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人类的成功选择——世界宏观文明视角中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视角论文,人类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们，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景产生着种种揣测。毫不讳言，有一些带着明显的不乐观色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不敢充分肯定。
这不奇怪。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犯过不少幼稚的错误，世纪末又在原苏联东欧地带遭到失败。世界社会主义因此而陷于低潮，这就影响了人们对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的看法。但是，如果不是把视野仅仅定格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某些局部事件，不是用直观的“二分法”、“东风、西风”的框架来框定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评估，那么，我们就可能有更高远的视角。本文力图在世界宏观文明进步的视野中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价值作出阐释，以期说明20世纪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说明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的一项成功的“集体选择”（注：必须说明，这里的“集体选择”是在恩格斯关于历史运动中的多个平行四边形合力原理的意义上表述的“集体的”选择，是指世界人口的各个群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以否定和反对的方式参与了这一世界性的选择过程，而不是指某种直观的集体一致行为。）。
一、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陷于历史终结，人类在“生存下去”的重压下所作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选择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价值悬设，而是现实历史运动的结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关系方式，在20世纪成为人类的一种选择，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成果；但是，在更决定性的层面上乃是当时社会历史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无法解脱，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之几乎陷于“万劫不复”之困境的时候，人们才在“生存下去”的重压下作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选择。在这一重压下首先作出社会主义选择的当然是俄国以及其后相继选择社会主义的其他国家。列宁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特殊性对此作了说明，毛泽东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对此作了说明。他们都看到了自19世纪晚期开始发生的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并强调了这一变化给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所造成的机遇。但是他们未及在更宽广的视角下观察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困境中获得世界性的价值认可，以及社会主义因素在世界宏观文明中的成长。所以，这里想从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时代的终结的更深更广的意义上，观察20世纪人类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在20世纪初期之前，自由资本主义的中心舞台在欧洲，欧洲是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核心地带。而支撑这个核心地带文明的是三根支柱：一是经济上的自由资本主义，二是法律宪政上的政治自由主义，三是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中心支配地位的“食利者”资产阶级。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根支柱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一时被惊呼为“欧洲的沉陆”。其核心事件是19世纪末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绵延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登峰造极，形成世界性的大萧条。这场衰退和大萧条，摧毁了大英帝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摧毁了以英镑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这场衰退和大萧条为分界，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王国已成为“旧日黄花”。尤其是经历了1929—1932年的这道深谷后，这场衰退和大萧条宣告了一个经济时代的终结，宣告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自由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终结。当时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来描述这一阶段上资本主义的气数，并非是惊人之辞。1938年在权威的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Economic Association）上，就有人宣布：马克思的预言就要实现。 只是当时的人们未能把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终结和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终结作出区分。恰在其时，唯有苏联显示出非凡的免疫力，出现了令大萧条的西方为之瞠目结舌的强劲增长力。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1929年时， 苏联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重只有5%，而到1938年则既升到18%。同一期间内，英、 美、 法三国经济总量所占比重，则从59%下跌到52%。在大战期间的1943年1月23日，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 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而这个期间，苏联境内根本就没有失业现象。在这个时候，大萧条的创伤越是深重，苏联境内的社会生活方式选择的光芒就越是夺目。别说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左翼政党和左翼社会力量，就连极具社会影响的西方保守派人士，也有不少到苏联去“取经”。他们当时在苏联所发现的最大秘密就是“计划”概念。其实当时苏联流行的“计划”概念还相当幼稚，还带着不少致命性的传统痕迹，和马克思关于人类摆脱经济外在性的奴役，实现人对自身经济活动的自觉支配的含义还相去甚远。但是，恰恰是这个尚属幼稚的计划概念及其衍生的各种政策理念，实际庇佑了其后数十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繁荣，连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都不能例外。在这个时候，人们对社会主义生活理念所作的认可与选择，尽管显得很幼稚和表面化，但人们的态度是认真的，社会主义由此也作为一种现实力量而进入人类生活。这是在“生存下去”的压力下所作出的选择，是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无力解决人类问题时所作出的选择。经历了这一阶段后的资本主义开辟出自身发展的新的阶段形式，但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理念启发，是资本主义有效利用了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后来新保守主义重新鼓吹19世纪的自由主义“天堂”，但事实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活选择，在人类生活中已经无可替代。
与经济衰退和大萧条这一核心事件相联系，欧洲之宪政民主也在法西斯的铁蹄下被踩得粉碎。没有大萧条，就没有法西斯的出笼。大萧条把鼎盛于19世纪的欧洲传统宪政的根基毁坏了，所以自墨索里尼得以胜利“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峰巅的20年间，“元首们”毫无顾忌地用上天的口吻谈论着人间的命运，迫使英、美、法的资本主义领袖们不得不乞求于苏联红军。所以，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此时此刻，只有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起来合作迎战，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至于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社会中心地位，且已经养得脑满肠肥的食利者资产阶级，在大萧条中也深感“日暮途穷”，时时为可能被“吊死在灯柱上”而提心吊胆。熊彼得对这个阶层的创新能力的失落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新生代资产者正在取代他们。而且，工资领取者队伍的扩大和政治经验的成熟，也使这个食利者群落先前拥有的中心支配地位受到威胁。到20世纪之初，工资领取者在就业总人口当中的比例，英国达80%，美国达63%，德国达66%，法国达58%。大萧条使这部分人口处于失业这一仅次于战争的“恶疾”威胁之下。所以，克鲁泡特金写道：“只要过15天后再没有煤”，普通人就会立即“坚决地站出来转变他们的生活信仰”（注：转引自米歇·博德《资本主义史》，吴艾美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从这一历史背景分析， 后来欧洲之所以出现以北欧国家为典型的“工会——政府——资产者”构成的“三角关系框架”，以取代食利者资产阶级的绝对支配地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宪政民主、食利者资产阶级的中心控制地位，这三根支柱的毁损，使“欧洲沉陆”。这主要不是一个地缘概念，而是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概念，即以19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在这个历史关头，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理念：反对资本对于劳动的奴役，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得益于对社会主义的利用而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新的阶段形式，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这种超越性，仍然显现于历史进程的前沿。这正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首要成功之处。
二、社会主义参与了20世纪事关人类命运的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带给人类至少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贡献，并且为20世纪晚期人类难题的解决保留着优胜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格
当社会主义作为20世纪人类的一种选择时，它就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力量，一种整合社会力量以参与20世纪历史运动的力量，并且卓有成效地参与了20世纪人类问题的解决。毫无疑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有过不可小视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文明成果。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终结，不是资本主义全部的历史的终结，其后资本主义开发出对现代文明进程的新的相当可观的适应能力，在20世纪人类问题的解决中显示了自身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是，在20世纪人类问题的解决中，社会主义所显示的巨大力量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适应能力的获得在关键性的意义上乃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利用。
20世纪的历史大体由三大时期组成，每个时期就象历史长剧中的一幕，每一幕都有着特定的中心剧情。第一时期的中心剧情是战争和革命；第二时期的中心剧情是大萧条后的大繁荣，包括原落后国家迅猛的工业化进程；第三时期的中心剧情是新的困境和争取和平与发展。在世纪初的第一幕历史剧情中，赢得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在参与解决世界大战这一灾难性课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及其影响下的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对于20世纪人类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粉碎了法西斯蹂躏全世界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开端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奠定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付出了占人口10%以上的生命，而英、美最多也只有1%。 所以当罗斯福就是否和苏联合作而作民意测验时，赞成合作者的比例高达84%。当今的西方学者们依然公认：“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若无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有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府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却反而是救下它的死敌一命。”（注：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其实这里并没有太多讽刺和矛盾的意味，社会主义从来就不应理解为偏狭的意识形态宗派，更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志愿牺牲者，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真诚守护者和人类未来文明的顽强追寻者。对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才是社会主义参与赢得这场战争的本来含义。社会主义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乃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奉献。资本主义利用它未尽的生命力，也为赢得这场战争付出了努力。但在这场性命攸关的大搏斗中，是社会主义力量“救了它一命”。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同样离不开从社会主义所获得的政策灵感。
20世纪第二幕历史的中心场景是大繁荣。说到大繁荣，20世纪末期的人们大多只把它表述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20多年的所谓“黄金时代”，很少提起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大片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许“舆论常常倒向赢家一边”，但理论应保持自己应有的诚实。大繁荣毫无疑义应该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完成的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所争取的发展。否则，所谓的“大繁荣”，只不过是在富人俱乐部里所夸夸其谈的20世纪的繁荣。
关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进程，这里不想列举早已是人们烂熟于心，但又被某些人故意遗忘的数字和事实，而只引述福山的一个看法。以谈论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而出名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述及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适应性时，认为社会主义未能有对后工业现代性的适应性（这对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来说，应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反面提醒）。但是，他引用沃尔特·罗斯托的观点承认这一事实描述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是促成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飞跃的极为适当的经济制度（注：参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5期，第51页。）。对于20 世纪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这一概括表述了事实本身。尽管表述者的出发点是想把社会主义的适应性封死在“城市工业社会”的进程之中。这些国家，一度在全球占了近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社会主义在这片国土上完成了“城市工业社会”的进程。而这些国家的历史证明，如果这里的人们当时选择资本主义，那么也许这一“城市工业社会”的进程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因为早期资本主义早发工业化国家中完成这一历史进程的各项主要条件，这个时期在这些国家已经完全不复存在。
上述这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地区的“城市工业社会”进程，还应该包括大片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战后发展并不都采取社会主义方式，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几乎都要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前提，以旧式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为世界条件。这一前提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仍在于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20世纪人类在社会领域中有两大革命：一是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民族民主革命。两者的矛头所向最集中的就是旧式帝国主义体系，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始终是“主帅”，民族民主革命则是“同盟军”。战后亚非拉有79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其中近一半国家的执政党标榜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效法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还有不少国家中，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力量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发生过重要作用，因而在独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着重要的政策影响。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成就是构成20世纪第二幕历史的重要内容。当然，在这些国家中，有些工业化进程并不成功。这些不成功的原因很复杂，但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一种被称为“新的经济帝国主义”、“新经济殖民体系”政策的结果，以及旧殖民体系造成的民族冲突的结果。“南北问题”的主要根源即在这里。不可否认，在这些国家发展受挫的原因中，有不少是因为照搬苏联那些扭曲了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造成的后果。对后种情况分析的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清除那些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教条，而不是把一盆脏水统统泼在社会主义身上。
现在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繁荣首推美国。造就美国战后繁荣的财富积累始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美国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而其中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10%，远远超过非战时期。所以，如果说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是埋葬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期的葬礼，那么这笔巨大的葬礼开支主要落入了美国商人的钱袋。而美国能够成为战时、战后“独吃的大赢家”，除了地缘、民族历史的原因外，乃是其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发生了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的重构，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其先期成果便是罗斯福新政。有人据新政而称罗斯福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者”。罗斯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者，他只抽象地承认自己为“基督徒”（注：参见内森·米勒《罗斯福正传》第19章，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的政策灵感无疑来自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当时受全世界关注的苏联式的“计划”原则的兴起的感悟。凯思斯主义的流行也正是这一经济生活潮流的产儿。前文述及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悠久成效”之一是“救下资本主义一命”，按他们的看法，这一表述既包含战时，也包含平时；是苏联式“计划”原则给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政策灵感。当西方世界在大萧条中苦苦挣扎而苏联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按社会主义方式定义的“计划”一词成为西方政界最时髦的名词。这种经济生活潮流不仅在北欧迅速普及，连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典的英国也形成莫逆之势。当时，英国政府官员不分党派地组织了智囊结构——“政治经济计划会”（PoliticalandEconomic Planning PEP），促进对经济的宏观的理性干预。 英国政府中最受尊敬的元老、英国国教核心人物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著书鼓吹计划原则。许多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后来出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也自命为计划派发言人。尽管当时苏联的“计划”实践也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关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自觉支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人这些原则的幼稚作业，但毕竟从此以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宏观上的自觉把握总算破了题。对全国国民收入作统计分析，并据以管理经济事务，首开先例的是1925年的苏联和加拿大；而后到1939 年增为9国，当时国际联盟则掌握26 国的估算数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39国，50年代则达93国。时至20世纪晚期，这种统计分析和管理已如同一国的宪法、国旗那样不可或缺。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在体制上的构架即来自于这一政策灵感。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一政策灵感及其相应的体制架构催化了20世纪新科技文明的产生，并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法想象的计划能力、管理能力、社会的综合协调能力孵化出20世纪的新科技生产力。如果说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体制架构曾经容纳了“城市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而新的体制架构则是服务业、信息业迅速成长，并取代传统工业产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其初始，哈耶克等一小批人以“通向奴役之路”这一主题批判社会主义。对这种议论本可以倒过来思考，即从反面获得一个提醒：时人不要对自身的时下有限理性能力估计过高，不要陷于过度的自负。但当时谁也不理会这种议论，谁也不忌讳在自己的政策用语中渗进社会主义的色彩。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这一反面提醒中无疑包含着保守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自社会主义所获政策灵感只表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自觉支配的意识生成，而和社会主义关于人摆脱经济外在性的奴役，人成为自然、社会、人自身的主人的价值规定还有质的区别。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模仿，而幼稚的模仿走向极端势必陷于困境。困境和危机后来果然发生。这毫不奇怪。只是要申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到20世纪晚期，危机真的发生，人们发现哈耶克的“提醒”并非一文不值时，也没有人认为历史应该倒转，认为当今的政策和体制应该或者能够重回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典时代，包括里根政府、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政策哲学在内。
20世纪第三幕历史的中心场景是新的危机和争取和平与发展。危机首先于7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而后是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和瓦解。危机使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萧条中最为人指责的贫穷、大量失业、混乱、不稳定等现象，也是在长达一代人时间的繁荣中被认为已经扫除的现象，在1973年后开始重现。经济增长，一再为严重的不景气打断。尤其是1987年美国及世界股市暴跌和1992年国际汇率危机，使许多人恐惧地提问：是否有可能再来一次大萧条？90年代欧洲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难题已比30年代更糟糕。新保守主义的药方并未带来福音。罗伯特·萨缪尔森指出：资本主义“过度成熟”和“资本过剩”，引起全球大投机和广泛的泡沫经济，“破坏着贫穷国家的经济稳定，使富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重创”，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失败”（注：罗伯特·萨缪尔森：《民主不是恩赐》，参见《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9日。）。而这二十来年的危机中，原社会主义国家所遇到的危机远比资本主义深巨。当危机之初，苏联还利用石油价格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诱导因素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一时逞强于世界，向美国频频进逼，迫使其处于守势。但是，这时候的社会主义早已成为苏联的地缘政治企图和霸权政策取向的工具。他们手中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失去灵魂的躯壳。这种社会主义的后来瓦解，已是命中注定，在所难免。
苏联、东欧政治事件的发生，在西方意识形态专家的眼中，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参与解决当代人类问题的资格，似乎当代人类只有等待着自由派资本主义赐予福音。难道历史真的只剩下自由派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当代没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入，诸如和平与发展这样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吗？要相信这一点，除非把西方某些意识形态神话当成历史运动的真实。且不说打赢世界大战和争得大繁荣，曾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得力于社会主义，且不说当代自由派资本主义理念从来就没有在全部基础上构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哲学，单就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解决，也就绝非资本主义所能胜任。例如：
1.全球贫富日益悬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年度报告”称，当今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有者消费着占世界总量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 占世界总人口20%的贫困者则消费着仅占世界总量1.3 %的商品和服务。而后一个数字在30年前为2.3%， 即贫困者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几乎下降了一半。1980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有者所占人均国民收入是占世界人口20%的贫困者的30倍，而1997年为74倍。全球有26亿人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11亿人以上没有适当的住宅。而世界最富的3个人所占有的财富则超过48 个不发达国家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2.全球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超过8亿，这使发达国家本来已十分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 因为跨国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剥削所在地极为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使这里的失业者面对既缺乏工作机会，又涌进廉价对手的双重挤压。在大萧条和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曾哀叹失业是仅次于大战的“瘟疫”。这个“瘟疫”如今又重新降临。就整个欧洲的趋势，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发出感慨：“与19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传统相反，欧洲，即欧盟，第一次处于贫困不断加重，不断扩大的境地。”（注：转引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8年第3期，第7页。）
3.社会动荡不安。日益增多的贫困、失业、道德沦丧、政治冲突，以及其他因素，营造着社会动荡的环境和触发机制。这不仅发生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多灾多难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发生在发达国家。美国历史上十大屠杀案件，其中有8件是1980年以后发生的， 而且犯案者多是30～40岁的白人中年男子。丹尼尔·贝尔称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欠帐过多”（注：参见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页。），但资本主义自身能够把这笔“欠帐”还清吗？
4.全球环境日趋恶化。且不说来自陆地、海洋、臭氧层的种种警报，仅就淡水资源一项，目前已有15亿人口没有可靠的饮用水水源。据预测，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0亿人，届时争夺水资源将可能是世界冲突的重要因素。面对这样的因境，难以想象能够在自由派资本主义的原子化竞争机制的神话中找到出路。因为在这里资本主义直接就是困境的原因。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把解除环境危机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相联系。
5.冲突与战争。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不少人用“文化冲突”来解释时下的政治冲突、对抗和局部战争。应该说这些冲突、对抗和战争中有文化冲突因素，但用文化冲突论只能在局部方面、主要是诱发机制方面，而不是从根本方面解释这些冲突与战争，更找不到走出困境的途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哪里有战争，那里就必定有美国插手，必定有“美国利益”在其中发生作用。所以，冲突和战争的真正奥秘主要是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资本的利益。
此类问题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框架里，根本就无从获得解决，甚至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取向本身就不是资本主义的题中之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马丁·李普塞特在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述及当代人类问题和资本主义关系时说：“资本主义没有允诺人类实现深刻的精神需求，或者消除不平等、贫困、种族与性别歧视、环境污染和战争。它也无法用理想语言去感染青年，对此用不着太感惊奇。”（注：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1998年第5期，第50～51页。原文见美国《民主杂志》1992年4月为纪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发表50周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出路在哪里？李普塞特开出的药方是“新社会运动”和“社群主义”。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吸收了社会主义价值含义的社会运动，但毕竟离当代人类问题的根本解决，离社会主义的真谛还有不近的距离。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应该客观、冷静和认真地重温20世纪的历史，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在解决当代人类问题中的决定性地位。历史是诚实的，不诚实的只可能是理解者的说明框架。人们所经验的事实使人无法怀疑：没有社会主义力量的作用，当代人类上述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一个悬案。尽管20世纪晚期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了危机和困境，但这场危机的困境可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发生一次“凤凰涅槃”式的跃升。人们抛弃幼稚、变形、扭曲的社会主义，这毫不足惜，人们将在更高层次上选择社会主义。这就是20世纪晚期历史的主要贡献之一。而其最好的明证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1988年，尼克松写道：“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3页。）而德国的海纳·温克勒尔教授则这样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信徒们显然都很不舒服。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偏偏是在一种他们已宣判死刑的政治制度中完成的。这种腾飞给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方针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而这一方针与西方授意的谋士们目前在苏联制造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注：温克勒尔：《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见《新德意志报》1993年8月3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给20世纪晚期历史提供了一个最为有力的例证：在解决当代人类最紧迫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上，社会主义仍保留着决定性参与者的历史资格。
三、20世纪晚期社会主义挫折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初期阶段性和所在国度经济文化落后性所决定的，也正是这场挫折和失败使社会主义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现在我们来谈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挫折。如果说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定位，同时也证明了已经实现的这种超越仅仅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超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一度陷于“天崩地裂”的时代出现的。但是，这不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天崩地裂”，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崩溃。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性的历史选择，在这一阶段上所能采取的具体实现形式就只能是超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获得的形式，而不可能是对资本主义实现最终超越的形式。因而这一阶段上社会主义选择的初期阶段性、幼稚性和不成熟性就显得十分突出。
还是以曾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定义的计划范畴作分析。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终结，给人类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是实现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支配。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社会主义关于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支配，是和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一个“自由王国”，人成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相联系的；是和消除经济外在性对人的奴役，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相联系的；因而这也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自觉支配，而不是以“国家”名义实行的支配。解读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的联系，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未脱离过这一历史前提。显然，在自由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这一历史前提远未产生出来。这个时候的人们以社会主义名义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比如对计划概念的选择，就只能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超越性选择，而在现实实践上不可能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超越性选择。这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性“蝉蜕”中人们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所以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在自身阶段性“蝉蜕”中只能作出的选择，因为资本主义正是凭藉这一政策理念，走出大衰退、大萧条、大战争的困境，完成了自身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救了资本主义一命”，有如黑格尔所表述的历史理性的“狡诈”。而对资本主义来说，这又是一个符合其历史进程的合规律的选择，因为人类自身实现对经济外在性奴役的否定，成为自身经济生活主人的进程是一个逐渐逼近的过程，选择“计划”理念也就是这种“逼近”中的一步。这一步选择曾奠定了20世纪大繁荣的政策理念基础，但希翼不发生挫折和某种阶段性否定意义上的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被列宁称为“聪明的资产阶级教授”的马克斯·韦伯曾预言过这一点。他认为，只要计划经济以取消货币核算和资本核算为必要条件，那就必须忍受形式的合理核算的削弱。在这种意义上，实质的合理性与形式的合理性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矛盾（注：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转引自《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持新康德主义观察框架的韦伯当然不会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之间寻到出路，而从人类历史实践来说，这种出路也只能存在于经济外在性对人的奴役的“异化”状态的消除中。当资本主义为消除这种自身“异化”状态而生成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时，人们极难回避韦伯所说的这种幼稚的错误。20世纪的晚期危机，特别是社会主义危机，显然和这种计划理念选择的幼稚性密切相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对计划理念的选择，是20世纪人类的一次“集体成功”，但也是一次“集体失误”。
最早代表这一选择成功的是苏联，而把这一选择的幼稚性和失误推向极端的也是苏联。1995年，戈尔巴乔夫回忆他上台后所面对的经济形势和体制运作状态时说：“我们的经济形势甚至迫使我们在政治局内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例如，“曾成立解决女式连袜裤脱销问题委员会，”“在我们党的机构中竟设立有机硅联合体部，你们可以想象，党的机关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党的管理‘首脑’，这就是党自身忙着干的事。目前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本国产品的单位价值比‘世界价值’高0.5—1 倍；消耗在单位国民收入上的能源、水泥、 金属比国外多0.5—1倍。这是自杀性的浪费经济。”（注：[俄]戈尔巴乔夫：《回忆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这是苏式经济晚期衰落的一幅绝妙写照。尽管这种经济声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在这幅景象中，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关于消除经济外在性对人的奴役、人成为自身经济生活的主人的规定性，在这里已荡然无存。人重新被一种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经济关系所禁锢，这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已经割若天壤。象这样一幅传统计划经济的衰落景象，岂有不败之理？只是这里的失败很明显已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用社会主义词句表述着的别的东西。
这种用社会主义词句表述着的“别的东西”，就是列宁曾敏锐地意识到的俄罗斯所存在的“低于资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0页。）。 在俄罗斯这片马克思称为“亚洲方式”的国土上，国家始终扮演着社会中心的角色，集权和国家统制常常是成功的秘诀，但又常常是导向失败的因子。革命后为推进苏联的初期工业化，国家力量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基于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而形成的政治理念，日益集中到对国家力量的尊崇，并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对这种国家力量作了说明。正是这种以“计划经济”名义实现功能的国家力量，有效集中和支配了全国的资源，迅速推进了苏联的工业化，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成为世界上第二号工业强国。成功强化了人们的原初理念。当时的人们就是用这种国家统制的方式理解社会主义，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解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机制。今天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嘲笑这种计划经济概念的粗陋，但是，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能对计划经济范畴作现实诠释的方式。因为除了国家，没有其他组织化力量或社会联合体能够执行计划理念的现实功能。但是，这种计划经济中，掺杂着不少俄罗斯式的杂质。苏联共产党人，就象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法摆脱俄罗斯这片“落后国土”的制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晚期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失败的东西，其实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词句包装着的传统社会机制，或者说是强迫幼稚的社会主义背负着的落后国土上的沉重历史包袱。出现在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剧变，毁损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但并未毁损社会主义的真谛。与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喧闹正好相反，正是这次政治剧变使社会主义终于摆脱了充斥传统社会“辉煌垃圾”的沉重历史包袱，而重新赢得了自身。社会主义终于走完了在落后国土上行走的“幼稚阶段”，走出了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炼狱”。这是社会主义在辩证法意义上的一次胜利。如果说要把这一过程看作是某种意义的“历史终结”，那就是传统社会回光反照的历史终结，而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
不必为那种抽去了灵魂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为那种实为传统社会“辉煌垃圾”的历史终结而唏嘘叹息，应该庆幸社会主义摆脱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至少包含着这样的涵义：社会主义将能够在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人类困境问题和争取人类文明进步上，体现出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的超越性特征和历史价值，有如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历史超越。因而可以说，20世纪世界宏观文明史昭示这样一个未来：21世纪社会主义仍将成为人类的成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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