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供给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2—0055—07
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供给的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个体提供劳动的激励问题，主要分析个体针对不同工资和收入所做出的反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在拓展新古典劳动供给模型的基础上，侧重经验实证研究，以大量复杂的估计方法代替简单的估计方法来研究个体劳动时间的决定，试图发现证伪这些模型命题的充分证据；二是近年来兴起的行为经济学逐步渗透到劳动经济学领域，正形成一种行为劳动经济学的系统观点，这一研究是继承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理论批判的思想，利用实证结论来质疑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同时给予这些经验证据以行为劳动经济学的解释。劳动供给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就是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本文主要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作一个比较系统的综述，侧重于评介理论和经验实证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由于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对劳动供给问题的关注主要来源于分析公共政策对个体劳动决策的影响，包括税收、福利项目和劳动市场的制度特点。因此，要研究清楚劳动供给行为的性质，必须着重分析个体供给行为对收入激励的反应。本文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新古典经济学首先把个体的劳动供给决策看成是对消费和闲暇的权衡，通过最优闲暇的选择，也就相应地给出了最优的劳动供给。这一劳动供给直接取决于个体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同时和其他外生变量（如预期、政府税收政策、制度等）也有关。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家庭单期和多期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总体劳动决策。在新古典模型基础上，引入损失厌恶、参考点等心理因素，行为劳动经济学则进一步注意到了它们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将在后三个部分阐述这两条理论主线，并对其进行比较评介。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新古典劳动供给模型及其扩展，并给出了主要的经验实证结论；第二部分讨论了行为经济学对劳动供给理论的探索；第三部分指出劳动供给在未来可能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标准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
经济学在分析劳动供给行为时，最初不过是消费者理论的简单应用。即单个消费者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如何在消费和闲暇间分配时间资源来达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劳动供给可以看作闲暇需求的反面。这种分析的核心是：劳动供给是针对不同工资和收入水平的反应，各种公共政策也会通过对工资的影响，从而对劳动决策产生影响。
一般认为，劳动市场价格（工资）上升（或下降）将会减少（或增加）闲暇的需求，增加劳动的需求，此即替代效应，即工资增加，劳动者更多地用劳动替代闲暇，反之反是。给定闲暇是一种正常物品时，收入增加，人们更多地增加闲暇时间和消费，这就相应地降低劳动供给，此即收入效应。个体对工资水平相对变化的总体反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那么劳动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将降低劳动供给，反之则增加劳动供给，这就是所谓“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它非常直观地给出了人们针对工资水平变化的激励反应，这种反应有来自相对价格变化的直接激励，还有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实际购买力变化的激励。进一步考虑家庭问题。个体寻求家庭的整体联合效用最大化，但不同的家庭成员面对的工资水平有差异。此时，每一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不仅受到自身工资变化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还受家庭其他成员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但这些分析都是静态的，没有考虑时间因素。现代的劳动供给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跨期劳动供给决策模型基础上。跨期决策问题也就是考虑了个体的生命周期行为，诸如个体年龄变化带来的工资变化等只有在生命周期中才能加以理解。
（一）跨期劳动供给决策理论
卢卡斯等首次提出一个生命周期框架来调和具有弹性的短期劳动供给曲线和无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他们认为劳动供给（工作时间）的变化来自于工资的短期变化。[1] 自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的文献讨论生命周期的劳动供给问题，卡德对考虑在生命周期上分配工作时间的大量文献进行了综述。[2] 在跨期劳动供给决策中，工资被扩大到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假定不同时间的工资变化是外生给定的，不考虑诸如人力资本投资等所带来的工资内生问题。由于多期中个体面临未来收入状态的影响，故多期的劳动供给问题通常区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首先假设个体面临未来确定性收入的状态，讨论个体的劳动供给问题，然后放松假设，讨论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收入状态的劳动供给问题。
假设个体在每一期选择商品和闲暇消费的最优数量，来最优化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个体每一期的全部收入来源于三部分，上一期留存资产的收益、本期非资产和非劳动收入（如转移支付等）、本期劳动收入。全部收入用于进行本期消费和下期资本积累。这可以正式表述为如下最优化模型：
假定消费者在每一期选择C[,t]，L[,t]最大化生命周期效用方程，偏好是跨期可分的，消费者能以非随机利率在信贷市场自由借贷，假设生命周期为T＋1期。
s.t.A[,t]＝（1＋r[,t＋1]）（A[,t]＋B[,t]＋W[,t]H[,t]－C[,t]）（跨期消费约束）
其中，β为消费者的贴现因子，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由此可得跨期劳动供给方程：
H[,t]＝L（λ[,t]，W[,t]，X[,t]）≥0
其中λ[,t]是财富的边际效用，λ[,t]＝β（1＋r[,t＋1]）λ[,t＋1]这就是欧拉方程，它决定了消费者在跨期财富的分配规则，选择储蓄使在t期的财富边际效用等于t＋1期的财富边际效用的折现值。贴现率为β（1＋r[,t＋1]），描述了个体商品消费和闲暇选择的特点。可以看出，个体关于消费和劳动供给的决策可由当期可观测的W，X，λ决定，其他如未来财富、工资、个人特性等变量则通过对λ[,t]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和劳动供给决定。
在现实中，消费者通常面临的是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劳动供给的选择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对未来工资收入难以确定，在处理上通常采用最大化个体生命周期期望效用的随机动态规划方法来代替确定性动态规划方法。由于消费者未来收益不确定，财富的边际效用λ[,t＋1]成为一个随机变量，在t期无法观测到，只有t＋1期才能观测。欧拉方程通过λ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决定了消费者在跨期财富的分配规则。在生命周期初期，个体选择初始值λ[,o]来包括所有的信息，随着年龄的变化，新的信息可以通过随机欧拉方程中λ[,t]的变化来刻画。在每一期，个体可以仅仅通过变化的λ[,t]值，以及当前工资W[,t]和个体特性X[,t]来决定他的最优消费和劳动供给行为。
（二）跨期决策模型的拓展
1.标准跨期劳动供给问题中的“参与”问题。
前述劳动供给决策是从个体已经决定劳动出发，考虑在不同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下如何选择最优劳动供给的问题，但经济学家随后发现，这种前提本身需要加以研究。即个体首先要决定是否就业，或者选择何种类型的就业，然后才涉及到供给多少劳动的决策。这就是劳动供给研究中的参与（participation）模型所思考的，该类问题主要涉及女性劳动供给和劳动者的退休决策，比如Eckstein和Wolpin关于动态过程中已婚女性参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研究就极具代表性。[3]
假设在一个跨期选择过程中，个体不是先决定工作时间，而是面临多种工作方式的选择，即决定是否参与劳动市场。例如消费者可能在每期中选择全职工作、兼职和不工作几种离散状态，每一选择看成是对参与时间长短的选择。只有在选择特定的参与方式后，消费者才在每期选择不同的工作时间来达到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因此，这类模型预测：一个人一生中工作带来的预期总效用不仅决定了每一期的劳动供给量，而且还决定了初始状态下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工资和收入水平的实际变化和预期变化也会带来类似的影响。比如，如果一个家庭中，丈夫找到了一个高收入的稳定的工作，那么就会改变妻子对未来总体收入水平的预期，从而不仅可能导致当期妻子的劳动供给下降，而且还可能导致她选择不就业，即不参与劳动市场，做一个全职太太，或者导致她选择更轻松但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作。结果，劳动供给问题就成了劳动市场的参与问题。通过测度劳动市场的参与度，就可以直接测度劳动供给行为。退休决策也是如此。如果预期家庭总体收入水平下降，已经退休的人就不得不选择重新就业，这种重新参与改变了劳动供给。但是，这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参与必须基于保留效用做出，因此，如何测度保留效用就成为一个实证中的难题。
此外，参与视角的建立还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各种制度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典型的因素是歧视。比如，户口制度限制了我国农村人口对劳动市场的参与，从而改变了农民的劳动供给行为。不过，这些理论上的预测都需要经验实证的证伪。
2.工资的内生变化。
在标准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中，假定工资变化是外生的，但实际中并非如此，个体可以通过从事一定的行为影响未来的工资决定，包括学习和经验累积带来的人力资本上升，进而改变自身的劳动市场价格。按照这种理论，工资水平和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有关，这又相应地影响到劳动供给决策。如据Shaw的研究，生命周期劳动供给明显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累积。[4] 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人工作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学校攻读学位，尽管短期劳动供给降低，但从长期来看未必如此，预期未来收入上升可能导致以后的工作时间上升，从而总体的劳动供给变化不确定。
在“干中学”模型中，假设过去的工作经验对未来的工资决定产生直接影响。个体可以通过在当前工作中减少努力程度，增加自己在工作中的学习，从而提高未来工作的生产力（工资）来增加效用。工资受经验资本的影响，而经验资本则可看成是过去经验和工作时间的递增函数，经验资本是在工作中伴随工作时间增加而积累的。在人力资本模型中，个体在每一时期选择消费、工作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独立于工作之外。同样，工资受人力资本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增加来自于过去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些结论与标准跨期模型不同的是，工作的价值不再简单是工资了，还包括工作经验的回报或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个回报依赖于未来的工作决定。
3.实证证据。
在实证方面，最近二十年的劳动供给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生命周期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分析政策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跨期替代弹性的重要性等。典型的早期工作可见阿森菲尔特和赫克曼的一篇著名文献。[5] 赫克曼等的样本来自于1960年100个大都市地区年龄在25—54岁的丈夫和妻子家庭，采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对丈夫的替代作用
[,hh]＝0.106，替代弹性较小， 说明丈夫的劳动力供给与丈夫工资之间关系不明显；对妻子的替代作用，远大于丈夫的替代作用[,ww]＝1.233，说明妻子的劳动力供给与妻子工资之间关系非常敏感。估计出来的交叉弹性为正值，说明丈夫（妻子）的劳动力供给与妻子（丈夫）的工资正相关。后来的微观研究大部分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大都是赫克曼和麦克迪[6] 以及麦克迪[7] 的一般拓展研究。
近年来，经济学家利用微观计量技术对劳动供给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方法涉及到各种非线性预算约束下劳动供给方程的估计方法，主要分为局部线性法、豪斯曼方法和麦克迪批评以及双向固定效应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estimation）。另外，生命周期模型中，在跨期可分的效用函数下，个体跨期最大化行为意味着劳动供给与短期工资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尽管结论直观明了，但在大量实证结论中，跨期替代弹性的估计值通常很小且不显著，甚至为负，代表性的有Blundell等（1993）[8]、Blundell（1994）[9]、Blundell和Ma-Curdy（1999）[10] 等等。
总的来说，虽然最近几十年中劳动供给问题关注于生命周期模型的研究。但已有的实证证据显示，在生命周期中，存在一个比较弱的、甚至并不存在的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行为。实证证据也反映，如果保持工资不变，需求方面的变量也影响劳动供给。这两个证据意味着用跨期替代来解释生命周期劳动供给或经济周期中的劳动供给缺乏力度。但在实证中，由于非工作工人的工资难以处理，就业的变动都来自于可测工资的变动，忽略了个体进入和退出劳动市场的决定。个体劳动对于不可测工资变化的弹性究竟如何变化还是未知的。
二、行为劳动经济学的劳动供给观点
（一）行为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通过不断证伪生命周期模型，发现了新古典经济学解释模型的诸多局限，比如，大量的经验实证研究发现，跨期替代弹性的估计值通常很小且不显著，甚至为负，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是实证中计量方法不当或数据缺失所致，例如无法正确测算不工作工人的工资，或者认为现实中工资的短期显著变化很难存在，并试图通过计量方法的改进来解决上述问题。
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结果和当事人决策性质的理解不同有关。新古典理论假定当事人的充分理性，能够准确对未来收入的分布及其概率做出估计，从而可能针对最终结果做出最优化决策。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特别是在跨期决策时，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一致地判断跨期贴现因子，比如莱伯森（Laibson ）提出的双曲线模型就揭示了这种偏好的时间不一致性；并且当事人并不是针对最终结果做出判断的，而是在意决策的过程和相对结果。比如，研究表明，工资谈判时，人们总是在意自己所了解的群体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不是所谓自己所处劳动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行为经济学的思想的引入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劳动供给行为的理解。
在理论上行为劳动经济学解释劳动供给行为的文献众多，但主要可归纳为个体决策行为的三个基本概念：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收入靶假说（income-target hypothesis）和参考依赖偏好（reference-dependent preferences，简称RDP）。其核心在于行为经济学对于最终结果（outcome）的评价方式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后者的评价标准是根据最终的财富或福利，而前者认为，个体对于不同产出的评估，总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看待的损益。
损失厌恶是说明个体避免一个单位的损失的愿望要强于获得一单位收益的愿望，或同样大小的损失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变化较收益要大。收入靶假说是指劳动供给行为并非按照生命周期来安排，而是以某一较小时间区间（如每天）为跨度设立一个收入靶子，在该时间区间内工作直至达到这一收入目标①。参考依赖偏好可看作是上述两个特点的个体偏好体现，指心理学文献研究大量提及，但被新古典模型所忽略的偏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强调个体对于给定收入变化的评价不是按照收入水平进行，而是按照某一参考水平（收入靶）把这种变化看成是收益或损失，或相对于一个目标看待成功和失败。从而可能特别厌恶每天的低收入，因为这感觉是一种损失。这样三个主要的心理学假定对理解劳动供给至关重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参考点依赖模型（RDP模型）。
（二）RDP模型及其预测
参考依赖偏好（RDP ）有两个重要性质影响着个体对于结果的评价：一是前面提及的损失厌恶，人们对于同样大小损失的厌恶是获得的两倍；二是递减的敏感性，当与某一参考点的距离上升时，对一单位产出的边际评价是递减的。这就是著名的卡尼曼—特维斯基价值函数所描述的。
我们在标准的新古典跨期劳动供给模型中引入RDP建立下面的模型， 考虑一个工作日k，被划分为m个长度为Δ的区间，同时假定个体所最大化的效用不仅依赖于标准新古典模型中的消费，还依赖于一个参考水平，如下所示：
MaxV[,t]（e[,t]）＝v（w[,k]e[,t]＋y[,t]－r[,t]）－c（e[,t]）
其中，w是一单位努力水平e的贴现工资，y是该时间段中与努力水平无关的收入。函数c（．）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努力的负效用，它对于e是递增且凸性的。函数v（．）与卡尼曼—特维斯基价值函数具有相同的上述两条性质，r是某一时间t作为参考点的收入目标。
一阶优化条件可得：w[,k]v＇（w[,k]e[,t]＋y[,t]－r[,t]）＝c＇（e[,t]）。
由上述模型可以得到如下三种关于个体劳动供给行为的预测。
预测一个体在一天中努力水平按照先低后高，最后再变低的方式进行分配。一天的早期，个体收入相对于收入目标来说较远。根据递减的敏感性，意味着收入的评价较低，导致努力程度较低。随着个体收入的上升接近于收入目标，货币的边际评价增加导致更高的努力水平。一旦收入目标达到，收入的边际评价下降，因为对于个体来说损失不再存在。
预测二 随着工资的增加，个体在一天中的总体努力可能会下降。由于RDP 的存在，工资的激励将产生两个相反的效应：对于与收入靶目标任意距离的个体来说，高工资将导致努力程度上升；同时，高工资会使个体在一天中更早地达到收入靶目标，随着个体更早地超越收入靶，努力的边际评价将下降。所以，如果在收入靶处边际评价的下降足够大，一天中总体努力水平就会下降。
预测三 转移支付（如意外收入，福利项目等）的改变将影响个体劳动供给行为。因为这将改变y[,t]的取值。随着个体接受一份转移支付，将进一步缩小个体收入与收入靶的距离，由于递减的敏感性，个体工作努力可能立即上升；但当超过收入目标时努力将立即减少。
（三）实证结论
和新古典理论普遍采取大样本检验不同，行为劳动经济学的数据采集通常采用实验室试验和现场数据（field data）方法进行经验实证。实验室试验的优点在于能给予所研究的变量创造真实的外生变化；缺点在于可能丢失真实世界的重要内容。现场数据的优点在于工人的数据来自于真实的企业，真实的努力水平；缺点在于即使由此得出的结论符合理论的预测，却不能排除在实验室中可能避免的其他问题，如选择误差、内生性等。在实证研究中，二者经常相互需要补充使用。
在这些实证研究中，最著名的两篇文献是卡梅瑞等[11] 和法布尔[12] 对纽约市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和不同天平均工资的关系研究。之所以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作为研究个体努力程度对工资反应好的对象，是因为他们在一天中可以自由地选择努力水平，及需求冲击（如大型会议，下雨天等）会导致不同天之间工资的变化。他们选取个体一天中总工作时间和收入为数据。建立回归分析，发现跨期替代弹性为负值，但按照新古典理论应该为正。为防止由于测量值的误差问题，他们也以其他出租车司机的日平均工资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但结果皆表明跨期替代弹性在采取工具变量估计后结果甚至更负，这意味着新古典的测量误差并非跨期替代弹性为负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法布尔并没有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因为他的数据中，在同一天工作的司机观测值较少。他们的研究皆发现跨期替代弹性是负的且显著，有的甚至为－1。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在工资较低时工作时间长，而工资较高时工作时间短。因此，这些结论与RDP模型的预测二结论一致，而与新古典的预测相悖。
另外，费尔等[13] 以及格特等（Goette and Huffman，2004）[14] 通过对自行车信差的行为的研究，来分析工资变化与信差努力水平和参与决定的关系。前者采用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方法，后者采取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的方法。
费尔等以苏黎世两个企业信差的投递记录为数据，样本选择时间从1999年1月—2000年11月，记录包含一天中所有的投递行为，但不包括信差投递时机的选择。将信差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对比研究，发现一个正且显著的工资的参与弹性为1.6。在实验所在月份，获得外生工资增加的所在组信差相对于控制组邮差，显著地更愿意提高参与率。这既与新古典模型一致，也与RDP模型一致， 短期工资的提高将提高短期的参与率，因为工资上升引起V[,t]（e[,t]）也上升。但同时，他们发现高工资率所在组的单次轮班收入显著较低。新古典模型无法对此做出解释，却与RDP模型的预测二、三结论吻合，因为工资率的上升会使邮差更早实现收入靶目标，然后减少努力或提前退出，所以单次轮班的收入下降。格特等用自然实验法也研究了自行车信差的一天中劳动供给决定。研究结果表明，计件工资的上升对工人在该工作日中努力的分配方式有强大影响。一天的早期显著努力，但后期显著的不努力，净效应为零，与标准理论不一致，但可被RDP模型的预测一所解释。
三、结论
本文系统回顾了过去几十年劳动供给研究的进展，主要侧重于劳动供给模型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了标准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不同的研究进行归纳。接下来，我们讨论了跨期选择、参与和工资内生的扩展研究，并给出了基于非线性预算约束下劳动供给的估计方法的经验实证结论。接着我们也给出了一个与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竞争的观点，即行为劳动经济学的供给理论，指出参考点依赖等心理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尽管行为劳动供给理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但已经给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未来的研究将还是在这两种理论竞争的背景下展开。
总的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劳动供给理论在分析公共政策对个体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的参与决策问题和充分理性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上。就参与决策来说，必须依托一个保留效用作为基准，才能够对某一情景的相对效用水平做出比较，然后决定是否参与劳动市场。按照理论的解释，保留效用相当于下一个最优选择所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当事人所放弃的选择机会中最好的机会可能带来的效用。类似机会成本的定义。但是，保留效用的存在必须以充分竞争市场和当事人充分理性为前提，即使前者可以假定满足，后者也未必满足。而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对保留效用的估计就更困难，即使在最简单的动态模型中，保留工资也需要取决于未来工资的预期和很多不可观测的变量，这对于估计行为参数和模拟政策改革来说相当复杂。
因此，行为经济学通过挑战人的充分理性假定，也就给新古典劳动供给模型相当有力的一击。给定现实性的有限理性假定。行为劳动供给理论放弃了保留效用的概念，代之以“参考点收入”的概念，这个变量可以是当事人过去若干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可以是其他同类人实际的平均收入水平，或者其他形式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些数据显然是很容易得到的。比起新古典模型，这种处理既增加了理论的合理性，又提高了经验实证研究的可行性。不过，行为经济学对于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未来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基于RDP的劳动供给模型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对个体长期内偏好不变的假设进行修正，加入个体偏好内生化，具体体现在随机贴现因子的研究上，如引入莱伯森的“双曲贴现因子”模型。
从国内经济学界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劳动供给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应用，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如何将劳动供给的最新进展用于国内实际问题的研究，也期待进一步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5—09—02
注释：
① 卡梅瑞等人（Camerer,Babcock,Lowenstein and Thaler 1997）[11] 提出每日收入靶，后来虽然法布尔（Farber,2005）[12]、费尔等（Fehr and Goette,2004）[13] 对其提出质疑，但大量的心理学证据支持参考点和决策区间理论，从而合理推出收入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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