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痛苦思考——张洁小说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痛苦论文,小说论文,张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引人注目、也最富争议的女作家。其《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先后获得1978、1979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祖母绿》获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之多令人瞩目。同时，她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沉重的翅膀》也都曾引起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关注并参与争论张洁作品的人，既有专业评论工作者，也有工人、教师、大学生等普通读者。而且争论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给她个人招致了许多麻烦、攻击以至于诬陷、迫害。而热爱她的读者则这样给她写信：“如果有一天你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这种情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十分罕见的。究其底里，就是因为张洁的作品主题触及了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张洁在她的作品中关注的主要有两大问题，即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这两大问题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注意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张洁的创作道路上，《爱，是不能忘记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洁自己宣称这篇作品是读书笔记，她说：“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写的读书笔记。”实际上，她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痛苦思考正是由此开端。这篇小说本来是要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不合理现象，推崇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精神恋爱。为了与一般和睦婚姻相区别，她设置了男主人公和工人女儿的婚姻；为了防备世俗伦理观念的指责，她苦心孤诣地让苦恋的男女主人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她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间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这样，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就只剩下了纯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倾慕。
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反映了张洁女性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爱情关系中生理因素的贬抑。相对于为了物质利益而勉强维持无爱的婚姻，钟雨的追求具有不可抹杀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爱情之所以不同于友谊，就在于爱情是以两性间的性吸引为自然的、物质的基础，而友谊则无需这一基础。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不少能够在精神上吸引他、使他倾心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同性，也可能是异性。他们可以成为知己、挚友，却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恋人。只有在对方同时对他产生性吸引力时，他们才能成为恋人。
当然，作家把爱情关系中的精神因素与生理因素、物质因素互相对立，并片面地强调其中的精神因素，并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心理原因。首先，它是对妇女精神独立的极度强调。中国当代妇女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了独立地位，但精神上的觉醒却并未同步完成，认为女人是天生的弱者，女人不如男人的看法还相当普遍，什么“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女人天生没有头脑”等否认女性精神世界独立性的观念更有广阔的市场。在婚姻生活中，则把女性看作过日子、生孩子的伙伴与工具。张洁对此非常反感，所以才在小说中强调钟雨与老干部之间精神上的相互吸引，强调钟雨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把精神需求放在爱情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同时也是对封建主义余毒的强烈反拨。
但是，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感情关系既然属于爱情范畴，就必须具有性吸引的成分。对小说而言这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作者不管是无意忽视还是有意删除了这方面的内容，都是重大的艺术疏漏。然而当时很多批评都是从世俗伦理观念出发谴责钟雨和老干部不道德，却忽视了小说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众多的批评意见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不能不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作家从对钟雨的指责中看到的是对妇女精神追求的恐惧，这反而激发了她进一步探索并表现妇女精神世界的欲望，由此产生了《方舟》、《七巧板》和《祖母绿》等一系列作品，并把她的探索和表现延伸到了她正面描写社会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之中。
《方舟》无疑是张洁最深刻的作品之一，也是她全面表现自己的妇女观的作品之一，其妇女观本身已经向世俗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深刻性更使挑战变得咄咄逼人，以至于一些喜欢张洁作品的人也不能接受。作品中的三个女主人公都是职业女性，她们性格不同，职业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生活道路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追求的失败，即事业的追求和婚姻的失败。在小说中，张洁把事业追求看作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事业与职业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却还有着重大的区别。新中国为妇女提供了与男人平等的就业机会，为妇女解放创造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那么，妇女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很显然，它并不等于有职业，能够干活挣钱，养家糊口。它还应该包括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它只有在事业追求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这就是事业与职业的区别。职业虽然是社会性的，但是如果把它仅仅做为挣钱养家的手段，它的社会意义就是客观的、被动的，就只能被局限得极小极小；只有对职业的社会意义达到清醒的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职业对妇女解放事业的深远意义。
正因为如此，数十年间，反对、否认、贬低妇女就业意义的观念和言论一直时起时伏，时隐时现。《方舟》的女主人公们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切的认识，因此她们才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自己投身于事业的权力，并为此付出了艰难的努力与巨大的牺牲。事业本来就是一种要求极度努力的生活形态。为了事业有成，其他的一切往往均需受到无情的贬抑。而投身于事业的女人，除了要为事业本身付出极大的精力以外，还要面对轻视妇女的各种社会偏见。
荆华她们虽然事业小有成就，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承认，反而因其女性身分招致猜疑和嫉妒。造成她们这种艰难处境的原因，既不在于她们的性格，因为她们中既有强悍如梁倩，亦有柔弱如柳泉，还有坚韧如曹荆华；也不在于社会制度，因为社会制度不仅为她们事业有成提供了保障，而且创造了条件。她们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人，那就是几千年源远流长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男人是女人的主宰，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做男人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种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受到了批判，丧失了公开的市场，却远远没有肃清，还有不同程度地隐藏在很多人——其中也包括女人在内——的头脑里。因此，给荆华她们带来烦恼、侮辱和艰辛的人，不仅有魏经理、白复山那样的男人，也有贾主任、钱秀瑛那样的女人。
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象荆华她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既享受着社会进步的成果，也承受着传统文化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她们认定自身价值的实现，是她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不能放弃、不可交换的原则。这也是张洁妇女观的最基本的观点。
《方舟》招致非议的是对男人的失望，这种失望在小说中俯拾皆是。诸如“不知男人们会有什么感想。也许他们当中正有人巴不乐得地想要藏到女人的围裙后头。不知为什么，荆华总觉得一个‘母马驾辕’时期好象就要到来。也许宇宙里一切事物的发展，不过都是周而复始的运动。再回到母系社会也未必不可能”。“男人们全上哪儿去了呢？大概只管在电话里打发等着烧煤的人”。“就算保持住自己容貌的美丽，又有什么意义？总得为着一个自己心爱的人。没有。要是有，她宁肯花上一些时间去搽‘银耳珍珠霜’”。“比起男人，女人也许是一个更健全、更优秀的人种？”“一个男人，却用这种鼠盗狗窃的办法来坑人，荆华觉得他实在可怜”。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她们三人的丈夫，两个愚昧无知，一个是衣冠楚楚的高级市侩，他们无论文化水平高低，性格品质好坏，都无法理解荆华等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最后只好离婚或分居。至于小说中象魏经理、铁司机、谢昆生、刀条脸那样的男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由于小说中大多数男性形象素质低下，以至一些中性叙述中都含有对男性的谴责。比如看小说中这样描述柳泉：“仿佛一张没人精心保管的，被虫蛀损了的，被温度、湿度、酸碱度都不合适的空气剥蚀得褪了颜色的好画”，读者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她周围那些恶俗的男人，并指认他们为罪魁祸首。推而想之，三位女主人公愈是值得同情，造成她们艰难处境的男人们以及那些和男人站在同一立场的女人们就愈加可鄙可恶。这种艺术效果当然令很多人难以接受。
其实这些人没有看到，在对于男人的失望情绪掩盖之下，更为强烈而深沉的情绪是对于男人的关怀和怜爱的渴望。说到底，失望情绪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渴望得到的东西却得不到。荆华她们和一切女人一样，需要男人的保护和爱惜。“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她现在多么需要一双有力的胳膊。可是，在那儿呢？也许今生今世那个人也不会出现，荆华将永远不会知道被男人疼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当钱秀瑛“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里，都流露出一种对享受丈夫疼爱的满足，对被丈夫娇纵的眩耀”时，“柳泉明明知道这是女人的浅薄，然而，她心里却强烈地渴望着这种浅薄的满足”。“她不象别的女人，可以躲进丈夫的怀抱，把眼泪流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在丈夫的安慰和爱抚里，使情感上的风暴得以平息”。“柳泉未必不想身后头象是靠个一米厚的钢墩子的女人那样讲话。可惜她身后没有一米厚的钢墩子”。
既然渴望，为什么又得不到呢？关键就在于她们对男人的渴望有一个理想化的前提，那就是男人必须理解并尊重她们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她们自身的人格和精神独立。这种想法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所谓妇女解放，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是妇女对于男人压迫的反抗和摆脱。两大性别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长久。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人类历史便仅仅是一部男人的历史，人类文化也都是男性中心文化。妇女解放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阻力，究其根蒂，只能也只会来自男性。正象任何规律和逻辑都有例外一样，我们不否认很多男人对妇女解放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成为妇女解放的先觉者和领袖。但是作为一个性别集团，男性始终是妇女解放的对立面。妇女解放作为社会运动，应该也必须争取最广大的社会支持；但作为思想认识，则必须看清阻力的来源。否则，幻想对立面的援助，最终只能使自己的追求落空。荆华等人对男性既失望又渴望的复杂心理，实际上反映了张洁妇女观的不彻底性。
张洁妇女观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她小说中的许多女主人公在内心深处总还幻想着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除上文所举例子外，还有《波希米亚花瓶》中的梧桐，《七巧板》的尹眉，《沉重的翅膀》中的郁丽文。这三个女人与荆华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可以依赖的男人。在梧桐心里，简“是海，存在在我早年的，少女的相思里”。“是她借以支撑才可以站住，才可以挺立的那堵墙”，“在没有他以前，她象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任八方的风撕扯着她，在没抓没挠的空间里沉浮，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的，没有着落的失落感”。尹眉不但会向袁家骝撒娇耍赖，而且连自己出门带的手纸、牙签都要丈夫替她想到。郁丽文则“不论丈夫做出什么决定，都认为是正确的，她也许不甚了解那件事情的道理，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尽管尹眉依旧醉心于哲学研究，郁丽文仍然是个好医生，但是她们已经不再象荆华她们那样咄咄逼人，而是柔情百种，温婉可爱。郁丽文烙的馅饼、熬的小米粥以及她所营造的家庭气氛，相信每个看过小说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在丈夫们的眼里，她们无形中已不再是“大写的女人”，而变成了“小妻子”、“大孩子”。
这样看来，妇女人生价值的实现，似乎仅仅在社会生活中才有意义；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在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中，就不再存在女人的价值实现的问题，她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恢复弱者的身分，心安理得地接受男人的体贴、关怀、疼爱和纵容。其实不然。认为男性比女性强大，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偏见。实际上，男性和女性一样，都同时具有各自的性别优势和性别劣势。在有些情况下，男人可以保护女人；在另一些情况下，女人又必需也可以支持男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合理的、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互助的合作关系，应该排除一切奴役与依附因素。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仅以夫妻关系而言，男方关怀、疼爱、宽容，女方信赖、依恋、崇拜，这种关系仍然不是真正男女平等的关系，仍然遗留着男尊女卑的痕迹。因此，荆华等人的追求在当前虽然具有不容忽视的进步意义，但从长远的眼光看，也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就在决定了她们必然只能成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可惜指责《方舟》的人并没有重视这篇小说既渴望男人保护、又对男人失望的复杂心理，更不可能认识到这是张洁妇女观的又一内在矛盾。而是在更低一层的水平上为男性辩护。作家当然不可能从这些批评中得到多少有益的收获。因此，此后发表的《七巧板》只是稍微收敛了一些锋芒，在思想内容上并无多少改变。不过，它倒是充分表现了张洁的艺术智慧。小说以《七巧板》命名，其实就暗示着她只是把相同的思想内容改换了一种组合方式，就象玩七巧板一样。在这部小说中，她让女主人公金乃文站在与荆华等人完全对立的两极。与荆华等人一样，金乃文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技术精湛的医生、职业妇女。与荆华等人不同的是，她同时还具有传统观念要求妇女的所有美德：温柔、善良、贤惠，工女红，善烹调，把丈夫伺侯得无微不至。按说这样的女人绝对有理由获得幸福与成功，然而，她却比荆华她们还不幸，被丈夫百般折磨，逆来顺受，直至患上“迫害臆想狂”。张洁通过这个形象再一次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最强大、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观念的流毒，一个“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不知误了多少女子的终身幸福。女人如果没有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的自觉和追求，那么，不管社会为她创造多少政治、经济、教育条件，也不管她自身具备多少才能与智慧，她也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和终身的幸福。与此同时，张洁让荆华等人精神上的姐妹——尹眉终于得到了一个好丈夫，以此缓和了男性读者和评论家的不满。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来看，《七巧板》都不如《方舟》，但它却以其机敏和退让获得通过。
对于张洁来说，《七巧板》的意义就在于，她通过这篇小说找到了使自己的思想追求与大众文化心理相契合的途径。那就是她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祖母绿》便在这种创作心理的基础上产生并获奖。女主人公曾令儿的命运比张洁以往任何一位女性形象都要凄惨，然而她却以其不悔、不怨、不争、不怒，无论在何等艰辛困苦之中都自强不息的精神赢得了同情和尊敬。曾令儿对爱情和事业有如圣徒一般的献身精神很容易地就获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可，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张洁在左葳的身上倾注了多少轻蔑。不过也难怪他们，张洁把他包装得多么可爱呵！就是这个风流潇洒、玲珑剔透的书香门第的公子，竟然要在两个女人的扶持下，才能体面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路程。当然，左葳必须可爱，否则曾令儿的牺牲和卢北河的心血不就都浪费了吗？无怨无悔地为男性献身，是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根本要求。在这一点上张洁让曾令儿做到了。这是她的让步，她并不甘心，她必须加以补偿。她把曾令儿的献身精神扩展为对事业、对人生“无穷思爱”，通过卢北河的眼睛揭示左葳的无能，以此达到一种平衡。这不仅是一种艺术技巧，也是一种人生技巧。不过，以张洁敏感而尖锐的艺术个性，她不可能在这条通过妥协获得成功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张洁自己就曾经表示过她不喜欢《祖母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张洁以怪诞的《他有什么病》顺便为她的妇女系列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是顺便为之，所以不免有些潦草，但其深刻性并未减损。这篇小说基本上没有贯穿始终的完整情节，只是写了以一个医院为中心而互相关联的一些人和事。其中与其妇女观有关的丁小丽新婚的遭遇。新婚的丁小丽被送到区、市各级医院反复检查处女膜，她的身为医学士的丈夫居然不知道自己妻子的处女膜完好无损，反而以处女膜早已破损为理由，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在这篇小说中，一向似有洁癖般回避描写性关系、性活动的张洁堂而皇之地反复讨论处女膜问题，表明她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某种心理禁忌。
处女膜是女性贞洁的象征。在男性中心文化话语中，贞洁从来是男性对女性的片面要求。女性贞洁既是父系家族血统纯正的保证，又是家族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女政治家、女学者、女诗人有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而贞洁烈女却数不胜数，倍受褒扬，统治者对她们更是恩宠有加。数千年来，“女子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不仅被男人们奉为圭泉，用来规范女人们的行为，而且作为文化积淀成了妇女自我束缚的精神枷锁。张洁在以前的小说中片面强调精神恋爱，被有些人说成是“矫情”，其实她是有心理障碍。那时她还没有挣脱性禁忌的束缚。而在这篇小说中，她让女人变成了一张很大很薄的处女膜，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象征性地表现了贞洁观在封建文化心理中的地位。通过丁小丽的遭遇，揭示了贞洁观对于女人的全部负面意义。而丁小丽的丈夫在妻子的处女膜问题上，既有对封建贞洁观念无师自通的一面，又有对女性生理知识学而无知的一面。作为新时代的医学士，确实让人感到荒唐与虚妄。
遗憾的是，张洁此后并没有去塑造与其改变后的妇女观相适应的女性形象。
张洁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女作家。人们可以责备她偏激、尖刻，但她的偏激和尖刻正是她真诚而执着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的必然结果。也是她个人性格的必然表现。人们也可希望她永远保持初期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但希望永远也代替不了现实。就象儿童的纯真虽然可爱，但儿童终究要长大成人。成人虽然不再纯真可爱，但成人的成熟也自有其成熟的魅力。张洁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她同我们这个时代一起长大成人。她用她的作品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喧嚣与浮躁、忧虑与烦恼。她的视野可能还不够开阔，她的画面可能还不够宏大，但她毕竟已经尽其所能，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