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纳萨尔运动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晴锋
内容摘要： 196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爆发农民起义，这场革命运动的火种一直保存至今。有关该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存在三种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其背后亦折射出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使用以“毛-”为词根的表述，认为毛派属于印度左翼激进主义的传统，倾向于将纳萨尔运动视为毛派运动的初始阶段；第二种观点不主张在“纳萨尔运动”和“毛派运动”之间作出区分，认为两者可以彼此替代、交互使用；第三种观点倾向于使用以“纳萨尔-”为词根的表述，虽然革命者和印度政府均使用此类称呼，但两者背后的意图可能截然不同。2004年，印共（毛）成立之后，有关“毛派”的称呼变得更加流行。事实上，纳萨尔运动即印度的毛派运动，纳萨尔主义是印度版的毛主义。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运动大致可以分为爆发（1967～1975年）、沉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和复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印度主流社会对纳萨尔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同情、支持、冷漠、无视到反对、批评。人们对纳萨尔问题有着不同的定性，诸如认为它是法律与秩序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针对不同的定性，印度政府采取了不同的遏制手段。我们可以从四个视角来客观地研究纳萨尔运动，它们分别为经济发展与身份政治、意识形态、暴力以及小规模战争与冲突。
关键词： 纳萨尔运动；毛派运动；歼灭路线；印共（毛）；庶民研究
印度的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肇始于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Naxalbari）农民起义。纳萨尔派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主张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因此，纳萨尔运动又被称为“毛派运动”。现如今，纳萨尔运动已经在印度次大陆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成为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尤其是2004年合并成立印共（毛）（CPI-Maoist）之后，印度政府开始将纳萨尔派视为国内安全的头号敌人。早期的纳萨尔运动研究通常将它视为一场农民反叛运动。长期以来，印度政府视纳萨尔问题为纯粹的法律与秩序问题，直到最近才视之为社会与经济剥夺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纳萨尔运动研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以“纳萨尔-”（Naxal-）和“毛-”（Mao-）为词根的这两类表述之间的区别（亦涉及纳萨尔运动与毛派运动之间的关系）、纳萨尔运动的阶段划分、关于纳萨尔革命的不同定性以及印度政府相应采取的遏制策略，最后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研究纳萨尔运动的若干视角。
一、称谓辨析
针对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称谓，诸如“冲突”（conflict）、“叛乱”（revolt）、“起义”（uprising）、“暴动”（insurrection）、“骚乱”（riot）、“革命”（revolution）、“左翼激进主义”（left-wing Extremism）以及“阶级斗争”“社会运动”“农民运动”等。与之相对应，发动和参与纳萨尔运动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也有着不同的称呼，诸如“纳萨尔分子”“毛派”“左翼激进分子”“反叛者”“起义者”等。大体而言，在关于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文献中，主要涉及两类不同的表述，一类是以“毛-”（Mao-）为词根的术语，如“毛派”“毛主义”等，另一类是以“纳萨尔-”（Naxal-）为词根的术语，如“纳萨尔运动”“纳萨尔主义”“纳萨尔分子”“纳萨尔派”等。
尽管不同的学者并没有明确表明其意图或动机，但我们从相关文献的不同称谓中大致可以分辨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使用以“毛-”为词根的表述，认为毛派属于印度左翼激进主义的传统，这类学者倾向于将纳萨尔运动视为毛派运动的初始阶段。① Srobana Bhattacharya, “Changing Civilian Support for the Maoist Conflict in India”,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4, No. 5, 2013, pp812～833. 第二种观点不主张在“纳萨尔运动”和“毛派运动”之间作出区分，认为两者可以彼此替代、交互使用。② P. V. Ramana, “Taming India’s Maoists: Surrender and Rehabilit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7, No. 6,2013, pp716～728. 第三种观点倾向于使用以“纳萨尔-”为词根的表述，虽然革命者和印度政府均使用此类称呼，但两者背后的意图可能截然不同。对革命者而言，采用这种表述试图表明，纳萨尔运动是印度情境下产生的毛派运动，它通过话语转换使之成为一场本土性的社会运动，从而不至于过多地卷入世界范围内关于毛主义的思想争论，同时亦彰显出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独立自主性。对印度政府而言，采用这种表述主要是出于镇压、清剿或污名化共产主义革命之目的。因为毛派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印度政府通过挪用革命话语使印度的左翼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与毛主义脱离干系，斥其为“恐怖主义”“左翼极端主义”等，从而质疑和废除其正当性，为国家的军事镇压制造理论基础。印度政府有时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对“纳萨尔-”“毛-”这两类话语进行同义转换，以最大程度地将压制策略合法化。正因如此，有人认为“纳萨尔分子”（Naxalite）是警察、资产阶级媒体等强加在革命者身上的标签，它是带有贬损性意涵的政治词汇，主要由毛派的诋毁者和反对者用来歧视性地称呼革命者。① Mohan Ram, Maoism in India, Delhi: Vikas Publications, 2013, pv. 因此，他们拒绝接受和使用“纳萨尔分子”这种称谓，认为更加贴切的称呼应该是“共产主义革命者”“毛派”或者“毛派共产党”等。也就是说，在印度政府的镇压话语与革命者的抵抗话语之间存在挪用与竞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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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时期的研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里，都存在“纳萨尔-”和“毛-”这两类表述形式，并且从政府文件、警察通告、媒体报道以及不同革命组织的声明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两类称呼。在印度的社会情境里，“纳萨尔运动”与“毛派运动”这两种表述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区别。早在1969年，印度时任内政部长查万（Y. B. Chavan）认为，纳萨尔派与毛派无差别。② “India-China Relations”, China Report, June-July, 1969, p40. 而且当时的革命者自身亦认为“纳萨尔派”即印共（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Leninist)]。③ Devi Azad, “Behind the Liberation of Bengal”, Pakistan Forum, Vol. 2, No. 5, 1972, p12. 我们可以认为，纳萨尔运动可谓是印度版的毛派运动，以“纳萨尔-”为词根的术语是更具印度本土性的表述。毛派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不少发达国家，虽然它们并不一定都采取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但都信奉毛主义（Maoism）。毛主义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的一种反霸权的理论体系，它为印度的纳萨尔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促动力。纳萨尔主义（Naxalism）是印度版的毛主义，对印度政府而言，它是左翼极端激进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印度，即使是纳萨尔派的意识形态，也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同质化的信仰系统。印度的毛派并非某个单一的组织或党派，它由许多不同的武装派别构成，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纳萨尔群体之间甚至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攻击。2004年成立的印共（毛）是印度目前最大的毛派组织，这之后采用“毛派”的称呼明显增多，而且印共（毛）也自称“毛派”或“毛主义者”。此外，“毛派”或“纳萨尔派”更多地是印度政府、媒体、学者和社会观察者等采用的统一性称呼，而革命者内部仍然会作更进一步的细分以示区别。
二、纳萨尔运动的阶段划分
印度国内与西方的学者关于纳萨尔运动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他们从实地田野调查、官方档案披露、个人回忆录到观点辩论、战略阐述等，探讨纳萨尔运动的历史、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社会基础等，试图理解、管控或化解这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大体而言，这些研究者或阐述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类是警察、国家安全人员、政策制定者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等；第二类是纳萨尔分子及其同情者；第三类是相对客观、中立的学者和社会观察家。① 不同媒体对纳萨尔派的立场有所不同，有些新闻工作者也会进入纳萨尔派占领区，他们通常是纳萨尔派的同情者。由于纳萨尔派的非法性、隐秘性和碎片性，人们往往难以窥其全貌。很多决策机构的研究报告通常基于一鳞半爪的媒体报道，并经常随着纳萨尔派与地方政府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见风使舵”的现象。 除此之外，印度各大媒体也经常不厌其烦地报道、披露纳萨尔运动。尽管如此，很多人对纳萨尔派的认知远远落后于其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程。
1977年是纳萨尔巴里农民起义十周年，莫奴仑金·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将最初十年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② 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Sterling Publishers, 1977, pxvii. 第一阶段：1967年至1969年，政治合作期。从1967年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到1969年4月宣告成立印共（马列）（其宗旨之一是反对党参与政府），该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印度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合作。纳萨尔巴里路线的支持者抨击印共（马）的议会政治，认为毛泽东式人民战争路线适合印度革命。大吉岭和斯里卡库拉姆地区的农民军事斗争以“大众武装运动”的形式捍卫穷人的政治与经济权利。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主要聚焦于导致农村贫困之根源的土地问题。运动的领导者明确承认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1年，印共（马列）采取“小分队行动”。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领导下的印共（马列）最终导致1971年10月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分裂，他的“游击战”斗争策略与大众武装运动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宗达的“歼灭路线”（annihilation line）遭致各邦地方政府的强力围剿，革命领导者被逮捕或杀害，革命运动被政府遏制。第三阶段：1972年至1976年，持续低迷阶段。该阶段开始于加尔各答的纳萨尔派采取所谓的“都市游击行动”，它最终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党派间暴力冲突。当时一些右翼学生组织也开始抵制“都市恐怖主义”，它们致力于在西孟加拉邦确立议会政府。随着英迪拉·甘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纳萨尔运动陷入低谷。
纵观半个世纪的纳萨尔运动，尽管在具体年份的界定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我们可以大致将它分为爆发、沉寂和复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具体而言是从1967年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到1975年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① 也有人认为，印度追随中国式武装革命道路的最早尝试是1947年的特伦甘纳运动，因此，第一阶段的纳萨尔运动在时间上可以追溯至1947年，一直到1975年英迪拉·甘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一时期的革命者挑战印度资产阶级的统治，部落和无地农民反抗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秩序。1972年，马宗达被捕不久后在狱中去世，对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印共（马列）的有些成员重新加入印共（马），其他有些成员则脱离了党组织。在印度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纳萨尔组织遭到禁止，印共（马列）的领导人和许多革命者锒铛入狱或惨遭杀害，运动逐渐式微，此后全印各地的纳萨尔运动相继陷于低潮。 这一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探索阶段，它经历过纳萨尔巴里起义的革命高潮，也出现过议会路线的暂时胜利，主要是在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尝试阶段，期间出现了各种革命路线、战略，但最后随着激进路线和党内分歧而陷入革命低谷。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尤其是1975年到1985年间，这是纳萨尔运动历史上失声、隐匿和沉寂的十年。这个阶段是革命者反思、重整、分裂以及继续斗争的阶段，与此同时，主张暴力革命的纳萨尔派并没有彻底淡出公众的视野，正是在这一阶段，革命者积蓄和酝酿着各种新生力量。第三阶段是新世纪的纳萨尔运动。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纳萨尔运动呈现出复兴的态势，尤其以2004年印共（毛）的成立为标志，它意味着印度的纳萨尔派进行了新的整合。纳萨尔运动的复兴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迅速变化的时期，在这其中，新自由主义抨击民主政治成为不可忽略的背景性因素，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思潮的变动是印度左翼激进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研究者对纳萨尔运动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学术界对纳萨尔运动的态度从总体上而言比较客观、中立，很多研究者、社会观察家对纳萨尔巴里起义抱有同情心，并且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他们大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革命运动进行分析和论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这个时期的印度社会比较稳定，民众对印度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大国角色有着更为现实的期待，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也更加希望国内安定团结。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对纳萨尔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的立场贬褒不一：从赞美、同情到漠不关心和强烈谴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印度中央政府对纳萨尔派的态度逐渐强硬，这一时期虽然不乏同情和理解纳萨尔运动的活动家、学生、新闻记者和观察家等，但是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对纳萨尔运动持批判的态度，谴责纳萨尔分子是“叛乱者”、“左翼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等。纳萨尔派不仅在军事上遭到围剿，而且在文化领域和知识圈内亦被围追堵截。大致而言，老一代的纳萨尔运动研究者偏爱意识形态的视角，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偏向于国家安全的视角，这些研究很多都是以政策建议为导向，对纳萨尔问题本身的认知并不深入，此类研究缺乏历史感，且阉割意识形态。
三、纳萨尔派的定性及其遏制策略
以上这三种观念与立场分别从法律秩序、经济发展与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与应付纳萨尔问题，它们也从不同的维度剖析了纳萨尔运动。然而，这三种视角没有将纳萨尔派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来加以对待。印度主流的资产阶级社会很可能不愿意承认，他们从根本上而言面临的是来自纳萨尔派的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也就是说，它忽略了印度社会广大被剥削的民众对一种理想社会的希冀，并怀着坚定的信仰和理念不懈地进行斗争。作为理念上的纳萨尔运动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而且，作为一种暴力文化的纳萨尔主义具有自我再生性。
第一种观念认为，纳萨尔运动属于纯粹的法律与秩序范畴，因此它强调武力解决，尤其是采取“以暴制暴”的策略。自从纳萨尔巴里起义被西孟加拉邦政府血腥镇压以来，印度政府一贯以残酷压制作为主要手段打压纳萨尔群体，具体的手段包括警察在丛林深处制造各种“伪遭遇战”“绿色狩猎行动”、安德拉邦的“灰狗计划”以及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地区的“和平行动”（Salwa Judum）等。印度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采用“纳萨尔威胁”这类表述，或称之为“纳萨尔恐怖主义”。在警察和政客眼里，纳萨尔派影响政府的日常运作和社会稳定，他们是罪犯与恐怖分子。地方政府甚至视纳萨尔派为“恐怖组织”，将其纳入反恐战略的范畴。印度政府还曾经怀疑纳萨尔组织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以及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有关联。总之，武力镇压是印度政府早期应付纳萨尔问题的主要方式。然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合力围剿纳萨尔派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运动依然存在。
第二种观念认为，纳萨尔运动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长期不发展。社会压迫与排斥、经济剥夺等是导致纳萨尔势力在印度偏僻落后地区迅速发展的关键性原因，持这种立场的人通常提倡以“发展”来对抗、消除纳萨尔势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印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条例（诸如《全国农村就业法》等），针对表列种姓（SCs）、表列部落（STs）以及其他后进阶级（OBCs）设立各类发展项目，努力消除贫困、缩小财富差距、增加就业等，以期切断纳萨尔派的招募来源，阻止社会底层，尤其是达利特（Dalits，即“贱民”）与阿迪瓦斯（Adivasis，即部落）不断地加入纳萨尔运动。近些年来，由于武装力量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派，印度政府日益认识到纳萨尔运动并不仅仅是法律与秩序问题，它同时亦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在改善社会底层的生存境遇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
因为当前我国在实行事业单位改革，因此要求事业单位具有较为完善的资金配置标准，针对资产管理以及预算管理的结合而言，事业单位具有多种形式。针对资产类型、分配标准和应用年限等，需要进行充分考虑，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产重复购置问题，可以对单位资产进行合理配置，进一步为事业单位提升管理效率。
再次是暴力的视角。在涉及纳萨尔革命时，暴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纯粹的暴力与暴力反制之间的关系。该视角主要讨论暴力的动力机制、民主国家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关联，以及“有针对性的暴力”和“无差别的暴力”等。
不同的学者对纳萨尔运动有着不同的定性，诸如认为它是“革命暴力”① 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Sterling Publishers, 1977. 、“极端左翼激进主义”② Bidyut Chakrabarty and Rajat Kumar Kujur, Maoism in India: reincarnation of ultra-left wing extremism in the 21st, Routledge, 2010. “部落反抗”③ Nirmalangshu Mukherji, The Maoists in India: Tribals Under Siege,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诸如此类。在有些学者看来，纳萨尔运动是当代印度的一场“政治运动”，④ Bela Bhatia, “On Armed Resistance”,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29, 2006, pp3179～3183. 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⑤ P. V. Ramana,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Unio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Maoist Challenge”,Strategic Analysis, Vol. 33, No. 5, 2009, pp745～759. 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该将纳萨尔运动视为“法律与秩序问题”，⑥ Bidyut Chakrabarty and Rajat Kumar Kujur, Maoism in India: reincarnation of ultra-left wing extremism in the 21st, 2010, Routledge. 它应该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⑦ Manoranjan Mohanty, “Challenges of Revolutionary Violence: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Perspective”,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29, 2006, pp 3163～3168； Megha Bahree, “The Forever War: Inside India’s Maoist Conflict”,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7, No. 2, 2010, pp83～89. 如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纳萨尔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很多研究者从极端贫困、缺乏就业机会等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纳萨尔派的持续存在和发展。⑧ Wasbir Hussain, “The Naxal Spread and Its Local Linkages”, 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Special Report # 157, 2014，http://www.files.ethz.ch/isn/178481/SR157-PeaceAuditNortheast-Wasbir.pdf. 对纳萨尔运动的不同定性或者对其根源的不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印度政府对它采取的遏制措施。大体而言，关于纳萨尔运动的根源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相应地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解决和遏制策略。
通常对纳萨尔派的经济主义论断颇为流行，比较典型的如比亚特·查克拉巴蒂（Bidyut Chakrabarty）和拉贾特·库玛·库朱尔（Rajat Kumar Kujur）在《印度毛派：21世纪左翼极端主义的重生》一书中将纳萨尔运动解释为一场经济运动，认为它“从一场要求土地所有权的暴乱到批判印度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发展成国内安全的严重威胁”。① Bidyut Chakrabarty and Rajat Kumar Kujur, Maoism in India: reincarnation of ultra-left wing extremism in the 21st, Routledge, 2010, p38. 在查克拉巴蒂和库朱尔看来，横贯印度中东部地区的“红色走廊”的形成、左翼极端主义的兴起表明，在自由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强盛的国家与无法得益于市场经济而日益赤贫的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内在紧张关系。这种宏观的经济因素确实是解释纳萨尔运动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同时也将纳萨尔斗争退化为一种经济诉求，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纳萨尔运动的唯一根源。这种阐释对纳萨尔运动的理解过于平面化，简单地认为越穷的地方纳萨尔派越盛行，它并没有涉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这正是纳萨尔运动的本质特征。这种研究还经常将数十年前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与当今的纳萨尔运动割裂开来，纳萨尔运动似乎成为一种新出现的现象，它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和群众根基，而只有赤裸裸的、非理性的血腥暴力，有些研究者甚至还将纳萨尔派与黑帮团伙相提并论。无论如何诬蔑、诋毁、抹黑、污名化革命者，纳萨尔运动迄今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任何去历史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并无助于真正理解这场仍在继续的革命运动。对此，曼奴伦金·莫汉蒂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纳萨尔研究：
出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话语暴力现象，它将注意力从政府和政治转向治理、从权力关系转向赋权、从平等转向吸纳等等。将“纳萨尔问题”看作“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将毛派运动的特征概括为“左翼激进主义”，将有关纳萨尔运动的全部讨论简化为一个“法律与秩序的问题”，从而无法理解这场运动的根源和多维性。② Manoranjan Mohanty, Red and Green: Five decades of the Indian Maoist Movement, Kolkata: Setu Prakashani, 2015, pxiv.
关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纳萨尔运动的历史、斗争与发展以及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① 诸如琴·奥佛斯特里和马歇尔·温德米勒的《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Mohan Ram，Indian Communism-Split within a Split（Vikas. 1969）；Mohan Ram 的 Maoism in India（Vikas Publications, 1971）；Bhabani Sen Gupta，Communism in Indian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Manoranjan Mohant，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Sterling Publishers,1977）. 早期的研究者大多从宏观的、精英的以及国内外关系等视角详尽剖析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派系斗争与分裂等，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纳萨尔运动。曼奴伦金·莫汉蒂将革命定义为“由一个或多个组织诉诸于暴力的行动策略，并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变环境的行动过程”。② 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Sterling Publishers,1977, p3. 在莫汉蒂看来，分析革命运动的理论框架应包括四个维度，即环境、意识形态、组织和策略。这里的环境包含了围绕一场革命运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等诸种力量的综合，而意识形态则指革命参与者信奉的某种“主义”，它具有作为分析环境的理论工具、促成成员身份认同和组织团结等功能。莫汉蒂认为，该理论框架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他也将之用于分析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在现实的革命运动过程中，意识形态无疑具有正面的导向和指引作用，但是它也可能将策略推向教条主义，而环境也可能会将策略推向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因此，从组织决策的意义上而言，一个成功的策略应是意识形态与环境之间辩证的、创造性的综合，③ 同上 pviii. 从而使教条性的主义与权宜性的环境相互渗透、制约。因此，革命活动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就纳萨尔运动研究而言，除了这种综合性的维度之外，我们更多地可以从底层的、主体性的和文化的视角进行探讨，将它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具体个体与文化之中。
印度政府、执政党以及主流的资产阶级媒体的旨趣在于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安全措施消灭纳萨尔派。然而，以暴制暴的方式终未能遏制暴力、带来和平，纳萨尔派仍然在扩展或转移到新的区域，并不断招募到新的参与者。随着武器装备日益精良，政府与纳萨尔派之间暴力冲突的烈度亦逐渐升级，与此同时，不同纳萨尔组织之间以及与其他激进组织之间也在进行着重组与联合。原本一场区域性的、小规模的叛乱活动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纳萨尔派标签为“恐怖分子”，或用违反人权的方式（如采取“和平行动”）去应付。印度最高法院曾警告印度人民党在恰蒂斯加尔邦的首席部长，停止违宪的“和平行动”，因为该行动导致“以部落反对部落”，造成族群内部的严重撕裂。纳萨尔运动与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印度东北部各邦的性质并不一样，因此不能在笼统的“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简单的处理。
纳税人小周每月工资10000元，基本减除费用（即“起征点”）为5000元、三险一金1500元、专项附加扣除中适用子女教育这一项为1000元。
半个世纪以来，印度政府在多个层面采取措施试图遏制、消灭纳萨尔派，诸如军事反制、和平谈判以及通过社会发展赢得民心等多项策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一直都没有放松对纳萨尔派实施军事打击。大体而言，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采取的策略是：以武装力量的打压为主、经济发展为辅，同时不放弃进行政治对话。这种三管齐下的遏制策略具有一定的成效。首先，政府在军事力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警察的队伍和武器装备在不断地增强，还有各种地方上的辅助性军事力量，它们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同时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军队。其次，随着近些年来印度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有经济实力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力度。而且印度国内外普遍看好印度经济的发展前景，人们对未来有着良好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有更多的选择，暴力反抗不再是唯一的赋权手段。最后，政府通过谈判，在公众心目中确立了正面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它的合法性，表明政府并非滥用武力的暴徒，无论谈判结局如何，政府似乎都是赢家。当然，在第三方非政府组织的呼吁与推动下，这种和平谈判有可能是双方不得已而为之的“戏剧”，因为印度政府与纳萨尔派都急切地希望洗掉身上的鲜血，以摆脱纯粹暴力的污名。
四、纳萨尔运动的四个研究视角
牟泽雄：文学失去了基本的即兴写作土壤——应酬唱和，成为书斋里的个人化创作，已经没有什么即兴写作了。加上近百年的新式白话教育，可能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即兴写作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视角。它主要探讨纳萨尔派的策略、纲领、理论等，从这种维度探讨纳萨尔运动可以弥补经济主义视角的缺憾，并驳斥很多人将当今的纳萨尔派看作“黑手党”等犯罪组织。最近，在理论上对纳萨尔派进行贬抑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早期的印度学者大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纳萨尔问题，这在20世纪70年代尤甚。然而，现今的研究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免或淡化纳萨尔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
概括而言，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视角或维度来探讨印度的纳萨尔运动。首先是经济发展与身份政治的视角，其中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维度。如前所述，这也是当代的印度学者经常切入的视角，它主要涉及关于纳萨尔运动的原因阐释，也即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释半个世纪以来纳萨尔运动的持续存在及其局限性。④ Deepankar Basu and Debarshi Das，“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Some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13, No. 3, 2013, pp365～381. 这种视角与印度政府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遏制策略相关联。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纳萨尔运动是农民的生存抗争形式，底层的极端穷困者没有从印度独立后的发展中获益是他们参与革命斗争的重要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经济分析是理解纳萨尔运动的根源、发展以及国家应对策略的重要视角，但是，它忽略了纳萨尔派的历史渊源与意识形态，想当然地将纳萨尔运动简化为因经济穷困而作出的应激性生存反应，进而将它孤立为各种分离性的暴力事件。近些年来，以经济为中心的解释视角逐渐转向身份政治的视角，换句话说，它不再仅仅聚焦于以土地分配、增加收入和捍卫领地等纯粹物质的诉求，而是转向更宏大的议题，即身份政治的抗争。
第三种观念认为，纳萨尔派是政治问题。印度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而其内部也存在诸多冲突，主要是克什米尔的恐怖袭击和东北部的分离运动，尤其是那加人（Nagas）的独立运动。然而，印度政府认为对国内安全构成最直接威胁的是纳萨尔运动。印度的很多分离主义运动都是以特定的地域或身份政治为基础，而纳萨尔运动则是一种超越身份的暴力政治。政治问题应以政治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方面采取的具体行动是2004年10月安德拉邦政府尝试与纳萨尔派进行和平谈判，但是由于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而宣告失败。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纳萨尔派拒绝放下武器，而政府亦未能满足纳萨尔派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总体上而言，印度中央政府应对纳萨尔派的策略是以安全或军事取向为核心，而缺乏政治取向的应对措施。① P. V. Ramana,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Unio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Maoist Challenge”,Strategic Analysis, Vol. 33, No. 5, 2009, pp745～759.
最后是小规模战争与冲突的视角，这是西方学者偏爱的分析角度。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国际恐怖主义，他们与印度本土的很多学者一样，将纳萨尔派纳入反恐的议题。这种视角主要将纳萨尔运动视为叛乱、武装冲突的形式，它也是印度政府偏重的分析视角，因为它与采取何种形式的遏制策略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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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结构（种姓制度）、底层精英与民众（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互动、革命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以及国际形势（全球化、国际市场）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纳萨尔革命的进程及其结果。在这其中，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不应该忽略作为个体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纳萨尔运动早期，马宗达、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等人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也是由于领导者战略路线的错误导致纳萨尔运动走向衰落。在持续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国家镇压的持续强化，纳萨尔运动缺乏稳定而持久的领导核心，很多领导者遭逮捕、杀害或被清洗。此外，关于纳萨尔运动的研究还不可忽略第三方力量的作用，诸如各类独立调查小组等，他们在揭露印度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残杀纳萨尔分子、制造“伪遭遇战”以及达利特和阿迪瓦斯真实的悲惨遭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们也让外界知晓纳萨尔派与政府之间无节制和无差别的暴力袭击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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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关于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文献中，以“毛-”和“纳萨尔-”为词根的两种表述都存在。纳萨尔派是印度的毛派，即毛派的印度版本。纳萨尔派并非单一的群体，它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有些革命群体可能并不完全认同纳萨尔主义。目前，印度最大的纳萨尔群体是印共（毛）。关于纳萨尔运动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是一场由于社会与经济因素而激发的政治运动，还是属于法律与秩序范畴的极端主义运动？本文认为应该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待纳萨尔运动。分析纳萨尔运动可以考虑这样一些要素：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纳萨尔派的历史；内外部环境，它既受国际共产主义形势和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受印度国内社会生态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矛盾、阶级意识等；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它直接影响纳萨尔派的运作方式；成员构成、动员与斗争方式，这亦涉及战略与战术。大致而言，应结合革命的结构性（结构论）与能动性（意志论）探讨纳萨尔派如何组织动员、确立其地方性权威及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张力关系，从微观的互动策略上探讨冲突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此外，关于纳萨尔运动的研究也涉及种姓-阶级分析以及话语分析等。
国内大型公立医院看病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患者等候时间长。究其原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有限，有限资源有效利用不足，患者医疗需求释放增长太快，不一而足。这些宏观问题的纾解，也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能解决的，还须假以时日。
纳萨尔运动可以被纳入后殖民时代社会运动、革命的范畴。有学者将1946年至1951年的特伦甘纳运动、1967年至1972年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安德拉邦的人民战争群体进行的武装斗争等都纳入印度后殖民时代“农民运动”的范畴。① Debal Singharoy, Peasant Movement in Post-Colonial India: Dynamics of Mobilization and Identity, Sage Publications, 2004. 但是纳萨尔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农民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纳萨尔运动更多是部落运动和达利特运动，它是由印度激进的共产党领导的，由农民、部落和达利特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纯粹的关于农民和部落运动的研究容易忽略其意识形态的特征。纳萨尔运动研究也是关于印度底层抗争的研究，即“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但是纳萨尔派在南亚进行的武装斗争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东南亚国家发现的日常生活中的农民抗争② 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图分类号： D18.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5—0031—12
收稿日期： 2019-09-11
作者简介： 王晴锋（1982～），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海外社会研究、政治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印度纳萨尔运动研究”（17FGJ00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丽]
标签：纳萨尔运动论文; 毛派运动论文; 歼灭路线论文; 印共(毛)论文; 庶民研究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