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超越“中心”与“边陲”格局的途径——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陲论文,课题论文,格局论文,途径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心”与“边陲”的思想格局：默认还是反抗
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些国家和民族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而另一些则扮演着“边陲”的角色。在哲学的思想世界里，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中心”与“边陲”格局：西方哲学依托于整个西方世界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在世界的哲学思想舞台上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而其它社会和民族的哲学则处于“边陲”地位，并受到前者强有力的影响和渗透。
面对哲学世界中的“中心”与“边陲”格局，人们只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一是把它视为不可抗拒的思想宿命予以消极的默认和接受，二是认为它存在着巨大的不合理性，因此应反抗并颠覆这种格局，并努力使我们自己的哲学在世界思想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地位。
反思我们的哲学研究，可以发现：有不少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了第一种态度，面对“中心”与“边陲”这一不平等的思想格局，他们的“自信”让位于“他信”，“不”的反抗代之以“是”的应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在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让我们先看看历史。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在很大程度是西方哲学在我们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史，哲学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几乎全是西方哲学家，最初是以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代表的进化论哲学，接着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等，建国后更是全盘从前苏联引进一整套斯大林哲学体系并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逾30年之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渐厌弃了苏联哲学模式，但马上转而拥抱欧美哲学家，西方上百年来产生的各重要流派在中国短短20年的时间里几乎依次演历一遍，现代西方主要哲学家如文化明星一样各领风骚三五年，逐次成为人们追逐的热点。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一部近现代中国哲学史，有相当的篇幅将被西方哲学家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所占据。
毫无疑问，引介西方哲学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引介，打开了我们尘封的思想视野，使我们见识到一个异彩纷呈的人文世界，感受到一种具有全新气象的文化精神，体会到一种深具魅力的异于我们已有传统的思维方式，一个既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又具有现代活力的思想世界向我们扑面而来，一言以蔽之，它使“世界走向了我们”。因此，对于近百年来在引介西方哲学思想上作出贡献的所有的翻译家、积极的引介者、有眼光的评述家，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表达应有的敬意。
但巨大的反差在于，在“世界走向我们”的同时，人们却没有在“我们走向世界”上表现出相应的愿望和努力（极少数人在此方面作出一些尝试，但与“引进”相比，他们的努力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世界走向我们”的潮流缺少“我们走向世界”的努力来予以平衡，其结果就是“世界”淹没了我们，我们被“世界”裹挟着，推搡着，包围着，哲学思想世界的“中心”与“边陲”格局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
应该说，思想世界的“中心”与“边陲”格局并不可怕，就像社会经济发展一样，思想创造领域的不平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可怕的是人们在面对这种格局时所采取的冷漠、消极的态度，可怕的是把这种格局当成一种天经地义的前提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的心态。
这种心态表现在我们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哲学论文在提出理论观点时使用诸如“我认为”、“我们认为”等表述，给人的感觉是要提出他自己独立的思想，但接着，在论证这些观点时，却完全引用西方哲学家的论述，认为只要找到了某个西方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这一问题马上就得到了完全的论证，可见，“我认为”或“我们认为”之类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作者充当的其实只不过是“批发”或“零售”他人思想的忠实的“代理人”的角色；在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时，坐在你对面的似乎并不是一个面对“问题本身”进行解析、追问和探讨的讲“道理”的思想者，而是一个四处搜罗西方哲人“如是说”的报导者和编辑者，他可以从柏拉图说到康德，从亚里斯多德说到海德格尔，但唯独忘记了对问题本身进行申说；在反驳和批评他人的思想观点和见解时，许多人不是去内在地剖析这种观点和见解所可能存在的理论缺失和矛盾，而是以西方某位大哲学家的思想作为批评的标准，他的批评逻辑是：西方某某这样说过，你所说的与他不符，由此可知，你是错误的！
这种心态最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理论“自信心”的严重缺乏以及与此相伴的“他信力”的发达：人们不愿和不敢相信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理论判断力，似乎只有依傍于某个西方哲学家，他才敢发言，才会觉得自己的言说是有根基的，因此，他宁愿“他信”而不“自信”，宁愿放弃自己“哲学的思”的权力而服从他人的话语权力。他们由衷地相信，作为中国人，尚不具备去独立地从事哲学思考更不用说哲学创造的能力和条件，他们认为，研究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原汁原味”地引进国外哲学（他们把这称为惟一的严肃的“学术”工作，）其余的一切都无足轻重，因此，所谓“创造”的冲动，被认为是浮躁的表现，所谓独立的思考，被认为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所谓个性化思想的追求和表达，被认为是缺乏“学术根基”。笔者曾与国内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学者交流，他的话可谓直言不讳：从事哲学创造，西方人行，中国人还不行！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尚不具备直接表达自己思想和从事理论创造的资格，除了认真消化西方哲人的思想成果之外，现在去奢谈创造，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华民族近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摆脱“边陲”身份、不断反抗“中心”霸权的历史，对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边陲处境，我们向来坚决地说“不”，相信通过不懈努力，能够支配并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为什么在哲学思想领域，却无条件地认同了自己的宿命地位，并毫无愧色地让“自信”让位于“他信”呢？为什么我们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中有勇气和信心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在哲学领域，却毫不掩饰地把消极追随他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予以接受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哲学思想超越“边陲”地位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应承认，上述人们在面对哲学世界“中心”与“边陲”格局时表现出的心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自近代以来，中西两个不同社会的碰撞，彻底动摇了我们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形成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人们深深地感到，固有哲学思想已无力承担起解释这个前所未有的新出现的世界的使命，向西方寻求哲学世界观和理论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十分迫切的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一个中西方之间的“思想需求”与“思想供给”相互配套的“思想市场”于是得以形成，西方哲学成为这一“市场”源源不断的“生产方”和“供应方”，我们则是这一“市场”的“消费者”和“接受方”，哲学研究者们则充当了使双方之间的“交易”得以进行的“经纪人”和“中介者”。就此而言，哲学世界中的“中心”与“边陲”格局以及人们对此的认同，有其历史的根源，它是我们民族自近代以来在整个世界体系中边陲地位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暂时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命运的一个缩影。
然而，问题是：是否哲学思想的这种“边陲”地位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因而具有不可超越性？是否我们就因此必须唯西方人马首是瞻而失去独立思考和思想创造的资格？
我们认为，超越哲学思想的“边陲”地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们承认哲学思想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综合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哲学思想的“生产”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同样应该承认，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哲学思想的创造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思想文化的创造经常可以逸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种例子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罕见，其中最突出的典范无疑是德国，18、19世纪的德国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然而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成就是英法所不可企及的，以至马克思称之为“法国革命在哲学中的实现”。哲学思想的创造是一种具有较高相对自主性的、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文化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哲学并非决定性地处于绝望的境地，通过人们的努力，人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超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思想成果。就此而言，我们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而失去进行独立哲学创造的可能性，相反，“他信”而不“自信”的倾向恰恰会使我们彻底牺牲这种可能性。
也许有人反驳：“他信”而不“自信”，除了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外，还与文化底蕴贫瘠与思想积累欠缺有关，因此，我们尚不具备进行思想创造的能力，当务之急是引进“先进”的西方哲学，等到“引进”工作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准，我们才有资格去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事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在此之前，根本不具备独立创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他信”，才能在今后获得“自信”的资格。
这种反驳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在这种反驳里已经不自觉的承诺了：哲学在本性上就是一种思想的创造活动，创造思想是哲学的终极目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人—创造，上帝就发笑”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先虚心消化别人的创造成果，让西方人去“创造思想”，我们来“消化”思想。但最终的目标依然是要创造思想，只是这工作现在不能做，必须等待时日。
这种说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们的思想创造力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能力，人们只有在鼓励创造和尝试创造中才能积累并获得创造的欲望和能力，正像不能通过站在岸上看别人游泳来学习游泳而只能在水中学习游泳一样，人们也不能靠静观别人创造来获得创造力，而必须在创造中学会创造和获得创造的能力，如果放弃思想创造的动机和愿望，消极地期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创造力会突然赐予我们那无异于说创造力会从天而降。固然，消化别人的创造成果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那毕竟是别人创造力的产物，单纯通过消极地接受他人的馈赠并不能增长自己的创造能力，即使把别人的所有学说毫无遗漏地全部引介进来也不能代替我们亲身的创造性实践。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始终“他信”而不“自信”，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创造能力就必然越来越退化，直至最后不知创造为何物。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积累和文化底蕴的确有待充实，但这不能光靠“进口”思想来解决，保持“自信”，保持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欲望和冲动同样是十分必要的，也许这种创造的成果开始会显得幼稚和不如人意，但是，它们是思想的“火种”，只要坚持不懈，薪尽“火”传，就有可能“星火燎原”。反之，如果失去了基本的“自信”，而听任他人牵着鼻子走，其结果将导致思想世界里“中心”与“边陲”格局的永久化和合法化，将使我们永远停留在边陲境地而彻底失去自立的希望。
如果放宽视野，我们还可进一步看到，超越思想的边陲地位之所以必要，更在于中国人生存方式转换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需要。
近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陲地位，因此，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人前赴后继，为摆脱这种边陲地位寻求出路，这一进程至今仍在艰难的持续之中。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澄清其深层的价值合法性，探明人们生存境遇的实质，反思未来的可能道路，这即是说，它呼唤思想力量的参与，以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和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这种思想力量，很显然是不能完全依靠外部来提供的，外部思想产生于它特有的时空场域，它只能启发我们而不能越俎代庖，来解决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真正站立起来，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不能在思想上站立起来的社会和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正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一样，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反思建国以来50多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这种思想力量，对于社会变迁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前30年，我们在哲学思想上完全委身于前苏联而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由此所导致的灾难尽人皆知，而在后20年，改革所面临的每一次困难，都直接根源于思想的掣肘，而每一次思想的解放，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往前发展。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一些带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是无法由各门具体科学来解决的，这迫切需要发挥哲学思维的优势，来为下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改革提供思想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负有参与和推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变革的责任和使命，很显然，依靠西方人来替我们承担这一责任和履行这一使命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头脑。我们深信：一个没有自己头脑、把思想的权力交给别人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哲学正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头脑，在思想上摆脱边陲地位，这是整个社会和民族摆脱边陲地位的重要前提。
最后需着重说明的一点是，强调摆脱哲学的边陲地位和主张独立的思想创造，决不是排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还需大力深化和扩展，我们只是想突出这一点：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介不能代替自主的思想探索和创造，而且从更根本、更长远的意义来说，前者应该以后者为鹄的和目标并服务于后者。
三、寻求独立的思想主题：哲学超越边陲地位的根本途径
摆脱哲学的“边陲”地位，就是要使我们的哲学获得独立的地位并获得自身不可替代的存在空间和权力。通过对哲学本性的反省，我们将可以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
我们认为，在根本性上讲，哲学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哲学的“学术化”完全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它使哲学局限在片面的、狭隘的分工领域而成为了一种专业化的“学术”，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哲学当成“学术”，其最动人心魄的品性反而越来越隐而不彰。
就其最本源的意义而言，哲学所代表的是人类对于人自身生存根据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性活动，在这里，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它相信：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哲学的审视和反思性活动和哲学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才能得到有力的澄清和彰显，因此，哲学不是一种现成的“学问”，不是某种先验的“知识”性体系，而是一种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根据进行不懈地追问和审视、并在这种追问和审视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身的开放性“活动”，哲学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内在关联的，它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对话”，是与人的生存信念和生命价值融为一体的“生命之学”，把哲学视为存在着现成的对象、可以用现成的方法予以冷静分析、归类、抽象的“科学性”的学术，无异于哲学生命的萎缩和堕落。
哲学是对人的生命的不竭的追问和反思性活动，而人的生命不是生活在世界之外的幽灵，它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场域”和“生态”之中，在不同的“场域”和“生态”之中，人的生命存在充满着特殊性和具体性。因此，哲学作为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和反思性活动，就不是对脱离时空之外的一般的、普遍的生命本性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处于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并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现实生命的审视和反思，也就是说，哲学的“发问”不是凭空的抽象之问，而总是针对人们十分具体的、特殊的生存境遇与生命状态的一种“合乎时势”的“呼吁性地发问”。
我们认为，哲学的上述品格，为我们的哲学超越边陲地位提供了根本的途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由于人的生命存在与生存境遇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决定了通往人的生命的哲学道路不是一元的，而必然是多元的，西方哲学仅仅是其中一条道路而不是惟一“道路”，这条“道路”主要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历史为根基的，它虽然包含着普遍性、人类性的内容，但就总体而言，它的审视和追问方向主要是西方人特有的生命经验和生存命运，它的问题意识生成于西方人特殊的生命历程之中，因此，它并没有把其他社会和民族的生命形态、生命历史和生命要求等囊括一空和一网打尽，其它非西方的社会和民族，通过对其具体的生存境遇的深入反思和探究，完全有足够的空间去开辟自身独立的哲学天地，并因此在世界思想体系中赢得不可替代的、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此意义上，运用自己的头脑，立足于我们独特的生存经验与生命形态，去自觉的追问和反思自己独特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身独特的思想主题，将成为哲学超越边陲地位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与希望、创伤和追求、挫折和梦想以及我们对于所有这些的感受，是任何他者都不可能重复的。这种“特殊性”，是西方哲学所永远无法完全涵盖的，我们不能依靠西方人来理解我们的生存命运，不能仰仗西方哲学来诠释我们的生命意义与生存处境，自己的生命感受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生命情状只有通过自己的追问才能得以澄清，自己的生命意义只有通过自己的反思才能得以彰显。我们的哲学正是应该针对这种“特殊性”而“呼吁性的发问”，如果能通过这种“发问”，形成独具特色的问题意识，确立独具特色的思想主题，并由此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思想成果，那么，我们的哲学就完全能够超越边陲地位，获得与西方哲学并肩而立的独立地位。
如此强调确立独立的思想主题对于哲学超越边陲地位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相信：哲学的“知识”、甚至哲学思考的“方法”等都可以从外面引进，但哲学思考的“主题”是无法通过从外部引进来解决的，西方哲学思考的主题深植于西方人特殊的生命旅程与生存境遇之中，它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来说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主题从其赖以存在的深厚土壤中剥离开来，硬性的移植到完全异质的“生态”中，它就会丧失其原本具有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并应当向西方哲学学习，但不能把其哲学思考的主题平移过来。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不可取代的思想主题，并且这一主题只能内在地生成对中国人生存命运的深刻反省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人类的问题不予关注，相反，哲学对人类命运的关注通常是以民族性的内容和个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中国人生存命运的深刻反省正是哲学关注人类命运的最恰当方式）。
把西方人的问题误当成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人们在哲学研究中常有的一种错觉。在不少场合，人们热烈而真诚的争论，动情而投入地论证，却极少回过头来，去认真地反问一声：所探讨的哲学问题的真实发生地究竟在哪里？它对于我们是否果真具有如此迫切的重要性？自己的哲学话语究竟指向何方？检点国内哲学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从西方“进口”问题而延续着自己的理论研究，当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时，我们马上紧跟，不遗余力地揭露“现代性”的弊病，完全无视西方人批判“现代性”是为了替自己解毒，以使自己变得更加健康、而中国人批判“现代性”，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前现代”和“反现代”这一基本事实；当西方人批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时，我们也立刻随声应合，完全不顾中国人对于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所存在的巨大需求以及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生命提升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当西方人对“市场经济”、“个体本位”等进行检讨时，我们也马上甘作应声虫，而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正是中国社会所急切呼唤的；……把别人的问题无批判地照搬过来，当成自己最切身的问题，这等于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力和哲学作为社会和文化良知的立场，——这，正是导致我们的哲学不能摆脱边陲地位的根本原因。
在此意义上，把思想的根深深地扎到中国人生存命运与生存境遇的中心，去思索几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苦难与希望，去理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与生命处境，去探求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这是我们的哲学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也是我们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宝库中作出自己贡献并由此获得独立空间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