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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传记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般认为，191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Freud)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是第一本心理传记学著作，标志着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开端。一百多年来，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 案例研究阶段(1910s－1970s)
心理传记学既可看成一个学科或领域，也可看成一种研究方法。此阶段，心理传记学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得到发展的，主要是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非凡人物生命故事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大体上形成了文艺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和政治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两个领域。
第一部心理传记著作就是关于艺术家达·芬奇的研究。根据Runyan(1988)的综述，在20世纪10年代对文艺家的心理传记研究，除了弗氏的这部著作之外，还有对英国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Shakespeare)(1910)、德国音乐家瓦格纳(Wagner)(1911)、意大利画家塞甘蒂尼(Segantini)(1911)等人的研究，到了20、30年代，有关作家的研究多了起来，如比较著名的有对美国作家福勒(Fuller)(1920)、美国小说家爱伦·坡(Allan.Poe)(1926)等人的研究。40、50年代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减弱，60、7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探讨文艺家的艺术创作与其个人生命史的关系。
Runyan(1988)的研究提到，在上世纪10年代对文艺家进行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同时，也对一些政治人物进行了研究，如对古埃及法老Amenhotep四世等的研究。当40、50年代对文艺家的心理传记研究有所减弱时，对政治家的心理传记研究则得到了加强和重视，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兰格(Langer)1943年对希特勒(Hitler)的研究(由于保密的原因，该书直到1972年才正式公开出版)；埃里克森(Erikson,1958)对宗教领袖人物路德(Luther)的研究；乔治(George)等人(1956)对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研究则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Crosby等人(1981)将之称为整体连贯式模式。进入60、70年代，政治心理传记著作急剧增加，比较著名的有埃里克森(1969)对印度国父甘地(Gandhi)的研究、Tucker(1973)对斯大林的研究等。
20世纪30年代前，政治心理传记学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对去世政治人物的研究，二战后，出现了许多对在世政治首脑人物的研究，如对美国总统约翰逊(Johnson)(该研究成果在约翰逊总统逝世三年后的1976年出版)、尼克松(Nixon)(1973)、国务卿基辛格(Kissinger)(1975)等人的研究。政治心理传记学研究主要探讨政治人物的人格及其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对在世甚至在任政治首脑人物的研究则为了现实需要，如选举或对外政策服务等。
Runyan(1988)曾对这一时期心理传记研究的英文文献做了统计(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上世纪60年代前，心理传记学的论著非常少，每年平均发表2－3篇，60年代增加到每年平均12.5篇，70年代猛增到每年平均36篇。学位论文则从制度上反映了该领域人才培养和学院式研究的状况，从表1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前几乎没有出现该领域的学位论文，到70年代每年平均则有3至4篇学位论文完成。总之，心理传记著作在60、70年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这种增长趋势与该时期相关组织机构的成立和杂志的创刊有关。例如，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ISPP)的成立(1978)和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杂志的创刊(1978)，以及国际心理历史学学会(IPA)的成立(1976)和《心理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history)的创办(1973)等。
除了对政治人物和文艺学家的研究之外，这时期也有少量论著涉及对科学家的研究。总体来看，这时期的心理传记学著作基本上采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诠释非凡人物的生命故事，因此，也可将此阶段称为精神分析的心理传记学阶段。由于采用心理传记法对公众或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存在证据单一、虚构历史以及心理解释的过度化(还原主义)等问题，心理传记学案例研究引来了诸多争议和批评，特别是来自史学界的猛烈抨击。这些批评促使或需要一些学者从理论和方法层面作出思考或回应，心理传记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理论探索的阶段。
1.2 学科的初步形成阶段(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阶段，1980－2005)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弗洛伊德(1910)、埃里克森(1969)和Elms(1976)等人在其相关著作中对心理传记学研究有些初步的理论探讨，但并未提出一种系统的理论方法，也未有意识地去发展理论。1982年Runyan出版的《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可看成是该领域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此后，相继出版了几本重要理论著作(Alexander,1990; Elms,1994; McAdams,1988)。在这些著作及该时期其他一些论文中，对心理传记研究中有关传主资料的筛选与处理、解释模型、多重诠释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除了理论探索之外，这时期的心理传记学研究还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变化：(1)在案例研究方面，形成了对心理学家进行心理传记研究的特定领域。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探讨心理学理论与心理学家生命故事的关系。(2)许多心理学家，特别是人格心理学家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主导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学系开始出现心理传记学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例如，美国(Schepeler,1990)、台湾(陈祥美，1994；赖诚斌，1994)、中国大陆(郑剑虹，1997)、加拿大(Lucía,1997)、澳大利亚(Maureen,1998)和南非(Fouché,1999)等。(3)论著显著增加。据Schultz(2005)统计，从1999年至2003年的5年间，平均每年出版论著60多篇(本)，这还是一种不完全统计(华人学者的大部分文章未统计在内)。(4)学科初步形成。2005年Schultz主编的《心理传记学手册》出版，标志着心理传记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初步形成。与以往的著作相比，该书已明显形成了系统性的学科体系。全书由理论和案例两大部分构成，案例部分又由艺术家的心理传记学、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传记学三个部分组成，上述每一案例部分各有一章从理论上来阐述如何对相应的人物进行研究。
1.3 学科的发展阶段(2005至今)
心理传记学研究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5年之后，出现了发展加快的趋势，表现为论著的增加和研究的全球化现象。从这几年论著发表来看，政治心理传记学依然是研究的热点，该领域的研究著作明显增多。不仅继续对逝世的政治人物和宗教领袖人物，如拿破仑(Falk,2007)、希律王(Kasher,2006)、穆罕默德(Sina,2008)等进行研究；同时，也继续关注对在世或在位的政治首脑人物的研究，如对小布什(McAdams,2010)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Falk,2010)的研究等；此外，也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的比较心理传记学(comparative psychobiography)研究的论文(Capps,2006; Fitch & Marshall,2008)。目前，全球五大洲都有心理学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如欧洲的英国和匈牙利、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非洲的南非和津巴布韦、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中国、印度、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如果统计其他学科的学者，涉及的国家和研究队伍则更大。从研究队伍、制度化建设和论著数量等方面来看，除美国外，中国和南非是心理传记学研究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中国从90年代初开始诞生该领域的学位论文，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至今已完成了30余篇论文；此外，在有影响的大型学术会议上组织了该领域的两场专题报告(分别是2010年的第13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和2011年的第七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共发表了11篇会议论文；2011年9月由郑剑虹主持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翻译出版了《心理传记学手册》一书；台湾丁兴祥教授主编的《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也将于近期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5月在台湾举行了首届海峡两岸“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学术研讨会，并于2012年7月创办并出版集刊《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第1辑(繁体字版)，反映了我国在心理传记学制度化建设上走在了前头。目前，大陆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质量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对传主人格的评估与分析，另一部分是采用质性方法对悬念性问题的确定与分析(例如，郑剑虹，2011；郑剑虹，黄希庭，张进辅，2003)。台湾的研究逐渐形成一种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遵循质化的研究路线，在对传主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时，强调要融入研究者的生命故事(有时在形式上会表现为文中有一部分是对研究者生命故事的叙述和分析)，以更好地达到对传主的共情和理解，达到主客交融、视域融合(例如，赖诚斌，丁兴祥，2002；张继元，丁兴祥，2012)。南非从1999年第一篇该领域的学位论文诞生开始，至今有4所大学的心理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已完成了32篇论文，其中23篇为2005年以后完成(Fouché & Niekerk,2010)，基本上为案例研究论文。
这一时期，在理论建设上继续得到发展，例如，Elms(2007)提出了一种九步骤的具体研究程序：(1)选择传主。(2)提出暂定假设。(3)从各种渠道收集初始资料。(4)在评估这些资料后，根据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修改暂定假设。(5)进行更具焦点性的资料收集。(6)为了处理来自不同渠道存在矛盾的资料，可使用历史学家采用的一些研究方法。(7)基于形成暂定假设的这些初始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那些能够证明或反驳的资料以继续缩小或改变假设。(8)识别和界定有效的结论。(9)其他研究者继续做进一步的迭代研究。在心理传记学研究过程中，Elms非常强调类似一种诠释学环(hermeneutical circle)的迭代分析(iterative analysis)，认为这是心理传记学的研究风格。
2 西方心理传记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1 传主资料的筛选与处理
传主的资料很多，甚至汗牛充栋，如何从众多资料中选取有用的资料进行分析？或者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资料？这些都需要相应理论的指导。
2.1.1 Alexander的凸显性识别指标
Alexander(1988/1990)基于精神分析取向，提出了一种资料处理的理论——凸显性的主要识别指标(principal identifiers of salience)：(1)初始(primacy)。文中最先出现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具有特别的意义或隐含更多的信息。(2)频率(frequency)。重复出现的情景、事件、主题等。(3)独特(uniqueness)。传主过分强调事件的独特性和特异性。(4)否认(negation)。对事实给予强烈否认。(5)强调(emphasis)。传主试图通过强化(一些生活琐事被给予浓墨重彩)、弱化(重要的生活经历却被一笔带过)、误置(对一些不相关之事花费大量笔墨)等方式进行特意粉饰。(6)遗漏(omission)。遗漏了事件中重要的细节和人，而这往往与情感有关。(7)错误或歪曲(error or distortion)。描述了一个错误的记忆或对真实事件进行歪曲。(8)孤立(isolation)。资料孤立出现，与周遭的文脉无关，似乎联系不起来。(9)未完成(incompletion)。叙述的故事未完成，似乎是有意回避结局的内容。Alexander认为，如果传主的资料中出现上述9种情况，这些资料就要给予特别注意和重点研究，因为这些资料具有核心的解释意义，往往反映了传主的人格，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传主。
Alexander的资料处理方法具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征，许多概念原本就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以往的精神分析心理传记学著作大都突出上述某一点的资料而给予过度解释与分析。Alexander虽将其系统化，但同时也局限了理论的应用，即这样的一种资料处理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只能采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诠释传主的生命故事。
2.1.2 Schultz的原型场景
Schultz(2002/2005)在分析Alexander的心理凸显性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料处理的“原型场景”(prototypical scene)理论。他认为所有的原型场景都是凸显的，但并非所有凸显的场景都算得上是原型。那么哪种凸显性才算得是原型呢？由此，他提出了识别“原型场景”的5个关键指标：(1)清晰(vividness)、具体(specificity)、情感强度(emotional intensity)。这种场景有着非常清晰和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及忠实而又详尽的对白描写。(2)贯通(interpenetration)。这种场景总是弥漫或渗透在不同的语境、活动或创造性的作品中。(3)发展性危机(developmental crisis)。这种场景涉及个人发展中出现的某种特定的心理危机，例如，认同对角色冲突等。(4)家庭冲突(family conflict)。这种场景主要牵涉家庭内部的冲突，例如，父女、兄弟或者母子间的冲突。(5)拒绝接受现状(thrownness)。出现出人意料或异常的事情，这种场景使传主的情感失调，并拒绝接受发生的事实或现状。
Schultz认为并非所有的原型场景都包含上述五个方面，亦即上述每个指标都有可能反映着某个原型场景。原型场景是分析传主的基本单元，概括了个体生命中的种种冲突，蕴含着丰富而浓缩的信息，它将散乱的信息整合在某个统一的主题下，为传主的人格和自我提供了一个快速且有效的概括，它是对长篇生命故事的缩写。
Schultz的原型场景理论显然受到荣格提出的“原型”概念的影响。但原型场景的产生却是后天习得的，有点类似“情结”的概念。“原型场景”既是处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是诠释传主生命故事的一种理论。但Schultz对“原型场景”概念的说明比较抽象，根据其5个识别指标所筛选出的资料是否反映为某种原型场景，其确定是有较大主观性和难度的，如何用原型场景来诠释传主的生命故事也未给予清晰的说明。
2.1.3 McAdams的生命故事认同模型
McAdams(1996/2001/2005)认为生命故事(life story)是一种个体内在和演变的自我叙说，这种叙说将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和预期的未来连在一起。认同作为成人世界中一种自我的整合性组态，它涉及的是一种人们对自我理解的特定质量。McAdams认为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分析、理解成人的生命故事：(1)叙事的基调(narrative tone)。涉及故事中情绪的总体性质，例如，乐观或悲观等。(2)主题(theme)。有两类：个人行为主题(agency)和集体主题(communion)。前者与成就、权力一类的东西有关，后者与爱、友情、团体一类的东西有关。(3)思想背景(ideological setting)。指的是个体的宗教、政治、伦理方面的信仰和价值观。(4)核心情节(nuclear episodes)。在个体生命故事中以某种醒目印记突显出来的特定情节。(5)意象(imago)。指一种理想化的、由文化塑造的自我人格。(6)叙事的复杂度(narrative complexity)。与简单的生命故事相比，复杂的生命故事包含了更多情节和角色，并且特色明显。此外，McAdams提到七个方面的核心情节也可作为我们处理和筛选传主资料的参考，即(1)高峰点。(2)低谷点。(3)转折点。(4)最早记忆。(5)重要的童年记忆。(6)重要的青少年期记忆。(7)重要的成年期记忆。
McAdams的生命故事认同模型基于叙事取向，关注的是传主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期的资料。它既是一种处理资料的方法，也是一种解释的理论。作为资料处理的方法与技术，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一种可编码的系统(code systems)。作为一种解释理论，着眼于传主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的发展，成为近年来心理传记学研究最常采用的理论。
2.2 解释模型或研究模式
2.2.1 Crosby概括的两种解释模型
Crosby和Crosby(1981)将心理传记学研究分为两种研究取向或解释模型。一种叫因果式(Causal)解释模型，另一种为连贯整体式(coherent－whole)解释模型。因果式解释关注于寻找导致成人行为的儿童期事件或其背后的原因，通常采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连贯整体式解释则试图在个人行动所产生的众多分歧资料中，找到一个统一的整体，如一个人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其目的在于寻求行为重复出现的某种规则模式，亦即研究者针对个人生命在特定脉络下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提出一个概念或解释，使我们理解个人的行为。对于这两种解释模型，Crosby提出了评价标准。因果式解释模型的评价标准在于证据的适当性和推论的严谨性。连贯整体式取向的评价标准要考虑以下四点：(1)所要解释的行为，资料是否齐全。(2)行为的出现是否是人格或适应的表现，而不只是情境或角色的反应。(3)所提出的心理学理论或概念是否适当且有效。(4)是否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因果式解释模型关注传主的童年经历，遵循传统精神分析诠释路线。连贯整体式解释模型关注寻找贯穿传主一生的一致性行为，对这种行为的解释不必探究传主的童年经验，其解释的目的是回答“这人像什么”，但其所采用的解释理论大部分仍为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对象基本上为政治首脑人物。依据上述提到的评价标准，Crosby(1981)的研究发现，对采用连贯整体式解释模型作品的正面评价要大大好于因果式解释模型的作品。
2.2.2 Runyan的八成分过程模型
Runyan(1988)提出了一个具有八个步骤或成分的研究模型(the model of component processes)：(1)证据与资料的收集过程。(2)对证据与资料的批判性检验。(3)背景理论与知识。(4)提出新的解释和说明。(5)对提出的解释进行批判性评估并试图证否。(6)生命故事(叙事)的产生。(7)对生命叙事进行批判性评估。(8)上述各过程均要受到社会、政治、心理与历史因素的影响。Runyan的八成分过程模型受心理学实证研究思想的影响，比较注重客观性、证据的可靠性和解释效度问题，其研究过程如同一种准法庭(quasi－judicial)程序。在强调心理解释的同时，考虑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弊端。
2.3 理论选择的问题
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心理学理论或如何选择合适的理论对传主进行研究的问题，罕见文献从理论与方法上进行系统探讨。Elms(2005)对此曾有初步思考，他认为，目前，理论选择仍然是一种艺术性的选择，结合了知识、技术与创造性直觉。由此，他提出了几条策略：(1)用研究对象所创立的理论来研究他本人。例如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研究弗洛伊德，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来研究埃里克森等。(2)寻找某种特别适合于研究对象最渴望的活动或目标的理论。例如，如果你研究的男性传主与女人的关系集中在控制而非性欲上，那么，你可以考虑权力动机的理论。(3)途中要随时准备更换理论。在研究中要保持对理论选择的开放性，如果发现先前选择的理论不适合于研究对象，要坚决放弃，并找到一种合适理论。(4)让别人的错误理论选择来启发你的研究。当你选择一个感兴趣的传主进行研究时，要查阅以往相关研究文献，以发现是否存在错误的理论选择，并以此来启发你选择合适理论进行研究。
心理传记研究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理论的选择不当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采用单一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有些心理传记学家认为，在理论选择上应采取综合取向，即应用多种心理学理论于某个传主的研究，但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研究者对各理论的熟悉度和如何整合众多理论于研究中的问题。新近的研究，特别是一些学位论文，较为重视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Levinson的生命结构(life structure)理论、McAdams的生命故事认同模型等的应用。
此外，关于心理传记学研究的质量评价或效度问题以及新近逐渐形成的比较心理传记学研究领域，也有人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思考(Issacson,2005; Runyan,1988; Schultz,2005)。
3 总结与展望
从世界范围来看，心理传记学还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如果从其发展历史和心理学学科的角度来看，可将其视为人格心理学下的一个分支领域。当然，它也是一门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者来自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精神病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从研究取向来看，它常与叙事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目前，它尚未有系统而规范的人才培养计划，没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和专门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缺乏研究合作与交流。今后，除了做好制度化建设之外，学科本身的发展方面，要加强和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理论建设方面。探讨比较心理传记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如何选择、应用心理学理论于传主的研究等问题；探讨心理传记学与相关学科，如人格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叙事心理学的关系问题；对于该学科的诠释型研究模式当前存在过于艺术性的趋势问题，需加强科学性，并要注意心理传记学存在变成文学传记或史传的倾向问题；同时，还需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学科体系。(2)应用研究方面。探讨心理传记学在心理咨询、教育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问题；政治心理传记学在选举与对外政策上的应用问题；心理传记学与个人自我发展、生涯规划的关系问题等。(3)案例研究方面。开展中国杰出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针对缺乏企业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以及科学家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情况，加强这两个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叙事转向、质性心理学的兴起、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深入，以及多学科学者的合作与努力，特别是普通大众对此领域兴趣的与日俱增，心理传记学这门学问一定会有美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