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混合所有制结构效率更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更高论文,效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混合所有制改革伴随了新中国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的国营经济遵循“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则，到改革开放后，外资获得准入，“三资企业”开始出现；国务院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优势互补的“经济联合体”，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混合所有经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迅速推进，国有企业大幅度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民营经济开始大规模进入实体经济；最终，在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超过40%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截至2011年年底，中央企业登记总户数20 624家，其中公司制企业14 912家，改制率72.3%，较2002年的30.4%提高40多个百分点。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经济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央政府向市场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加强制度创新的信号与决心，把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再次聚焦到了混合所有制上。那么，面对当下积极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由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构成的公有资本如何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如何相互融合？这牵扯到混合所有制的结构问题；对于那些不同类型的产业，又是哪些混合所有制结构能够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释放市场活力呢？这是效率差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本质上是在解决资本的优化配置，也是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急需破题的环节，本文将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对此展开相关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早期国内外文献对于不同所有制效率差异的研究更多是将所有制进行简单的多元划分，讨论不同所有制类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是否不同。钱颖一(1996)考察了国有企业早期的民营化改革，他发现这种产权或者所有制的多元化具有显著的利益驱动，而受利益驱动的所有者行为明显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1]。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资料，将企业分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成分，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这两个所有制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差异。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2]。刘小玄(2000)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在竞争性的产业环境之中，按照数据记录的企业注册类型对效率进行了测定与比较，其研究发现，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而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3]。贺聪和尤瑞章(2008)使用索洛剩余法和Malmquist指数法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和拆分后发现，私营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优于国有和外资工业企业。但是，近年来私营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率有所下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瓶颈约束[4]。 还有部分文献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发现企业效率的差异。许小年和王燕(1999)研究了所有制结构是否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效率有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法人股存在正向关联，而与国有股不存在显著联系，并且随着国有股持股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呈下降的趋势[5]。孙永祥(2001)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效率进行了研究，就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的Q值三项效率指标来说，民营上市公司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6]。徐晓东和陈小悦(2002)得到了类似的结论，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盈利能力[7]。 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通过451家样本企业的调查数据，根据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来分析效率变化。结果表明，国家资本股权变化与企业效率水平呈负向关系；个人资本股权变化则与企业效率呈正向关系。进而总结出产权的变革取得了推动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8]。胡一帆、宋敏、郑红亮(2006)基于一份世界银行的独特调查数据，更加细致地划分了私人与国有股份，研究了所有制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私有与外资股份对企业效率最具激励作用[9]。上述两篇文献虽然都考察了企业产权或者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用实证检验了“国退民进”的改制方向与企业效率的提高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均没有涉及不同的产权或者所有制的组合是如何影响企业效率的。另外，上述两篇文献以企业的产值为被解释变量，然后在OLS回归模型中加入企业的产权或股权结构的变量来捕捉不同产权或者股权结构对效率的影响。这样的方法，固然能够说明所有制结构的效率差异，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原因在于，OLS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往往存在着偏误，故利用OLS估计企业生产函数，并加入代表所有制的变量来讨论所有制结构对效率的影响，可能会存在着问题。因此，本文先估计生产函数，计算企业效率，然后再考虑所有制变量对效率差异的影响。 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相比较转轨资料丰富的中国经济而言，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尚显缺乏，特别是在不同资本如何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层面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也没有相关文献在实证层面去说明“混改”的误区，即不能陷入“一混就灵”的误区，不能为混合而混合。当然，造成相关文献缺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理论层面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受制于数据的收集。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从传统的企业效率视角出发，给出一个适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划分，在不同的产业层面探讨不同的资本混合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这对于研究者面对复杂的所有制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得出一些普遍而又深入的结论，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提供政策建议。 三、数据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源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每年对两类工业企业进行调查：一是所有的国有企业(SOEs)；二是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非国有企业(non—SOEs)。本文所使用的时间跨度是1998年至2007年，数据集所含的变量个数有100多个，以企业特征、财务指标为主。 数据中有些变量的数值可能是因为企业错报或者漏报造成了与事实不符的结果，本文根据以下原则删除部分企业：第一，关键的财务指标不能缺失或者为负，否则删除该企业，如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余额、销售收入、工业总产值等；第二，依照Brandt等(2012)，企业的职工人数不能低于8人，否则删除该企业[10]。此外，与Cai和Liu(2009)一样，本文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删除了不满足以下原则的企业：①总资产不能小于流动资产或总的固定资产；②总资产必须大于固定资产净值余额；③每个企业的经营状态需要正常，且企业代码不能缺失，同一年内必须唯一；④企业的创建时间必须有效，例如创建年是2007年以后或者创建月小于1或者大于12等都是无效的创建时间；⑤企业的销售收入必须大于500万元人民币[11]。 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可能带来的效率差异问题，因此，与刘小玄(2000)的选择类似，用来研究的那些产业应该是各种所有制能够自由进入或退出的领域，需要排除那些政府限制或尚未大面积放开非公有资本进入的产业，例如石油、天然气、烟草加工、电力(包括核动力)、煤气与自来水生产等部门[3]；另外，为使得分析结果具有较大的可比性，排除那些具有显著异质性的产业，它们或受自然资源条件的较大制约，或受原材料以及价格的较大影响，例如有色金属采矿业，粮食、水产、肉类、制糖、木材加工等初级农林畜牧鱼产品加工业。最后，本文排除了那些具有服务贸易性质的修理业和非公有资本具有显著优势的服装、皮革加工产业。 通过以上的筛选，得到用于实证研究的样本观测值，覆盖了从1998年至2007年十年数据，共1 014 789个样本观测值。基本包括了所有竞争性产业(21个)，例如纺织、机械、医药制造、橡胶制品等，它们都是一些竞争性的并经过了大规模企业改制的产业，同时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资本，能够反映大多数中国企业的转轨特征。 (二)混合所有制结构划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混合所有制，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阐明其与所有制的关系，给出其清晰的内涵定义，从而为探讨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划分提供理论前提。事实上，“混合所有制”是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又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顺应改革要求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有其历史必然性。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和相关政策中，更加偏向于认为混合所有制是所有制结构优化的产物，是经济运行中资源优化配置在整体上的要求，有其双重的涵义：在宏观层面，指整个社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微观层面，指不同所有制性质归属的资本在同一企业中的“混合”[12]。 根据混合所有制的定义，伴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基本所有制结构的动态演进，宏观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在企业层面有所反映。因此，企业内部的微观所有制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当市场竞争变得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改变过去单一所有制成分，转为由不同的所有制成分通过合资或者合作组成。而由这些基本所有制(原生的①)共同投资组合而成的所有制才是混合所有制，如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股份制企业等。因此，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混合所有制不会是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形式，从而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本文正是依据这一点，在划分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时，重点关注了那些含有公有资本的企业组合[14]。 本文按照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实收资本②数据，将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整合为公有资本(Pu，其本质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其他个人资本(Pr)、港澳台资本(HMT)、外商资本(For)看作非公有资本③。将所有企业分成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公有和个人资本混合(Pu+Pr)、公有和港澳台资本混合(Pu+HMT)、公有和外商资本混合(Pu+For)、公有和两种以上非公有资本混合(Pu+Pr、HMT、For)。表1反映了数据库中1999年、2003年、2007年不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变化。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包含公有资本的企业数目在逐步减少，这反映公有资本在不断退出竞争性产业，公有资本越来越表现出在控制力上而非量上的优势。非公有制资本却在不断增加，在1999年时，仅仅19 139家，而这个数字到了2007年提升到了144 103家，增加了653%。
(三)样本特征 本文主要研究所有制特征，根据以上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划分来展示一些样本特征。样本企业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资产结构状况见表2。 由表2可见，在竞争性的样本企业中，公有制资本在整体上趋于减少，而非公有制则在逐年增大资本，这和表1的企业数目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1998年公有资本占比为69.4%，非公有资本只占30.6%；到了2007年，公有资本占比下降到19.7%，非国有资本上升到80.3%。从中可以看出，对于竞争性产业的改制方向是“国退民进”，用少量的公有资本吸纳更多的非公有资本参与到竞争性产业中来。而在竞争性产业内，混合所有制结构中的少量公有资本能否释放活力，展现控制力、影响力，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方向。 表3说明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公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在迅速减少，而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则在飞快上升，其他所有制形式有增有减。对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的非公有制企业来说，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另外，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公有制企业在企业数目大量减少的情况下(见表1)，仍能维持相当水平的工业增加值，说明在这两种类型的产业内，公有资本的控制力、优势在显现。表内的样本特征也从一个方面向我们提出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增长，而非仅仅是因为企业数目的大量增加。
四、估算方法与回归结果 (一)TFP的估算 对于企业效率的估算，选择的指标和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概念。TFP指标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企业各种投入要素的平均产出水平，能够真实地体现个体企业的效率本质。传统的OLS方法估计TFP会产生同时性偏差(Simultaneity Bias)和样本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本文基于Olley和Pakes(简称OP，1996)的半参数方法估计两位数产业层面的生产函数，同时解决上述两个偏误问题[18]。与Olley和Pakes(1996)不同的是，本文参照简泽(2014)的方法[19]，借鉴Levinsohn和Petrin(简称LP，2003)将对数形式的实际中间投入作为企业预先知道但对计量学者来说却不可观测的效率冲击的代理变量[20]，替换OP方法中的实际投资，以此来解决同时性偏差问题，这一替换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因为投资数据缺失而产生的数据删除，并通过OP的方法计算企业退出概率来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在估计TFP的过程中，根据Brandt等(2012)[10]提供的指数平减了投入品价格与产出的价格，并借鉴汤学良(2015)的方法[21]，运用永续盘存计算企业的资本存量。 表4列出了修正的OP和OLS方法对生产函数的估算结果，同样以三个产业——纺织业(17)、医药制造业(27)和橡胶制品业(29)来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修正的OP方法测算的结果低于OLS方法，这说明OLS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偏误，从而低估企业效率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采用修正的OP方法估计TFP，描述性统计见表5。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在回归模型中，
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修正的OP方法。除了本文重点关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变量之外，基于现有的研究梳理，在控制时间Year、地区Area和产业Industry等变量的同时，本文参考孙晓华(2014)的设定[22]，考虑加入企业规模
、出口规模
、补贴率
、利润率
、资产负债率
和企业年龄
等控制变量，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最终，本文设定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其中，Own、Year、Area和Industry分别为混合所有制虚拟变量向量、时间虚拟变量向量、地区虚拟变量向量和产业虚拟变量向量；此外，c和
分别为常数项和误差项。
则反映了不同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节包括了基于回归方程的四个检验。表6中的模型1对全部样本企业进行OLS回归。除了补贴率没有对企业的效率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为0.00025，意味着企业劳动投入增加10人，会给企业效率带来0.25%的提升；在总体样本中，出口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能够通过出口行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效率水平；补贴率在回归结果中并没有一个显著性的表现，其原因可能是补贴造成部分企业在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产生“懒惰”[23]，从而降低企业效率，补贴也会给部分企业带来激励，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技术设备革新，从而提高这部分企业的效率，最终使得我们不能够说补贴率会对企业效率有影响；企业的利润率可以反映其盈利能力，拥有较高利润的企业更加容易增加研发、开发新产品和扩张规模，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所以利润率的回归结果为正也符合直觉；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这意味着企业面对较高的金融风险不利于长期稳定经营，进而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企业年龄对效率有正向影响，因为企业年龄越大，说明企业在该行业中经营的时间长，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有效率上的优势才能在长期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从而表现出优于其他年轻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 在控制了以上变量的条件下，本文关注的混合所有制变量的系数呈现以下结果。 (1)仅包含公有资本的企业是所有分组中平均效率最低的。在本文的分析中，纯公有制企业被设定为参照系，可以看到其他所有制类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都显著高于它。这一结果与刘小玄、李利英(2005)得出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效率最低的两类企业，胡一帆等(2006)认为的私有股份和外资股份对公司生产率较国有股份具有更大的激励和绩效提高作用是一致的。可见，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公有资本具有十分显著的、最低的效率。由于本文是在竞争性环境下进行的分析，公有资本没有退出且没有进行“混改”的企业表现出低效，从侧面验证了中国渐进式的“混改”方向是正确的。 (2)各非公有资本组成的企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表现出最高的效率。相反，这部分企业的效率水平处于所有制结构中的倒数第二，估计系数仅有0.116，只比纯粹的公有资本企业高，并且显著低于其他公有资本参与混合的企业。这一回归结果似乎违反了现有的大多数结论，但仔细分析其实这一结论是不与之冲突的。原因有二：第一，本文不同于以往的所有制结构的划分，以往的划分以资本占多数的所有制类型来定义。因此，不能反映资本的混合结构，即使外资企业表现出最高的效率也不能武断地说是因为有了更多的外资，才表现出高效。而那些纯外资企业在中国可能并没有显示出高效率，正如本文所展示的这样。第二，国有企业处于“渐进式”的转轨时期，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先进的管理，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这些改革所释放出的活力是巨大且富有成效的。应该说对外资、个体企业的追赶是“蹄疾而步稳”的；相反，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瓶颈，一些制约它们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愈加严重，从而造成了效率低下也是有可能的⑤。最新的研究显示，孔东民等(2014)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国有企业的TFP相对于外资企业呈现显著的“追赶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从2004年起具有显著的提升[24]。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即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能够提升企业效率，缩小与外资企业差距的。 (3)各公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释放了企业活力，显示了公有资本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四种公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表现出了高于单纯公有资本和单纯非公有资本企业的效率，换句话说，公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效率最高的群体。其中，公有资本混合个人资本(Pu+Pr)的效率水平是0.226，公有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混合(Pu+HMT)对企业效率影响大小为0.438，而在公有资本和外商资本混合(Pu+For)的时候，这一结果是0.710。当然，公有资本和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非公有资本混合的企业(Pu+Pr、HMT、For)占有绝对效率优势，它的估计系数达到了0.843。可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当公有制资本参与到企业的资本运营中时，各种所有制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发挥了国有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作用，这体现在TFP的提升上，显著地高于那些没有进行改革的纯粹公有资本企业或纯粹非公有企业。而所有制的多元化(Pu+Pr、HMT、For)能够带来最为显著的效率提升，这也符合公司治理有关产权多元化带来的监督以及激励效果理论。
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样本上运用OLS回归，进一步分析各混合所有制形式对企业效率差异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结果。 基本上，分产业回归结果中的控制变量估计系数与总体回归模型的结果是保持一致的，对于分产业类型回归结果中大部分所有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总体回归的结果也是一致的，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但是，这里具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横向比较三个产业类型的所有制变量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系数绝大多数高于其他两个类型。这说明“混改”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效果最好，这也符合国家积极转变这部分企业粗放发展模式的要求，改革释放了这类企业的效率。纵向来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仅有港澳台资本混合的企业(Pu+HMT)与另外两类企业(Pu+For；Pu+Pr、HMT、For)的效率差异较小，具有相对优势，而其他两种产业类型内，仅有港澳台资本混合的企业(Pu+HMT)在效率上并没有相对优势。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是资本的简单混合，也是治理结构和管理方法上的有效配合。众所周知，战后亚洲经济的腾飞，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包括了港台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它们在当时劳动力成本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积累了大量的管理经验。因此，当公有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混合时(Pu+HMT)，能够发挥港澳台资本在管理劳动密集型企业上的管理优势。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说，公有资本和外商资本混合的企业(Pu+For)相对于有两种以上非公有资本参与混合的企业(Pu+Pr、HMT、For)来说，效率差距非常之小，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甚至成为效率最高的企业。数据显示⑥，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以医药制造业为代表)，单独外商资本参与混合的企业(Pu+For)研发投入仅为0.56%，而新产品产值确为3.4%，新产品产出与研发投入比达到607%。而同期这一指标，两种以上外资混合企业(Pu+Pr、HMT、For)、私人资本混合企业(Pu+For)、港澳台资本混合企业(Pu+HMT)分别只有313%、104%、16.3%。可见，只有外商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Pu+For)表现出了外商在研发效率上的绝对优势。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来说，不同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对效率水平是否具有显著作用，即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应该怎么“混”，才能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使得公有资本发挥控制力。可见，“混”是手段，“合”才是目的。 本文选择两步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效率问题。第一步采用修正的OP方法，估计出企业的生产函数，并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第二步将企业的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再利用OLS回归模型加入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哑变量来捕捉不同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对企业的效率影响。本文发现，仅仅包含公有资本或者仅仅包含非公有资本的企业效率是相对较低的，而公有资本和其他非公有资本混合的企业是效率更高的群体，这说明在竞争型产业内，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是有效的，通过公有资本混合非公有资本于同一企业内，能够达到各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进而产生效率提升的目的。当企业内所有制因子越多元化时，这种效率增加越发明显。更加细分的结果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公有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混合能够发挥出港澳台资本在这类产业内的相对优势，而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外商资本的加入，更好地提升了这部分企业的效率。 时下，许多省市纷纷推出“混改”意见指导国有企业改革，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大型国有企业也推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设计方案。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为下一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不能陷入“混改”的误区，即认为“混改”是灵丹妙药，一吃就灵，更不能为混合而混合。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效率为导向，正如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公有资本和个人资本的混合是效率相对低下的，这也警示我们在混合的过程中要公开透明、系统科学地评估公有资本，同时要十分谨慎的吸纳非公有资本的入股，坚决打击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从而防止优质公有资本的流失，保证混合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效率。 其次，积极引导不同类型的非公有资本向能够发挥其优势的产业聚集，优化企业混合所有制结构，从而提升非公有资本和公有资本的交叉融合的能力。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非公有资本企业个数是逐年递增的，特别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个人资本企业。但是，个人资本参与混合的企业效率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如果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企业通过混合释放出了应有的活力，必然能给国家经济带来质上的飞跃。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在与个人资本混合的过程中，帮助民营企业完成资本社会化、管理现代化的转变，缓解融资约束的瓶颈，转变管理模式，从而有利于这部分企业的效率提升[25]。对于港澳台资本来说，积极引导他们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其管理优势，提升企业效率。对于在技术研发上具有优势的外商资本来说，要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基于竞争性产业，在这个框架下，研究说明了不同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是有效率差异的。但是，实证的结果也可能仅适用于这些产业，至于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或者自然垄断的产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对于构建系统的混合所有制理论来说，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效率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于混合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受限于数据，本文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随着新一轮混合所有制的推进，将会为效率是否影响所有制这一问题提供更多的翔实证据。 ①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稿中，马克思评价亚洲的“农村公社”时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是向次生的形态过度的阶段”把社会基本的所有制称之为“原生的”[13]。 ②杨新铭、杨春学选择实收资本来量化公有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结构，本文与其一致[15]。 ③由于信息发布的限制，我们甚至难以剥离法人资本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成分，更别提详细的所有制信息。因此，本文删除那些法人资本为非零值的企业，以便构造出内涵一致的所有制结构。裴长洪在总量上分离了中国公司制企业(文章中指代混合所有制)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成分，但尚未有人在企业层面给出具体的法人资本分解方法[16]。 ④这里牵扯到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划分，本文基本遵照文东伟他们的划分方法，在二位数代码产业层面，将21个产业划归为不同的产业类型[17]。 ⑤贺聪和尤瑞章的研究发现，近年来私营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率有所下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瓶颈约束[4]。 ⑥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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