实践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再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当然，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以群认为：“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繁忙(他们除了写作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停顿，纸张缺乏，发行困难)也限制了作家写较长的作品；适应着这些客观条件，作家们不能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剧变的现实的断片”[11]。这种情状是由某种历史的规定性所成就的，它体现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时期，当民族的、革命的力量需要凝聚壮大之时，文学自然应该负起更多的社会历史责任。知识分子作家试图使他们的言说直接干预现实、影响历史的变革，而报告文学即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最适合于完成这种任务的文学样式。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作为跟踪社会现实、介入历史实践的重要写作样式，真实地体现着创作主体的精神景况和普遍的生存状态。
人类在历史中生成。有了人，即开始有了人的历史。人类历史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历史。文艺活动作为人类争取和实现自身自由、发展的一种方式，总是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和人类争取自身解放以及人性不断完善的社会历史实践紧密相连的。正是这种血肉关系，成为文学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深刻根源。报告文学也不例外。报告文学是紧贴社会历史实践发育成长的一种文体，对作为历史活动中的主体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书写既是报告文学生长发育的根基，也是其实现文体自身价值的根本所在。对于解放区报告文学而言，革命历史情境对它的呼唤和它对历史实践的亲和已成为一种无法改写的历史存在。解放区的报告文学以壮阔的时代背景展开宏大叙事，全景式地描述了社会历史的进程，为我们记录下了社会变迁中的历史图景，是直接观照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文学，而且也为了更广泛地作用于社会和历史。从历时性的视角观照报告文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历史与艺术同生共长的话语形态。参与历史建构的实践品格可以使报告文学穿越时空的限制，避免荣于一时而无以致远的缺憾。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于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来说，对于特定时期的作家而言，其文本实践又总是或多或少会受到历史情境的规约，如话语主体生存情境的历史性、叙述者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叙述对象的历史性、叙述之语言的历史性等等。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论及诗(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哲学意味”[12](P28)。综观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现实关怀的强烈功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在一种更普世化的、抑或哲学层面上的深入拓展和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