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民生投入和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省级论文,民生论文,居民消费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12)06-0067-0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初步影响消退，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
需要看到，随着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在各类民生事业上的投入已在逐年增加。图1刻画了我国东、中、西部财政对教育、卫生事业合计投入的增长率，可以看到，除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教育、卫生事业合计投入有所下降外，各年的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增长率均在10%以上，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本届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且对中部、西部的教育、卫生事业投入增长快于东部地区，这亦反映了我国政府对缩小发达和不发达地区间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努力。
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是否对优化经济结构、增加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有所帮助？而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重点投入又是否起到了期望效果呢？本文将使用1998年到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投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并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投入在改善居民生活和扩大内需这两方面发挥的作用。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讨论财政民生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评估思路，第四部分列举计量方法和结果，第五部分基于计量结果，评估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最后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国内外现有研究简述
图1 1998-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财政教育、医疗卫生投入增长率
说明：2007年我国财政收支科目进行改革，2006年及以前的财政教育、卫生开支为“教育事业费支出”和“卫生经费支出”，2007年及以后的对应科目为“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改革前后的开支细节存在差异，但仍有可比性。
来源：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
从现有研究看，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如Mountford、Uhlig(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冲击对民间和非民间投资都有“挤出效应”，但是并没有减少消费。Schclarek(2004)的研究表明，总体上而言，政府消费冲击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都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效应，同时，没有证据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会带来消费的收缩效应。
在国内的研究中看，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品，而不完全是替代关系，对私人消费更不存在完全的挤出效应，相反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具有挤进效应，这说明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总体上是互补的；胡书东(2002)发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助于刺激民间消费需求；万广华、张茵等(2001)以及杭斌、申春兰等(2004)等以收入的方差表示“收入不确定性”，用医疗、教育等服务价格或支出额作为“支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发现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对我国消费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刘宛晨、袁闯(2006)利用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总体上存在“挤进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进作用”更明显；杨子晖(2006)以恒久收入模型为基础，研究了1960-2003年间中国政府与居民消费的期内和跨期替代弹性，发现改革开放后政府与居民消费的期内替代关系逐渐增长，但现阶段总体仍保持着互补关系；黄学军、吴冲锋(2006)研究了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亦即对消费的激励效应，发现无论城乡居民，政府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将带来1.6-1.7倍的储蓄增长和2倍的消费增长；殷善福、黎东升(2011)利用VEC-PDL模型发现，我国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当期具有“挤出效应”，但随着时间滞后，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挤进效应”不断递增；李建强(2012)利用我国1999-2009年的数据，采用面板分位回归分析方法，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整体上是挤入效应，且财政支出挤入对象从西部低消费人群过渡到中部中低消费人群，最后过渡到东部中高消费人群。
然而现有研究中也存在反面的意见，如Hjelm(2002)认为，私人消费在财政支出收缩时期比正常时期增长得更少，而在扩张时期和正常时期的区别不大。谢子远、杨立群(2006)对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相关性检验，发现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既不存在因果关系，也不存在负相关关系。
上述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①大多数研究都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②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简单，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③只是笼统地讨论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进”或“挤出”，而没有提出细分“挤进”、“挤出”效果的检验方法。这些都是本文将着重改进的地方。
三、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评估
虽然多数实证研究均表明，财政投入对居民消费具有促进效果，但是，单独将财政民生投入作为研究对象时，其影响居民消费的效果和理论机制并不确定，既可能增加居民总消费(可称作互补效应或挤入效应)，又可能减少居民总消费(可称作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本部分将在讨论财政民生支出影响消费的理论机制和经济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识别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对大小的方法。
(一)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构成
假设居民消费包含两类产品，
为医疗、教育等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消费，
则是完全由居民自行支出的私人消费，无法被财政支出覆盖(为行文简便起见，在不至于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称前者为公共品，后者为私人品)。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式的，即：
而根据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民生支出的增加，是政策取向的改变，具有长期稳定性，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因此，在恒久收入假说下，(6)式仍然具有解释力。
再者，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私人品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私人消费倾向，(6)式所描述的政府民生投入-私人品消费关系仍然有效。
综上所述，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点、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还是预防性储蓄假说，都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互补效应(或称挤入效应)。互补效应的经济意义在于，财政民生投入的增加，能够提振消费，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三)财政民主投入对居民公共品消费的替代效应
反映了财政民生支出增加后，公共品与私人品消费同步增长的要求，仍属于互补效应的范畴；而“-1”这一部分反映了，当财政提供的公共品数量上升时，为了优化消费，居民会自发减少对公共品的购买，出现政府开支对居民公共品开支的替代，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随着居民效用函数形式的差异和财政民生投入互补效应的高低，(7)式的值，即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公共品消费的影响可正可负。
替代效应的经济意义在于，财政民生投入的增加，能够真正转变为居民消费公共品的增加(从居民私人购买公共品减少这一侧面反映出来)，从而提高居民的福利。
(四)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将(5)式对财政民生支出G求导，并将(7)式代入，得到居民消费支出与财政民生支出的关系为：
(8)式表明，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总额的影响，包含了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两方面，总的影响可正可负，甚至可能为零，但无论方向如何，只要互补或替代效应中有一项存在，财政民生支出就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如果单单检验居民消费支出受财政民生支出影响的大小，就很难细分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各自的影响效果和意义，甚至可能草率地做出财政民生支出无效的结论。
因此，本文将同时考察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开支后的支出(简称净消费支出)受财政民生支出的影响，通过指标细分，从现有数据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对净消费支出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即民生支出促使净消费上升；对总消费支出而言，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发挥作用，替代效应将降低总消费的增长幅度，甚至使总消费减少；将总消费和净消费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这就是后文分析实证结果时所依据的判断标尺。
四、计量方法和结果
(一)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来反映居民消费，使用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2007年进行调整——
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
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
2007年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
此外，为反映城市和农村各自消费特点，本文还针对农村和城市各加入了一个变量——
house：城市房价与收入比，采用历年各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得到；
tax：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2004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做为1，未取消的记做0②。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范围为1998年到2010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东部地区中，由于北京、上海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2010年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4.03%，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14%)，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三)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四)计量方法和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6.0版。
(五)计量结果
方程(9)到(12)的检验结果如表1到表4所示：
五、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根据前述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含义，可以把计量得到的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民生投入对各地区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的影响分别配对，发现各自的经济含义(如表5)。
将表1到表4的计量结果与表5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城乡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以下根据东、中、西地区划分，进一步分析民生支出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一)财政民生支出对东部地区的影响
在我国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即东部地区城市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兼有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且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水平相当。这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让居民省下了用于教育的开支，切实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且这一福利提高伴随有居民其他消费的上升，虽然没有能够提振总消费，但起码没有以挤出居民总消费为代价，对国民支出结构的调整没有不良影响。
东部地区财政医疗支出比例的增加，在城市中未能显著影响居民的净消费倾向，却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总消费倾向，这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对医疗的投入，能够让城市居民省下用于医疗的开支，有助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但同时未能提振居民其他消费，导致了总消费的下降，不利于国民支出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同时，农村居民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均未受到财政医疗支出比例增加的显著影响，即财政医疗支出在东部效果较差，这可能与东部地区医疗服务原有水平和价格较高，而财政医疗支出又倾向于城市，分到农村的医疗资源较少有关。
(二)财政民生支出对中部地区影响
在我国中部地区，只有财政医疗支出，才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大致相当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即既节约了农村居民医疗开支，提高了农民福利水平，又促进了农民其他方面的消费，没有“拖”农村居民总消费的后腿。
令人遗憾的是，除此之外，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和在城市的财政医疗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未能提高居民福利或提振居民消费。
(三)财政民生支出对西部地区影响
在我国西部地区，财政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均有拉动，且拉动净消费倾向的幅度大于拉动总消费倾向的幅度，这表明，财政医疗支出对西部农村消费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且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从而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村支出结构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我国扶贫、惠农方面的配套措施进展较快，所以居民在节约医疗开支后，更加愿意在其他方面增加消费③。
然而，和中部地区类似的，我国西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在城市的财政医疗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未能提高居民福利或提振居民消费。
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同时出现了教育和城市医疗方面的失效。这一方面反映了中、西部地区财政民生支出虽然近年有了较大提高，但实施效率尚不如东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西部地区目前多数省份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从而即使本地教育投入增加，居民仍需保持储蓄倾向，准备向东部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
(四)其他发现
在计量结果中，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中，反映收入的变量(inc)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即随着即期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次，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
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消费提振和居民福利提高均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财政医疗投入在城市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和城市财政医疗投入，对居民消费提振和福利提高均无效，只有农村的财政医疗投入才能有较为明显的效果。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投入已经能够实现一部分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效果主要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且效果不彰。
第二，东部和中、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以东部为典型)；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普及性质的财政医疗开支，更容易发挥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中、西部农村为典型)，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医疗投入；中、西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并将教育、医疗投入的目标设定在提高基础教育、医疗条件上。
注释：
①由于农村居民消费统计中不单独列举教育支出，所以这一数据中扣除的消费项目并不完全与财政支出具有可比性，但仍可说明方向。
②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一直免征农业税；2004年起免征农业税的省级行政区有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天津和福建；2005年起免征农业税的省级行政区有湖南、江西、青海、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和内蒙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废止《农业税条例》，即2006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停征农业税。
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是最近几年才集中出现的，如果将样本年限缩小到1998-2008年，则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仍将同时出现，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
标签：替代效应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经济论文; 农业税论文; 财政支出论文; 财政学论文; 民生公司论文; 医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