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政变评析
张子霄*
2018年末苏丹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社会持续动荡数月后，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于2019年4月11日被军队废黜。苏丹政权变更过程中，军方高层领导及军队普通成员发挥了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变的形态、结果、烈度和后续影响。此外，苏丹民众抗议运动中的目标诉求、斗争策略、宣传口号等因素也是影响政变进程的重要变量。军方与民众在政变中的角色功能都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有所差异，反映出非洲国家政变演化的新模式。
一
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沿岸、撒哈拉沙漠东端，国土面积约为188.61万平方公里，人口4078万，2017年GDP约达1174.88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2380美元，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①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E8%8B%8F%E4%B8%B（上网时间：2019年4月18日） 苏丹前总统巴希尔于1989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执政30年。巴希尔执政期间，调整其前任总统尼迈里的经济政策，尽力减少伊斯兰主义思想对国家发展的不利影响，大力吸引外国投资，开放市场并给予优惠待遇，发放低收入者补助，大力发展石油产业，加强综合治理，使苏丹经济一度快速增长。但是，2011年南北苏丹分离后，因失去位于南苏丹的大量油田，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滞并出现负增长。2018年，巴希尔在经济低迷中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困难，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示威活动。2019年4月11日，苏丹副总统兼国防部长伊本·奥夫（Ibn Auf）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巴希尔，并建立了由军事委员会掌权的临时政府。4月12日奥夫宣布辞职，督察长阿卜杜勒·布尔汉（Abdel Burhan）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宣布尽快举行选举，缩短军事委员会执政时间。
研究桩周土体变形发展对探究桩周地层破坏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相关研究未涉及桩-土界面处的薄层土.薄层土作为与桩接触的土体,其力学行为对应力、变形在土体中的传递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薄层土层厚一般为几个砂土颗粒的级别,常规的DIC技术无法对其位移进行测量;而透明土技术对试验模型尺寸有所要求,无法满足大尺度模型试验要求,同时透明土并非真实土体,无法准确表现土体特性.因此,本工作针对静压桩在砂土中桩-土界面薄层土特性改进了DIC技术,达到对桩-土界面土体位移进行测量的目的.
随着我国各个领域企业的不断发展，商业经济领域的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各式各样的企业中，财务管理所涉及的管理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企业各个阶段的数据分析以及整理反馈，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使企业发展得到满意的效果。就当今企业而言，企业运作的核心与资金链的把控都与财务管理息息相关，企业的财务部门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方案，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可以更加稳定，因此，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决策和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财务管理上要科学合理的进行管制。在经济快增长的新中国，财务管理在管理模式上要适当加以改进。
引发苏丹此次政变的动因多样，且相互影响，由此导致苏丹民众和军队反政府、反巴希尔的意愿不断高涨，最终爆发军事政变。在国际体系层面上，苏丹与美国关系长期恶化，1993年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还对其实行了贸易禁运、限制石油产业发展等制裁措施。美国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使其他国家与苏丹的经济关系也不断恶化，由于担心招致美国报复，绝大部分金融机构放弃了在苏丹开展业务，使苏丹长期缺乏外部信贷资金支持。贸易禁运还使苏丹在亟需工业化的领域无法获得先进设备，以致工业发展迟滞。尽管2017年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制裁，其外部发展环境出现一定好转，但对积重难返的苏丹经济而言为时已晚，经济持续恶化的趋势未能逆转。此外，2011年南北苏丹分离时美国支持南苏丹，使苏丹失去了位于南方琼莱州、上尼罗州、团结州占全国石油总量约70%的油田，经济基础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美国的不公正介入是苏丹陷入发展困境、社会动荡并最终引发政变的重要外部动因。
在国家层面上，苏丹政府解决经济困境政策失败、社交媒体普及、巴希尔应对民众抗议的策略混乱都加速了苏丹政变的发生。苏丹是中低收入国家，有近约50%的人口处于国际认定的贫困线以下，金融业发展落后，第一产业占GDP31.5%，现代化进程缓慢，2017年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2.3%，因营养状况造成的死亡率达35.2%。① 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上网时间：2019年4月18日） 生活条件长期恶劣，经济社会环境持续恶化，民众对苏丹政府的怨恨由来已久。2017年美国解除制裁后，苏丹政府尝试利用国际环境好转的机会推动经济改革，争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但因未有效结合苏丹现实情势，反而导致经济全面恶化，民众生活更为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新自由主义，要求苏丹结束价格管制，实施完全汇率开放，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休克疗法使2018年的苏丹经济形势更为动荡，民众以往用于购买燃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被减少或被取消，物价急剧上涨，通货膨胀率达68%。2018年12月，苏丹政府为防止经济崩溃而推出紧缩政策，货币大幅贬值，苏丹磅兑美元汇率由1：0.15贬值至1：0.021。此举为非旦未将苏丹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反而进一步冲击了的正常生产和民众生活，从而引爆了全国抗议。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信息传播突破传统地理空间距离的限制，强化了民众推翻的苏丹政府的意愿，并推动了对政变可行性认知的提升。2018年苏丹互联网用户约为1181万人，占总人口的29%，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为27%，拥有脸书（Facebook）的用户占互联网用户的92%，其平均年龄为20.2岁。② Digital Report 2018 ,We Are Social&Hootsuite,January 29,2018,p.71.尽管苏丹的社交媒体和网络科技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其互联网用户以青年人为主，这些青年人要求改变社会现状、政治体制的能动性非常强烈，最容易产生反政府情绪。社交媒体使信息能够即时传播，拉近了在地理意义上处于不同空间的行为体，增强了彼此间对相似情势处境的认同感。生活在首都喀土穆的民众能通过社交媒体的信息扩散对首先爆发抗议活动的北部阿特巴拉市（Atbara）民众表示同情和认可，并能实时了解相关进展。这种移情心理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放大，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差异，建构起同质性认知心理基础，而强大的共振效应构成了认知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系统，并激发了全国范围内各行业人士的反政府意愿。
2018年末，苏丹北部城市阿特巴拉首先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后，巴希尔的应对措施不仅未能缓解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反而一步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怨恨，并将抗议矛头由对具体的政府政策转向巴希尔个人。最初，巴希尔承诺恢复燃油和粮食补贴，提高公共部门工资，改善养老等福利待遇，希望以有限让步安抚民众对政府的怨恨情绪并分化瓦解具有多重利益诉求、来自异质社会阶层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反对派群体，结束尚未扩散至全国的抗议活动。但是，这一让步行为并未降低民众反抗政府的意愿，而是使其形成“只要斗争就能实现更多目标诉求”的认知，强化了民众暴力推翻政府的决心。此前持中立观望立场的群体也受潜在利益刺激和低风险预估的投机心理推动加入了抗议浪潮。安抚分化政策无效后，巴希尔对反对派的态度转向强硬，开始以暴力镇压示威者。2019年2月22日，他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解散政府，停止公民所有宪法权利，由其个人直接管理一切事务，并命令警察强力驱散游行示威人群。但镇压手段同样未能结束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政府和民众的对抗和冲突造成数十名反对派成员死亡，由此极大地激怒了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使更多人加入了反对派组织，双方的斗争烈度不断升级，手段更为多样。同时，反政府思潮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口号扩散至政府内部机构人员，军队等暴力机关也受到渗透和冲击。苏丹部分高级将领以及普通官兵由支持巴希尔转向中立，部分军方人士甚至认同民众抗议的正当性，加入抗议活动并与仍忠于巴希尔的情报机关和其个人扶持的准军事组织交火。巴希尔认识到强硬手段已得不到军队支持后，再次转向缓和策略，作出将在其2019年4月总统任期结束后卸任而不寻求连任的让步。这一策略调整传递出巴希尔失去政权风险很高的信息，使原本忠于巴希尔的力量对其维持政权能力产生怀疑，担忧他失去权力后的自身前景，显示出不愿继续效忠他的意愿，并开始为改善与反对派的关系放弃镇压抗议活动。巴希尔在抗议示威活动爆发后陷入策略混乱，4个月内3次大幅调整应对战略，其朝令夕改的政策摇摆强化了民众推翻巴希尔政权的决心，其政权内部亲信的凝聚力也因自乱阵脚而瓦解。巴希尔的每次调整策略都会失去部分支持力量，使更多群体加入反对派，最终在军方宣布解除其总统职务并逮捕时甚至没有任何反击或自卫的力量手段。由此可见，巴希尔的策略混乱是苏丹政变持续升级的内生动因，并最终导致其下台。
二
在战略资源动员和战略手段运作方面，苏丹民众和军队都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充分开发使用了各类资源，证明新模式下政变策略的成熟性。抗议民众以“要面包”“要工作”为目标口号，通俗易懂的社会宣传话语切中了绝大多数苏丹人最直接现实的关注议题，有助于扩大反对派成员数量。反对派积极通过互联网和各国记者向国际传递苏丹抗议运动的最新信息，宣传巴希尔政权残暴腐败、苏丹民众生活艰难、游行抗议完全具有正当性，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受此影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都呼吁“权力和平过渡”“不要向示威者使用武力”，或表态“支持平民领导的政治转型”，③ “US Will Support Transition in Sudan Led by Civilians”,https://www.voanews.com/a/us-will-support-transition-in-sudan-ledby-civilians-/4881844.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18日） 这对巴希尔构成了强大的国际压力，成为其不敢强行镇压示威运动的重要原因。苏丹军队在1964年和1985年两次民众抗议运动中都偏向民众，此次同样有大量士兵拒绝服从驱散示威者的命令，甚至加入反对派，转向对执行政府命令的其他武装人员开枪。反对派利用这一军队历史传统和现实中军队的同情心等，积极同军队协调联动，不断组织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聚集在军队参谋总部大楼前，打出“保护人民”“军民一家”的横幅，劝说军方高层加入抗议活动，并促使军队发表声明称将“担负保护人民的职责”。④ “Sudan:Protesters Converge on Army Headquarters in Khartoum”,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7838080（上网时间：2019年4月18日） 同时，反对派也始终警惕军队领导人独占政变成果，在奥夫宣布全国进入3个月紧急状态和宵禁令后继续抗议，持续对军事委员会施压，不为巴希尔被捕的表象所迷惑，坚持抗议运动的最初目标，有效防止了此类民众运动常会出现的战略蜕化。
威尼托有着令爱酒之人为之着迷的意大利最贵葡萄酒之一——阿玛罗尼（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还有意大利最知名的起泡酒——普塞克（Prosecco）。两种性质与口感截然不同的葡萄酒和谐共存，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相信当你来到这里，便难以自拔。
在政变战略目标方面，苏丹民众和军队都比“阿拉伯之春”时的政变者更为追求实际经济利益，物质条件改善是念念不忘的首要诉求，政制变革、民主自由等抽象目标居于次要地位或更多作为一种策略手段而被提出。“阿拉伯之春”时“民主自由”“修改宪法”“推翻政权”“结束专制”“发动革命”“公民国家”等彰显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标语口号占据主导地位，而改善经济、增加就业、平抑物价这些导致运动的最初动因在示威规模扩大后偏移至从属地位。苏丹民众在此次反政府运动中始终围绕降低生活成本这一主题，不因示威规模扩大而分散或偏离对民生诉求的战略定力，“要面包”取代“要民主”使苏丹政变模式充满现实主义，显著不同于更多受自由浪漫主义思潮推动、对前景预估过度乐观、以理想主义范式指导政变策略实践的“阿拉伯之春”。对军队而言，巴希尔长期以来削弱军队力量、损害军方利益的行为使军队自上至下都有人对其心怀不满，奥夫等军队领导人发动政变的重要诱因是为清除并报复巴希尔组建政府国防体制之外的新武装力量的行为，以维护军队权利。1989年巴希尔在军队支持下上台执政，此后不断利用军队支持而排挤清洗政敌和打压反政府组织。他在得益于军队的同时也非常担心和畏惧军队背叛自己。① Hassan Turabi,The Islamic Movement in Sudan ,Arab Scientific Publishers,Inc,2008,p.58.为降低军队对政权更替的潜在影响，巴希尔扶植秘密警察机构、全国情报安全机关和快速支援部队，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来避免苏丹国防军独大。这一行为引发了国防军对自身被边缘化的担忧，而其他秘密警察或准军事组织的建立分走了原独属国防军的各类资源，致使奥夫等军队高层的地位和权力相对下降。考察非洲政变历史可以发现，在同一政治体内建立平行军事组织历来会加剧军队和政府间的利益矛盾，刺激军队主动发动政变。② Thomas H.Johnsan et al,“Explaining African Military Coups d Etat,1960-1982”,The American Science Review, Vol.80,No.1,(March.1986),p.623.此外，巴希尔混乱失序的应对民众抗议活动的方针策略使军队和其组建的部分准军事组织都认为镇压民众的风险代价大于发动政变的成本，反之顺应民意逮捕巴希尔比继续为其效忠能获得更大利益，政变是军队基于功利主义评估收益和成本后遵循的理性战略选择。由此可见，苏丹政变模式中粮食、就业、军费待遇等具体的、现实的物质利益是民众和军队共同追求的政变目标，相比“阿拉伯之春”模式而言较少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价值道德等不易量化和统一的抽象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各行为体更易相互妥协和协同行动，从而使政变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苏丹政变出现了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政变中都不具备的一些新要素。在政变主体维度上，民众和军队对苏丹政变而言缺一不可，二者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具有大致相当的综合力量。此时的军队与20世纪无视民众诉求的军队截然不同，政变以一种“民主”方式进行，军队和民众相互妥协不断调适。在政变目标维度上，民众和军队都理性地分析社会政治情势，关注现实物质利益，避免对抽象政治理念的过分或非理性追求，增强战略灵活性和谈判斡旋空间，有助于政变各阶段共识的达成，减少了因激情狂热造成的不必要伤亡。在战略资源和手段维度上，民众和军队都将政变视为人心之争，综合运用各种工具、途径寻求更多支持，充分利用社会结构、国际规范、情感认同、历史惯性、宣传媒体、司法绩效、外部支援等各项资源并引导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进，具有较高的战略艺术性，其战略成熟性显著优于由激情冲动支配的“阿拉伯之春”。
21世纪非洲军事政变频率明显降低，非洲多数国家已建立并接受制度化政治体系与权力和平转移机制。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国家再次出现以暴力手段实现政权转移的政变运动，但“阿拉伯之春”的主体结构、行动路径、策略机理证明其不同于20世纪的非洲政变模式。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是突尼斯水果商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因失业并受到警察不公正对待而抗议自杀。随后相关信息迅速通过互联网扩散，激起了突尼斯人对长期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和政府腐败的仇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社会抗议与骚乱，其溢出效应还进一步扩大至其他与突尼斯社会、经济、政治情势相似的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均爆发了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各抗议群体都提出“人民想要推翻政府”“人民想要罢免总统”“人民想要结束专制腐败”“人民想要独立的司法机构/新闻制度”等目标口号。最终，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逃，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10月20日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死于内战，其他抗议规模和烈度较小的国家也作出一定让步，答应示威者部分要求，民众获得这一轮政变潮的胜利。
比较“阿拉伯之春”和20世纪非洲政变，可见二者的明显区别在于“阿拉伯之春”的政变主体是普通民众而非军队，即社会力量比体制内成员在政变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处于政治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主体结构的变化使“阿拉伯之春”的斗争进程和行动轨迹由军队罢免最高领导人转为民众施压迫使其辞职，或民众获得武装力量从而战胜政府。这一模式转化的动因包括：公民意识觉醒并有效发展，抗议口号普遍使用“人民想要”的句式，吸引了更多民众加入示威团体，显示出反政府运动的道义正当性和实质合法性；社会力量增强，21世纪前10年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使民众有能力、意愿、利益通过武力手段维护或争取权利，与政府军队的整体力量对比优于20世纪；民主化思潮成为国际体系政治规范，军事政变建立的政权缺少合法性认同，军队政变将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其潜在利益下降而成本风险上升；国际体系变化。冷战时期两极结构下美苏在非洲开展隐蔽行动、扶植军队代理人是政变重要基础，21世纪国际规范和国内选民取向使美国等西方大国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追求民主的社会公众组织。因此，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非洲政变模式由军队主导转为民众主导，政变目标相应由夺取个人权力转向变革政治体制。但是，抗议民众的广泛来源和多元构成使政变难以确立单一目标，需要以“民主”这一宽泛概念暂时涵盖、平衡各方利益追求，这导致政变后新政府难以满足所有利益集团的要求，以致各国出现了“革命者失望”和新的社会分裂动荡。① Mark Beissinger,Amaney Jamal and Kevin Mazur,“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8,No.1(October 2015),pp.3-5.
自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原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后，非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政变频率居世界首位。20世纪60年代至今，非洲发生了近300次兵变，10多个国家先后发生过10起以上的军事政变。其中，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平均每10年成功的军事政变超过20次，2011年被推翻的非洲政治强人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军事政变获取最高权力的。① Jonathan M Powell and Clayton L Thyne,“Global Instances of Coup from 1950 to 2010:A New Dataset”,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8,No.2(March 2011),p.250.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的原因通常是新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内部部族众多、宗教民族矛盾突出、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外国势力干预内政或推行隐蔽行动，部分具有个人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利用社会政治混乱、各政治派系间矛盾尖锐且相互牵制、政治制度化建构缺失等有利环境条件发动政变。1969年，利比亚的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九月革命”是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模式的典型代表。卡扎菲发动“九月革命”时只是个中尉军衔的低级军官，而“九月革命”在构想、筹划、组织与执行等方面都是在军队领导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平民百姓组织、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变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归功于旧制度的僵化而不是挑战者受支持的广泛性。② [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著、韩志斌译：《利比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115页。 1963—1965年，贝宁参谋长索洛格3次推翻原政府领导人、1965年扎伊尔参谋长蒙博托推翻总统卢蒙巴、1966年中非参谋长博卡萨推翻总统达科、1968年马里特拉奥雷中尉推翻总统凯塔、1972年加纳阿昌庞上校推翻布西亚政府、1977年埃塞俄比亚门格图斯中校推翻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本蒂、1980年多伊军士长推翻托尔伯特总统等多次非洲重要军事政变都与卡扎菲领导的“九月革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③ Pat McGowan and Thomas H.Johnson,“African Military Coups d’Etat and Underdevelopment:A Quantit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22,No.4(Dec.,1984)，pp.638-639.;Pat McGowan and Thomas H.Johnson,“Sixty Coups in Thirty Years-Further Evidence Regarding African Military Coups d'Etat”,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24,No.3(Sep.,1986),pp.541-543..整体上看，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模式包含军队发动、过程迅速、组织精干、内部生成等要素。政变都由军队人员发动，尽管发起者官衔职务差异较大，但个人意志都非常坚定，有强大的勇气、意愿和决心推翻原领导人统治。他们通常事前筹划隐秘，有充足的战略耐心等待合适时机，一旦开始行动即决绝迅速地全面执行预先计划，即使政变者与政变对象力量差距较大也不拖延。政变的核心参与者或知情者较少，通常由政治取向相近的军官构成，具备一致的价值目标认同，组织性和凝聚力显著高于战略共识缺位的民众。④ J.Craig Jenkins and Augustine J.Kposowa,“Explaining Military Coups D'État:Black Africa,1957-1984”,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5,No.6(Dec.,1990),p.869.组织精干有序使军队发动的政变隐蔽性强，有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政变对象通常因猝不及防而无法自卫或反击，从而使得政变从发起至结束进程非常迅速。尽管有的政变发动前国内已出现对既有政府的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但抗议民众未与政变者建立联系，政变者的意愿源于个人政治野心或因其所处军队利益受损等内在动因，民众对军事政变并不知情，双方利益诉求多有矛盾。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几乎无需社会动员或联合民众力量，政变者依靠自身力量，隐秘筹划、果断出击即有很大成功几率。加之其与民众政治诉求和目标不一致，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排斥民众参与，虽然政变者有时为稳定国内社会、争取国际道义支持而在言辞上宣称代表民众，但军方政变精英和民间抗议群众相互脱节，政变中没有社会民众的位置，民众因力量不足、缺少科学有效斗争策略而对政变进程影响很小。
早产儿即胎龄未满37周的活产婴儿，又被称为未成熟儿。早产儿出生体质量多不足2 500 g，各器官及系统功能适应能力差，皮肤组织薄嫩，皮下肌肉、脂肪少，体温调节、代谢功能、凝血功能、脏腑功能较差，且自母体获得的免疫因子及抗体量少，抵抗力弱，极易发生感染，且感染发生后的治疗效果较足月儿差[9-10]。因此，临床需加强对胎膜早破早产儿宫内感染的早期诊断，以利于尽早接受有效的对症治疗，改善疾病预后。
军队对巴希尔的政变同样赋有战略性。政变之初，苏丹军队即宣布忠于人民，此举获得了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社会的好感，通过宣传战略赋予其政变合法性。在政变实施过程中，军队以战略奇袭、战略隔离、战略同步的手段迅速成功实现权力更替。自2019年4月8日表态不会向人民开枪，至4月11日逮捕巴希尔，苏丹军队利用战略奇袭在战略主动和心理认知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政变集团领导层成员数量较少和较强的凝聚力则保证了其秘密性和出其不意性，使政变几乎在瞬间完成。奥夫领导的军队用军事路障、军用卡车等封锁喀土穆的主要街道，阻断通往总统府和军队机关的道路，保证了仍效忠于巴希尔的准军事组织无法及时阻止政变或解救巴希尔，使政变行动时双方战略资源差距实现了最大化，建立了绝对战略优势，相应地减少了摩擦和冲突，实现了和平政变。逮捕巴希尔的同时，苏丹军队还占领了国家电视台、总统府、国防部大楼及市内的主要道路桥梁，控制了交通、信息、宣传系统，并公开将军事委员会掌权的信息通告国内外，以争取支持并稳定人心，防止其他力量扰乱政变后苏丹的政治社会生态。政变后军队逮捕了全国大会党代理主席艾哈迈德·哈伦、前第一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巴希尔前助理阿瓦德·贾兹、前议会议长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塔希尔等巴希尔亲信及前政权高层人士，避免了亲巴希尔势力的反扑。① “Sudanese Authorities Arrest Members of Bashir’s Party”,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udan-politics/sudanese-authoritiesarrest-members-of-bashirs-party-source-idUSKCN1RW09C（上网时间：2019年4月18日） 逮捕首脑、控制党羽、宣布夺取权力、稳定社会、争取国内外支持等行动在同一时间内协同共进、同步完成，减少了政变过程中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面对民众持续施压和对军事委员会执政的抗议，奥夫主动辞职，接任者布尔汉承诺尽快将权力移交民选文职政府，回应民众对巴希尔及其亲信高层的各项指控，展开相关司法调查，释放部分政治犯，有效安抚民众并向国际社会传递军事委员会尊重民意的正向信息。军队成熟的政变策略使其成功接管权力，随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向其提供的30余亿美元援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丹经济，满足了民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并增强了军事委员会政权的稳定性。② “Sudan Crisis:Military Issue Protest Warning”,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8006015（上网时间：2019年4月22日）
2019年4月11日苏丹政变在进程、目标、手段等维度上与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模式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政变模式都不相同，是民众—军队二元主体、追求现实经济利益、实行持续施压策略的新政变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其政变策略已较为成熟。苏丹政变主体由抗议民众和政府军队共同构成，二者都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功能。民众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数月的抗议示威对巴希尔政权构成极大压力，很多亲政府力量失去继续维护政权的意志和成功镇压抗议的信心，从能力和意愿双重维度削弱了巴希尔的各种资源手段，为军队发出最后一击扫清了障碍。最终，以国防部长奥夫为领导者的军队力量在4月11日逮捕巴希尔，以相对和平、减少冲突伤亡的方式完成了政变。20世纪非洲政变模式由军队主导，排斥民众参与；“阿拉伯之春”中各国军队基本效忠政府或保持中立，尽管埃及军队未明确表态效忠政权是促使穆巴拉克辞职的重要原因，但其对政变的参与程度仍远低于直接实施此次政变的苏丹军队。民众与军队在政变过程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是此次苏丹政变模式的主要特征。
三
苏丹政变反映出在新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影响下，非洲政变已演进为新的模式。
“阿拉伯之春”以社会民众为政变主体，政变过程充满激情和政治冲劲，但缺少对国家所处情势与结构的成熟思考，狂热激进取代现实理性。抗议民众对民主政治抱有远超“民主”所及的虚幻期望，盲目相信抗议运动引发的政变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未能考虑政治过渡时期所需的政治议程或治理安排。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其后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后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当初引发抗议的问题非但未能通过政变解决反而更加恶化。2011—2017年，突尼斯GDP由458亿美元降至399亿美元，人均收入由3980美元降至3490美元；利比亚GDP由747亿美元降至381亿美元，人均收入由12440美元降至5500美元。①Avramopoulos,D.,“Remarks by Commissioner Avramopoulo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6-3334_en.pdf.2016（上网时间：2019年1月22日）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locations=LY-TN（上网时间：2019年4月12日）西方国家部分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民主万能在“阿拉伯之春”后被证明失败，前车之鉴使苏丹民众不再狂热推崇民主理念，也拒绝机械地将推翻原政权视为胜利，而是持续关注现实情势，将政治社会现状是否改善作为行动依据，反映了这一政变新模式的现实性、成熟性。
苏丹政变新模式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对20世纪非洲军事政变模式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模式的复合，苏丹民众和军队依据现实需求自动结合这两种模式中与现状相符的特性。社会民众力量增强是21世纪大势所趋，20世纪军队独大力量结构下的政变模式已无法在现代取得成功。但是，“阿拉伯之春”证明过分高估民众力量同样与现实不符，军队仍是影响政治变动的重要行为体。因此，苏丹政变新模式下社会公众和体制内军队精英协调互动，在相互妥协下共同影响政变进程。苏丹政变新模式符合各行为体的力量分配，与现实权力结构相适应，满足了各行为体的利益需要，且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产物。
设随机变量序列X1,X2…,独立同分布,都服从[0,1]上的均匀分布,试在n=1 000的情况下,验证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标准化变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请重复产生200个Yn,并画出这200个值的直方图。
整体上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社会动荡因素长期存在，未来非洲再次出现政变的概率较高，而符合大多数非洲国家结构和情势因素的苏丹政变新模式可能被效仿。此类政变风险是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非洲开展和扩大对外经贸活动国家所必然面临的。对此，我们既不应过分夸大风险，也不能盲目伸展，而是要根据国际体系的变化、国际与国内社会需要、相关经验的积累，不断优化具体实践，使我们在非洲的利益可以通过更多地了解当地国家信息，更深入地同各行为体商洽，更切实地顾及所在国需求而得到健康发展和保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程星原）
标签：苏丹论文; 政变论文; 社会持续论文; 高层领导论文; 巴希尔论文; 军队论文; 权变论文; 军方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