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双轨制与个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代际间资本转移视角的一种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双轨制论文,视角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文献，对于收入差距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从代际间资本转移的角度来解释目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谢勇（2006）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过高以及人力资本拥有较高收益率的前提下，父辈之间初始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他们子女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导致在子女之间形成新一轮的收入不平等，从而收入不平等在代际间得以动态化和长期化。王海港（2006）利用1988年和1995年的调查资料，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子女收入对家长收入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显示，1995年低收入组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1988年有所下降，但是高收入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大大增强了。
二、个体收入决定模型：一个分析框架
为了分析代际间资本转移因素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有必要首先构建个体的收入函数。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涉及代际问题，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标号区分不同代际的变量，我们用下标0代表父辈的有关变量，下标1代表子辈的有关变量。
微观个体的收入决定因素，一般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持久性因素，另一种是暂时性因素。持久性因素是个体收入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个体的素质（能力）、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作为个体收入决定的持久性因素。之所以将个体的素质（能力）作为个体收入决定的持久性因素，是因为无论在完全竞争的就业市场，还是非充分竞争的就业市场，某种程度的素质要求是个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体的持久收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个体的素质（能力）通常由两种因素决定，即先天性因素和后天因素。本文将前一种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处理，认为个体的先天素质基本上属于非可控因素，子辈的先天素质受父辈资本因素的影响很小。后天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后天接受的教育和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个体的素质，这是本文的分析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个体要接受后天的教育和培训，就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对于尚无资本积累的个体来说，要进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资金来源大致有两种渠道，一是家庭的资助，即父辈将其自身积累的资本用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接受良好的教育以提高其素质，二是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当然这种筹资行为可以子辈自身的名义进行，也可以家庭的名义进行。可见，子辈能否顺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父辈资本积累程度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将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作为个体收入决定的持久性因素，是不是与个体的素质（能力）重复呢？因为在完全竞争的就业市场，个体所能获取的发展平台的高低与其自身的素质（能力）是成正比的，素质（能力）高的人往往比素质（能力）低的人更有机会获取具有发展前景的就业岗位和高薪水的岗位。但是，后文的分析将证明将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单独作为一项决定因素是恰当的，在非完全竞争的就业市场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影响个体收入的暂时性因素很多，本文从代际间资本转移的角度将父辈对子辈的直接资本转移作为子辈收入决定的暂时性因素，例如父辈作为遗产留给子辈的一笔财产。之所以将代际间的这种直接资本转移作为个人收入决定的暂时性因素，是基于以下考虑：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在其一生拥有的资本中，通过自身能力创造的资本应该大于父辈直接转移的资本，当然个别的例子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本文的讨论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将个体收入的决定因素归纳为个体的素质（能力）、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以及代际间的直接资本转移，其中前两个因素为持久性因素，最后一个因素是暂时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个体收入决定函数如下：
对于决定个体收入的因素，我们将逐项进行分析。对于子辈的素质（能力），前文已经指出，通常由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决定，而先天性因素属于非可控因素，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后天性因素通常指个体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是本文关注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前文已经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就业市场，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应该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素质高的人通常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在非充分竞争的就业市场，个体拥有的发展平台并非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父辈拥有的社会资本，即父辈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辈的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在非充分竞争的就业市场中表现得很明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一因素也是本文所关注的。本文借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来定义影响子辈收入水平的不同于父辈拥有的物质资本的另一类资本，该类资本通常以无形资本的形式存在。
综上所述，本文的关注对象有两个，一是影响个体素质的后天性因素，二是父辈的社会资本积累对于子辈收入产生的影响。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体收入差距
在个体先天素质非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个体的素质是提高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然而，无论是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培训机构的培训，都不是免费的，而是需要支付教育费用和培训费用的，即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除了在职教育和培训外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通常在个体尚未有收入积累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情况下，可行的解决方案至少有两种，一是父辈用其积累的资本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二是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支付教育和培训费用，这种筹集资金的行为可以个体自己的名义进行，也可以父辈的名义进行。
通过父辈积累的资本来完成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收入约束条件，即父辈的物质资本积累要足以支付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用公式表示为
＞F，其中为父辈的物质资本积累，F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费用。二是投资回报率约束，即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至少应该高于同期市场存款利率，否则父辈不会进行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用公式表示为R＞i，其中R为人力资本投资预期回报率，i为市场存款利率。第一个条件考察的是父辈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资本积累，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愿望也只能停留在意愿层面，没有实现的基础。第二个条件考察的是父辈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问题，人力资本投资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是在对比分析投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上述公式中，市场存款利率可以视为父辈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的机会成本，只有当预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于这一所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时，父辈才会选择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资本市场来筹集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父辈的资本积累不足以支付子辈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即＜F，因此试图通过资本市场来筹集资金；二是资本市场存在，并且可以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资金；三是资本市场的资金利率低于人力资本投资预期回报率，当然资本市场的资金利率通常是高于市场贷款利率的，因此有i＜r＜R，其中r为资本市场的资金利率。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的存在是通过该市场来筹集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的前提条件，如果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资本市场，那么筹资行为便无从发生。下面我们分别分析资本市场存在和资本市场不存在两种情况下子辈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
在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定义个体收入函数的经验形式和分析对象的特征。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个身心健康、仅接受过最普通的免费义务教育的劳动力可以获得一个平均意义上的收入水平W[,0]，随着为提高其素质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其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同时，父辈对子辈的直接物质资本转移也会影响子辈的收入水平。因此，我们定义个体收入函数的经验形式如下：
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分析对象按照父辈的资本积累情况分为高收入家庭的父辈、子辈与低收入家庭的父辈、子辈，其收入情况满足如下特征：
为低收入家庭的父辈积累的物质资本，Y[,0h]为高收入家庭的父辈积累的物质资本，F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可见，高收入家庭的父辈积累的物质资本足以支付其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而低收入家庭的父辈所积累的物质资本不足以支付其子辈进行物质资本投资所需要的资金。
第一种情况：不存在资本市场
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假设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大于同期市场存款利率，那么父辈的资本积累状况成为子辈能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高收入家庭的子辈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低收入家庭的子辈无法筹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需资金，因而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据此，我们定义两种不同家庭的父辈和子辈的收入如下：
其中，Y[,0h]曲为高收入家庭父辈的收入，Y[,0l]为低收入家庭父辈的收入。为使分析简单化，我们假设上述两种家庭的父辈收入都是指可以转移给子辈的收入。
其中，Y[,1h]为高收入家庭子辈的收入，Y[,1l]为低收入家庭子辈的收入。
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两种不同家庭状况的子辈的收入情况如下：
在式（8）中，不等号右边为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父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不等号左边为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不等号的方向表明，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父辈之间的收入差距。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在不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由于低收入家庭无法筹集资金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低收入家庭的子辈无法获取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回报，由此两种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扩大化方式在代际间进行传递。
第二种情况：存在资本市场
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只要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大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利率，低收入家庭就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其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融资额度为F′，F′≤F，当低收入家庭的父辈没有任何资本积累用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时，等号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两种不同家庭状况的子辈的收入情况如下：
高收入家庭子辈的收入仍然如式（5）所示：
将式（11）代入式（10），得到：
式（14）表明，存在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不同收入状况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以扩大化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的。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存在资本市场，只要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足够高而使得高收入家庭的父辈用自己积累的资本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不同收入状况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会以扩大化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也就是说，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大于父辈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扩大化的收入差距传递方式可以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父辈之间收入差距在子辈之间的直接延续，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扩大了这种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资本市场是否存在并不会影响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方式，难道资本市场的存在对于收入差距在代际问的传递真的不会产生影响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对比分析不存在资本市场情况下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存在资本市场情况下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即我们对式（7）和式（12）作差，得到：
因此式（15）的符号为正，即不存在资本市场情况下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存在资本市场情况下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这表明，虽然资本市场的存在并不能改变收入差距在代际间传递的方式，但是低收入家庭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为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改善子辈的收入情况，缩小与高收入家庭子辈的收入差距。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否存在资本市场，高收入家庭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大于其父辈之间的收入差距，资本市场的存在可以相对缩小这种差距。实际上，上述结论的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一直假设只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同期市场存款利率，高收入家庭的父辈就会为其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并没有考虑社会资源对于社会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在教育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并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情况下，上述假设不再成立，即使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很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很划算，也不是每个社会成员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能够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有限的教育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问题，即哪些社会成员可以利用教育资源，而哪些社会成员不能利用呢？通常的做法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应该被高素质的个体所享有，那么如何区分个体之间的素质高低呢？考试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符合公平原则而又易于操作的制度安排。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个体只要在准入考试中取得高的分数，即使其家庭为低收入家庭，也可以获得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机会，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放弃这种机会是允许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高收入家庭的子辈不一定能够获得利用有限教育资源的机会，这要看其在准入考试中的表现。值得关注的一种情况是：高收入家庭的子辈不能通过准入考试，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低收入家庭的子辈可以通过准入考试，并且存在资本市场，可以通过筹集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家庭状况子辈的收入情况。
高收入家庭子辈的收入情况为：
分析上述结果，我们发现其符号是不确定的，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这要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其中一些因素对于其符号的影响。
与i越大，上述结果的符号越倾向于正号，即高收入家庭父辈的初始资本积累越多，市场存款利率越高，越容易拉大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式（18）可以看出，
和F越大，结果越倾向于负号，即低收入家庭父辈的初始资本积累越多，人力资本投资的额度越大，越倾向于缩小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式（19）表明，r越大，结果倾向于正号，而R越大，结果倾向于符号，即资本市场的贷款利率越高，越容易拉大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越高，越容易缩小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一个以准入考试为制度安排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可以避免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大于父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出现富裕家庭的子辈愈富，贫穷家庭的子辈愈穷的现象，父辈的初始子辈积累情况并不能完全决定子辈的收入情况，能否在公平竞争中通过准入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辈的未来收入。这为低收入家庭的子辈改变父辈既有的收入状况，由贫困转向富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四、教育制度改革与个体收入差距：中国的经验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被中国政府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放到了优先发展的位置，高考制度的恢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领域推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逐步将非义务教育由免费教育变为收费教育；二是非义务教育普遍扩大招生规模，以高等教育为例，198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为28.1万人，2005年这一数字扩大为504.5万人。非义务教育实行收费制有其合理性，因为与义务教育较强的公共产品性质相比而言，非义务教育更带有私人产品的性质，非义务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教育规模的扩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也是逐渐增加的。本文更加关注上述两种改革对于不同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自从推行上述两项改革措施以来，两个基本事实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其子女的教育费用，因贫困而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支付子女教育费用而卖血等极端现象也经常见诸报端；二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尽管政府部门极力反对将就业难归罪于高校扩招，但扩招增大了就业市场的供给是事实。对于中国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与不同收入家庭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我们提出以下基本分析框架和基本命题：
图1：基本分析框架
命题1：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高收入家庭提供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
从1999年开始，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当然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高校学费不断增加，尤其是民办高校的收费普遍较高。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招生规模的扩大为其提供了更多的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而高昂的学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只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划算的。目前尚未有对于高收入家庭中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数量的统计，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些证据，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选择将其子女送往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往往需要比国内更多的费用。可见，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对其不具有约束力，招生规模的扩大为其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
命题2：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扩大了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但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从而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扩张大打折扣。
在不考虑费用约束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对低收入家庭同样是有利的，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样扩大了。但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不断增加的教育费用构成了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对于其子女而言，要考虑的不仅是能否通过准入考试的问题，而且要考虑教育费用的问题。目前，中国针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本市场尚不健全，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助学贷款制度的推行力度，但是多数低收入家庭还是无法通过这一渠道筹集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正规渠道无法筹资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通过非正规渠道筹集资金，其中包括高利贷行为，以及卖血这种更加极端的行为；二是其子女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使已经通过了准入考试。可见，虽然扩招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面临的受教育机会扩大了，但是教育费用构成了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放弃了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因此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扩张大打折扣。
命题3：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对高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小。
在取消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后，一个竞争性的就业市场逐步得以构建，但是目前中国尚未构建起完全竞争市场的就业市场，总体来说来看，两条主要的就业渠道是并存的，一是通过招聘会等竞争性市场实现就业，二是通过社会关系实现就业，可以预见，在由计划经济向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阶段，以上两种就业方式将在一段时期内同时存在。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就业双轨制，即就业市场中类似计划分配的行为与市场竞争行为是同时并存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类似计划分配方式实现就业的情况，往往存在于垄断性行业等高收入行业，对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就业的群体而言，既不需要参加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又可以得到一份高收入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哪些人可以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呢？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就业往往要求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网，即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而高社会资本与高收入家庭往往是对应的，因此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倾向于通过类似计划分配的方式实现就业。
命题4：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降低了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减少了其人力资本投资。
就业难问题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不同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不仅缺乏物质资本积累，其社会资本积累往往也低于高收入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子女筹集了教育费用，其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后面对就业双轨制时，往往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完成就业，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就业难问题。目前，毕业即失业、低工资就业等现象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影响了低收入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预期，确切地讲，就业难问题降低了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对他们来讲，千方百计凑足学费供子女读完大学后换来的只是低收入工作或者干脆就找不到工作的预期是无法接受的，这一点可以使现实中存在的贫困家庭的子女早早辍学的现象得到部分解释，这也是“读书无用论”产生的原因之一。
总结上述四个命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在面对教育费用约束和就业双轨制的情况下，高校扩招对高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扩张作用要大于低收入家庭。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穷者的后代依然贫困，富者的后代依然富裕，并且子辈之间的差距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而被放大，从而产生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
五、结论
本文从代际问资本转移的角度试图对个体收入差距问题给出一种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资本的代际间转移比直接的物质资本转移更倾向于产生代际问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而在教育资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一个以准入考试为制度安排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可以避免代际间资本转移的“马太效应”。同时，是否存在一个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对上述结论的成立具有约束作用，因为费用问题构成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
将上述分析用于对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大和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后中国情况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加大了低收入家庭对其子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而目前中国为人力资本投资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第二，在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受到约束的情况下，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对高收入家庭子辈受教育机会的扩大作用要大于低收入家庭；第三，就业双轨制的实际存在降低了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对低收入家庭子辈受教育机会的扩大作用进一步弱化；第四，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约束差异及其行为选择倾向于扩大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产生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即富者的子辈愈富，穷者的子代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