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民[1]2002年在《制度变迁对我国企业家形成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企业家是企业的脊梁，企业的兴衰成败与之息息相关。中国需要企业家，中国的繁荣与富强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 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企业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企业家作为主动变革的利益主体，通过博弈争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转轨时期的改革，制度的安排往往带有滞后性，企业家制度支撑体系的不健全甚至错位，造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些企业家纷纷“落马”。因此，建立有效的企业家制度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成败。 本文在这样的社会实践和理论背景下，就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用博弈的观点来阐述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在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现阶段解决企业家稀缺的途径是：政策面上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操作面上明确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根据国有企业目标，科学分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制度。 本文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尝试为我国建立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提供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并使之具有实际运用的参考价值。
马嵩[2]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史耀疆[3]2002年在《制度变迁中的中国私营企业家成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此掀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帷幕，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正是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再生并不断壮大的社会成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到私营企业法律地位的确立，私营企业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私营企业家也成为了中国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随着制度变迁的深化，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由家族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由集权管理向分权管理转变、由传统企业管理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与此相适应，私营企业家的市场选择、市场定价、职业化、高素质化也日益明显。面对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和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二次创业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私营企业家如何成长起来、成长的特征、进一步成长的方向和目标、如何促进中国私营企业家规范地健康成长，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论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上述问题思考与研究的结果。本论文把私营企业家放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在对国内外企业家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比较分析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和系统研究法等方法，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成长问题。 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成长是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相伴相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日益成长起来的。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形成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干部、经济转轨初期的暴发户和生产者、转轨中期的经营者几个阶段。就性质上来讲，私营企业家不是资本家，而是在中国制度变迁背景下形成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肩负着发展中国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在理论上要重视其成长研究，在实践上要注意发挥其积极作用。就特征来讲，中国私营企业家在分配关系上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在作用发挥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存在形式上是中国企业家家系的第五种形式；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在政治立场上，中国私营企业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私营经济是在非规范的环境和机制中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现状，要促进其成长，必须健全私营企业家成长机制，包括市场机制、教育机制、外部形成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必须改善私营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观念环境、政治环境、服务环境。同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成长需要强化其成长的制度供给。中国私营企业家是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进一步成长又需要一定的制度供给。所以，我们应通过制度供给来消除其成长的障碍，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实现中国私营企业家健康、规范地成长。
徐晔[4]2009年在《浅析制度变迁对企业文化变迁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出现,使得企业管理理论从科学管理理论上升到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从技术经济管理理念上升到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其生命来源于企业文化的变迁,只有当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的发展,企业文化生产力作用才能体现出来。对于企业文化变迁的研究,大多是从管理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变迁,探讨了制度变迁对企业文化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变迁对企业行为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产生影响。其中详细分析了制度变迁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和员工行为来实现企业行为文化变迁。制度变迁通过促进企业组织机构的变革及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实现企业制度文化变迁。通过对企业价值观进行构建和培育企业家精神来实现企业精神文化变迁。最终这叁方面的变迁促进企业文化变迁,促进企业发展。根据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情况,本文主张从加强现代产权制度建设、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和建立学习型组织创新企业文化,这五个方面对我国企业文化变迁提出对策并进行制度安排,以此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
杨菁[5]2004年在《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与增长,转型与发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来一直面临着的挑战。这其中涉及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但是笔者所关注的,却是引起制度变迁同时产生经济绩效的因素。我们常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创新的主体又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对此的解释是,人口与资源压力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但是如果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口早已进入低增长或零增长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制度变迁却并未由此稍停。另外,如果说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的话,就难以对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民的杰作而非是政府的刻意安排。因此,拓宽制度创新的主体对于丰富制度变迁理论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这也是本文将人力资本引入制度变迁的缘起。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含义很宽的范畴,本文中笔者就人力资本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的即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反之则是同质型人力资本。吸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本文认为广义的企业家即为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企业家又分为经济企业家与制度企业家,经济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企业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会引发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有能力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只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自发的制度创新本身。因此,政府所作出的可信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即完善的立法是人力资本创新的强有力保障。只有当制度(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行为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阻碍,不用担心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制度创新才能顺利地进行。 正因为如此,笔者试图将可信承诺结合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宪政可以被视为可信承诺,它使得制度安排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人力资本才能没有干扰地寻找外部利润从而进行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的制度创新造就了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为证明这一假说,笔者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叁个世界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为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本文所持的观点,最后得出研究结论以及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包括本文研究的内容及理论创新、研<WP=5>究的背景与选题的意义、本文的结构等。第二章是对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既有研究的概括与评价,作者在这一章对和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相关的理论和文献作了详细的考察。第叁章为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作者在这一章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把美国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研究,从其现代化进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五章试图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前后的比较来分析人力资本作用于制度变迁的机制。第六章则是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历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七章是作者通过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及由此引申的政策建议,即控制同质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加速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以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达到制度变迁的目的。
吴群刚[6]2002年在《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及应用》文中指出经济增长实绩对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影响重大。主流增长理论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研究；而增长的制度论者又缺乏严密的数理演绎。本研对这种增长理论与制度因素事实上的相互割裂进行尝试性弥补。由于中国改革后的高速增长明显与制度转型相联系，这项工作也具有可预期的现实意义。从基本涵义界定出发，将制度及制度变迁纳入数学抽象，从模型工具上沟通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考察了制度生产性功能及其实施机制；讨论了制度变迁的定义、来源和过程，首次提出中性、劳动增进型及资本增进型制度变迁的性质划分；基于演进和设计，区分了两类制度及制度变迁，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制度积累方程，并据此得到了社会总制度积累方程。从代表性家庭和企业的竞争性均衡入手，结合制度积累方程，运用连续时域动态最优化方法，构造了一类基于制度变迁的最优增长模型。考察了模型的稳态特征、增长率决定因素、比较静态性质、转移动态行为、鞍点稳定性、收敛特征、收敛速度等基本性态，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相位图技术揭示了转移行为和鞍点路径的完整形态。模型显示，经济体系不断积累的制度存量是驱动增长的重要动因：不仅对增长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而且对转移进程的收敛速率产生重要影响。为考察强制型变迁消失的后果，将最优增长模型作了拓展，分析了诱致型变迁达到其诱致因子边界值时的情形，得到了一个基于制度变迁的拓展增长模型。拓展后的模型显示，得益于制度外溢，社会水平上的递减报酬被避免；只要诱致型变迁效果足够好，即使没有强制型变迁，经济依然可维持长期增长；为使制度外溢内部化，需考虑具有帕累托改进的补偿。通过对转轨国家和东亚地区增长实践的考察，区分了“好”或“坏”的制度变迁。澄清了与促成有效率制度变迁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判断制度绩效的标准，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协调成本，制度变迁无效率的定义、性质与来源，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囚徒困境、路径依赖与委托－代理问题。运用良治框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增长的公共政策。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模型提供了自然试验。依据主成分法构造了描述制度积累的市场化指数；估计了两类制度变迁时序数据；利用相关分析、因果分析和回归模型探究了制度与增长的实证关系。结果显示，制度变迁是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贡献仅次于有形资本；而TFP 经由制度与人力资本因素也可完全解释。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吻合，证实了本研正规模型的正确性与解释力。最后并就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型提出了建议。
文雁兵[7]2014年在《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过程,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构建适宜的治理模式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迄今为止基本上延续了改革之前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财税制度的经济分权和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几个特征,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市场激励和合约履行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代价,如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福利的扭曲。这些问题这使得当代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模式呢?这种治理模式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呢?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则和借鉴意义呢?本文试图从政府生产性、发展性和包容性特征出发和聚焦其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理论下能够厘清不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功能发展的脉络,以及总结出在经济社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差异、作用边界和作用大小,另一方面,能够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已有的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和国家理论,深入剖析经济发展中适宜制度和政府治理的作用,构建包容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进行展望,以期能够对中国可能走上的包容性增长道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本文在构建包容型政府理论框架和对包容型政府行为及其绩效分析的基础上,强调适宜制度(专利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干预(政府行为、政府规模和政府效率)发挥政府治理包容的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实现)和成果分享(通过体现效率的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发挥经济增长包容的作用,通过社会流动(如通过代际流动和收入流动)和社会包容(如户籍改革如和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发展包容的作用,通过思想繁荣(思想自由和知识资本积累)实现思想市场包容的作用。本文首次对思想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一步提出了适宜制度的概念和功能,并构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论证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和机理。思想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增长既有逻辑链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而适宜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否定之否定。政府积极干预可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更好的积极影响业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赞同,但对于政府边界、政府行为选择(“攫取之手”或“援助之手”)及其演变(更多“攫取”或更多“援助”)仅基于中国式分权(“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宏观一元框架和“政治人”或“经济人”微观单峰偏好的假定,以及暗含区域间禀赋同质和完全流动,忽略了中观层面区域禀赋异质性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演变的影响是已有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文既从中国层面考察了区域异质性视角,还基于地方政府官员“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微观联合偏好视角,对宏观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演变和绩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对已有财政政分权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有益增补。运用了面板门槛模型,本文首次全面细致的检验了“利维坦假说”、“粘纸效应”和“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存在性、有效性和条件性,结果发现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经济增长交互影响对发展包容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非线性关系,应当引起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的重视,在制定和执行区域性政策和战略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而不是单一目标。包容型政府行为模式不同于“泛利性政府”、“中性政府”、“生产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其治理模式也不同于市场式政府(强调政府管理市场化)、参与式政府(主张对政府管理有更多的参与)、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需要更多的灵活性)和解制型政府(提出减少政府内部规则)。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社会包容视角首次提出并探讨了包容型政府概念和理论,为解决中国目前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包容型政府需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包容两个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是形成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为核心内容的“发展的叁角”。这一概念和理论是对林毅夫(2003,2013)关于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和政府如何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逆向补充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关于中国“半包容半掠夺”制度和政府行为特征的有力佐证,也为中国道路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增加了新的内容。(2)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内生性视角(要素禀赋、政治博弈或威权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从国际贸易这个外生性冲击渠道分析了政治经济制度演化。(3)既有研究强调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自组织性,强调产业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对政府行为在产业集聚过程的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尤其是二叁产业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关注较少。本文则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了农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联绩效,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关“叁农问题”、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而本文的研究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4)本文关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分属社会学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和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发展的耦合机制。社会流动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发展包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教育流动、劳动流动、职业流动、性别流动和收入流动可以减少“机会不平等”和“静态不平等”等“坏的不平等”,逐渐消除各种排斥(社会排斥、地理排斥和经济排斥),实现增长包容性,这一思路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难题。(5)本文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减贫模式,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与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贫困缓解策略,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两个视角强调贫困缓解的新渠道。2013年11月恰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未来政府职能改革提供少许有价值的学术火花。
黄晖[8]2012年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基于以下叁个背景：一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和特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持续的扩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不断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叁是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主流经济学无法很好地解释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与理论背景，本文研究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中区域之间的趋同或趋异关系。现有理论说明：外部需求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人力资本因素、政府行为因素、空间积聚因素、创新因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些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由创新引起的不均衡状态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须为发明和创新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对落后地区来说，只有创新并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理论的进展为制度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或地区实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效率的制度能够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一个区域内的制度若富有生产性和成效性，就能够把区域外的生产要素吸引到本区域中来。中心－边缘模型、流动资本模型和流动的企业家模型阐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区域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流动依赖于制度的激励。一个具有高效率制度的地区将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也能够创造一个安全的、激励投资的环境和氛围，从而导致预期资本收益率提高，还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确定的赢利空间、开放的上升机会和有利于生产的社会氛围，这对于区域外部的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来说极具吸引力。因此，高效率的制度是促进经济集聚从而促进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反映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泰尔系数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把中国整体的区域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叁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改革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地区内部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而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却越来越大，表现为俱乐部收敛；从改革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成为全国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地区间差异在这一时期呈逐渐上升趋势，其后则是地区间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一切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条件和环境都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区域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既有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的原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形式与转型经济的特点和改革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经济转轨时期各区域制度变迁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选择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对外开放度和引进外资的程度四个指标作为制度变量，建立地区人均GDP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制度变迁即改革进展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效率的制度如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经济落后区域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在引进和模仿先进的技术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对与其相适应的正规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否则技术模仿就会失效。基于此，一个经济落后区域的制度变迁是以发达区域已经创立和运作并与落后区域技术模仿相适应的制度变迁。经济落后区域实现该种制度模仿变迁的方式分为诱致型制度模仿变迁和强制型制度模仿变迁两种。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经济结构差异较大，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力量对比也不同，经济落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路径也就不同。
杨红军[9]2004年在《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文化研究》文中提出企业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企业文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当代企业管理的一场革命，是现代工业社会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历经了经验主义管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现代管理后的发展和升华，被誉为企业管理之魂。通过加强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效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目前企业界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工具，分析了企业文化的产生和形成，阐述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基本内容、功能，概述了西方企业文化理论；对企业文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阐述了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和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明确提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点；论述了美国、日本、西欧的企业文化模式，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学习和借鉴；分析、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企业的跨文化管理问题的产生、冲突的焦点，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提出中国跨文化企业管理的有效方式是加强文化融合，搞好文化管理；分析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现状，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意义、原则、特点和方法，提出了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模式。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非正式制度概述。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产权和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也有学者称其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WP=252>问题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他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是个人的行为，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为完成。一些文化的东西，如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非正式制度。本文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通过阐述制度的内涵、制度的安排形式、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及其变迁方式，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企业文化理论综述。从分析企业文化产生的背景入手，介绍了以美国学者撰写的四部着作——企业文化“四重奏”为标志的企业文化的产生过程，研究和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内涵。在介绍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企业文化概念的不同表述后，提出了笔者认为较为科学的企业文化概念：企业文化是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并为企业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以及反映企业文化特质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和物质实体。其表层文化为物质文化、浅层文化为行为文化、中层文化为制度文化、核心层文化为精神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其主要内容为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伦理、企业风尚、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民主、企业礼仪、企业形象。对西方企业文化理论进行了概述，一是Ｚ理论，分析了美国盛行的Ａ型组织和日本成功的Ｊ型组织各自特点和进行比较后，提出了“Ｚ”型组织的模式，在谈到“Ａ”型组织如何转向“Ｚ”型组织时，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作用问题，并认为一个公司的文化由其传统和风气所构成，还包括确定活动、意见和行动模式的价值观；二是7S理论，即战略、结构、体制、人员、作风、技能、共同的价值观，这7个方面是导致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中战略、结构和体制是“硬”性的；作风、人员、技能和共同的价值观，则是“软”<WP=253>性的，价值观是决定另外６个要素的基础；叁是５要素理论，把企业文化的构成归纳为五个要素，即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文化网络；四是Ｋ理论，用更为形象、更为概念化的图解方式表达了企业文化理论的主旨，即导致企业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８个“Ｋ要素”，它们分别是全体职工、企业目标、顾客意识、外界联系、简化的控制、不断创新、企业文化、核心人物。赞成和支持科特、赫斯克特的观点，指出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强有力的、独特的、适合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将有力地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最后指出企业文化理论是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新阶段。第叁章，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从经济学角度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企业文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指出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制造者、组织者和传播者，明确提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观点。第四章，外国企业文化模式及其比较。介绍了美国、日本、西欧企业文化的特点和模式，并进行了比较分析，阐明了企业文化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理清了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第五章，跨文化企业的跨文化管理问题。21世纪的世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新趋势就是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由此，也就必然产生不同类型、不同民族文化彼此撞击的现象，产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员工文化价值观念如何协调的问题。在经济一体化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交叉、相遇时，文化的个人载体会面对
杨虎涛[10]2004年在《政府竞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竞争一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资源稀缺与欲望无限的矛盾决定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有着各自利益追求的个体或组织为争夺那些能改进自身利益的物品,相互之间必然展开争夺。自亚当·斯密始,经由杰文斯、马歇尔,至萨缪尔森等,无论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界定为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还是认为研究人的选择是经济学的使命,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如资源配置效率、个人与集体福利的变化等,都离不开对竞争的分析。竞争调节供求、价格和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市场正常有序的运动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协调作用,从而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竞争机制,市场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都难以正常有序地进行。虽然竞争是所有经济学流派都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对竞争的关注往往是和那些显性的经济主体和经济资源紧密相关的,对竞争主体的研究更多地是停留在企业层次上。企业竞争,价格变化,资源重新配置,消费者和厂商福利增减等成为竞争研究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中另一重要主体——政府之间的竞争研究则相对淡漠得多,我们很难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找出像企业竞争理论那样完整的政府间竞争理论,即使涉及政府间竞争问题,也往往是直接套用企业竞争那一套业已成型的理论和假设,很少考虑政府间竞争与企业间竞争的差异性。这样的厚此薄彼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遗憾,因为在真实的经济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纯粹”的经济组织竞争。所有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无一例外地,都是与政治组织之间的竞争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主体的竞争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间竞争的内容、方式和后果的影响。政治家争夺企业家,企业家争夺市场和货币;政治家提供平台,企业家选择和更换平台,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竞争格局。因而,简略地,我们可以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区分为两个层次,即政府之间的竞争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两个层次的竞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政治—经济的过程就是在这两层交融的竞争中得以进行的。如果说正利润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在稀缺条件下为了追求更多的正利润,企业之间就会展开竞争,那么在政府之间的竞争动力也与之类似。无论国家层次的政府还是一国内部的地方政府,正的合法性对政府的意义如同正的利润对企业的意义一样,都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合法性失去了,政府也就不复存在。合法性来自政府对政府-公众契约的履行绩效,它同样需要各种资源和各类公共产品支持,在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合法性同样也是稀缺的。在稀缺前提下,为追求正的合法性的政府之间也就和追求正利润的企业之间一样,必然展开竞争。尽管都是有各自利益追求的组织间竞争行为,但政府间竞争与企业间的竞争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其中最突出的不同在于:企业间竞争的结果是以技术和管理创新为手段,以产品技术含量、服务质量变化以及消费价格的变化为结果;而政府间竞争则是以制度创新为手段,以制度变迁为结果。这是因为,提供管理性公共物品——制度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能,甚至是最为基础的职能,制度及其绩效决定了企业和居民的盈利空间,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水平,在政府间的竞争中,制度就是决定绩效和政府竞争成败和自己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就要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降低成本,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政府要在竞争中取胜,就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赢得企业和选民的支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自身合法性的维持和增长。按照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解,产权制度的确立,甚至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应当归结于开放条件下的政府竞争。没有政府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将依然在黑暗的封建时代摸索,正是开放条件下的竞争迫使统治者想要保持和吸引财富的创造者,并逐渐演化出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对政府垄断的和私人垄断的抑止、法治以及民主的、受限制的政府。一言以蔽之,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制度的变迁既是政府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竞争的结果。制度变迁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在竞争压力下的应对措施,而制度变迁的绩效则直接决定了政府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然而,在政府之间的竞争力量推动下,制度变迁是如何展开的呢?决定这一过程的核心因素又是什么?本文的结论是:竞争中的学习及其导致的知识存量与结构变化是政府改变规则的根源。这一结论来自如下的分析逻辑:首先,制度本身是一种知识。无论是仅有七条规定的汉谟拉比法典,还是现代国家浩若烟海的各类法律法规,所有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均是人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演化出的关于协调的一种共同知识。借助于这种共同认识,无数分散的个体和组织才可能有机地协调组合在一起。其次,无论是发现新的协调知识,还是将分散的协调知识最终型构为社会共同认识的制度,竞争在其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知识的发现和分散知识的聚合过程中,竞争就是一个聚焦的凸面镜,通过竞争中的试错、比较和模仿,分散的知识中那些能获得更多人支持和认可的共同知识最终得以幸存下来成为协调人们交往的规则,这一规律不仅体现在由个人互动形成习俗的过程中,也体现在政府竞争的过程中。再次,学习始终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所有组织和个体之间竞争引致的制度变迁,都离不开组织在竞争中的学习这一核心问题,政府之间的竞争过程就是一个政府学习与发现的过程,任何制度,无论促进政府的竞争力还是削弱政府的竞争力,都是政府学习的结果。模仿、淘汰、适应性学习、内省充斥在政府探询、实施和校正制度的过程中,由学习导致的理念和设计性知识的变化,改变了政府和其辖区成员的博弈理念、博弈规则和最终的博弈均衡。最后,既然竞争中的学习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关键,政府在竞争中的学习能力、学习内容和学习绩效就决定了一个政府在竞争中的地位。善于学习的政治家、学习型的政府、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以及有效的学习手段是衡量竞争中政府优劣成败的关键。这里暗含的现实意义是,无论竞争发生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之间,也无论政府间的竞争在那一个领域发生、以何种形式展开,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们的学习能力。正如哈耶克认识到的那样,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无与伦比,差异性和多样性往往是导致人类取得独特成就的原因。在政府竞争引致的制度变迁中,这一点也同样得到了体现。虽然竞争中的模仿和示范效应是如此普及,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并未因此而拓展出相似的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效率上,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微观经济制度都表现出来各自的特征和差异性。学习是复杂的,其最突出之处就是过去学习到的知识会影响学习主体对知识的选择、汲取和理解,当政府在获取知识、改变知识并最终固化知识在社会中时,既是竞争手段又是竞争结果的制度变迁在政府竞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仍然与学习的复杂性问题密切相关。作为竞争手段,虽然政府之间存在相互学习模仿,但制度依然保持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差异性;作为竞争结果,虽然所有制度都受到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准则的制约,但并未完全使那些看似无效率和实际无效率的制度完全被筛选掉。从制度本身的演化特征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度的演化出现多样性部分地与文化差异和历史特征相关,但从知识变动的角度看,在政府竞争过程中,模仿未能导致制度形式和效率的完全或基本一致以及政府通过竞争中的适应性学习产生的制度绩效和形式的差异结果皆可视为竞争中学习结果的差异性。知识在传递中的耗散、适应性学习对学习内容的选择性和学习主体的图式依赖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竞争学习过程中不会出现一致性的学习结果。因而,作为竞争结果和竞争手段的制度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就是必然的。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政府竞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有两面性。政府之间的竞争既可能引起好的制度变迁,产生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效率等积极的结果;也可以引起坏的制度变迁,造成地方保护、恶性税收和规制竞争等负面后果。消极影响本质上属于政府竞争时采取的某些制度手段导致的负外部性,虽然政府在采取和实施这些制度时其目的都是为了竞争取胜,如:维持自身合法性、增加可支配财力、创造政绩等。但却导致了更多人、更大范围内的集体福利受损,只要政府在某种制度上进行创新时所带来的新增收益超过它对其他行为主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竞争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就是消极的。只有在政府竞争既增加了社会整体福利,也增加了自身竞争实力的时候,政府竞争才是良性的、值得肯定和发展的。为了使竞争尽可能地产生好的结果,就需要竞争政府遵守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或者不可能通过竞争政府自发形成,或者自发形成的代价太高,或者自发形成的自我实施程度不够,因而在化解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上,一个外在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机构及其施加于竞争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就必不可少。总体上看,对于国家层次的政府竞争而言,协调机制和协调组织的形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供给总是不可避免地低于社会最优供给数量,因此国际协调的困境就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但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应当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权威地位和建立合理的法律体系将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负效应减少到较低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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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容型政府行为逻辑、治理模式与经济绩效研究[D]. 文雁兵. 浙江大学. 2014
[8]. 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制度分析[D]. 黄晖. 湖南大学. 2012
[9]. 非正式制度与企业文化研究[D]. 杨红军. 吉林大学. 2004
[10]. 政府竞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研究[D]. 杨虎涛.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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