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书院论文,文派传衍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6）01—0098—13
引言
清代书院之兴盛，远逾宋明二代。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各省书院有一千八百所之多，① 而主持书院讲席者，多有知名学者，如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段玉裁、赵翼、洪亮吉、孙星衍、杭世骏、朱骏声、洪颐煊、江藩、胡培翚、马瑞辰、钱仪吉、钱泰吉等等，直至晚近的俞樾、缪荃孙：而书院培植出的学者亦多，此从杭州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江阴南菁书院三书院的情况亦可略知。书院对清代学术之推助，其功甚厥，故孟森有言：“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1](p.553) 就文学而言，书院的影响也颇为可观， 其中桐城文派的发展就很具代表性。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之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藉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2](p.610)
此序文大致勾勒了桐城文派的源流，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姚鼐在钟山书院的四大弟子（“四弟子”亦有以刘孟涂代姚莹之说）和陈用光，可称是文派最重要的一传；桐城文派在广西传播而有“岭西五家”之说，书院也是重要的传播途径。曾国藩序文后面一段是介绍桐城文派在湖南的兴起，他本人在此中起了关键作用，友梅曾亮私淑姚鼐，使桐城文派得以中兴。曾门四弟子中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引桐城文派入河北，通过书院使之在北方开花
结果，这一点曾氏在序中没有涉及。桐城文派历时二百余年，作家辈出，代有传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少见，究其原因，桐城文派的应时而生因时而变，为文有法则有完整的理论，著述丰富尤其是选本完备等因素，当然不能排除，但是作为影响深广的文派，代有传人或许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清人有言“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自身之不朽”，交友造士的适宜场所当首推书院。刘大櫆云：“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3](p.434) 对于桐城文派而言，大致自刘大櫆、姚鼐始，书院讲学就为桐城文派的传衍开拓了许多空间，这种空间已突破地域限制；同时因为书院讲学而人才辈出，也为文派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一、姚鼐与书院
姚鼐是乾隆庚午举人，癸未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以主事用，分兵部，补礼部仪制司，迁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记名御史。在四库开馆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九年乞病告归。姚鼐乞归，事出有因，他对所任刑官有忧虑之感，《述怀二首》对此略有显露，“刑官不易为”，“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遂拟“揭褐归田里。”（《城南禊饮诗》）此外，还与劾戴名世而引起“方戴两家书案”的御史赵申乔牵涉，故拂衣归田。[4](p.99) 乞病告归，对于姚鼐的仕途而言，无疑是一种终结；但对于桐城文派而言，对于他的文章事业而言，却是一件幸事。“桐城派”之得名，源于姚鼐在京之时，歙县程晋芳、历城周书昌以为姚鼐能光大师说，而为之语曰：“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然将此盛名落到实处，并推而广之，则几全仗姚鼐告归后四十年的书院讲学。
乾隆四十一年，姚鼐四十六岁，正值盛年，应两淮盐运使朱子颖之聘，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在康乾之际，扬州有安定书院、敬亭书院、虹桥书院和梅花书院。梅花书院在广储门外，乃若水书院故址，雍正年间马曰琯重建，“先后校士院中者，盐政则有朱绩晫，知府则有蒋嘉年、高士
。知县则有江都朱辉，甘泉蔡鉴诸公”，至朱子颖任转运使，又“廓新其宇”，并“亲为校课，匝月一举，谓之官课，延师校课，亦匝月一举，谓之院课，主讲席者，谓之掌院。”[5](p.62) 而相关的考课制度相当完备。所谓掌院，其职即掌管书院教学，其职责与山长同。“刘重选建梅花书院，亲为校士，而无掌院。适刘公后，归之有司，皆属官课，朱公修高，乃与安定同例，均归盐务延师掌院矣。安定书院自王步青始，梅花书院自姚鼐始。”[5](p.65) 在官课之外，专设掌院，对于书院而言，是步入正轨。梅花书院自姚鼐之后，据李斗所记，有掌院四人，多为进士和举人，故学师皆“知名有道之士”。“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士萃于两院者极盛。”[5](p.67) 姚鼐“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弟子胡虔，字雒君，尽得其文之法，谢蕴山太守撰《西魏书》，虔任校阅之事。”② 又梅花书院弟子中有贵徵，“善属文，尤工汉魏六朝骈俪之作。姚姬传山长知之最先。”③ 从官场退出而入书院，姚鼐可以沉潜于文章学问。
居扬州时，与歙吴殿麟同居梅花书院，尝以所作视殿麟。殿麟以为不可，即竄易至数四，必得当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尝语用光曰：“先生虚怀善取，虽才不己若者，苟其言当，必从之。”于为文尚如是，于为学可知也。故退居四十余年，学日以盛，望日以重。④
丹徒王文治乾隆十九年至京师后，与朱子颖、姚鼐论诗，“心甚惬，因各出其所作以相质”，后王文治自临安解官归，“子颖官两淮盐运使，延姬传主梅花书院，于是三人者复相聚于江淮之间”，⑤ 梅花书院成了一个暂时的谈诗论学的场所。姚鼐因为在梅花书院讲学的机缘，编了一部对桐城文派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据《姚惜抱先生年谱》所记，姚鼐于乾隆四十四年编《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以尽古今文体之则。姚鼐在序文中叙说学古文的经过，其中提到在扬州讲学之事：“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当而已。”《古文辞类纂》选古文与古辞共六百六十三篇，上自战国，下迄清代，凡十三类。在序文中姚鼐提出为文八字诀，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对此选本颇为看重：
鼐前在扬州……纂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曰《古文辞类纂》，似乎于文章一事，有所发明，恨未有力，即与刊刻，以遗学者。⑥
鼐于文章之事，何敢当作者之目，但平生所闻于长者，差异于俗学，所编《古文辞类纂》，石士［陈用光］编修处有钞本，借阅之便可知门径。⑦
翁于文章事，何敢当作者之目。但平生所闻于长者，差异于俗学，所编《古文辞类纂》，陈石士处有钞本，恐一时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钞一部，带回湖湘，或未必无益于学者耳。⑧
从上可知，《古文辞类纂》编撰成书后，未能即与刊刻，“乾嘉之间学者所见大抵皆传钞之本，至嘉庆季年先生门人兴县康中丞绍镛始刊于粤东，道光五年江宁吴处士启昌复刊于金陵”。[5](p.109) 此后刊印本层出（表一⑨ 所列止于一九一九年），成为读书人研习古文的必备书。查检能见到的几种书院藏书目录，如《资州艺风书院藏书目录》、《仙源书院藏书目》、《学古堂藏书目》、《大梁书院藏书总目》、《嘉定九峰书院藏书记》，及河北临津书院和天桂书院的购存书籍目录（据《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古文辞类纂》皆在收藏之列，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集部”亦予收录。此种记录，亦是《古文辞类纂》成为教和学中的“必备书”一个例证。
表一 《古文辞类纂》重要版本一览表
卷数 刊印情况
七十四卷 嘉庆二十五年（1820）合河康氏家塾刻本
七十四卷 道光三年（1823）黄修存刻本⑩
七十五卷 道光五年（1825）江宁吴启昌刻本
七十四卷 道光六年（1826）合河康氏霞荫堂刊本
七十五卷 同治八年问竹轩翻吴刻本
七十四卷 同治八年（1869）江苏书局刻本
七十四卷 光绪十年（1884）吴县朱氏槐庐刻扫叶山房本
七十四卷 光绪十年（1884）席氏扫叶山房据江苏书局本重
印本
七十四卷 光绪十年（1884）吴县朱氏行素划堂刻本
七十五卷 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文瑞楼铅印本
七十四卷 光绪十八年（1892）席氏扫叶山房重校印朱氏槐
庐刻本
七十四卷 光绪十九年（1893）思贤讲舍刻本
七十四卷 光绪二十年（1894）湖南书局刊本
七十五卷 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七十五卷 光绪二十一年金陵状元阁刻本
七十四卷 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化三味书屋刻本
七十五卷 光绪二十七年（1901）滁州李氏求要堂刻本
七十四卷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七十四卷 1914年京师国群铸一社排印本
七十四卷 1916年都门书局铅印本
七十五卷 1918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滁州李氏求要堂本
《古文辞类纂》影响的扩大，除自身的特有价值之外，众弟子或再传弟子的鼓吹之功也不能忽略。姚椿《〈古文辞类纂〉书后》云：“始惜翁先生为此书，成门弟子多写其目或录副去。”(11) 《类纂》的刊刻，如“康本”和“吴本”，即出自弟子康绍镛、吴启昌之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四有二人生平介绍）；而“康本”乃由姚鼐弟子李兆洛精校，“吴本”则由梅曾亮、管同、刘殊庭精校，此三人又皆主多所书院讲席（见表二），姚门弟子视该书的刊刻为一种使命，管同有《重刻〈古文辞类纂〉序（代）》（《因寄轩文二集》卷二），萧穆有《校刊〈古文辞类纂〉序（代）》（《敬孚类稿》卷二），吴汝纶有《古文辞类纂点勘》四卷，并有以俸入股刻《古文辞类纂》之倡议。(12) 河北冀县陈嘉谟是光绪癸卯举人，师事吴汝纶、王树柟、贺涛，尝任深泽中学、保定警务学校、陆军学校等校国文教员，其教书“一准吴汝纶教法，必使根柢经史，兼通古学，学人各自备木椠《御批通鉴辑览》、《古文辞类纂》二书昕夕讲析，务得其实。”[7](p.309) 吴汝纶对《古文辞类纂》极为推重，“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8](p.158) 此类文字，于吴氏书札中还有数处，联及陈嘉谟所承继之教学法，可推想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对《古文辞类纂》的态度。姚鼐总结心得和应讲学之需而产生的《古文辞类纂》，经其弟子的护持和发扬光大，以刊刻、改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林纾的《古文辞类纂选本》）和校点等方式，尤其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教学中的运用，使得它具有生命力并能绵延相当长一段时间，《古文辞类纂》几乎成为桐城文派精神的浓缩或者说是一个象征。
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姚鼐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共八年，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又主讲歙县紫阳书院。姚鼐在敬敷书院的讲学情况，限于文献，不可详考，他的诗集中有《敬敷书院值雪》(13) 一首可略见其时情景。乾隆四十五年冬，姚鼐选明隆万以至清的时文二百五十一篇，名为《四书文选》，“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以《钦定四书文》为主，而增益后来名家及小题文。”[9](p.599) 《钦定四书文》乃乾隆元年内阁学士奉敕编选，以作士林之标准；然方苞自称“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10](p.8) 虽不喜却又不得不为之，实是由于科举考试所致。文章乃士之末，时文又乃文之末。用力于时文，“其初为之者阐经训之旨，归参儒先之讲贯，上则可以成一家之言，次亦铿锵陶冶，时时见古人之情状”。(14) 姚鼐编《四书文选》其意在使诸生知行文体格及因题立义、因义遣辞之法，但于其中求行气说理、造句设色，则终身不能过古人，故当进求先正名家之法，读经史以深其蕴蓄。姚鼐弟子新城陈用光督学浙江时，重订是选，以与浙中士子相讲习，可算是继承师意。
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五年，姚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共十一年；自嘉庆六年至嘉庆九年，姚鼐“以年衰畏涉江涛”又主敬敷书院四年；自嘉庆十年至嘉庆二十年姚鼐卒，再主钟山书院十一年。前后累加，主敬敷书院十二年，而主钟山书院有二十二年之久。姚鼐年寿很高，活到八十三岁，而他在书院讲学的时间有四十余年，如此长时期专注于教书育人一事，其成就似可想见。嘉庆三年，姚鼐讲学的影响已相当可观。谢启昆诗云：“白发郎潜旧史馆，兰陔遂养谢朝冠。人钞经能接唐宋，世有古文窥孟韩。桃李两江环座右，山川六代入毫端。”其中第五句下有注，指姚鼐掌教敬敷钟山两书院十余年。(15) 姚莹是姚鼐在敬敷书院时的弟子，“惜抱先生主讲敬敷书院，府君［姚莹］岁试居院中，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家多藏书，皆薑坞府君［姚范］所丹铅，府君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与同里朱歌堂雅、方植之东树、徐六襄墩、左匡叔朝第、方竹君秉澄、光栗园聪谐、刘孟涂开、朱鲁岑道文为文章道义之交。”(16) 姚莹乃姚鼐从曾孙，得其传授，也是得传家之学。与姚莹切磋文章的同里，也多是姚鼐弟子，或许亦有肄业敬敷书院者。对于桐城文派而言，通常认为是“望溪开之，海峰继之，至惜抱而其传始大。”[11](p.398) 姚鼐在钟山学院时期，将桐城文派推向了鼎盛时期，几位有名气且能传其学的弟子大多肄业于钟山书院，而姚鼐长期在此人文荟萃的金陵，无疑也扩大了他与江南或南来北往的文人学者的交往；其声名日盛，也得地利之助而这一点远非安庆敬敷书院所能比拟。检《桐城文学渊源考》，录评姚门弟子文学造诣语如下：
梅曾亮：师事姚鼐，受古文法，裒然居“姚门四杰”之首。居京师二十余年，四方人士以文字从其讲授及求碑版者至无虚日，其为文义法一本之桐城，稍参以归有光，精悍简质，清夷往复，独深于性情，实有精到处，能窥昌黎门径。其胜处最在能穷尽笔势之妙，磬控纵送，无不如志。其修词愈于方、姚诸公，而一意专精于是，气体理实不能穷极广大精微之致，然顿挫峭折，矫然自异，足以自树一帜。（卷七）
管同：嘉庆初，姚鼐主讲钟山书院，以古文倡天下，同师事最久。久亲指授，最承许与，实为“姚门四杰”之次；苦心孤诣，淹贯群言，好为深湛之思。实得姚鼐的传，遂以古文名家。其文雄深浩达。简严精邃，曲当法度，规模庐陵。（卷四）
方东树：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姚门四杰”之一。览经史诸子百家，独契朱子，为文好构深湛之思，醇茂昌明，言必有物，穷源尽委，沉雄坚实，无不尽之意，不尽拘守文家法律。……导诸生以学行，以诗文就正者，既告之义法，且进以为已之学。
陈用光：师事舅氏鲁九皋、姚鼐，皆受古文法，从鼐最久，师说尤为笃信。其为文必扶植理道，缘经术为义法，和平至足，若无意为文者。（卷四）
姚鼐在钟山书院的几位弟子，不但能得其为文之法，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切磋。梅曾亮尝言：“余于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异之，曰吴县王惠川、桐城方植之。”[12](p.621) 朱琦《柏枧山房文集书后》称梅曾亮“尤心折故友管异之”，在梅氏的诗作中有《呈管异之》：“我生二十犹却扫，尝信文章有交道。吴门王渭雅所亲，得一已尽天下宝。姚公遣我造君室，愧为邑子知不早。文章绝脉获秦余，典型沥耳听周考。[13](p.119) ”又有《和方植之来诗感念姬传先生殁已逾年》“畴昔周旋日，吾师设教辰。鸡鸣开旧馆，鹿洞接芳尘。”
据《姚惜抱先生年谱》所记，姚鼐在钟山书院撰写或刻成的著作有：乾隆五十七年“陈用光校刻先生文集十卷”：嘉庆二年《九经说》刻成，江宁诸生为刻《春秋三传补注》三卷、《国语补注》一卷刻成；嘉庆三年《五七言今体诗钞》十八卷付梓；嘉庆四年“补刻诗集五卷”；嘉庆五年“江宁诸生合为镌刻文集十六卷”；嘉庆十四年“《九经说》刻成后，先生复有所论，增益旧文，合得十七卷，冬门人陶定申为补锓于江宁”，其他年谱未录的著述似有不少，可见《桐城文学撰述考》卷二“姚鼐撰述”。“辞章”与“义理”表里统一，方东树大用功于心性之学，姚鼐大喜，以为可成当日第一等豪杰。姚鼐的这些著作，亦时时传授给弟子。梅曾亮说：
昔侍坐于姚姬传先生，言及于颜息［习］斋李刚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斋犹能谿刻自处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训诂文字讪笑宋儒。夫程朱之称为儒者，岂以训诂文字哉。今无其躬行之难，而执其末以讥之，视息斋又何如也。因出《九经说》相授，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12](p.654)
清人称姚鼐有“儒者气象”，[11](p.399) 他在钟山书院的讲学有“风乎舞雩”之意和鹅湖鹿洞之风，他的诗作有很畅快的纪游诗：“共邀衰敝入秋山，绝顶峰高不可攀。怪石自穿云片片，暗泉时绕径潺潺。霞天岫远层开碧，林谷霜初小作斑。我卧更欣诸子兴，宵分联步月岩间。”(17) 在陈用光的诗中有“因忆曩昔游，负笈随师右”，[14](p.42) “春风高座蒋山旁，行役随师又束装。”[14](p.167) 陈用光于钟山书院乾隆五十五拜谒姚鼐，于乾隆五十八年受业于钟山书院，时间为八个月，但陈用光离开书院，仍以书信请业。陈用光有《喜得惜抱夫子书》和《奉怀惜抱夫子二首》诸诗（见《诗集》卷八），其中后诗中有“不侍经帷遂十年，年年书札隔江传”。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中收有数封回复姚鼐的书札，其中就有讨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的文字。姚鼐对陈用光似乎特别看重，在钟山书院时，曾分次将《古文辞类纂》钞本寄给他，此种信任自然不同一般。在姚鼐与陈用光的书札中，有一通是传授古文之法，其中牵涉义理与辞章以及朗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桐城文派的中心问题。
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取古人之具美，融合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也。
所寄来诗文皆有可观，文韵致好。但说到中间，忽有滞钝处，此乃是读古人文不熟。急读以求其体艺，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18)
“姚门四杰”中的方东树，于乾隆五十八年受业于姚鼐，至嘉庆三年归里。嘉庆十二年至十五年姚鼐邀他至钟山书院课其长孙，前后累计，方东树随侍姚鼐的时间也有十年之久，其为文治学，颇得姚鼐神髄，相关论述于《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中可稍见。(19) 方东树在《管异之墓志书后》中指出惜抱先生所传弟子数人，皆颇以能文称，然皆不若管同达到“独至”之境。管同为学，苦心孤诣。姚鼐亦有书札与他讨论，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云：
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六通，皆在钟山日异之客山左所得者，中言诗古文法甚精，盖深喜异之所为而言之。逾数年先生亡，不及见异之后来进境，今所传《因寄轩集》，岂不胜于秦、晁之在苏门耶？[15](p.583)
《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姚鼐弟子一百四十二人，其中除私淑或其他途径所收弟子外，在钟山书院培养的弟子似颇可观，以上或详或略地述说的几位只是其中的杰出之士而已。因为姚鼐长期在此执教钟山书院，尽管当时汉宋之争正为激烈，也吸引南来北往的文人学者。以下几条材料或许可以作为例证。嘉庆四年，陈用光“余己未岁［嘉庆四年］见渊如于姬传先生所。”[16](p.419) 嘉庆十七年，“［包世臣］谒桐城姚惜抱先生于白门钟山书院，请为学之要。”[17](p.193) 嘉庆十八年八月，张祥和“赴金陵谒桐城姚姬传先生鼐于钟山书院，出诗词稿请正，先生击节叹赏，尤称先君词得姜张余韵。”[18](p.15) 嘉庆年间， 张祥河有《谒姚姬传先生钟山书院》二首，其一云：“坠绪搜求勇，方刘要替人。诸生尊祭酒，有道仰儒臣。伪体随风扫，斯文得派真。早时弃轩冕，岂为自由身。”[19](p.314)淩廷堪有《答姚姬传先生》诗，其中有“皋比廿载拥名都，言行真为士楷模。谈艺不讥明七子，说经兼取宋诸儒。”“传得桐城耆旧学，直偕熙甫继欧苏。”[20](p.84) 张阮林：“惜抱先生主钟山书院，阮林以诗往质，先生复书，有奇才之誉。先生未尝以奇才许后进，独阮林与刘君开得称。”[15](p.427) 姚鼐《中宪大夫松太兵备道章君［攀柱，字华国］墓志铭并序》：“自是君不复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时，鼐主钟山书院，钱塘袁子才于金陵城中作园林，甚盛丽，丹徒王禹卿时来游，与君皆有声伎，三君每召聚宾客游蒸，鼐亦与焉。”[21]
二、桐城文派诸家与书院
在桐城文派诸家之中，藉书院讲学来扩大该派的影响，其功劳最大当首推姚鼐。然依靠这种途径来传播文章之学，仅凭姚鼐一人之力，其作用仍受时空限制，事实上，该派作家在书院中讲学的有七十余人，可见表二。(20)
表二 桐城文派诸家主讲书院表
名字 籍贯 师从科名
刘大櫆，字才甫 桐城 方苞歙县问政书院、安庆敬敷书院
姚鼐，字姬传桐城 姚范、刘大櫆乾隆癸未进士梅花书院、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
宁钟山书院
沈廷芳，字畹叔 仁和 方苞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 福州鳌峰书院、肇庆端溪书院、仪征乐仪
书院、敬敷书院讲席
叶酉，字书山桐城 方苞乾隆己未进士主讲钟山书院十余年
官献瑶，字瑜卿 安溪 方苞乾隆己未进士鳌峰书院
陈浩，字紫澜昌平 方苞雍正甲辰进士开封大梁书院
成城，字成山仁和 沈廷芳 乾隆庚辰进士松林书院
王昶，字述庵青浦 沈彤乾隆甲戌进士娄东书院、杭州敷文等书院
韩梦周，字公复 潍县 与陈用光等以古文相切摩 乾隆丁丑进士凤阳淮南书院
吴贤湘，字清夫 宁化 方苞、朱仕诱嘉庆丙辰举孝廉方正 樵川书院、泉上书院等
廖鸿章，字羽明 永宁 乾隆丁巳同进士 紫阳书院
单为鏓，字伯平 高密 私淑方苞道光己酉举人长清书院
张甄陶，字希周 福清 方苞乾隆乙丑进士昆明五华书院、贵山书院、整峰书院二十年。
孙廷镐，字庚炎 无锡 方苞诸生蛟川书院
黄贤宝，字介卿 长沙 周桐圃 乾隆癸丑举人环溪书院、湘阳仰高等书院
姚范，安南青桐城 乾隆壬戌进士黄冈问津书院
王灼，字明甫桐城 刘大櫆 乾隆丙午举人祁门东山书院
姚椿，字子寿娄县 姚鼐监生河南夷山书院、湖北荆南书院、松江景贤
书院
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
方东树，字植之 桐城 姚鼐诸生书院、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祁
门东山书院
梅曾亮，字伯言 上元 姚鼐道光壬午进士安庆敬敷书院、扬州梅花书院
刘开，字明东桐城 姚鼐大雷书院
张敏求，字燮臣 桐城 刘大櫆 乾隆乙卯举人主陕、豫诸省书院讲席
方泽，字苎川 与姚范友善以文学相切磋 乾隆丁卯优贡洪桐、王峰等书院
杨澄鉴，字伯衡 桐城 光绪丙子进士淝西、研经、三乐、培文等书院讲席
姚莹，字石甫桐城 姚鼐嘉庆戊辰进士榄山书院
宗稷辰，字迪甫 山阴 李宗传 道光癸巳进士湖南虎溪书院、濂溪书院，龙山苓社、香
苓讲社、群玉讲社等讲席
温保琛，字明叔 上元 姚鼐、梅曾亮道光壬午进士扬州安定书院
徐墩，字六襄桐城 姚鼐嘉庆甲戌进士亳州、徽州等书院
光陪谐，字律原 桐城 姚鼐嘉庆己巳进士淮南书院
胡虔，字雒君桐城 姚鼐嘉庆丙辰举孝廉方正 主讲绍兴某书院、江西秀峰书院
苏源生，字泉沂 鄢陵 钱仪吉 道光庚子副榜河南文清书院十五年，后主鄢陵书院
徐熊飞，字渭阳 武康 秦瀛嘉庆甲子举人浙江平湖书院、诂经精舍
徐子苓，字毅甫 合肥 姚莹道光乙未举人安徽泗县夏邱书院
孔宪彝，字叙仲 曲阜 李宗传 道光丁酉举人山东聊城启文书院
钱仪吉，字蔼人 嘉兴 私淑姚鼐嘉庆戊辰进士广东学海堂、开封大梁书院
钱泰吉，字辅宜 嘉兴 钱仪吉 诸生主讲海宁安澜书院七年
刘庠，字慈民南丰 曾国藩 咸丰辛亥举人主讲云龙、敦善书院，主讲崇实书院二十年
秦赓彤，字临士 无锡 咸丰丙辰进士主讲东林书院十余年
赵绍祖，字绳伯 泾县 道光辛巳孝廉方正秀山、翠螺等书院
秦濂，字士莲无锡 秦瀛乾隆庚子举人河北永平敬胜书院
蒋湘南，字子潇 固始 钱仪吉 道光乙未举人主讲贵州凤翔书院、陕西丰登、宏道、冯
翊等书院
方昌翰，字宗屏 桐城 姚莹诸生汉南荆山书院
潘眉，字稚韩吴江 郭麟诸生主讲湖州黄冈书院五、六年
何如璋，字子莪 大埔 同治戊辰进士潮州韩山书院
顾广誉，字惟康 平湖 姚椿咸丰壬子优贡上海龙门书院
柳以蕃，字价人 吴江 私淑姚鼐诸生切问书院
凌泗，字断仲吴江 陈寿熊 诸生切问书院
管同，字异之上元 姚鼐道光乙酉举人安庆敬敷书院
吴嘉宾，字子序 南丰 梅曾亮 道光戊戌进士琴古书院
孙鼎臣，字芝房 善化 梅曾亮 道光乙巳进士口口书院
陈溥，字稻孙新城 梅曾亮 监生九峰书院
陈学受，字永之 新城 梅曾亮、朱琦监生弋阳书院
秦缃业，字应华 无锡 梅曾亮 道光丙午副榜口口书院
孙衣言，字劭闻 瑞安 梅曾亮 道光庚戌进士紫阳书院
杨彝珍，字季涵 武进 梅曾亮 道光庚戌进士朗江仰高书院
杨士达，字希临 金溪 梅曾亮 道光乙未举人饶州书院
王菜，字子庄黄岩 孙衣言 同治丁卯举人主清献、文达、正学、宗文、中山、东山、肄
经、经训、九峰经舍等书院
龙继栋，字松岑 临桂 龙启瑞 同治壬戌举人主讲万全肥及江宁尊经书院
方宗诚，字存之 桐城 方东树 商河书院、衡水书院、庐江书院，创办敬
义书院
戴钧衡，字存庄 桐城 方东树 道光己酉举人桐乡书院
吴廷香，字奉璋 庐江 方东树 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 潜川书院
文汉光，字斗垣 桐城 方东树 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 祁门书院
吕璜，字礼北永福 吴德旋 嘉庆辛未进士临桂榕湖经舍、秀峰书峰
主讲金陵凤池书院、文正书院、江汉经
张裕钊，字廉卿 武昌 曾国藩 道光丙午举人心、鹿门等院，光绪九年至十五年又主
莲池书院
王拯，字定南马平 梅曾亮、吕璜道光辛丑进士孝廉书院
朱琦，字伯韩临桂 梅曾亮 道光乙未进士秀峰书院
吴汝纶，字挚甫 桐城 曾国藩 同治乙丑进士保定莲池书院
王树柟，字晋卿 新城 张裕钊、吴汝纶 光绪甲午进士莲池书院、信都书院，辽宁萃升书院
贺涛，字松坡武强 张裕钊、吴汝纶 光绪丙戌进士主信都书院、文瑞书院、文学馆即莲池书院
姚永朴，字仲实 桐城 张裕钊、吴汝纶 光绪甲午举人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
学堂、北京大学、辨法政专门学校
汪宗沂，字仲尹 歙县 张裕钊、吴汝纶 安庆敬敷书院、芜湖中江书院、歙县紫阳
书院及建德、祁门、婺湖、黟县等地讲席
姚永概，字叔节 桐城 方宗诚、张裕钊、吴汝纶 武夷书院
马其昶，字通伯 桐城 方宗诚、张裕钊、吴汝纶 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师范学校安徽
高等学堂、京师法政专门学校
赵稀，字湘帆冀州 吴汝纶、贺涛、王树柟光绪戊子举人深州文瑞书院、冀州书院
孙葆田，字佩南 潍县 张裕钊、单为鳃 同治甲戌进士令德、宛南、尚志、河朔、泺源、大梁、尊臣
等书院
范当世，字无错 通州 张裕钊、吴汝纶 诸生河北观津书院
王振尧，字古愚张裕钊、吴汝纶 光绪举人唐县书院
李谐韺，字备六 冀县 吴汝纶、王树柟、贺涛光绪甲午举人主讲翘材书院，任保定优级师范国文教
师
齐令辰，字褉庭张裕钊 光绪壬辰进士易州书院
在上表的罗列中至少可以总结出几种现象：其一“桐城文派”的三祖都有弟子通过书院传其文章之学，如桐城王灼，“师事刘大櫆，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櫆在桐城门人以灼为最，大櫆亦极称许。古文确有宗法，理法词气必衷于是，虽步趋大櫆，得其形貌，而雅洁可诵。［略］主讲东山书院。晚归祁门，旧弟子复引之讲学。”[7](p.139) 但从师承角度来看，姚鼐一脉自成统系，传至“姚门四杰”之后，更有“放大”状态，再传弟子较多。而有些弟子如陈用光虽未主书院讲席，但他官至礼部侍郎，两充会试同考官，典试顺天、河南、江南，督学福建、浙江，其影响也不可小看。道光乙酉，陈用光典试江南，力拔刘孟涂，使之得中举人，任闽浙督学时，曾重刻程端礼本朱子之意而作的《读书分年日程》，还有姚鼐的《四书文选》。其二在书院讲学绵延的时间较长，从刘大櫆、姚鼐直至晚清，有些人经历了从书院到学堂这一转变时期，如表中所列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李谐瑛等。书院和学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国初年桐城派在教育领域上自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下至中小学，皆可见桐城文派的影响，故五四新文学首将革命矛头对准它。[22](p.234—240)
其三，桐城文派诸家主讲的书院虽然众多，但也有一些类似枢纽性的书院。江宁的钟山书院除姚鼐长期主讲席外，叶酉在此也讲学十余年。曾国藩收复金陵之后，重兴文教，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凤池书院的修整与重开，皆由其经理，山长亦由其亲为聘请，譬如张裕钊之主讲凤池书院即是曾国藩之意。（此一问题牵涉面稍广，笔者另有专文考述，此处暂不展开。）扬州梅花书院，姚鼐之后，梅曾亮亦曾主讲(21)：安庆的敬敷书院，有刘大櫆、姚鼐、沈廷芳、梅曾亮、管同等先后执教。江宁邓廷桢亦是姚鼐弟子，曾任安徽巡抚，敬敷书院成为桐城文派的集会之地，似与邓廷桢有关。
时公幕中人才甚盛，如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异之、汪钧平甫、马沅湘帆，桐城方东树植之，阳湖陆继辂祁孙，长洲宋翔凤于庭，皆其卓卓者也。又常颜其堂曰八箴，公余之暇，与诸名士讲艺其中，风流文采照耀江左，管同有文记之（见《因寄轩文集》）安庆敬敷书院为人士荟萃之区，公尤留意培植，试之日集诸生于院署，手评其文而面教之，尝以秋海棠命题课士，江宁侯青甫少广云松特绘图以纪其事（见《金陵诗徵》）。[23](p.146)
其四，以籍贯而论，表中所列作家以安徽（尤其是桐城有十八人）和江苏为多，这也是桐城文派的中心地区，但这些作家有很强的流动性，通过包括书院讲学在内的多种途径将其影响传至广西和河北，还有湖南和福建，使它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全国性文派。以下就以广西和河北为例，展开论述。
三、岭西五家与书院
嘉道之际，桐城文派在广西兴起，有“岭西五家”（即永福吕璜、临桂朱琦、平南彭昱尧、临桂龙启瑞、马平王拯）之说。此说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侯绍瀛编《粤西五家文钞》，前有谢元福序：
嘉道之际，永福吕礼北、临桂朱伯韩两先生始以桐城之文导乡党，马平王氏、临桂龙氏两先生复起而和之，于是粤西之文且为世所指名。上元梅郎中伯言至谓：海内文章殆在粤西。虽一时好尚，遂闢吾乡文辞之正轨，则亦若有运会存乎其间，非偶然也。吾友侯东洲大令习闻诸先生之学，闲尝约采其本集诸文荟为一编，复傅以吾师郑先生之文，命曰五家文钞。(22)
作为桐城文派的中坚人物，梅曾亮对岭西文章的称赞，可以说是确定了岭西诸家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天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基本上就是“天下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翻版，寥寥数字，却有宣言的意思。二者并置，也可以看出“岭西五家”的兴起与“桐城三祖”的出现，都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令人刮目相看。梅曾亮的称许，岭西五家也相当珍视，朱琦的《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和龙启瑞的《彭子穆遗稿序》中都记录了这句标志性的话语及其因缘。然而，桐城文派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入广西并形成影响呢？朱琦的一段文字中提供了大致的线索：
伯言居京师久，文益老而峻，吾党多从之游，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门。先是吾乡吕先生以文倡粤中，自浙罢官讲于秀峰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吴仲伦，仲伦亦私淑姚先生者。是时同里诸君如王定甫、龙翰臣、彭子穆、唐子实辈，益知讲学。及在京，又皆昵伯言，为文字饮，日夕讲摩，当是时海内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遗书读之，然独吾乡嗜之者多。[24](p.246)
由此可见，桐城文派传入广西，先后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吴德旋与吕璜一线；其二是梅曾亮与王拯、龙启瑞、彭昱尧一线。经两线的传入，至广西落地生根，又皆与书院讲学相关。
据吕璜自编年谱所记，吕璜之得识吴德旋在道光八年，其时吕璜五十二岁，因会稽德清案褫职，在杭州滞留。吴德旋云：忆岁在戊子之春，予授经甬上，君在杭州，于友人处见予文而善之，以其所撰述邮视于予，商榷可否，是年冬予归途过杭州造访人，宿留于其所居之丛桂山房二十余日，议论往复益切深，自是予每过杭，必就与谈艺。君年少予九岁，予故弟畜之。及君别予而归，各以不得复相见为恨，然邮书通问讯无虚岁，几忘其为相隔五千里之远也。(23) 吕璜致吴德旋书札（见《月沧诗文偶存》），自述学文经过，言辞真切：他对在丛桂山房亲承吴德旋“口讲指画”，亦条而记之，此即《初月楼古文绪论》。吕璜因此“于古文义法乃益窥其深。”[25](p.460) 《古文绪论》所收六十条语录涵盖面较广，多为心得之语，成为他回广西在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26](p.110) 录举其中两条，以示吴德旋得桐城法乳，(24) 吕璜依此发挥，再传授给弟子，可谓正途。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虽不可以不学，然志仅及此，则成就必小矣。《史》、《汉》及唐人，须常在意中也。（一）
《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顺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七）[27](p.19—20)
道光十四年广西布政司郑祖琛（梦白）于丽泽门创建榕湖经舍（即经古书院），以经学古学课诸生，延年已五十八岁的吕璜主讲。吕璜于诗、古文皆有法，尤严于律己，以乡先贤陈宏谋“学问须看胜我，境遇须看不及我”自治。其《示经古书院诸生三首》，标明讲学意向。其一云：“古人贵通经，所贵在致用。近人务说经，乃务以辞众：［略］宋贤炳薪传，道积鉴斯洞”，其二云：“将为古文章，汉唐多可宗。北宋有作者，亦复称豪雄。其义根六经，其语羞雷同。”诗中表露出的观点，显然与桐城文派的文章论相契合。王拯是吕璜在榕湖经舍的弟子，有《榕湖经舍感怀八首追次永福师月沧先生秀峰书院杂诗韵》，其中有诗句如：“乡邦考文献，磊落数贤存。南阁经声远，东溪道脉尊。原泉须到海，黄实要培根。”“经堂连掖院，谫学数追随。”[28](卷十五)
自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吕璜主讲秀峰书院。嘉庆四年他肄业于此，回归执教，欣然之情溢于言表，其《秀峰书院杂诗八首》有句：“峤外英才茁，才编萃此多，由来觇远抱，非止擢巍科”，（其一）“箧中三万卷，廿载枉相随，老合书城拥，闲犹廪粟縻。岂真稽古力，亦有下帷思。教本能兼学，归来惜已迟。”（其三）[29]( 卷二) 吕璜讲学强调以六经为根柢，通经致用；为文以桐城为正宗，苟能以立诚之义为归，其文章必能宏伟超旷。朱琦《闻吕先生论文有述》云：
文字无今昔，六经为根核，夫子抱遗篇，狂简慎所裁。讲席秀峰尊，百史能兼赅。［略］高筑万卷楼，啸歌城西隈。后稍移南郭，花竹傍簷裁。弟子逡逡进，白发笑口开。论道有绳尺，举酒方欢咍，指谓旧师友，徜徉不我猜。初月照高炯，乃自桐城来。义法守方姚，无异管与梅。[30](p.150)
彭昱尧云：“先生既归，大吏聘掌秀峰讲席，研精彻莹，砻沙磨铡，辨淄与渑，既廉且贞，诸生始而骇，继而孚，终而悦，且欷歔先生之卒之难乎为继也。”(25) 自吕璜归倡导桐城古文，渐成风气。彭昱尧初师从楚雄池生春，才气奔腾，也就是在此风气之下，“于吕而折节从之，一屏才气，委蛇绳尺中。”(26) 彭昱尧后游京师，得识梅曾亮，文于数变之后，终成一家。
朱琦在岭西五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最先响应吕璜的倡导，其文可与吕璜齐名，而且最早向梅曾亮学习古文，是其他三家进一步学习古文的引领者。[26](pp.147—148) 朱琦是道光十五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御史。居亦为官，敢于上章陈奏，是当时“谏垣三直”之一，道光十七年告归，“思以学术励当世。”以龙启瑞《送朱伯韩前辈》诗推之，朱琦似将去主讲秀峰书院（吕璜道光十八年离，故有可能）。
负郭虽无田可耕，传家幸有书堪理。峨峨讲堂秀峰下，学徒萃萃盛冠履。君归邑子得模范，定见英髦相继起。况君好贤本天性，突过昌黎荐侯喜。[30](p.29)
当政治阴暗，仕途受阻时，教书育人对于文人而言，自是实现其人生理想的绝好途径，故吕璜和朱琦都先后转入书院。此种转向，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广西来说，实是一件幸事。王拯晚年亦归乡主讲孝廉书院，龙启瑞虽未主讲书院，但他在任湖北督学时，对书院颇为重视。为真正达到培植人才的目的，他颁布《月课书院示》和《发还月课札》改革书院考试中的种种弊端，又有《晓谕书院生童示》，劝导诸生多读书作文，以《经籍举要》为向导，做到治经作文以群经为根柢，不致为时文讲章所囿。在《与书院诸生论文谕帖》中，龙启瑞再次强调这一点：“平日根柢培植深厚，下笔自有理实，有理有实，则有议论，有议论则有光焰，即用词藻，亦能撷经之腴。”[32](p.646)
岭西五家作为一个群体崛起而颇有影响，似与他们的科名也有些关联。吕璜为嘉庆十六年进士，朱琦为道光十五年进士，彭昱尧为道光二十年举人，王拯、龙启瑞为道光二十年进士，五家中朱琦、王拯、龙启瑞官位较高。此种状况有利于得到特定文人圈的认可和声名的传播，而这种资历亦有便于他们回乡主讲书院，吸引当地读书人，并最终通过师弟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气。
四、桐城文派传入河北
桐城文派传入河北，主要得力于“曾门四弟子”中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刘体智云：“吴挚翁就湘乡曾氏求学。于姚氏为私淑，讲学最久，名重东北，为桐城人物之后劲”，[33](p.1) 桐城文派在河北传播的中心地区在保定莲池书院。
保定莲池书院，桐城古文派渊薮。武昌张裕钊濂溪先生掌教多年，以桐城文教诸生，《濂亭文集》半在莲池所作。桐城吴汝纶挚父继之。挚父初为直隶深州知州，不乐，挂冠去，随聘为莲池书院山长。[34](p.247)
据雍正《畿辅通志》卷二十九所记，莲池书院为总督李卫于雍正十一年所建，同治中叶以来，任山长的先后有大兴李嘉端和新城王振纲（王树柟祖父），然二人皆无建树。咸丰十年至同治元年，光绪四年至光绪七年，黄彭年两任莲池书院山长，[35] 筹添经费，增修讲舍，广储书籍，明立章程，建学古堂，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制定学规九条，倡导学生读史、地、经济等实用之书，有崇尚朴学之风，此乃莲池书院学风的第一次转变。
莲池之有经古课，虽由黄彭年开其端，然士子之知学问，实自张、吴始。吴汝纶之子吴生云：“盖河北自古敦尚质朴，学术人文视东南不逮远甚。自廉卿先生来莲池，士知有学问。先公继之，日以高文典册摩厉多士，一时才俊之士奋起云兴，称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己丑以后，风会大开，士既相意以文词，而尤重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地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矣。”(27) 光绪十四年， 张裕钊迫不得已，南行赴江汉书院讲席。张氏离任之后，传言张佩纶接主此讲席，但人言纷纷，相约如张佩纶来，决不应课。光绪十五年，吴汝纶到任。张裕钊主莲池书院六年，吴汝纶则为十三年，前后相继，几近二十年，皆由桐城文派名家主讲。“培养一辈学风，转移全省风俗，虽有耆儒硕学为之师，非假以悠久之岁，亦不敢薰陶镕铸之功。”[36](p.229)
吴汝纶在来莲池书院前，任冀州知州，为当地的文教事业做了不少实事，“［光绪］八年，知州吴汝纶筹银一万二千九百五十两，钱一万九千二百三十缗，置地九百二十亩，延名师，备膏火。时新城王树棉武强贺涛相继为山长。萃一州五县高材弟子，课以经史词章有用之学，连岁登甲乙榜者数十人，而州人赵衡李谐瑛等尤以诗古文词蜚声于外。论者谓书院人才，最为一时之盛。”[37] 当时冀州人康蔗田、李箸德辅助，献高亦曾为主讲，诸先生皆耆年硕德，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吴汝纶请王树柟任信都书院山长之事，其中有些周折。同治八年后，王树柟一直讲学莲池书院，至光绪八年吴汝纶亦欲聘请，无奈黄彭年不允，书札往回商讨，未有结果，导致双方不悦。吴汝纶后以整顿学校为国家造就人才为理由，上书李鸿章，经调解决定王树柟在莲池书院和信都书院各住半月。[38](p.549) 王树柟十五岁起学为骈体文，至信都书院后，与吴汝纶朝夕讨论，自此不复为骈俪文，而专攻古文。这一年王树柟已三十二岁，由骈文转向古文，自是文章事业中的要事，而吴汝纶是促使其转向的关键人物。王树柟对此事深有感触：
及桐城吴挚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讲信都书院，朝夕过从，聆其绪论，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怃然，自惭其不类，乃尽弃向所为者，而更以近作质之挚甫。挚甫则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观于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在彼也。”余尝见今之老师宿儒，闭门著述，其用力不可谓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终身，卒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则以无明师益友启其门而导之路也。夫人之聪明才力，其赋于天者大半相同，而相差之数，卒至不可以道里计，则以知与不知故耳。(28)
吴汝纶对贺涛寄以厚望，当他离开莲池书院时，荐举贺涛作为书院主讲，曰：“贺君在，斯文之传可以不绝。某去，犹不去也。”[39](p.154) 王树柟和贺涛皆桐城文派晚期的重要作家，王树柟“气锐识敏，善能发其学于之内，浸淫于两汉，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间，其气骨遒上，实有得于阳刚之美”，贺涛“为文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矜练生创，意境自成，［略］其规模藩域，一仿吴、张二公。”[7](p.287—288) 两人谨守桐城家法，且付诸书院讲学之中，尚秉和《新城王公墓志铭》称王树柟“门弟子数千人”；而贺涛主信都书院十八年，又主文学馆（光绪三十年莲池书院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文学馆）。孙葆田“古文最得张裕钊之传，其文朴实弁雅，泽以经术，一以方苞为归，”[7](p.289) 历主令德、宛南、尚志、河朔、泺源、大梁、尊经等书院讲席，地域稍广。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于张裕钊、吴汝纶专设一卷，正是对二人开拓桐城文派“势力范围”的肯定，在张、吴两人名下著录弟子一百八十四人，其中还有三名日本弟子。
从“桐城文派诸家主讲书院表”中可看出，有不少作家（特别是张、吴两人弟子）所从之师范不止一人。虽然说桐城古文有种种义法界定，然各家性情学问不同，风格因而随之变化；转益多师，对学文者而言，自然大有裨益。
两先生门下贤隽士相通流，如通州张謇季直、范当世肯堂，沧州张以南化臣，桐城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南宫李刚己，冀州赵衡湘帆，皆其著者也。刑部［贺涛］受知吴先生独早，先生矜宠异甚，复为通之张先生，以故兼受两家学，于吴先生门尤为耆宿，赵、李之徒皆其后辈。(29)
“相通流”这种现象，不单是在张、吴两家门下，譬如李刚己，为吴汝纶在冀州时所得之士，吴汝纶让他受学于范当世及贺涛，赵衡为吴汝纶、贺涛弟子，又问业于王树柟。总之，“转益多师”是桐城文派的继续自身活力的一种保障，在“岭西五家”中也有此表现；它有利于减免内部之争，使文派和谐发展。
桐城文派的文章观念和创作都因时而发生变化，如从方苞、刘大櫆到姚鼐可以看到古文法理论的定型过程，其中姚鼐在义理、辞章之外加上考据一项：又在《古文辞类纂》中特加辞赋一类，表现最为明显；刘孟涂认为应在八家之文上，进之以《史》《汉》，再上溯六经、《语》《孟》以至诸子百家；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添“经济”一项，《史》《汉》兼重，力主“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故其使桐城派古文“变化以臻于大”。那么发展至张裕钊、吴汝纶这一代，是否能进一步调整变化以适应世变呢？吴汝纶到莲池书院之后，以“博知世变，易守其旧，非举中外学术于一治，终不能成为有用之才”为教育宗旨。在改革考试制度增加经费外，另加考科，要求生徒“必须精通外语，始能宏济时变”，书院开有日语、英语课。聘日人野口多内、英人居格豪任教师。[40](p.12) 又主张改革科举考试：“胡中丞请变通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8](p.88) 然而这种变化中他仍能固守，在答其弟子弓汝恒（字子员）的书札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承询后生读中国书，窃谓初学以《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为主，辅以《纲鉴正史约》陈文恭公手辑本。中才（材）进业，则以《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通鉴辑要》为主。上材则六经卒业，《史记》、《汉书》、《庄子》又必读之书也。若西学则无师不度。[8](p.142)
吴汝纶以为《古文辞类纂》乃六经后之第一书的论点，与此处“中才进业”之书有内在的关联，临万变而不能方寸，仍不舍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古文辞类纂》，他在致陆伯奎的书札所附录的“学堂书目”中依旧将其列入，以为以后改习西学，典籍中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8](p.158)
结语
一个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的形成，第一要求该派成员的创作有自己独有的特色，能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第二为了使自身持续发展而又不失其内在的同一性，要有“垂统”的要求，即《孟子·梁惠王下》所说的“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41](p.9) 第三，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著作和存在的时间。桐城文派能够绵延二百余年之久，不但具备以上条件，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桐城派古文也与科举考试中的时文有一种紧密的关联，那就是古文与时文的问题，钱仲联认为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时文影响古文，则降低古文的品格，[42](p.185) 桐城文派诸家所主讲的书院完全是属于清代的官学教育，攻时文是书院教学中的重要内容，(30) 作为提升时文的古文也就有了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另外，桐城文派的“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道统与朝廷所倡导的政教又是一致，故其发展获得一种非常适宜的条件。桐城文派的传衍，凭借书院讲学这一途径，从东南传到广西，又传到河北，由点及面，由独木繁衍成树林。使其在地域上有一种平衡，成为全国性的文派；而在时间上，一脉相承，弟子辈出，薪火不绝。此种范围的扩充让人想到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从前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流派的形成当然也有讲授、唱和、集会等传播方式，但都不及桐城文派所主讲的书院那样有规模有保障，而且该派不少作家主讲书院者时间也相当长，这对培育弟子，形成风气尤为有利。
收稿日期：2005—11—09
注释：
① 此文定稿采纳南京大学中文系徐有富教授以及广西大学中文系张维博士的评阅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此统计数据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第787页。据笔者检读清代苏、浙、皖三省方志及清人诗文集的初步结果， 实际数目可能还要多出不少。
② 李斗《扬州画舫录》，第64页。胡虔，生卒年不详，安徽桐城人，诸生。自厉于学，师事姚鼐受古文法，家贫，客游为养，历主翁方纲、谢启昆、秦瀛等幕府，尤与谢启昆称莫逆。谢启昆为布政、巡抚，必请与偕，为代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平生勤于撰述，有史地著作多种。见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61页。
③ 李斗《扬州画舫录》，第73页。贵徵，字仲符，号奕唐，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吏部文选司郎中，改道员。著有《安事斋古文存稿》一卷，《安事斋诗录》四卷《词录》二卷。见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第585页。
④ 陈用光《姚先生行状》，见《太乙舟文集》，卷三，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91页。吴殿麟（1744—1809），名定， 少与姚鼐同受古文法于刘大櫆，尤相友善。吴氏师事刘大櫆，始于刘氏之官徽州，刘氏归枞阳，定又从之，故得力甚深，论诗文最严于法，有诗集文集行世（见《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传》二），又深于义理之学，为姚鼐畏友。
⑤ 王文治《梦楼诗集序》，见《梦楼诗集》卷首，乾隆六十年食旧堂刻本道光二十九年补修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01页。 姚鼐在该诗集序中云：“与先生别十四年矣，而复于扬州相见，其聚散者若此，岂非天耶？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进，尝同鼐宿运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亦可见二人切磋之乐。
⑥ 姚鼐《与张撝约》，见《惜抱轩尺牍》，陈用光编，成都昌福公司排印本。此处参考周远政《〈古文辞类纂〉研究》（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3，未刊），第2—3页。
⑦ 姚鼐《答张梧冈》，见《惜抱轩尺牍》。
⑧ 姚鼐《与周希甫》，见《惜抱轩尺牍》。
⑨ 此表根据《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书目》、《山东省图书馆藏海源阁书目》、《杭州大学图书馆线装书总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南京图书馆书目、上海图书馆书目，及《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整理编制而成。
⑩ 据管同《题康刻本古文辞类纂》，黄修存为康绍镛侄婿。见《因寄轩文集》，卷二，光绪己卯刻本。
(11) 姚椿《晚学斋文钞》，卷三，咸丰二年刊本。
(12) 吴汝纶《答姚慕庭（戊戌三月廿三日）》：“吴刻《古文辞类纂》，元［原］板已毁，近欲集资付印。曾文正公一生佩服惜抱先生，于其自作之文，尚有趣向乖异之处，独于此书，则五体投地，屡见于书札、日记及家书中。中国斯文未丧，必自此书，以自汉至今，名人杰作，尽在其中，不唯好文者宝畜是编，虽始学之士，亦当治此业。后日西学盛行，六经不必尽读，此书决不能废。而康本孤行，又复翻板，以吴刻校之，实有雅俗之别。此乃公家旧物，鄙意欲求多分鹤俸，勉入数股，以为之倡，可乎？”见《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126页。
(13) 姚鼐诗云：“空庭残雪尚飘萧，时有栖鸦语寂寥。久坐不知身世处，起登高阁见江潮。”见《惜抱轩诗集训纂》，姚永朴训纂，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363页。
(14) 陈用光《重订姚先生〈四书文选〉》，见《太乙舟文集》，卷六，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82页。
(15) 谢启昆《姚姬传自金陵来访饮于湖上赋赠二首兼以送别》，见《树经堂诗续集》，卷一，嘉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00页。
(16) 姚炂昌编《姚石甫先生年谱》，同治六年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527页。年谱编者将姚莹就读敬敷书院的时间定在嘉庆十一年丙寅，似有误。
(17) 姚鼐《门人谈承基吴刚周承祖阮相邀游摄山宿般若》二首其一，见《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十页。诗题后有姚永朴案语：“诸人皆尝肄业钟山书院者。”
(18) 姚鼐《与陈硕士》，见《惜抱轩尺牍》第56—60页。
(19) 方东树云：“文章者，道之器，体与词者，文章之质范。其质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无媸也，则存乎义与法。”“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覆讽玩之深且久，罔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词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不则必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今为文者多，而精诵者少，以轻心掉之，以外铄速化，期之无惑乎，其不逮古人也。”见《考槃集文录》，卷五，光绪二十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32—334页。
(20)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所收录的桐城文派作家过于宽泛，本表主要参考该书卷二至卷四，卷六至卷八和卷十编制，同时亦参考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以及一些清人文集中的传记资料。
(21) 吴清鹏有《梅伯言来主梅花书院有诗奉答》，见《笏庵集》，卷十九，咸丰五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92页。又， 《柏白枧山房诗集》卷九有《馆梅花书院和吴笏庵》，作诗时间在庚戌年，即道光三十年。见《柏枧山房全集》，咸丰六年刻本。
(22) 谢元福《粤西五家文钞序》，见《粤西五家文钞》卷首， 光绪二十四年刊本。此条材料及以下关于岭西五家之论述，多有参考张维《岭西五大家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之处，特此说明。
(23) 吴德旋《吕月沧墓表》，见《月沧自编年谱》卷首，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年谱珍本丛刊本），第429页。从桐城文派的传衍来看，在姚鼐的几位有名的弟子中，梅伯言的作用似最为突出，尤其是他在京师的一段时间，对桐城文派的发展有不小的功劳，从“岭西五家”的兴起，可稍知一二；在此之外，其他得梅曾亮影响的文人也有不少，如秦缃业《跋梅伯言郎中朋旧尺牍》云：“道光年间，初识先生于京教场胡同寓，辱承奖借，许在师友之间、过从尤数。先生所评诗文稿及题赠之作今俱经乱无存。”见《虹桥老屋遗稿》，补遗，光绪己丑刻本。
(24) 姚椿《吴仲伦先生墓志铭并序》称吴德旋“年几四十，请意于桐城姚先生鼐，以为善学韩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学。”见《晚学斋文钞》，卷六。
(25) 彭昱尧《吕月沧先生哀辞》，见《致翼堂文集》，卷二，民国廿四年桂林典雅刊本。
(26) 王拯《彭子穆墓表》，见《龙壁山房文集》，卷五，清光绪七年陈宝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31页。
(27) 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见《吴门弟子集》卷首，莲池书社民国19年刊本。
(28) 王树柟《故旧文存序》，见《故旧文存》卷首，民国16年陶庐丛刻本。
(29) 徐世昌《贺先生文集序》见《贺先生文集》卷首，民国三年徐世昌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1页。钱基博有一段话亦可作进一步的补充：“其昶少承家学，刻意为古文词，请业于吴汝纶。汝纶则戒作宋元人语，曰：‘是宜多读周秦、两汉时古书。’又言：‘今天下宿于文者，无过张廉卿；子往问焉，吾为之介。’［略］其昶持往江宁，谒裕钊于凤池书院。裕钊则大喜，赋诗为答；且诏之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义不苟立，词不苟措；陈义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偏词杂乎凡近；其句调声响，必在叶乎铿锵鼓舞之节。’［略］其昶欣若有会，方年二十一岁。”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67页。
(30) 据乾隆九年礼部议覆：“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廪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光绪年间石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