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香港的经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快速发展论文,过程中论文,贫富差距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1）06－0054－06
一、香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
自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工业化以来，香港连续经历三次经济社会转型，完成了从“传统经济”到“制造型经济”再到“服务型经济”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开始工业化进程，制造业飞速发展，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在1950年～1970年第一个经济发展黄金期，香港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1]。1970年，香港的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至此香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迈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之列。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香港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兴服务业迅速崛起并成为主导产业。在此过程中，香港经济继续保持高位发展。1980年～199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减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5％，十年间实际增长达72％；进入9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进一步，1991年～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14.22％，实际增长5.22％（见表1）。1994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至不足10％，199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83％，由此，香港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的转型[2]。
1997年以后，虽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香港的经济增长步伐放缓，但实际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仅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毫不逊色（见表2）。进入新千年以后，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低迷期，但很快摆脱困境并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开始了新一轮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4]。
毋庸讳言，香港在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快速发展和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并驾齐驱”的局面。
工业化初期，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不断，劳工阶层工资水平低下、缺乏必要保障，许多人陷入贫困。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香港经济一度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弱势社群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197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是0.43，1981年上升至0.45，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5]。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香港的贫富差距更加恶化，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6]。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在最高收入的24个国家或地区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最大，最高收入的20％的家庭占有全港总收入的50％，而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仅占全港总收入的4.3％。1981年，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占有全港总收入的1.4％，1996年这个比重降到1.1％，2001年进一步降到0.9％，而同期，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45.1％升至52.5％[7]。这说明，在高收入阶层积累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广大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越来越少，不断陷入相对贫困化。
基尼系数的变化反映了香港贫富悬殊的变化。197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为0.43，1981年为0.45，2001年升至0.53（见表3）。同为“亚洲四小龙”，1998年新加坡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3、0.32，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33，相比之下，香港的基尼系数明显偏高，贫富差距更为严重[8]。
二、香港调节贫富差距的举措与机制
国际社会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悬殊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分化易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香港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就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贫富差距40年来不仅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不断恶化，这种情况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地区并不多见。但是，极端的贫富悬殊并未给香港造成明显的经济低效、政治不稳或社会动乱。相反，从二战以后至今，香港基本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究其原因，并非因为香港的贫富悬殊尚不够严重，亦不是因为香港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更高，而是因为香港社会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良好举措与机制。正是这些举措和机制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这些举措与机制主要有：
（一）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安全网
香港社会福利旨在建立一个关怀互爱的社会，让人人尽展所长，社会维持繁荣安定。秉承这种理念，经过40年的发展，香港已经建立了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完善程度可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媲美：从服务主体看，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提供、全社会共同参与办福利的局面；从服务项目看，形成了涵盖儿童服务、青少年服务、老人服务、家庭服务、康复服务、感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房屋、公共教育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从服务开支看，一直保持较高福利开支并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发展的态势。目前，社会福利支出已经成为港府的第二大支出，2006年，福利支出350亿元，占港府总开支的16％。1999年至2009年，香港的福利支出从260亿元增至400亿元，增幅达到50％。2010年，超过17％的政府经常开支用于社会福利事业，这还不包括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这些公共福利开支具有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如果把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福利支出计算入内，香港的基尼系数明显减低（见表4）。
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具有多重收入再分配功能，有效地调节了贫富差距，为港人提供了一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确保他们共享经济发展、共享社会繁荣。这是香港在贫富悬殊和贫困问题恶化的条件下能长期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正如香港学者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安全网”，“香港的穷人难以渡过1974年与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1970年中后期的经济过热。1971的基尼系数是0.44，1981年已升到0.48，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不满和怨恨，最主要的原因7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9]。香港中文大学王卓祺教授认为，过去30余年香港之所以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能保持社会稳定，是因为香港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成功地进行收入转移支付，缩减了贫富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10]。
（二）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公平保障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社会，也是一个经济自由、法治成熟、政府廉洁、高度开放的社会。自1991年以来，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健全的法制、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公平的营商环境等先后17年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2008年～2009年，在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香港连续两年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十二位，在亚洲排名第二，属于世界上最清廉的地区之一。在《2010年全球化指数》报告中，在全球60大经济体中，香港因其在贸易开放程度、资本流动性以及文化整合性方面表现优异，超过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1]。
作为一个高度开放、鼓励竞争的社会，相比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香港社会无疑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正、竞争环境较公平。香港的社会流动率相对比较高，在个人地位获得中，自赋性因素的作用远大于先赋性因素。2006年由香港大学完成的一项有关香港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无论是同代的收入流动还是代际的收入流动，香港劳工的收入流动性普遍较高，那些既有工作能力又愿意勤奋工作的人，无论其最初收入水平如何，都能在收入阶梯上向上流动[12]。因此，在造成贫富分化和贫困问题的原因方面，许多是由于社会成员在个人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而富人基本上通过市场上的合法劳动致富，主要靠个人奋斗走向成功，因此，富人致富不仅不会造成社会上的集体“仇富”，反而会形成一种力争上游、努力奋斗的“示范效应”。这无疑有效地增强了民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力，弱化了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富裕程度：调节贫富差距的经济基础
20世纪后半期，香港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除个别年份之外，年度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伴随快速的经济增长，香港家庭平均收入稳步增长，以当时物价计算，住户收入平均数从1971年的708港元上升至2001年的18705港元，30年间增加了24倍，在此过程中，社会平均家庭收入迅速增加[13]。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整体国民收入普遍增加，整体国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民众生活状况的绝对改善，这无疑产生了某种“涓滴效应”，弱化了民众对贫富差距的不公平感。香港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2006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214710港元，家庭中位月收入达17250港元[14]。发达的经济水准为香港进行贫困救助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相比一般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而言，无论是在贫困标准还是救助标准方面，香港都要高出一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调查，1998年，一个四口之家的综援家庭平均每月可获得综援救助金10740元[15]。
香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一方面使得社会总体财富增加，这为政府调节贫富差距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使得民众的绝对收入处于上升状态，强化了其对贫富差距的心理认受力。正如香港学者所言，“即使香港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对香港长期的经济表现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和机会的扩散对增加香港的人均收入，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有好处的。只要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持续上升而不是绝对下降，社会的稳定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16]。
（四）现代稳定型阶层结构：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结构条件
自启动工业化以后，伴随快速的经济发展，香港的阶层结构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个由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和律师等构成的庞大的中产阶层诞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根据香港科技大学雷鼎鸣教授的观点，如以收入为主要标准，同时考虑教育程度、职业和住房的标准，香港的中产阶级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以上。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定义，若将月收入1万元至4万元的住户列为中产住户，则香港的中产阶级家庭占到整体住户数量的55％，与雷鼎鸣教授的估算大体一致[17]。根据香港政府2006年人口统计数据，2006年全港家庭住户平均月收入为17250元，其中，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最低阶层有327120户，占全港家庭住户的14.7％；家庭月收入在6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住户有183750户，占全港住户的8.3％，位居两者之间的有1715676户，占77％[18]。可见，香港的阶层结构是橄榄型而非金字塔型。这种阶层结构平衡了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构成了抵抗风险、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五）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活力源泉
香港中产阶层研究课题组发现，中产阶层的流动率高达83％，大多数中产阶层人员，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和经理都来自其他的社会阶层，只有17％是来自本阶层。这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为许多底层阶级向上流动特别是向中产阶层流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和大量的机会[19]。香港中产阶层经历了所谓的“香港经验”，他们靠个人奋斗，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其成功的外在环境有赖于香港开放的社会流动机会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系统，因此，他们信奉个人竞争、保证能者居上的社会公平。有研究发现，香港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率高，中下阶层的流动性尤为显著，反映香港的社会阶层结构较为开放，阶层之间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界限模糊，这从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贫富差距对社会群体和个人心理所造成的伤害[20]。
不仅社会阶层结构对于过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阶层结构闭合，相互流动率低，则社会底层民众晋升受挫，容易滋生不满甚至反抗情绪。反之，如果不同阶层之间流动顺畅，尤其是底层民众能够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则他们可以在穷困中看到希望，这有助于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得益于高度开放、鼓励竞争的现代社会结构，香港有着比较弹性的阶层关系和相对顺畅的社会流动，这使得底层民众看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希望，有效地过滤贫富差距的负面作用，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虽然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但香港人不以阶级冲突和社会对抗情绪来看待贫富差距，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仍然为多数香港人所认同和接受。
三、香港调节贫富差距的经验启示
与香港一样，我国内地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经济发展，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繁荣，民众整体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贫困问题恶化、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社会矛盾激化等。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我国内地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也逐渐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变为一个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因此，作为先发地区的香港，在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做法对于我国内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真正落实以先富带后富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缓解贫富差距问题，相反，如果政策处理不当，反而有可能恶化贫富悬殊。这方面，香港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正是由于奉行“不干预主义”，放任自由竞争，推崇“自由胜于平等，效率优先公平”，这既培育了香港今日的富庶和繁荣，也为其贫富悬殊问题埋下了祸根。
2011年1月，我国内地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有望突破4000美元关口。但同时，我国内地的贫富悬殊也创历史新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升至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21]。尽管数据不一，但有一点得到公认，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调节贫富差距，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真正落实以先富带动后富。这包括，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公平与效率兼顾”，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变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加大收入转移支付力度；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更要注意分配经济蛋糕，确保人人分享经济成果，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贫富差距问题，避免两极分化。
（二）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香港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政策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在舒缓贫富悬殊，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福利具有广泛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可以调节贫富差距，缓解民众由于贫富悬殊而引起的不满和仇视心理，避免社会动荡。因此，要缓解贫富悬殊，一个重要途径是强化政府再分配功能，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据统计，2003年我国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25％，美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占75％。2005年我国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财政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5％，同期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均超过20％[22]。此外，覆盖全民的社会救助制度和基于现代公民资格权利的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存在漏洞和缺陷。可见，我国内地社会福利政策依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必须增加政府公共福利开支，完善社会福利政策。这包括，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建立城乡一体化、全民共享型社会救助制度；完善医疗、工伤、养老失业等方面的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政策的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等等。总之，应真正落实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增加公共服务开支，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使广大民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舒缓贫富悬殊，促进社会稳定。
（三）以社会公正作为执政理念，营造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
衡量贫富差距有公平与平等两个指标[23]，公平指机会均等，而平等指结果平等。就结果平等而言，香港的贫富差距无疑包含着深刻的结构性不平等，但从机会公平的角度看，它又带有一定的合理性。在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社会成员在个人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是港人对贫富差距容忍度较大、未有普遍仇富心态的重要原因。
反观内地，贫富差距具有结构不平等、机会不公平的双重属性。在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方面，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结构不完善、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因素造成的，如非法暴富、官商勾结、行业垄断、税收失调、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民众对贫富差距的不满，除了对这种差距本身不满。更多地源于对导致这种差距不合理原因和机制的不满。因此，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不仅应调控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应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形成机制中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因素。这包括，打破垄断体制，减少权力之手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杜绝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改革税收制度，扩大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真正发挥税收手段在调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壁垒，放宽垄断行业进入限制，等等。总之，要把社会公正上升为一种执政理念，把它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的高度，营造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这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四）培育中产阶层，加快阶层结构转型
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性危害在于，它必然生成一个失衡失序的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畸形的阶层结构容易滋生社会对立，激化阶层矛盾，严重时会引发社会动荡[24]。香港的经验表明，培育中产阶层，加快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应当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举措。
目前，我国内地的中产阶层有崛起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在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当时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25]。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等调查数据，2010年，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23％左右，但当前我国阶层结构发展趋势并不明朗，在中产阶层加快崛起的同时，伴随官商勾结、行业垄断、暴力拆迁、腐败等现象，新贵和暴富阶层也迅速壮大[26]。可见，我国内地的中产阶层规模有待扩大，阶层结构有待转型。中产阶层成长需具备一定的社会土壤，应着力破解阻碍中产阶层成长、不利于阶层结构转型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这包括：规范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增加国民财产性收入；推进产业机构升级，引导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展；改革包括个人收入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制度，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民生工程建设，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等等。总之，应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加快阶层结构转型，以过滤、消弭贫富悬殊对民众心理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力，维护社会稳定。
（五）防止阶层结构僵化，促进社会流动
在香港，包容开放的阶层关系以及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不同阶层的成员能够互通有无，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你追我赶、崇尚奋斗的积极价值观。香港的经验表明，除了阶层结构之外，阶层关系和社会流动也是过滤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如果阶层关系和谐，社会流动顺畅，则人心思上，社会和谐；反之，如果阶层关系不和谐，社会流动不顺畅，则民众离心离德，社会不稳。
当前，伴随贫富差距扩大，我国内地的阶层鸿沟也在扩大。其表征之一是阶层收入差距逐渐扩大。2000年～2007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了2.6倍；同期10％的最低收入户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只增长了1.7倍[27]。其表征之二是阶层结构僵化。这表现为在中上阶层，财富代际传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底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在强化[28]。贫富差距出现代际传递并呈现结构固化的危险信号，在中上阶层与底层之间的社会鸿沟逐渐拉大[29]。其三是阶层关系恶化。据调查，超过80％的人怀疑当今富人不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最主要因素[30]。造成阶层鸿沟扩大的重要原因是阶层结构僵化、社会流动不畅。因此，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突破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束缚，畅通社会流动。只有保持充分畅通的社会流动，才能让民众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才能建成开放包容的社会，才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崇尚奋斗的积极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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