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三阴四说”考论——从楚竹书《周易》的分篇与分段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阳三阴四说论文,楚竹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8）05－0006－07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出现了数种红黑颜色的特殊符号。它们有着固定的位置：每卦标有两个符号，一个在卦名后，一个在卦爻辞最后一个字之后；有着不同的形式：皆由红黑两种颜色的“■”形与“匚”形符号组合而成。相同符号所标识的卦在楚竹书《周易》六十四卦卦序① 中呈类聚状态，表明上博易特殊符号有对六十四卦作分区分段的功能。尽管在某段的起讫卦以及某段所标符号之类型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楚竹书《周易》原本六十四卦上篇被分为三段，下篇被分为四段②。李尚信先生更是敏锐地指出，这表明“阳三阴四”的观念先秦已有。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包含‘三段论’‘四段论’以至‘七段论’为一体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展阶段论”（第27页）[1]。李先生此说很富有启发性，不过没有展开，特别是对核心观念“阳三阴四”没有作出解释。我们不禁要问，“阳三阴四”果真是或者只是意味着《周易》六十四卦上经分三段，下经分四段？“阳三阴四”说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为此，我们将对“阳三阴四”的观念作一溯源性的考察。
一、“阳三阴四”说的文献来源
西汉京房《京氏易传》云：“故吉凶之气，顺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数，内外承乘之象，故曰兼三才而两之。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又圆者，径一而开三也。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径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终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阴阳也。奇偶之数，取之于乾坤。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分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第11页）[2]
《易纬·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终始万物，故以坎离为终。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主也，故为下篇始者，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第83页）[3]
关于《京氏易传》的年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西汉时有两位京房，《京氏易传》的作者是后京房（前77－前37年）③。他是西汉今文易之代表，元帝时博士。而《易纬》的成书年代却众说纷纭。林忠军先生认为“《纬书》定型至少不会早于成帝时代”（第14页）[3]；朱伯崑先生认为“《易纬》成书的年代当在京房和《白虎通》之间”（第161页）[4]；钟肇鹏先生则认为“不能早于王莽时代”（第26页）[5]。虽然对《易纬》成书年代有诸多不同看法，但学者们所认定的公共时间域在王莽④ 和《白虎通》⑤ 之间，最早不会早于成帝，而成帝在京房所处的宣元帝之后，因此，毫无疑问，《易纬·乾凿度》在《京氏易传》之后。
关于《易纬》与《京氏易传》之关系，学者多有阐明，一般认为《易纬》是孟京一系的易学，因而保留了许多孟京易学中的素材。钟肇鹏先生指出：“孟京《易》学虽早已失传，但我们从《易纬》中还可以看出其主要内容。清末吴翊寅作《易汉学考》，他说：‘《易纬·乾凿度》为孟喜所述，《稽览图》、《通卦验》皆京房所述。’（《易汉学考一·易纬考上》）其说主名虽未必是，但是《易纬》为孟京《易》学一派，则是可以肯定的。”（第130页）[5] 钟先生还举了八条证据来证明，其中多是《乾凿度》引京氏易。
《易纬》的最后定型成书虽然比较晚，但书中有的内容和素材的来源却十分久远。所以有“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第46页）[6]。清儒皮锡瑞云：“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第406页）[7] 可见，纬书依经而立，也多是解经注经之作。不过它不宗家法，而是杂取异义。既无统一之例，亦无统一之义。正是这样才为它保存诸多古义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易纬》虽成书晚却可以作稽古之用。而其中《乾凿度》的价值尤高。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也为它作注。它首尾完具，是纬书中最为完整的，亦最富于哲学思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及唐人撰《五经正义》，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征引最多。皆于《易》旨有所发明，较他纬独为醇正。……故程大昌谓汉魏以降，言易学者皆宗而用之，非后世所话为，诚稽古者所不可废矣。”（第46页）[6]。这意味着《乾凿度》是可以用来征引以说明古代思想观念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阳三阴四”说两个出处的互相发明，来分析考察“阳三阴四”的真正意义。
二、“阳三阴四”说的意义考索
根据上引《京氏易传》和《乾凿度》有关“阳三阴四”说的内容，以及上文关于这两个文本之关系的考察，显然，关于“阳三阴四”说，《乾凿度》是对《京氏易传》的论点摘录与拓展引申。通过比较上引“阳三阴四说”出处的两段引文，很容易发现，《京氏易传》中孔子“阳三阴四说”前后都有相应的文字，构成了理解“阳三阴四”的语境，而《乾凿度》则省略了“阳三阴四说”前后的文字，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已有的论点摘录下来，直接从这一论点引申发挥其它内容，即直接把“阳三阴四”作为易分上下的原因，而对“阳三阴四”没有任何说明。也许是因为这些被省略不抄的文字是“阳三阴四”说的知识背景，在当时已是大家都熟悉的思想观念。但我们现在来读《乾凿度》，若是不参照《京氏易传》，“阳三阴四”是根本无法理解的。郑玄抄录了《京氏易传》的被省略的文字来为《乾凿度》的“阳三阴四”说作注：“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所出也。又圆者，径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径一而匝四也。”（第83页）[3] 但是，京房自注与郑玄所本是否是孔子所言“阳三阴四，位之正也”的本义呢？不是的。通过寻绎上下文语境以及比较孔子本人的思想，我们认为，从《京氏易传》引孔子语之前的话可以找出孔子此语的本义，而孔子语后面京氏之自注则是京氏对孔子语的有意“曲解”，即在另一角度上的理解与发挥。至于《京氏易传》与《乾凿度》将“阳三阴四”作为易分上下的原因则是进一步的引申发挥了。
当然，在进行这一系列考察之前，首先有一个问题，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孔子说的？就目前文献来看，很难断定孔子一定说过这句话，但我们也没有足够证据说孔子没说过这句话。我们通过对此语本义的索解以及与孔子思想的比较印证，倾向于认为，“阳三阴四”一语是孔子说的。
（一）孔子的本义：三四爻位之正与人事中庸之道
孔子讲“阳三阴四”是从一卦六爻之位的角度来说的，即指第三爻与第四爻这两个爻位。这两个爻位在《易传》所谓三才之道中，属人道。《京氏易传》引孔子“阳三阴四”语正是接上文“六爻上下”、“兼三才而两之”等语而来。其文意脉络甚明。
依《彖传》例，凡阳爻居初三五，阴爻居二四上曰当位、得位或正位。所以，阳爻居三，阴爻居四，位正无疑。这是常识。不排除孔子说“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有这层意思，但如果孔子此语仅仅是这个意思而不存在价值判断，那么孔子就成了一个概括易例的象数易学家，而且是一个蹩脚的象数易学家，因为，能称正位的，不只是阳三阴四，阳初阴二、阳五阴上都是正位。孔子为什么单单挑出“阳三阴四”来说它是“位之正也”？其间必有他的道理。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于形上抽象的天道（或说天地之道）与性命理论，孔子很少说及（不是不说）。孔子谈论的主体领域是人事人道。而所谓“位之正也”的“正”字正有“常”义。清人刘淇云：“《世说》‘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此正字，犹常也。”（第230页）[8] 对三才之道中的人道的特别关注，正是由于人的居处之位常常处在现实人事之中。这正表明了孔子思想的入世品格。从一个六画卦的通体之象来看，三四两爻正处在全卦之中位。而“正”本有“中”义。《诗·大雅·公刘》“涉渭为乱”，毛传“正绝流曰乱”，陈奂传疏：“正，中也。”这与孔子之推崇中庸思想若合符契。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的本义是人平常的行为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是最高而且很难做到的，其实就表明，人的行为最容易有偏颇，最容易或过或不及。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用“阳五阴二”来说“位之正”呢？阳五阴二是既中且正的最佳状态，这两爻的爻辞亦多吉辞。从孔子思想来看，他之所以不主二五，一则由于二五不在三才之人道中，二则由于二五太过平稳，不及三四两爻那么充满险情危惧。身处人世间，总有许多痛苦和过错需要人去面对、解决和改正。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才会培养出一种勤勉谨慎、进德修业的君子精神，才能逐渐达到高尚的中庸之德。
从上下二体来看，第三爻处下卦之上，但相对于上卦来讲又是处下；第四爻处上卦之下，但相对于下卦来讲，又是处上。所以第三四两爻的位置是可上可下犹疑不定的。《京氏易传》引孔予语之前即谈到“内外承乘之象”，从乘承比应的爻位关系来看，阳三阴四乃是阴乘阳或阳承阴的非正常状态，象征生活的犹疑不定亦非理想状态，为什么孔子反而说“位之正也”？很明显孔子的本意不是仅仅客观地揭示生活的不确定性与阴阳的乘承状态，而只是借此表明即使阳三阴四当位得正，从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阴阳乘承状态上来看，也是不正常的，而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不正常”状态，构成了人生现实生活的常态。孔子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主张人们从这种“不正常”的现实生活的常态中砥砺德性、积极生活。这个意思从《文言》中孔子对乾卦九三、九四两爻的发挥即可看出来。《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又孔子对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样解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
可见，孔子讲“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是表示对人道的注重，人事危险而充满不确定性是人生生活之常态，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具有忧患意识，安不忘危，及时进德修业，乾乾夕惕，才会虽危无咎。这是孔子“阳三阴四说”的本义。
（二）京氏的有意“曲解”：五行数与天地数的结合以及天圆地方
下面我们看看《京氏易传》是如何解“阳三阴四”的。从京氏引孔子语之前的话来看，他不是不知道孔子说“阳三阴四”是从爻位着眼来说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接下来，京氏对孔子语所作的注，却完全不是从爻位上来说的，而是从五行生数方位和天圆地方两种意义上来注解的。郑玄亦完全抄录此注为《乾凿度》从《京氏易传》抄录来的孔子语作注，亦全然不顾京氏在引孔子语之前所说的话。关于这样的“曲解”，如果说郑玄是出于缺乏深思而无意为之，那么，京氏则是有意为之了。而从文本解释学的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有意“曲解”成就了新思想的创制。当然关于五行生数方位与天圆地方的观念不是京氏之创造，但京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语却是全新的角度。他之所以要这样来理解和诠释，是为了引出易卦分篇的原因。下面具体来看京氏从两个方面而来的“曲解”有何具体内涵。
所谓“三者东方之数”，“四者西方之数”，即以数字配方位。要使数字与方位相配有意义，五行是其中介。五行的观念源于《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个数字可能只是为了标明五行的次序罢了，并无深义，但后来人们把这五个数看作是五行固定的数字搭配。又，从殷墟卜辞来看，在洪范五行之前早有了五方的观念。对于迁徙不定的先民来讲，空间观念形成比时间观念要早，对于现实生活来讲也更加重要。渐渐地五行被分布于五方而与方位结合起来了。五行与五方的结合始于何时不可考，但至少可以知道在战国时代已经流行，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已经对五行与五方、五数（五六七八九）、五时、五音等的配属关系作了非常系统的概括。随着五行与方位的结合，五行之数也就自然与方位结合起来了。因为东西南北中相对应的五行是木金火水土，因而五方相对应的数字就是三四二一五。如下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一实即后世所谓的五行生数图。京氏以东西方位来注解三四两数，非用此图而何？以此图为基础，接下来要理解的是三何以为阳，四何以为阴？孔子以三四为爻位，京氏乃以三四为数，即所谓东西方之“数”也。三是奇数故为阳，四是偶数故为阴。京氏于下文即云：“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这实际上用的就是《易传》的天地之数。《易传·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地者，阴阳也。于数分天地，即分阴阳。可见，《洪范》五行之数与《易传》天地之数以及五方的结合至少在京房之时就已经存在并被运用了。这种结合后来通过刘歆、郑玄等人的综合概括与阐释，就形成了完善的五行生成数学说。一至五为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关于五行生成数，东汉经师郑玄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9] 五行生成数图式即如上图二。将图式中的天地十数转换成黑白点（天数用白点数，地数用黑点数），就成了朱熹所核定的十数方形河图。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京氏对“阳三阴四”的理解是基于五行生数图式与《易传》天地之数。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以这种“阳三阴四”为“正位”？根据京氏之说，应该有深层与表层两重内涵。表面上看，因为阳三与阴四是处于正东正西之位，所以是正位。正位，与隅位相对。进一步从深层来看，是因为东方乃“日之所出”之位，西方乃“日之所入”之位。三为东方，四为西方；东方日出，西方日入；日出为阳，日入为阴。东西正相对，日出日入正相对。所以阳居三，阴居四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正，即恰当之意。即，“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是说，三四正东正西之位恰当地表示了阴阳相对的关系。于是在京氏的解释中，“阳三阴四”应该表达了“阴阳属性正相对”这重涵义。
除了从上述角度理解“阳三阴四”之外，京氏还从天圆地方的观念作了理解。即所谓的“圆者，径一而开三”，“方者，径一而取四”。这种理解下的三和四，就不是五行生数中的三和四了，而是天和地的数理性质。从字面看，京氏的解释只是在抽象地说圆与方的几何性质，与“阳三阴四”何干？从天地之数来说，阳三阴四即天三地四。天何以具有“三”这种数理？地何以具有“四”这种数理？因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其宇宙论的背景，即盖天说。盖天说其来很古，大概形成于西周初年，即认为天是圆形的，高悬在上，四周垂下，象一个锅盖，而地则是方形的。日月星辰在天穹上随天旋转。这是古人对天体运动直观观察的结果，是最为朴素直观的宇宙观。将天圆地方与数字结合起来，体现了古人的几何学成就。他们懂得了如何计算圆和方的周长。所谓“径一而开（周）三”，是表示以l为直径的圆，其周长约等于3。“径一而开三”为古圆周率的计算提供了方法和途径。刘歆《三统历》所谓的“太极元气，含三为一”，乃至《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思想，其中一与三的关系，恐怕都与这种天圆以及圆周的观念有关。“径一而取（匝）四”则是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以1为边长的正方形的周长是四边长之和即4。可见，阳三阴四是对天圆地方观念在数理性质上的概括。天圆地方是直观观察的结果，天地具象的圆和方进一步被抽象为圆和方的观念。圆和方的观念被数理化，即有了圆和方在数理上的本质概括：径一开三与径一取四。“径一”是共同的，于是“三”就成了圆的数理本质，“四”就成了方的数理本质。因此，据京氏之解，阳三阴四，即天三地四。三是圆的数理，四是方的数理，所以天三地四，即天圆地方。所以，阳三阴四不过是对天圆地方观念的一步一步的抽象表达。这是一条从具象到抽象的理解路子。从盖天说来讲，天圆地方是与天覆地载、天上地下等观念相涵摄的。所以，从天圆地方观念来理解“阳三阴四”之为“正位”，不象从五行数位图式理解成东西之正位，而是理解为南北之正位。其实，不管是东西正位，还是南北正位，京氏运用了同一个方位图式，即先天八卦方位图式。如上图三。先天八卦方位图式的根据是《说卦传》的“天地定位”章。此图式的四正位是，天南地北，火东水西。即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对此图式的运用即进入了与八卦的联系，这一点与京氏把“阳三阴四”作为易卦分篇的原因关系紧密。
（三）“阳三阴四”之作为易分上下的原因：日月终天之道与古筮法
阳三阴四，在五行生数图式中，表现为阳左阴右；在天圆地方的观念中，表现为阳上阴下。总之阴阳相对相分。所以京氏说“易卦六十四，分上下”，是“象阴阳也”，即象阳三阴四一样相对相分。易分上下，从何处分开，有何道理？京氏进一步从先天八卦方位图式中的乾坤坎离四正位来解释了为何上篇起乾坤而终坎离。因为，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是正位，乾坤为阴阳之根本，所以易卦始乾坤。天地既定，日出东方，日入西方，日月往来于既定之天穹，从而形成昼夜寒暑四时，所以日月乃阴阳之精华与性命。在八卦卦象中，离为日，坎为月。所以易卦上篇终之于坎离，以表示“日月终天之道”。
知道了易卦分上下是象阴阳之分与阴阳之性，那么进一步要问，为何上篇是三十卦，下篇是三十四卦？《京氏易传》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了。而《乾凿度》则进一步解释道：“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其根本原因与分上下是象阴阳一样，依然是“象阳”“法阴”，但背后有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涵义。这涉及到对古筮法的理解。《京氏易传》提了一下古筮法，但并未把它当作上分三十，下分三十四的原因。所以这就纯粹是《乾凿度》的发挥了。何为奇？何为偶？从筮法角度说，“挂劫之数，五四为奇，八九为偶”（第286页）[10]。古筮法主要是以四揲蓍，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而成易，三变而成爻，十有八变而成卦。三变完成后，如果余策是奇数个四则以其为奇，若是偶数个四则以其为偶。这与我们现在的奇偶观念有点不同。并非看这个自然数的奇偶性质，而是看自然数除以四之后的商数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定。仿效古以四揲蓍之法，上篇三十卦，三十除以四等于七余二。下篇三十四卦，三十四除以四等于八余二。一为七，一为八。从九六七八阴阳四象来看，七为不变之少阳，八为不变之少阴。所以上篇三十为奇，是象阳；下篇三十四为偶，是法阴。而上下均余二，正是对一阴一阳两极之理贯通上下的象征。但这样一来，岂非阳七阴八了？与三四又有何干？只要联系到上图二五行生成数图式，我们就会明白：三四为生数，七八为成数。阳三阴四是从生数角度来说的，七八是从成数角度来说的。两者结合起来才会生成五行万物。所以阳三阴四是天地生成的基本原理，而阳七阴八则是对此的效法与完成。三与七为奇数为阳数为天数，四与八为偶数为阴数为地数。三四中分奇偶阴阳天地，七八中亦分奇偶阴阳天地。天地阴阳只有共同作用才会生成万物。根据阴阳正位，以及阴阳根本、阴阳性命的原理，《乾凿度》进一步发挥解释了下篇起咸恒终既未济的原因和道理。
可见，以阳三阴四之正位观念来解释易分上下，以及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背后有一个基础观念，这一观念中包含了天地阴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数位对待应和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阴阳关系中，天地才能生成万物。
从以上对“阳三阴四”的解说，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来解释易六十四卦之分篇来看，无论是《京氏易传》还是《乾凿度》都没有将六十四卦分上三段下四段的意思，而只是以此解释分上下篇以及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的原因。背后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法象阴阳”。包括象“阴阳”之象，象阴阳之数。象有象理，数有数理。没有离象与数而空谈阴阳之理。阴阳之象，天地、日月是也；阴阳之数，奇偶、三四是也；阴阳之理，乾坤、坎离是也。乾坤、坎离含阴阳之象天地日月之理，含阴阳之数奇偶三四之理。所以说“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所以易卦六十四以乾坤为首，以坎离为上篇象阳之终，而涵阴阳之象、数、理于一体。这使得“法象阴阳”的观念立了起来，其内涵丰富起来。这一切都已由古人综合在一个象数位图之中，成为了思考的模式与出发点。而易卦六十四之序被认为正是以所有这些观念为背景建构起来的。集中体现了象数思维、类比思维、综合思维的特点。
三、“阳三阴四”观念在认识上的逻辑线索
上文据《京氏易传》与郑注《乾凿度》，主要从孔子本义、京氏的有意“曲解”以及作为易卦分篇原因等三个方面理解了“阳三阴四”的涵义。只要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个方面并非是并列的不同角度的理解，而是有一个对“阳三阴四”观念在认识上的内在的逻辑线索。
孔子是从爻位的意义上来提“阳三阴四”之为正位的，只不过表示了自己对三才中的人道的特别注重。从六爻爻位上来提“阳三阴四”是非常具体意义上的，它只是一种对爻性与爻位的规定，这种规定本身是没多少道理可讲的，也不可能作为易分上下的原因。因此，京氏要从五行数位与天圆地方的角度进行有意的“曲解”。这是一种创造性诠释学意义上的策略。它实现了把“阳三阴四”从具体爻位的意义上抽象出来，使之具有了更为一般性的意义。这种一般性的意义解释了为什么阳具有三的数理性质和方位特征，为什么阴具有四的数理性质与方位特征，以及为什么阳三阴四为正位。说到底这其实是对阴阳内涵的深入而细致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一定构成对孔子说的冲突。而且从逻辑上（不是事实上）来讲，它可以先于孔子对阳三阴四在爻位上的理解。尽管从目前的文献上来看，是孔子首先说了这句话。这是充分体现解释者的创造性所在。下面，我们就京氏对“阳三阴四”内涵的解释，对其认识过程作一逻辑推导。
“阳三阴四”观念可能产生于“天圆地方”这一古老的宇宙观念，前者是对后者的抽象概括。主要概括出阴阳之数理。这一过程是：
天地（静象）→圆方（形象）→三四（数理）→阳阴（纯理）
然后，根据日月东升西落的动象，人们认识到阴阳有其位象。东边是日月升起的地方，故象阳；西边是日月落下的地方，故象阴。这一过程是：
日月（静象）→升落（动象）→东西（位象）→阳阴（纯理）
认识到了天地日月之数理与正位之后，一个阴阳数位模型的大纲即初步立定。在这个数位模型中，“阳三阴四”有其方位上的相得相合，从而使得其观念内涵更为复杂和丰富。从“天圆地方”到“阳三阴四”再到复杂的“数位模型”，是合乎逻辑思维发展规律的。《易传·系辞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思维是一种从象出发的象数思维，即通过对象的把握来概括其数，认识其理。而“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传·系辞上》），所以人们对自然物理的把握往往是从自然界中最大最显著的现象出发。天地四时日月是最大最显著的象，所以成了思想观念之源。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阳三阴四”说与楚竹书《周易》的分篇分段的关系问题。上文已经提到，《京氏易传》与《乾凿度》讲的“阳三阴四”，都只是从分篇，而不是从分段的意义上来说的。这里的三四是抽象的数理，而非具体的数量。但是，我们并不能从后来的抽象的“阳三阴四”的数理，来否定前代的“阳三阴四”的“三”和“四”可以具有数量上的意义。即，楚竹书《周易》通过特殊符号的标识，使上经分三段，下经分四段，并不能排除它是对“阳三阴四”观念的直观体现与象征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在文章开头说李尚信先生把楚竹书《周易》的分篇分段与“阴三阴四”观念结合起来考虑是很富于启发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阳三阴四”仅仅看作是对易卦分篇分段的说明，就会抹杀“阳三阴四”观念背后丰富的内涵，那也是不妥的。
总的说来，虽然从文献记载来看，“阳三阴四”说首先出现在西汉京房的《京氏易传》中，但从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来看，“阳三阴四”的观念却来源甚古（盖天说的宇宙论），而且有其坚实的知识基础（多种功能的数位模型）。战国楚竹书《周易》的分段有可能是直观地体现和运用了“阳三阴四”的观念，但从文献记载上“阳三阴四”观念的提出来看，它并不是为了表示易卦的分段，而只是表示分区，而且深刻地内涵着人事中庸、天圆地方、阳奇阴偶，以及阴阳错综复杂对待应和以生成万物等思想观念。
收稿日期：2008－06－12
注释：
① 从残本楚竹书《周易》推知其全本卦序，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同意其卦序与今本《周易》卦序是一致的。
② 关于楚竹书《周易》分区分段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濮茅左《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载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姜广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的意义》，简帛研究网2004－05－16。李尚信《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周易研究》2004年3期。谢向荣《试论楚竹书〈周易〉红黑符号对卦序与象数的统合意义》，《周易研究》2005年4期。陈仁仁《上博易特殊符号的意义与标识原则》，载陈仁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房振三《楚竹书周易彩色符号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③ 前京房是杨何的弟子，梁丘贺的老师。关于两京房之考辨以及后京房的生平，可详参：卢央《京房评传》第一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种，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④ 王莽曾作了一次谶纬之书的大结集，即召集大批通“天文图谶”的人“记说廷中”。参《汉书·王莽传上》。
⑤ 东汉章帝时《白虎通议》曾引《乾凿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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