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台湾共产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共产党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台湾曾展现过一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旗——台湾共产党。当时的台湾还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台共诞生后，在日本当局的反复搜捕中顽强地坚持反帝斗争；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台湾的民族民主运动。由于种种原因，台共的发展亦出现了曲折和失误。1931年它终于遭到彻底的破坏，作为一个组织从历史上消失了。本文拟对历史上台共的产生、发展和消失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学术研究性质的考察。这对扩大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领域可能是有益的。
台湾共产党的创建
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罗勃神父街和霞飞路交叉口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庄严地举行着台湾共产党的建党大会，宣布了台湾共产党的诞生。
台共的创建，实际上是由三支革命力量逐步汇合而成的。第一支力量，是台湾留日的革命青年。早在1920年，台湾留日学生就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新民会”。这个组织以公开的文化活动为掩护，开展反对日本统治者的宣传，并针对台湾总督府的统治发起政治改革运动。后来他们又建立了“台湾青年会”，作为“新民会”对外活动的化身。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两个组织中逐渐涌现了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1927年4月底，这批人在许乃昌等的倡导下秘密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研究和探讨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和文献。其成员接受东京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新人会”的思想影响并和日本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利用假期返回台湾，组织演讲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928年日本爆发了大规模逮捕日共领袖的“三·一五”事件，“社会科学部”因此被解散了。其中有些人坚持斗争，如陈来旺等就参加了台共的创建活动。
第二支革命力量，是台湾本土的进步青年。1921年10月，一些台湾进步青年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该会以“谋台湾文化向上”为名，唤醒民众，赶走日本殖民者。当时在台北实业学校读书的爱国进步青年翁泽生加入了该会，积极参加该会举办的读书会、演讲会等活动。此时，奴婢出身的谢雪红①在冲破封建罗网之后，也加入了这个文化团体。1923年以后，翁泽生、洪朝宗、王万得、潘钦信、蔡孝乾等革命青年认为“文协”的活动过于温和，便在“文协”内部组织了“无产青年”的团体，以“台北青年读书会”等名义开展活动，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们在“文协”中发起了一次论战，提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解放台湾”②的主张并逐步占了上风。此后，“文协”日益倾向社会主义。1926年春，台湾的工农运动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台湾的无产阶级占总人口30%，建立了大小20个工会，会员约1万多人；农民占总人口56%。建立了以简吉和赵港为负责人的“农民组合”，会员达3万人③。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文协”内部的激烈争论。1927年“文协”终于分裂。一部分退出“文协”的右翼人士组成“台湾民众党”，左派控制了“文协”的领导权。1924年前后，一批台湾进步青年到中国大陆留学，其中有些人参与创建台共的活动。
第三支力量，是台湾到中国大陆留学的革命青年。早在1923年10月，就有台湾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它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吕运亨、中国共产党人及苏联驻沪领事馆都建立了联系。1924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彭华英、蔡孝乾等人组织了“平社”，出版“平平”刊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刊物运回台湾。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使上海的台湾学生直接接受了这场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的洗礼。在此前后，有一批台湾青年就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创办的红色大学——上海大学。翁泽生于1924年7月进入“上大”社会系学习，并在1925年的反帝风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谢雪红偕林木顺也来到大陆。谢雪红进入上海总工会和赤色救济会工作。经过斗争的锤炼，她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林木顺于同年9月进入“上大”社会系学习，12月又被推荐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批人都成为台共的主要创建人。
此时，共产国际已注意到殖民地台湾的革命问题。考虑到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开展台湾的革命工作需要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日共帮助筹建台湾共产党。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谢雪红和林木顺于是被编在日本班。并被介绍给在苏联的日共中央负责人渡边政之辅等，与日共建立了直接联系。1927年11月，谢雪红和林木顺返回上海后，应日共之邀前往东京，会见了日共负责人渡边和佐野学。据史料记载，渡边以谢雪红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起草了台湾共产党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草案④。日共中央决定，由日共帮助组建台共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同时基于日共正在准备第一次国会普选不能专注台共的组建工作，请中共代为指导⑤。谢雪红和林木顺在陈来旺的陪同下，于1928年1月返回上海。经中共中央介绍，谢、林和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取得联系，在上海共同进行台共的组建工作：一方面开始物色参加建党大会的对象；另一方面讨论由日本带回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并制定有关工运、农运、妇运以及赤色救援会等具体的方针政策。1928年4月13日，在中共代表彭荣的建议下，在上海召开“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作为台共建党的筹备会议，三天以后，正式举行台湾共产党建党大会。
台湾共产党的建党大会是在中共代表彭荣的指导和帮助下举行的。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代表彭荣和朝共代表吕运亨外，有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潘钦信、林日高、陈来旺、张茂良（“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积极分子）共9人。由从莫斯科归国的留学生和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以及台湾的革命青年构成了台共创建初期的参加者。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台共的“政治大纲”、“组织大纲”和各项运动的方针。第二个议程是选举产生台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林木顺、洪朝宗、庄春火、蔡孝乾、林日高当选为中央委员（洪、庄、蔡三人因无法离台赴会，缺席获选）。谢雪红、翁泽生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为中央常委。根据4月18日台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分工，林木顺为书记兼组织部负责人。洪朝宗、庄春火、蔡孝乾分别负责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宣传工作。同时，为了使台共与中共、日共都保持密切的联系，设立了台共驻上海办事处和驻中共联络员，由翁泽生负责；任命谢雪红为台共驻东京联络员和台共东京支部负责人。这样，台湾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
台湾共产党的建立有如下具体的历史特点：
首先，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台共是作为日共之下的一个民族支部而存在的，它的全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它受日共的领导，同时又受中共指导。后来日共的组织屡遭破坏，台共在与日共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更多地是在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因而它实际上是接受双重领导的关系，这对台共后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其次，台共是在中国大陆上海建立的。建立后面临着扎根宝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台湾本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巨任务。一方面，台湾共产党人必须回到台湾，从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发动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正确对待日共、中共以及来自遥远的共产国际的各种指示。而这些指示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又往往脱离台湾的斗争实际。这种情形也严重地影响着台共日后的发展。
第三，台湾共产党所处的客观环境是非常严酷的。日本当局几十年来已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体系，对一切政治活动防范甚严。台共建立后一再遭到破坏，因此，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而健全的领导核心。
台湾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台湾共产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台湾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评价的。
（一）台共在台湾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提出了第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1928年台共制定的“政治大纲”⑥，对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及革命性质、任务，作了基本正确的分析。“政治大纲”指出了两个基本事实：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台湾本身还存在着很多封建制度残遗物”⑦。第一个基本事实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高压统治台湾的权力，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日本国家权力——‘台湾总督府’”；在经济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阶级——极少数的银行资本家巨头——他们拥有全台湾资本的百分之八十。……这一类帝国主义寄生虫就是台湾民众的大敌”⑧。第二个基本事实具体表现为，“由于民主革命的未能完成，……由于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还保留着若干封建制度，加以当时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还完全依靠着日本资本主义，所以，当时的台湾仍旧保存着许多封建色彩”⑨。基于这两个基本事实，台共明确地提出“打倒总督专制统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⑩的政治口号。与此同时，初创的台共也清醒地看到，台湾的民族运动还“停留在仅知要求自治和文化普及等改良运动”(11)的阶段。为此，在民主革命任务方面，提出了“打倒封建残余势力”、“土地归于贫农”、“废除压制工农的恶法”、“劳动七小时——不劳动者不得食”(12)等口号。“政治大纲”还把台湾民族解放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拥护中国革命”的口号。指出：“拥护中国革命。这是极为重要的工作。……我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和中国的革命相呼应，共同反抗世界性的帝国主义”(13)。在策略方针方面，台共在“政治大纲”中指出：“台湾的资产阶级还很幼稚，革命的作用又颇为薄弱，所以民族独立的伟业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双肩上”(14)，“要吸收农民的革命势力，联合工人阶级与农民，使之结成战斗的同盟军”(15)。与此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吸收所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以工农民众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16)。为了实现这种反帝大联合，“现在就必须暂时利用文化协会为中心，作为扩大共产党活动的舞台，即一方面先克制它的幼稚病，吸收工农先进分子以及青年加入协会，另一方面则极力暴露民众党的欺瞒政策，将受其领导的群众引向左方，渐次以文化协会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心，而到一定时机后再改造文化协会”(17)。另外，对台湾民族资产阶级也确定了如下的策略：“我们一方面要根本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卑劣的阴谋加予打破，另一方面还必须和他们产生密切的联合战线，使得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影响”(18)。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台共1928年制定的这个“政治大纲”，在台湾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台湾情势的分析和策略方针的制定基本是正确的；它对党的任务的规定，突破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樊篱，为台湾人民指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二）台共成立后在立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旗帜不倒，顽强地在台湾岛上重建组织，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台湾共产党成立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内发动“三·一五”大检举、疯狂破坏日共组织的时候。上海日本警方很快发现了在沪台湾人的秘密活动，立即发动了对“上海读书会”会员的搜捕活动，搜去了台共的部分文件，谢雪红等9人被捕。“上海读书俱乐部事件”对新生的台共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台共在上海只存在3周就被搜捕并打乱了原定的部署。但他们打而不散，坚持斗争。在上海幸未被捕的台共书记林木顺及负责与中共联络的台共领导人翁泽生等恢复了中共党籍，以中共党员的身份继续开展活动。一批被派回台湾和未赴上海参加建党大会的台共党员潘钦信、谢玉叶、蔡孝乾和洪朝宗，在白色恐怖下离开台湾，在厦门、漳州一带单独成立一个台共支部，并与上海的台共领导人恢复了联系。在建党大会后回到东京的陈来旺于9月间筹建了“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与重整后的日共恢复了联系并与台湾的左翼组织及台共成员进行联络。而原定留在大陆与日共联系的谢雪红等，在上海被捕后突然被押解回台并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谢雪红等1928年6月获释后，立即着手在台湾重建党中央的工作。他们利用合法组织掩护台共力量。比如，他们主动与“文协”取得联系。在台共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协”于1928年10月31日在台中召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热烈讨论了“对于反动政府暴压的抗争”的议案，情绪十分激昂。虽然大会被日警宣布解散，但它扩大了台共的影响力，扩大了“文协”组织的联合战线，在团结小市民、一般城市劳苦群众及其他反日爱国人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台共在“文协”中吸收了一些新党员并建立了台共支部。另外，谢雪红委派林日高前往东京与日共中央取得联系，听取有关恢复党的工作的指示。根据日共新指示的精神，在台北御成町成立了新的台共中央委员会，由林日高任书记，谢雪红任中央委员兼宣传部负责人。为掩护党的活动，1928年底，谢雪红、杨克培、杨克煌在台北主持开设了一家“国际书局”，专售社会科学书籍，着眼于唤醒读书人研究台湾痛苦的根源。“该书店很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也遭到敌人的横暴压迫，店址经常被搜查，书籍被没收，店员被逮捕。斗争是尖锐的，敌人常常无可奈何地说：‘看到国际书局招牌上的大红星就头痛’”(19)。这个“国际书局”成为台共的秘密联络点。
（三）努力发动工农，扎根群众，推动台湾的民族民主运动。
谢雪红等人开展重建台共党中央活动的时候，正值中坜、桃园、湖口等地的农民对日本三菱公司开展激烈的斗争。他们就帮助“农组”干部举办农村青年训练班，第一次对农村进步青年有组织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形势教育以及介绍革命斗争经验等等。谢雪红还为“农组”草拟了有关青年部、妇女部以及救济部的“组织提纲”，均为“农组”中央委员会所采用。在此基础上，台共在“农组”做发展党员工作，“农组”的重要骨干如简吉、赵港等就是在这时被发展入党的。经过艰苦的工作，台共终于在这个组织中取得了指导权。1928年12月30日，“农组”在台中举行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由谢雪红和自东京返台的“台共东京特别支部”成员林兑联合指导。从全省各地派来的近千名农民代表，高举40多面红旗进入会场参加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号召台湾人民团结战斗，打击日寇，并提出“支持中国工农革命”(20)的口号，场面极为热烈。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台共中央委员会于1929年10月在其秘密联络点——“国际书局”举行会议，重新部署了党的活动。会议作了如下重要决定：其一，为了使台共展开从南到北的全岛性活动，指定了地区负责人，即台北市王万得；基隆地区苏新；高雄地区刘守鸿。其二，为进一步加强对左翼组织的领导，指定了左翼组织中台共支部的负责人，“文协”由吴拱照、庄守负责，“农组”由杨春松、赵港负责。其三，鉴于台湾尚未形成统一的左翼工人组织，尤其在重要的产业部门工人组织尚属薄弱，决定派遣一批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矿山、铁路、机械工业部门的工人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准备成立全岛统一的工会组织。另外，鉴于农民组织仍不普遍，决定协助“农民组合”大力发展农民组织，并决定派党员到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去开辟工作，以填补农民组织分布上的空白点。从上述部署可以看出，台共的活动已在全岛铺开了。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这个部署未能完全实现。尽管如此，台湾共产党人仍然在发动工人运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在矿工、运输工人、印刷工人中积极筹建工会。1931年上半年发生的印刷工人、矿工、蔗农等罢工事件，都和台共的指导和影响有关。
（四）台共发展的重大曲折和失败。
在台共指导和影响下台湾岛上所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后来却未能进一步开创新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日警的压制。1929年在“二·一二”大逮捕之后，敌人又以“农组”分发宣传品违反出版规则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迫使重建的台共党中央不得不审慎从事。二是台共党中央组织不健全。1929年，日共又遭到“四·一六”大逮捕，“台共东京特别支部”被破获，台共与日共的联系再度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台共党中央于1929年11月派林日高前往上海，通过长驻上海的联络员翁泽生恢复与共产国际东方局的联系，并寻求中共的指导。但是，林日高的上海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台共在台湾开展的工作受到了当时某些中共领导的批评，认为台共发展缓慢，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要他等候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东方局的指示久候不至，只好让他先行返台。林日高非常泄气，在返台后即向谢雪红提出脱党声明书，庄春火也跟着退党。至此，台共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只剩谢雪红一人。三是由于共产国际“左”倾路线对台共的干扰，使台共内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当时共产国际坚持所谓“第三时期”理论，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剧烈；同时殖民地的反抗运动也爆发起来，……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21)。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第10次全会对“第三时期”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加紧反右倾的斗争，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必要的；在那些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他们并妨碍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斗争”。此时的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强调“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出于这种政治气候，1930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瞿秋白在接见来沪的台共成员潘钦信、陈德兴时强调：“台湾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将对工农进行更进一步的压榨。……这必然激起台湾工农革命斗争”(22)。又说：“由于台共陷于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员缺乏积极性，党的组织与成立时并没有很大差别，而且极为幼稚。党的活动也停滞不前，这就是台共为什么不能完成革命运动指导任务的原因”。要求“台共应该召集一次临时大会，检讨过去的方针，并确立新的正确方针”(23)。
从台共内部来说，1929年下半年以后，年青激进的党员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认为台共党中央所采取的联合台湾小资产阶级组织以掩护党的力量成长的策略路线过于保守，使台湾革命形势发展缓慢。有些党员认为，“文协”是小市民的组织，它的存在是台共发展的一个障碍，应予以解散。林日高、庄春火相继脱党后，台共领导机关指导力量不足。加上当时台共中央唯一的代表人物谢雪红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和刚愎孤傲的性格(24)，引起党员们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国际加以干预，使台共的党内斗争公开化。1930年12月20日，陈德兴带着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示回到台北后，王万德等人错误地避开了持不同意见的谢雪红，于1931年1月27日自行成立了“改革同盟”。他们谴责党内存在“政治上的不动主义”、“组织上的封闭主义”、“上级机关对于下级机关与党团工作的领导不足”等“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与原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断绝关系，并成立了由陈德兴、萧来福、苏新、赵港、王万得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不久，共产国际东方局派潘钦信等为代表回台，于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淡水附近召开台共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台共新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接受了当时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关于台共应实现“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建议。与1928年通过的革命纲领相比，在革命策略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如对台湾资产阶级的分析，不加区分地笼统认为“目前的台湾资产阶级明显地违背了民族利益，并且公然与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不仅不再成为一股革命力量，相反地，他们却构成革命的障碍”(25)。为此，这个纲领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对“改革同盟”的态度上，台共“二大”认为“改革同盟”是为了执行第三国际的指令而组织的“党中党”，虽然政治动机正当，但它还是违反某些组织原则，应该解散；同时在政治上又支持“改革同盟”路线，并决定把“改革同盟”的反对者谢雪红、杨克培、杨克煌开除出党。
1931年6月至11月，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台湾岛。日警在台湾采用所谓“芋蔓式”的大逮捕，谢雪红、林日高、杨克培、潘钦信、王万得、苏新等107名台共党员先后入狱。日警通过秘密的单独审讯，于1934年6月分别判处他们2～15年徒刑。翁泽生1933年3月初在上海被捕，下旬被引渡到台湾，被判13年徒刑。他在日本监狱中英勇不屈。由于遭到日警的野蛮酷刑折磨，于1939年3月病逝，时年36岁。至此，台共的整个组织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台共遭到彻底破坏后台籍共产党人的继续斗争
台共遭到彻底破坏后，其成员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以后。
1931年秋，中共在长征之前曾派一些福建籍中共党员和在大陆的台共成员一起赴台，为重建台共而努力。然而，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控制，使台共无法恢复活动。
1939年，经过9年非人的铁窗生活之后，谢雪红因病保释，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一度脱党经商，与杨克煌共同经营一家百货店。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她利用陈仪上台前的权力交替时期，不失时机地重新投入组织群众力量的斗争。她和其他一些从日本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台共党员一起，做了艰苦的集聚力量的工作。如发起组织“台湾人民协会”，“农民协会”，谢雪红还被选为台湾妇女协会理事。
1947年，台湾爆发了著名的“二·二八”起义。大量的史料证明，这一场起义并不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但是，共产党人在其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共产党人的艰苦工作，为“二·二八“起义积蓄了一定的革命力量。据国民党在台情报机关掌握的材料，“光复后，奸党首要谢雪红等跃然兴起，重振旗鼓，即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王万得、潘钦信等则与原台湾民众党首要蒋谓川及张邦杰等合组台湾民众协会，后改称为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两会屹立南北，遥为呼应，一面收罗干部，强化组织，一面争取新的群众，扩充力量”(26)。其次，“二·二八”起义在台北爆发以后，谢雪红当时虽已脱党，但和其他老台共成员在台中、嘉义等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据国民党档案记载，在“二·二八”起义中，“就非法团体而言，大别之约分为四：一为台湾共产党首领谢雪红、林日高、杨克培、杨克煌、张道福、潘钦信、苏新、王万得、林兑等，分为ABC三集团，A集团在台中，B集团在台南嘉义，C集团在台北。外围组织为人民协会及民主同盟”(27)。台北起义爆发之后很快波及到台中市、台中县、嘉义市、台南市、新竹市等，“其中以台中、嘉义二处最为残酷”(28)。第三，谢雪红是台中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起义中坚持了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她主持成立了“台中地区治安作战本部”，领导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台中市的一切重要行政机关，迫使台中6个集结地的蒋军统统缴械投降。后又接受中共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的建议和指导，与杨光煌共同征集、组织了“二七部队”，这标志着与代表土著资本家和中小地主利益的“处委会”和平妥协路线的公开决裂。在起义遭到残酷血洗证明和平改革路线只是幼稚的幻想之后，谢雪红由于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受到台湾人民的景仰，被誉为“一代台湾女杰”。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谢雪红和杨克煌等到了香港。1947年7月间，在香港成立了“台湾问题研究会”。9月，在陈嘉庚先生的资助下，谢雪红与杨克煌、苏新等创办了“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刊》，揭露美蒋反动派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1947年11月12日他们又在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从此，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苛政的革命斗争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就在这一年，谢雪红在香港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原台共的一批领导人在新中国参加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谢雪红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次庄严宣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人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收复台湾曾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国人民有权收回被侵占的领土，台湾重归祖国的版图是理所当然的。”(29)
注释：
①谢雪红后来成为台共创建人之一，台湾“二·二八”起义的巾国英雄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参阅本人拙作：《台湾一代女杰——谢雪红》，《人物》杂志1994年第2期。
②⑥连温卿：“1927年的台湾”，参阅《警察沿革法》第203-204页，第601-13页。原著1939年由台湾总督府警察局出版。
④原载“佐野学预审讯问调书”第8回，《思想》610期（东京，1975年4月）第133页。转引自庐修一著《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1)》第72页注[4]。
⑤关于台共作为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而不成为独立政党的理由，按照1928年台共“政治纲领”的说法是“台湾过去尚无共产党运动的经验，所以将其组织成日本的一个支部格外重要”。另外，按照共产国际的惯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需要有成员100人才能被承认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台共未达到这个数目。
③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均引自1928年台共“政治大纲”。
(19)杨克煌：《台湾人民解放斗争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136页。
(20)参见周任、魏大业：《台湾大事记》。
(21)见1928年8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
(22)潘钦信：《自传》，原件存上海市公安局，转引自萧彪等著《翁泽生》，《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第152页。
(23)(25)潘钦信被日警逮捕后的供词，转引自庐修一著《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史(1928-1931)》第120页注[18]、注[44]。
(24)关于谢雪红的性格，参见《张国焘夫人回忆录》莫斯科东方大学部分。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版。
(27)参阅《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1947年3月30日）（监察院闽台监督使署调查事件经过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第349页。
(26)参阅“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第二部分：“事变原因分析”，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第279页。
(28)参阅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台湾暴动事件纪实”，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第239页。
(29)谢雪红1949年6月14日发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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