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苏联政府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实施了“联盗防贼”的外交，继而采取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这一为苏联政府掩饰了半个世纪、在我国也相应地混沌了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前后相关的大量历史档案的披露，有必要根据新的史料、通过新视角进一步予以澄清和矫正。本文主要依据俄国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以苏德关系为主要线索，廓清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真情。至于对其评论分析，作者拟另文专论。（注：作者认为，我国对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评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对苏联对外政策评价呈现出影响深久的称颂赞扬的“一边倒”倾向，甚至不容置疑、不许批评的不科学的一点论；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氛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被美化、拔高、抽象为近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模式和标准。后来，中国发现了苏联和斯大林对外政策存在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我们又有意无意地以这种主观形成的、脱离实际的所谓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抽象标准来不切实际地要求和衡量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我们没有摆脱一个自我束缚的模式而跳不出自我限定的圈限。这样，即使我们对斯大林外交的评价大幅度地摆动——从全面肯定、不容批评到大加批判甚至否定，我们始终没有跳出困扰、限制我们的近乎二律背反的怪圈：用同一个不切实、不科学的标准衡量或限定同一件事而在圈定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兜圈子。限于篇幅及内容诸多原因，本文不深涉斯大林外交的评论，而着重廓清斯大林1939年“与强盗联手防贼”及“以侵略防侵略”外交的基本情况。）
1939年1到8月，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及法西斯主义势力三方紧张、激烈外交较量的时期。三方都在各自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复杂的环境中，诸多微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斯大林决定大水袭来，同流而不合污，采取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决定与法西斯德国联手防御西方怂恿德国东进。1939年8月是苏德双方联手的关键时刻。德国急于实施侵略波兰的计划，加紧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苏联与英法谈判不顺，最终决定放弃所谓集体安全策略，采取与德国联手的方针。
苏联政府在战前欧洲三角关系的角逐中最终决定与德国联手的主要原因有三：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的提防以及英法与苏谈判的不诚不力；苏联面临的危险恶劣的国际处境以及它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实际考虑；三是德国对苏联的积极主动、不计条件的外交攻势。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如苏联未准备好对德战争，远东日本的骚扰，波兰在防德侵略中不配合等。（注：参见伊·切雷舍夫：《卫国战争前夕苏联的国际处境（1939年—1941年6月）》—载于《20世纪俄罗斯：世界史学家的争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3-414页。）其中还包括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在国内形成的绝对领导地位及其对外交的绝对控制保证了他能够顺利、迅速地实施重大的外交策略的转变，避免了外交决策中的牵制和干扰。
从苏联外交角度讲，斯大林“与强盗联手防贼”的外交决策是苏联外交的一个“杰作和胜利”，同时，也是其政治和道德上的败笔，并且，为此在道德和舆论上遭受了相应的损失。二战前夕，苏联与其他国家外交一样，千方百计地争取本国的最大安全和利益。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质。尤其是在战前全球意识淡泊时期，各国精英们无不为本国利益折冲尊俎、巧取豪夺。外交是一个如此奇异的领域：它既那样有规矩，又这般无规矩。
苏德两国的接近
苏德关系曾一直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藉此，苏联曾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立局面。在反苏反共的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德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希特勒上台后，主要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苏德关系曾一度冷漠、紧张。此后，出于战略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两国开始接近。苏德两国接近是从经济方面，即贸易和贷款开始，发展为政治战略上的同盟。
希特勒上台之初，采取拢络西方的策略，与苏联维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自1938年9月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西方这张牌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使足了。他开始考虑苏联这张牌。正如他曾经表示过的，“大概我不可避免地要与俄罗斯联盟。我将以此作为最后的王牌”。（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回忆说，“寻求与俄国的妥协曾是我内心的想法”，一方面为了减轻德国外交的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俄国在德波冲突时的中立。（注：《醒悟与坦白：纳粹上层关于第三帝国反对苏联战争：内部谈话，日记和回忆》，莫斯科，1996年，第15页。）
1939年1月12日，希特勒会见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并在此后至3月间的讲话中没有攻击苏联的内容。后来，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在最高司令部讲话中声称：1938年秋季起，他决定与斯大林合作。（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1992年，第27页；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306-307页。）
1938年10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与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特诺夫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利用无线电和新闻媒体相互攻击两国领导人。同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了相互贸易协定。对此，希特勒作出了相应表示：1939年元月12日，希特勒在外交会见时破例地与苏联全权代表麦列卡洛夫进行了几分钟的交谈。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希特勒的讲话中没有往常攻击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内容。（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1939年1月，德国向苏联表示愿意恢复1938年3月中断的关于提供2亿贷款及其他优惠条件的双边经济谈判。1月8日，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要求苏驻德国临时代办通知德国方面，若德国方面的表示属实，则苏联方面也同意恢复双边谈判，并希望在莫斯科进行。（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77页。）1月11日苏政府全权代表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进行了相应的会谈。（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85-186页。）
苏联外交的调整
联共18大是二战前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重申了苏联对外政策中避免卷入战争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策略虽然不能作出直接与德国联手的必然结论，但其中包含着为避免卷入战争而采取苏联政府认为必要外交措施的根据。
在联共18大期间，即1939年3月8日，苏联政府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1940和1941年，一次性永久地把自己的宿敌法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4页。）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18大总结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分析和评估。他认为一战后“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指出苏联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在这一基本分析基础上，他指出德意日三国同盟开始形成，“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9页。）
斯大林在谈到国际政治形势紧张、战后和约体系崩溃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认真地指出了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行径；同时，也指出了欧美非侵略国对三国侵略行径的不干涉政策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斯大林清醒地认为西方对法西斯的姑息纵容的目的是西方国家在苏德战争中相互削弱消耗时出面获取渔利。在这里，斯大林并非偶然地暗示并预告：“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244页。）
斯大林指出，苏联不能无视“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的严重事变，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注：这些措施包括1934年底苏联加入国联；1935年5月苏法、苏捷互助条约；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1937年8月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重申“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卷入冲突中去”，加强武装力量的四项任务。（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45-246页。）
斯大林的政治报告向德国方面传递了重要信息。德国方面材料记载，在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会见中，莫洛托夫在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时指出，德国方面十分明了斯大林在3月10日联共18大报告开始了两国间“政治关系的转折”。（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1939年5月，斯大林获得了希特勒近几个月行动计划的可靠消息。因而，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希特勒打算在7-8月消灭波兰国家。德国外交部东方司长艾·克雷斯特说，如果事态发展成战争，那么德国军队将残酷无情地行动。（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克雷斯特的这番意见几天之后为莫斯科所获悉。
斯大林更换了外交口领导人引起了国外的各种猜测。联共18大上，主张联络英法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李维特诺夫在大会上没有发言，这被认为象征着联络英法路线告终。（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取代李维特诺夫为外交人民委员。（注：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294-295页。）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更换被西方外交界认为是苏联希望与德国谈判的一个证据。（注：《各国史家争论中的20世纪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2页。）日后，斯大林直言不讳地承认罢免李维特诺夫是因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外交方针与斯大林领导集团的立场不一致。（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页。）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谈到替换李维特诺夫时指出：“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像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特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38页。）研究希特勒对外政策的著名学者格·温伯格认为，李维特诺夫在西方负有声名的本身就成为苏联对德外交的“障碍”，何况他又是犹太人，为“与德国人的会谈又增添了不必要的阻碍”。（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4页。）
关于罢免李维特诺夫，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驻苏大使舒伦堡之间的通信反映出无论驻苏使馆，还是德外交部都对此感到高兴。
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立即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和兴趣。他询问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参赞古·黑里格尔关于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的原因，并认真听取苏联国内情况。（注：H.雅科夫列夫编辑：《前夜，1931-1939：和平是如何变为战争的》，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莫洛托夫接替李维特诺夫就任外交人民委员给西方强烈的印象。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斯大林外交转变的一个警告信号，尽管他们认为这种转变不大可能。（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然而，浪漫的法国人却比清醒、实际的英国人产生了更接近实际的预感。法国驻德外交官于5月7日报告本国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美国《纽约时报》上标出“德国愿同俄国签署一项条约”，“希特勒寻求同斯大林达成交易”，“柏林同莫斯科调情”。（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
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外交攻势及苏联政府的反应
苏德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仅是此间欧洲“三国演义”中的一部分。在这复杂微妙的三角角逐中，不仅英法与苏联从1939年3月起开始谈判，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进一步加强政治联盟，5月签订了史称“钢铁公约”；而且，英国与德国也在6-8月间进行秘密谈判。（注：1939年7月中旬，根据英国方面的提议，英德两国代表谈判两国之间政治、军事、经济及殖民地等问题的谈判（见注(43)第127-134页）。英德之间谈判涉及到双方利益问题，德国保证不干涉大英帝国的事务，而大英帝国许诺完全尊重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洲的势力范围，即英国放弃向德国势力范围内某些国家提供保障（见注(38)所引书第149-150页）。）
斯大林在18大上的讲话在德国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后来说，从1939年3月起，他就从斯大林的讲话中听到了斯大林改善苏德关系的愿望。里宾特洛甫将斯大林的讲话呈给希特勒，并要求授权进一步弄清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注：《醒悟与坦白：纳粹上层关于第三帝国反对苏联战争：内部谈话，日记和回忆》，莫斯科，1996年，第15-16页。）
里宾特洛甫后来回忆说希特勒起初对苏联持等待观察和犹豫的立场，（注：见注④所引第15页。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也极力促进苏德关系的改善。在5月初德国国内指示对苏“当前我们要持谨慎态度，要等待观察俄方态度更加明朗”。舒伦堡提出建议，“我们小心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这一点是明确的：门没有关闭，进一步谈判的道路是通畅的”。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299页。）但敏感的希特勒未必没有感到斯大林的18大讲话及其外交部长换马所标志的苏联外交的微妙变化，并实际上开始考虑苏联问题。1939年夏季，希特勒对外政策的要点是为侵波战争作外交准备，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索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注：H.雅科夫列夫编辑：《前夜，1931-1939：和平是如何变为战争的》，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782-783页。）7月初希特勒对与苏联达成协议确立了某种信心，并在汉堡的内部讲话中提到了此事。（注：H.雅科夫列夫编辑：《前夜，1931-1939：和平是如何变为战争的》，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希特勒在对波兰行动之前几周内主动地研究了苏联的立场。希特勒认为，消灭波兰之后，苏德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拉巴洛时期。希特勒说，起码，在最近两年，作为解决西欧问题的前提，必须与苏联确立和平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考虑到苏的利益，德将不对波罗的海国家进行军事进攻。（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7月底，希特勒决定与苏联达成协议，并确定了方案，其中决定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注：《前夕：1931-1939和平是如何转为战争的》，莫斯科，1991年，第232页。）据此，德国外交部对苏联开始外交攻势。（注：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300页。）7月初期，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得到国内电报，“电告您与莫洛托夫下次会谈的日期和时间。我们非常希望尽快的会谈”。（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206页。）德国外交部政治经济司东欧处处长什努尔与苏联驻柏林临时代办阿斯达霍夫在柏林会见。德方力图使苏方相信苏德在敌视资本主义民主方面是“一致的”。西方要求苏联参加欧洲战争，而德国希望苏联保持中立，避免欧洲冲突。德方还表示，如果苏方愿意，将建议德苏双边利益上的相互谅解，并提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及在远东的范围问题。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委托德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向莫洛托夫解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任何进展都将“尊重苏联全部的利益”，包括波罗的海一带。（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523-525页。）
1939年5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新任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时，分析了绥靖政策的破产和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之后，指出“我们坚持和平事业，不允许侵略行径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原则：‘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我们推入冲突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最终捍卫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527页。）在讲话中，莫洛托夫肯定了英法苏在法西斯侵略时相互支援的同时，表示应该保持与法西斯国家的经贸往来。他指出：“与英法谈判的同时，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拒绝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实业联系”。（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66页。）从上述莫洛托夫的提防挑拨者以及不拒绝与德国实业联系的暗示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苏联外交的弦外音。在随后的两个月中，苏德双方开始了改善双边关系的实际接触。
1939年6月末，莫洛托夫与德国大使舒伦堡进行会谈。会谈中，舒伦堡表示德国政府不仅希望与苏联关系正常化，而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他强调这一意见经希特勒同意由里宾特洛甫授权他作此表示的。莫洛托夫表示坚持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立场，起码保持苏德关系正常化。（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20页。）
1939年7月24日，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阿斯达霍夫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东欧处处长什努列在柏林进行会谈。关于改善两国政治关系问题，后者表示他与里宾特洛甫接近并了解其主张。德国政府认为两国政治关系改善应该分三步走：首先是顺利完成贸易—贷款谈判，这是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其次是新闻、文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相互尊重；最后才能提出政治接近的问题。什努列指出，德国方面对此的多次努力都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答复。（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38页。）
7月26日，上述两人再次进行会谈。德国方面进一步说明改善苏德关系问题。什努列指出，苏联方面对德国方面的多次表示没有答复。他指出他所表示的意见与了解希特勒思想的里宾特洛甫的意见相同。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方面需要德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表示诚意的话，那么，德国方面准备“用事实证明可以谈判任何问题，给予任何担保”。德方指出站在英国和波兰方面对苏联不利，而“完全可以与我们达成一致”。如果苏联政府对此谈判感兴趣，将会从“更高层人士口中听到这种意见”。阿斯达霍夫表示将尽快将此信息报告莫斯科。（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45页。）
7月28日，莫洛托夫电示阿斯达霍夫“您仅仅听取什努列声明和许诺并将此传达到莫斯科的作法是正确的”。（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45页。）第二天，莫洛托夫再次电示阿斯达霍夫，“苏联与德国之间，在改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可以改善政治关系”。然而，需要德国方面应该向苏联方面提出具体在哪些方面改善。德国方面不愿提出“任何具体或清晰的建议”，“事情完全取决于德国人”。他再次重申“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任何改善，苏联方面当然是欢迎的了”。（注：1939年8月1日，德国驻英国大使向国内报告指出，英俄谈判，因为军事代表团的组成成员而值得怀疑。英方代表团成员不是退休的，就是一般的将领。因而，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为了签订行动协定，不如说是去摸清苏联军事战斗力的状况”。（见注(38)所引书第149-150页）。）至此，苏德双边谈判已经较顺利开场。
紧张微妙的8月
如果说1939年是战前欧洲危机的年份，那么，该年8月大概是欧洲外交史上最为忙碌微妙的月份了。英法、苏联和德国三方都在紧张地活动。英法与苏联的谈判已经进入军事谈判阶段，这对德国扩张计划是一个威胁。德国也感觉到英法等国在与苏联军事谈判方面不力的心理和表现。（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59页。）同时，英国以及苏联也分别与德国进行秘密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决定首先解决波兰问题而加强对苏联的外交攻势，最终决定了二战前欧洲大国关系最后的态势和格局。
随着德国准备入侵波兰日期的迫近，德国加紧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德国的外交攻势在柏林和莫斯科二条线展开。
8月2日，里宾特洛甫未事先安排会见了阿斯达霍夫。他证实此前曾委托什努列与苏方会谈。德国外长表示：“贷款谈判圆满结束将成为改善政治关系的开端。至今，我们之间关系上形成许多小的伤痕。这些小伤痕的愈合需要时间，而治愈是可能的。其基本前提是应该相信一方不应该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如果苏联政府持相同观点的话，德国政府也不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作为输出品，而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就不存在了”。随后，他暗示“从加里波第到波罗的海之间整个地带，我们两国之间没有矛盾”。对此，阿斯达霍夫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要求对方提出具体建议。里宾特洛甫要求后者将此信息报告莫斯科，在得到莫斯科的肯定答复之后，双方可以在柏林或莫斯科具体谈判。
8月3日，什努列根据里宾特洛甫的要求，与苏联驻德代表确定并补充昨天双边的会谈和内容。德方希望了解苏联方面对4个问题的意见：(1)是否同意改善关系的交换意见；(2)苏方能否提出具体的商谈问题的范围；(3)会谈是如愿的，因为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对此都直接感兴趣。德方想了解苏方谈判代表是谁；(4)德方要求绝对保密。（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75页。）对此，莫斯科于8月4日电复阿斯达霍夫，苏联愿意就改善关系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其他问题取决于柏林贸易贷款谈判的进程情况。（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59-162页。）
在苏驻德大使与德谈判的同时，苏联外交部与德国驻苏代表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8月3日，莫洛托夫与舒伦堡在莫斯科进行会谈。舒伦堡明确了德国政府改善两国关系的三个阶段：(1)签订经济协定；(2)改善在新闻方面的关系；(3)改善文化科学方面的关系。他重申了德国与苏联之间没有矛盾。莫洛托夫重申了苏联政府主张与德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并且希望谈判成功。双方就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等反苏协定交换了意见。（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75页。）
8月5日，阿斯达霍夫根据莫洛托夫8月4日指示与什努列继续会谈。什努列告知，近期可能邀请阿斯达霍夫参加高层会谈。由于贷款会谈还将持续1-2周，双方交换意见不宜因而拖延。什努列提请苏方注意，在发表联合公报中保留专门的附加条件，或者在签订贷款协定时附有秘密协议，并征求苏联方面对此的意见。（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77页。）显然，德方迫不及待地要经济、政治一揽子解决双边关系。
莫洛托夫并不急德国之所急，也未直接反对德方解决政治关系的秘密协议的方案，而巧妙地作了引导性和启发性的外交暗示。8月7日，莫洛托夫回电指示阿斯达霍夫，指出在纯属贷款—贸易性质的条约中不便包括改善政治关系的内容。“这不合乎逻辑”，这将意味着此前“不应有的、不能理解的疏忽”。莫洛托夫指出：“在签订贸易协定时附加秘密协议的建议是不合适的”。（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78-180页。）
随后几天在柏林的双边交涉中，德国最终提出了加速双边谈判进程的重要交易条件：以苏放弃与英法军事协定换取东欧的战略利益。
8月8日，苏驻柏林临时代办阿斯达霍夫电报莫洛托夫会谈情况并提出与日后历史事实相近的分析与感觉：德国方面试图在东欧领土方面与苏联作交易，而关此的谈判“只有在没有英法苏军事政治协定的基础上”进行。临时代办切中地推测到德国此目的在于使苏联在德波战争中保持中立。（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82-183页。）
8月10日，阿斯达霍夫向国内报告，什努列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回来后，与阿斯达霍夫会谈两国政治关系问题。德国方面非常关心苏联对波兰问题的态度。德国方面已经估计到德波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苏联对此的态度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很重要”。什努列不掩饰对苏英法三方谈判的不满，指出与英签订协议对于同德国谈判来说是不利的。（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84页。）
对于德国的条件，莫洛托夫立即作出反应。8月11日，莫洛托夫回电阿斯达霍夫，对于后者8月8日电中所列德国提出的会谈要点，苏联政府感兴趣，并表示从贸易贷款协定转到其他问题需要准备过程和某些过渡阶段，提议谈判地点在莫斯科。（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85-186页。）
8月12日，阿斯达霍夫回电莫洛托夫，告知已经将后者意思转达什努列。临时代办分析德国方面对苏联答复的反应。他认为，德国显然不愿意耽搁于关于新闻、文化方面的谈判，而急于直接进行领土—政治方面的谈判，以便放手与波兰的冲突。同时，德国方面为阻止苏联与英法之间的军事谈判，作出了半年前不能作出的让步：放弃波罗的海、比萨拉比亚以及东波兰，只求得苏联方面许诺不干涉德波冲突。临时代办暗示不妨利用德国的这种心理。（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187-188页。）同日，阿斯达霍夫再次电告莫洛托夫，根据德国国内情况判断德国与波兰的冲突已经近在眼前。（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209页。）
8月13日，阿斯达霍夫电告国内，里宾特洛甫电话以及什努列面谈表示德国政府希望尽快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同意谈判地点在莫斯科，并拟派遣以德国法学科学院弗兰卡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这样可以避免所不希望的轰动，（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5页。）然而，为了加紧侵波战争的外交准备，希特勒于第二天决定他所称的“俾斯麦以来欧洲最佳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亲往莫斯科谈判。（注：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303-304页。）
至此，苏德双方谈判的实质和关键问题已经提出，何去何从，有待最终决定。
斯大林决定与希特勒联手
1939年8月中旬，苏联政府显然开始考虑启动与德国联手的实际步骤。苏联对德国仍坚持争取避免卷入战争、获取最大实际利益的外交方略，在与德国交涉中，确保实现贸易和贷款协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基础上，不反对甚至希望在利益范围上的讨价还价。由于苏联开始考虑启动“与强盗联手防贼”的外交策略，希特勒急不可待的苏德谈判进展迅速。两国谈判的主场从开初的柏林的苏联代表与德国外交部转到莫斯科德国大使与苏联外交部。
8月14日，里宾特洛甫明确指示舒伦堡对苏谈判的6点纲领，并提出了向苏方传递这6点意见时的具体步骤与要求：将此指示口头向莫洛托夫宣读，而不书面递交；争取面交斯大林。（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229-233页。）
8月15日，莫洛托夫与舒伦堡在莫斯科进行了晤谈。莫洛托夫提及德国能否谈判两国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舒伦堡表示将向国内报告此问题。舒伦堡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备忘录。备忘录包含6个要点：(1)德苏之间在世界观上的矛盾是此前两国相互敌对的唯一原因。目前，世界观方面的不同并不排除两个国家之间明智关系以及友好合作的可能。(2)德苏之间没有实际的利害冲突，包括在生存空间方面。(3)德苏关系处于历史转折点上。(4)两国之间因意识形态不同形成的不睦与相互不信任不可能一下子清除，但德国人民对苏联人民一直怀有好感。(5)两国根据各自的经验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两国不可调和的敌人。西方通过签订条约而使苏联参与对德国的战争，1914年战争使俄国遭受极坏的后果。(6)英国政府引起了德波关系紧张。最后，备忘录指出，由于一般外交途径进展比较缓慢，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准备近期前往莫斯科以便代表德国元首向斯大林先生阐述元首的意见。（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806页。）
在此次谈判之后，里宾特洛甫基本上同意莫洛托夫的各项要求，并表示希特勒希望行动迅速。里宾特洛甫建议在8月18日后的任何时候前往莫斯科并在8月22日之前结束苏德关系工作。（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269-273页。）可以看出，德国外交在“钦定”的入侵波兰时间表内紧急地运转。
8月17日，莫洛托夫与舒伦堡再次会晤。舒伦堡向苏方提交了备忘录；而莫洛托夫也提出了答复德国政府8月15日建议的备忘录，并强调指出：“斯大林了解此事并同意此答复。斯大林赞同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答复”。德方备忘录：(1)德国与苏联方面意见一致，准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期限为25年。(2)元首认为鉴于状况，希望原则性地尽快地弄清两国间有关问题。因而，外长里宾特洛甫准备自8月18日起，受元首委任随时准备前往莫斯科面对面地全面谈判相关条约的条件。莫洛托夫提出的备忘录中首先指责了德国反苏言论，指出德国部分官方声明具有不友好和敌视苏联的性质，利用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企图建立反苏战线。因而迫使苏联准备抵抗可能的侵犯。如果德国政府改变旧政策并认真改善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苏联政府欢迎这种转变并准备调整自己的政策认真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苏联政府指出苏联没有侵略意图，坚持和平对外政策。两国改善关系的第一步是签订双边贸易贷款协定。第二步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在确认1926年中立条约基础上附加双方感兴趣的其他条款。（注：1919年凡尔赛条约此地为国联管理。）
8月19日，莫洛托夫会见舒伦堡。舒伦堡表示德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关系正常化的意见。舒伦堡转达里宾特洛甫意见：尽管两国关系正常化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予以解决，但是，鉴于柏林担心德波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最好在冲突之前尽快解决苏德关系，这比德波冲突发生后再解决要容易。舒伦堡指出，两国贸易贷款问题已经解决，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以及对日本施加影响问题已经清楚。因而，里宾特洛甫认为他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并且认为越快越好。德国政府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提出二点：(1)两国政府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进行战争或不采取其他诉诸武力的方式。(2)条约尽快生效，有效期为25年。舒伦堡再次强调，希特勒对于里宾特洛甫的访问也极为重视。里宾特洛甫可以签订一个协定，其中不仅包括已经提到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舒伦堡强调时不我待。
与急不可待的德国外交不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待价而沽，争取最大利益。莫洛托夫向舒伦堡表示，里宾特洛甫来访具有肯定意义。然而，苏联方面认为，对此需要作些准备工作。莫洛托夫请舒伦堡确定，德国政府希望签订新的条约，而不是重新确认1926年双边条约。后者答复道，此问题可以通过电报确定。不过，他个人认为，德国政府意在签订新的条约。莫洛托夫向对方强调特别协定的重要性，希望双方考虑此特别协定的内容。
莫洛托夫再次试探德国方面的急切，提出在里宾特洛甫来访之前，应该确定将会得到一定的结果，而至今双边贸易贷款协定尚未签订。舒伦堡坚持里宾特洛甫的来访，以便在冲突爆发之前取得一定的谈判成果。他认为，在形成特别协定时将不会遇到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
莫洛托夫进一步试探，德国政府希望加速目前的谈判，是否可以用德国政府对德波问题，其中包括波兰格坦斯克（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276页。）感兴趣来解释。舒伦堡予以肯定，并且补充说：“正是这些问题才是在事件出现之前愿意考虑苏联利益的出发点”。他进一步强调，莫洛托夫所说的准备过程已经结束，德国方面“准备满足苏联政府的一切愿望”。（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274-278页。）
莫洛托夫向对方表示，苏联方面对于所谈的问题是很认真的，并声明“我们说到做到。我从不食言”，希望德国方面也能如此。最后，莫洛托夫摊开底牌，向对方提交并宣读了反映苏联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苏德条约草案》文本5条，并且指出，里宾特洛甫可于8月26-27日之间公布了两国贸易贷款协定之后前来莫斯科。苏联方面的草案5条为：(1)缔约双方无论如何均不得单独或伙同其他强国向对方使用武力和进行侵略行为，一方不得进攻另一方。(2)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进攻对象时，另一方不得任何形式支持第三国的行为。(3)如果缔约双方之间因某些问题发生争端和冲突，双方应和平方式解决之。(4)本条约有效期为5年。在条约期满前一年双方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取消条约的要求，条约将自动延长5年。(5)本条约尽快批准后生效。条约最后有一条附录：“本条约只有在签署对外政策领域中双方感兴趣的特别协定之后才能生效。特别协定是本条约有效组成部分。”（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303页。）从苏德条约的苏联草案看出斯大林争取苏联战略安全的主要目的以及顺手牵羊地争取战略利益。从苏联方面的条约草案的这一附录来看，特别协定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斯大林在8月19日前已经决定与希特勒就利益问题达成某种特别协定——秘密协定。
斯大林提议的里宾特洛甫赴莫斯科谈判时间，对于急待侵入波兰的希特勒来说显然是等不及的。希特勒为了按时实施其入侵波兰的计划，迫不及待地直接向斯大林发出信函，加速苏德谈判进程。据说，希特勒的这一决定曾使德国外交部在只有党内职务而无政府职位的斯大林的称谓上煞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采用“斯大林先生”的称呼。8月21日15时，舒伦堡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希特勒给斯大林的信。
苏联政府在收到希特勒信的2个小时后，斯大林回复了希特勒。斯大林在信中表示，希望苏德互不侵犯协议成为两国政治关系重大改善的转折点。
斯大林表示，我们两国都需要我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消除两国之间政治紧张局势和确定和平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苏联政府授权我通知您，苏联政府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前来莫斯科”。（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304-305页。）
8月22日，苏联《消息报》报导了里宾特洛甫近日将出访莫斯科进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的谈判的消息。（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312页。）
8月22日，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马依斯基电报国内，21日夜伦敦获悉里宾特洛甫将访问莫斯科谈判互不侵犯条约消息之后，此间在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两个感觉：“震惊和恐惧”。（注：苏德秘密条约在苏联长期予以否认和回避，直到1989年底，苏联官方才正式认为存在苏德秘密协定。参见苏联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律政治评价委员会主席阿·雅科夫列夫在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注(33)所引书第227页。）
8月23日，苏德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2条以及所附的秘密补充协定4条。
秘密协定4条，双方在“绝密的条件”下商讨了“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利益范围”：
1.波罗的海国家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为苏德两国利益范围的界线。
2.波兰国家地区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时，苏德两国利益范围的界线为那累夫、维斯拉及塞那河一线。（注：参见《历史问题》，1993年，第1期，第6页以及同(38)所引书第319-321页。）
3.苏联方面强调其在东南欧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方面声明在此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
4.本协定双方“严格保密”。（注：《苏维埃史学》，莫斯科，1996年，第307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斯大林战前外交的杰作。他曾不无自得地称这一条约是苏联向西方“打开了老虎铁笼的门”。（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第二卷，第322页。）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在日本形成了“惊人的印象”，出现明显的惊慌，尤其是在军界和法西斯集团内。在报界谨慎地讨论日本与苏联签订类似条约的可能。（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39页。）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在联德反苏问题上犹犹豫豫的日本平沼内阁莫名其妙地下野，并困惑不解认为“欧洲的天地出现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注：让·巴·迪罗塞尔：《外交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苏联通过与德国的联手成功地离间了在反共协定基础的德日关系，使德日两国间磋商了1年有余的反苏同盟告吹。因而，苏联临时缓解了东西两线为敌的严峻局势。
法国史学家让·巴·迪罗塞尔认为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条约是“法国和英国政策的失败”。（注：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90、291、294页。）
著名学者兼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对于苏德联手评价道：“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但地缘政治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他指出：“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基辛格对于斯大林在外交上的现实冷静颇有认识：“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注：斯米尔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国际1939-1941》，载于《近现代史》，（俄文），1996年，第21页。）
1939年9月1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及日丹诺夫说：“战争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有殖民地、原料方面穷国和富国）集团之间为划分世界和统治世界而进行。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好好地打一下并相互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地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法西斯的和民主的已经失去先前的意义……昔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是为了减轻资本主义制度下奴隶被奴役的状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了消灭奴役的问题”。（注：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869页。）
在苏德两强危险夹缝中波兰自恃英法支持最初对苏德条约的签订反应“令人大为惊奇”地“十分镇静”。波兰领导人还幸然地说：“现在该轮到里宾特洛甫来尝尝苏联人不老实的滋味了”。然而，第二天，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波兰人感到危险真的来临而“变得严重不安起来”，（注：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947-948页。）并成为二战开始的第一个牺牲品。
“以侵略防侵略”是“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类推。斯大林政府既然摆脱了政治和道德上的束缚，为了防止西方绥靖和怂恿而与希特勒联手，那么，为了御防希特勒的侵略而武力解决周边的安全地域问题就不再存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障碍了。斯大林不惜采取任何措施以维护苏联的利益与安全。“我们只能从苏联的立场出发。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么，我们就毫不动摇地这样做。”（注：《斯大林全集》，（俄文）13卷280页。转引自H·扎格拉金：《苏联外交的成功与失败》，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0年，第92页。）斯大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斯大林趁二战爆发后的混乱，“以侵略防侵略”，武力营造其欧洲边境的所谓安全带。若不是苏联军民为战胜法西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政府的所作所为，难免落下一个助纣为虐、趁火打劫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