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常感谢大会安排，让我向大家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情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近几年来已经有相当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同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同志等先后发表了系统全面的文章。我在他们的基础上讲一点看法，片面、不当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我想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史研究作简要的回顾，再对发展的趋势作一点展望。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史学领域最年轻的一门新学科
1.这门学科的发端是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该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讲话，第一次郑重地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他说：“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况反映》第一期，1978年1月16日。）
会后，胡乔木就确定研究选题和新建研究所提出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入100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选题之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拟新建的五六十个研究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名列第五。
增设研究所的计划得到邓小平的赞同、支持。邓小平在1978年3月28日听取胡乔木、邓力群的汇报后说：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办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菩萨也请不到了。邓小平叮嘱胡乔木、邓力群“要赶快做”。（注：据邓力群传达这次谈话精神的记录稿（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室），并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并没有立即创办起来，但胡乔木已经请黎澍带领几位学者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工作。
2.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党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是非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论，迫切需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共和国如何继续举步前进，而且牵连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党和国家前进、发展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初步讨论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建国后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经过20个月反复深入讨论、总结、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了结论。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基础，系统地研究、撰写建国以来历史的条件趋于成熟。
《历史决议》注释本，运用比较丰富的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和经济资料，吸取理论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历史决议》中提到和作出论断的130条重要史实和理论观点作了论述和解释。其中118条、约30万字是讲建国后32年历史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注释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事提要”。
3.1982年5月，胡乔木倡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了准备 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决定积极贯彻执行胡乔木的这项指示，立即着手组织落实，于11月9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当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这样，《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丛书编辑部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中指出：“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并以无可辩驳的材料，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此后，《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即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等部门组织实施。经过广大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十万多人的共同努力，历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丛书分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共150卷，1亿字，3万幅图片。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是一部史志结合、包括专史和地方史在内的科学的信史，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编修工作同《当代中国》丛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可以说国史编修工作是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4.1989年11月，胡乔木再次把设立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机构的问题提上日程。专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适应时代的迫切需要于1990年6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胡乔木听取李政道的意见，向中央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突发事件时代表官方发表“白皮书”，说明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11月11日，胡乔木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胡绳、逄先知、马洪、沙健孙、李慎之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提上日程。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并说：“想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胡乔木谈了搞编年史的设想，“计划选编到1989年”，对历史分段、人力组织、工作计划、机构设置等，他都提出了意见。[1]11月25日，胡乔木在上海写信给邓力群催办此事。信中说：“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就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2]
1990年4月，邓力群约请胡绳、郁文、曲维镇开会，一致同意筹建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6月2日，邓力群给李鹏总理送呈关于筹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需编制问题的报告，得到原则同意。6月14日，由胡乔木起草，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联名向中共中央常委打报告，正式提出：“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并说：“我国建国已四十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2](p.792)中央常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当代中国研究所随即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从此有了正式的专门机构。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邓力群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步入了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轨道。这门新学科从此进入了一个创立并逐步发展的新阶段。而胡乔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的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5.1991年3月中办、国办转发西安国史编研工作会议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会后，中办、国办于1991年3月2日发出通知，转发会议纪要。会议认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两办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会议纪要还指出，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全面启动。会后，经中央批准，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计划先编写多卷本，再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一卷本的简史。
1992年12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及教育、宣传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6.200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朱佳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12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规定在2002～2004年三年内，集中精力完成编写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逐年编撰大事记（每年一本，先完成1949年）、完成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至三卷的“送审稿”以及十几个专题研究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进入了又一个新阶段。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资政育人的重要学科，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有不少重要指示。国史学科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指导下发展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非常关注、十分重视，并作过多次直接的重要指示。还有一些指示是就整个历史研究讲的，或就党史研究讲的，其精神对国史研究同样适用。举其要者有——
1999年6月30日上午，江泽民会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时说，《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的完成，是全国国史研究和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件喜事，我向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江泽民指出，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1991年3月9日夜，江泽民致李铁映、何东昌关于进行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信。（此信发表于1991年6月1日《人民日报》）信中说：“近两年来我在教育界座谈会上两次讲过，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当然，也不能重新制造‘左’的气氛”。
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作题为《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而著称于世。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历史，他曾经讲过，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2001年6月建党8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江泽民又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年，是全体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80年，也是全国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团结奋斗的80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历程，是一部内容丰富、蕴意深刻的爱国主义教材。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一定要充分运用它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鼓舞他们继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001年12月10日下午，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第27次办公会议，讨论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2001～2004)。胡锦涛对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我们的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发展史，说到底，与党史有密切联系。你们也讲，党史是国史的核心。我们写国史，除了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修史的传统外，也要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这与党史是一样的，我们搞国史的同志也要有这根弦。”他要求，“各项工作围绕国史编撰进行”，“确保拿出来的东西是有权威性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精品”。
2003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论学习历史，强调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并自觉地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他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他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胡锦涛强调，领导干部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必须把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立足点。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要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深入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进一步增强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实践中把它们坚持好、贯彻好、运用好。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经开创了一个好的局面，形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规模、队伍较大，出版物较多，联系干部群众较广的热门学科，并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新潮流中强劲的一支。
如上所述，国家专门设立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还有一个专业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个公开的专业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内部刊物——《国史研究参阅资料》，并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一年一届，已办三届）和国史讲座（一月一次，已开讲14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国史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同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设立了国史专业博士点；同河北师范大学合作，设立了国史专业硕士点。清华大学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设立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也有“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深圳大学等不少高校也都设立了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内的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机构。
不少地方、不少部门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成立了编史的机构，负责编写地方简史。有的同党史、方志合在一起，称史志研究院（如山西），有的称当代××研究所，也有的设在地方社会科学院内。有些机构也办刊物，如山西有《史志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地方有9个省市有常设机构，21个有临时性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的出版相当繁富。规模最大的是《当代中国》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从1955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廖盖隆编写，写到1954年10月）、195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集体编写，写到1958年10月），至今已经出版六七十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第1～4卷写出了“内部讨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四卷本《1949～1989年的中国》。眼下，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在根据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当代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加紧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各种各样的通史的、专史的大事记、通鉴、年鉴、长编等等出版得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是：1994年出版的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徐达深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十卷本；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至1998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约100万字，计划在国庆55周年时出版。重要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已于2000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北京、湖南、浙江、山西等21种。《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第一批成都、杭州、哈尔滨、上海四城市今年可以出版。
专史研究有重大进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成绩最为显著，已经出版十多种，大多为学术机构和学者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已经出版三卷（写到1978年），由外交部所属研究机构编写；还有分类撰写的十卷本《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是由从事国史研究最早的高校之一——河南大学的学者编写，该校出版社出版；教育史、文学史，均有多种著作问世；法制史、商业史、供销合作史，也都有出版。
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阶段为主题的专题史也多有出版，如：《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改革开放史》等；写“文化大革命”的有《文化大革命简史》等多种。还有各种专题研究的著作或文集，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三线建设——战备时期的西部开发》、《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真理标准讨论始末》、《1976～1981年的中国》和《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等。
各种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史、党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成就最高的领域。大大提高了国史、党史研究的水平。其中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经出版18种，包括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八位元帅，张闻天、王稼祥、王震、粟裕等重要历史人物和气象学家涂长望等。人物传记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前所未有。大多形成“六大件”的规模（选集或文集、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电视片、电视连续剧）。还有历史人物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专集、专史和专题年谱。如《毛泽东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邓小平在1975》、《叶剑英在1976》，《毛泽东经济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等。
有史料价值的口述史、回忆录越来越引起重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已出版《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吴德）、《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文风）等三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外交十记》（钱其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解放军出版社最近有《张震回忆录》问世。湖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还有专写一般群众和干部亲历亲闻的口述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从特定视角留下了历史的生动记录。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特别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广大读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如：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杨尚昆的回忆录、吴冷西的《十年论战》、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
国情调查，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丛书：其中百县（市）调查出版了101种，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已经出版了50种。
还应该看到，同干部群众具有最广泛联系的影视作品，有许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为题材的。这些形象的教科书，对普及国史知识，进行国史教育有重大作用。有不少有巨大影响的作品，就文献纪录片来说，有《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新中国》、《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外交风云》等，都起到了共和国史形象教科书的作用。
档案资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多卷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经出版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12卷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9卷，共2000余万字；1958～1965部分正在整理编辑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学科创建以来，一直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重视，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注意。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了一次千人国史问卷调查，收回有效样本1093份。包括从小学到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各种年龄段、19种身份、收入水平各不相同的人士。认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很有必要了解国史的762人，占70%，有必要了解的307人，占28%。对国史非常有兴趣的占41%，有兴趣的占47%。对于国史中哪些方面感兴趣的回答（可以有多个选择），以选择重大历史事件者最多，占76%；其次是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成就，均为55%；对错误和教训感兴趣者占51%。认为有必要在大学、中学开设国史专业和教育课程的有944人，占86%。
上述各种图书刊物的出版发行、影视作品的上映，奉献给干部群众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共和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生动记录。同时也为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下了广泛坚实的基础。这样规模的写史、学史活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没有的。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看到，专设的编修国史机构，其规模、力量反而显得薄弱。
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宣传、教育工作，有两个积极性，即地方、部门编史修志机构的积极性和中央专设机构的积极性，教育、研究单位（主要是高校）或一些社会团体，以至有些个人结合修史（所谓“民修”）的积极性与中央专设机构修史（所谓“官修”）的积极性。两方面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形成学者与“史官”相结合的格局。
在肯定共和国史研究繁荣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学风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某些著作不够严谨，某些著作缺乏原创性，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有些所谓大部头的东西，往往存在这类问题。
第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取得了趋于一致的认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在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讨论以至争论，逐渐取得趋于一致的共识。主要是：
1.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意义 1990年12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对这个问题讲得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全部中国历史中划时代的新篇章。新中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建立、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在整个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展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必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当前现实联系密切，可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对4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功与失误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根源，从而得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才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在对广大干部、群众及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启迪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还可为反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谬论提供有力的历史论据。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仅是一项适应形势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桩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树。
2.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的问题 中国史学的确有后代修前代历史、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但应该看到，这是封建时代形成的传统。其断代的依据是皇朝的更替。在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下，史官要编写本朝历史局限颇多，且各种资料的收集也很不便，难以得到全面的认识。即使是具体事实的记录，史官的忠实记载同皇家的利益、避讳也时有冲突。形成对当朝事只撰实录，而不修历史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发展到现代社会，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解共和国历史的强烈愿望，有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迫切要求，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具有如上所说的重大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经过努力，可以写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代史。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作出了成功的范例。马克思“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3]而且，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也有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还有15篇重点写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合计占《史记》篇幅一半多，就是当代人可以写当代史的很好的佐证。[4]
诚然，马克思的眼光与才能我们难以企及。一般说来，历史事件刚在萌芽状态，或尚在发展过程之中，不能贸然作出结论，率尔载入史册。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更应该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经过实践检验、经过历史沉淀，是必要的。保持严谨的、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当代史家写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品质。
3.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从事国史编研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概括如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资政育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联系与区别 这两个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基本点。共和国史是在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础上独立出来、发展起来的。国史和党史都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都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都必须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都有资政育人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有着很多明显的区别。
一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其主要内容，一是怎样执政，即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通过其各级组织、各级干部，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二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队伍的发展、壮大，党的干部的培养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继承、发展，党纪党规的确立和监督、检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等等。执政党的建设，基本上是国史无需涉及的内容。党史和国史内容发生交叉、重合，主要是在怎样执政这一方面。从学科性质来看，区别也是比较清楚的。与政党史不同，国史是国家史，是通史。它要涉及整个国家、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举凡政党的活动，政权的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订修改和执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就，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军事行动和军队、国防建设，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疆域、气候、灾害、人口、语言、婚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现状和变化，都在国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其中的某一方面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段国史所要反映的重要内容。而所有这些，在通常情况下中共党史是可以无需涉及的。
二是研究、编写的重点各有侧重。党史侧重研究和编写党中央的决策过程，从中央到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突出成绩、成功经验和党员干部中的先进事迹，总结执政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国史侧重研究、编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活动，其决策和实施过程，各种国务活动，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大事，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确定、实施，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英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建设，全国人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等。
有同志做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中共党史是内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外圈。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决定着国史的大局、走向；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从全中国的发展变化观照出党史的作用和影响。
5.怎样认识和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 首先，体现国史的特点就必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1)版图，包括疆域、边界、领土，这里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祖国统一的问题。遇到一个大问题，即国史研究和反映的对象要不要包含台、港、澳？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实现祖国统一之前，台湾的发展进程，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港澳地区回归祖国以前的发展进程，也应该扼要地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去。当然，要写出回归前后不同的情况。(2)国防和军队。(3)人口。包括人口政策的变化，计划生育国策的确定与实施，人口普查的情况和结果，等等。(4)阶级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5)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包括重要建设项目的兴建、完成、效能及经验教训。(6)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科技成就及其应用推广。(7)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8)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及其演变。(9)政治机构及其演变。(10)文化建设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1)人民生活的提高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2)法制建设。(13)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14)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15)西部开发和东西部协调发展。(16)中央和地方兼顾问题。(17)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
其次，要体现通史的特点，与专史、专题研究相区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欠缺之一就是它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组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不同意见的讨论，但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主要是怎样简明扼要地表述。一种表述是：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还有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
7.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 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做到客观公正，不溢美，不掩过。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重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首先要解决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总体评价问题。应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历史的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这就决定了其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歌颂，而不是否定，不是揭露，要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但同时应该看到，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前进的。其间有错误和挫折，有失败和灾难，而它们常常是胜利和成就的先导，胜利和成就，往往是在总结错误和挫折的教训、战胜困难和灾难以后取得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5]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应该回避错误、挫折和困难，但研究和编写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失败是成功之母。要研究和写出怎样从失败走向成功；“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要写出怎样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写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吸取教训，认识规律，取得成功。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对建国头28年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后的分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如：对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怎么看。有人认为应该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理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还在延续。也有不少人认为，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段落；不能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与此相关联的，这两年应该放在新时期里面吗？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关于新时期历史的分期问题，讨论也很热烈。历史分期方面的问题较多，也很复杂。需要通过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来求得解决。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成为深受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学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国际上传统的汉学演变、发展为中国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发展。据1971年国外一项报告统计，20世纪60年代末有12个国家对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研究（注：这12个国家是：美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有19个国家在高教系统中设置研究机构。（注：这19个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宋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泰国、新西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在世界范围内铺开，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据1994年国内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估计，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公开出版过研究中国的著作的机构不少于500个。1995年国内出版过介绍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专著。[6]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数量当更有增加。对国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情况，其机构、学者、代表作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调查研究，还开不出一张全面完整的目录来。总的说来，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不少国家的学术单位设置研究机构，拥有一批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学者，定期出版学术刊物，（注：较有影响的杂志有：英国的《中国季刊》，美国的《当代中国杂志》、《外交事务》、《新闻周刊》太平洋版、《时代》亚洲版；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印度的《中国述评》；日本的《现代中国》；俄罗斯的《远东问题》。）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伟人传记。（注：有中译本出版者据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统计有74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和1966～1982两种），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施拉姆：《毛泽东》，特里尔：《毛泽东传》，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法］菲利浦，肖特：《毛泽东传》；［日］竹内实等：《当代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澳］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英］威尔逊：《周恩来传》；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日见增多。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已经从三大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转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对外关系等为境外学者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和肯定，被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北京共识”。对主要领导人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研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门新兴学科正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在这里，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作一简略分析和展望，对前进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关心、支持、帮助，以求早日解决。
(1)国史研究的领域将更加宽广，门类将更加齐全，国史研究的水平将更加提高，国史研究的队伍（研究、教育、宣传三支队伍）将更加扩大，在“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国史研究必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可以预见，在大、中、小学教育中，国史教育将确立其基础地位，成为一门重要课程；在新闻出版中，在各种媒体上，国史题材作品所占的比重将大大增加，质量将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既批判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又批判吸收西方史学营养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史学理论体系将建构完成。
(2)在客观需要和自身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正在并必将发展成为历史学中最具广泛影响、最有生机活力的一个分支。当前亟待确立其应有的学科地位。在高校专业、课程设置，学位名录，社会科学基金学科门类等等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目录中列名（即在学术领域允许报上户口），是有助于这门新学科发展成长的。
(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成为举世关注的当代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为适应这一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当代中国研究所承担这一任务有力不胜任之感。
(4)当代中国研究所事实上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文化部门，其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已经成立的、以“国家”冠名的机构，如：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无论是国内开展共和国史研究、宣传、教育的需要，还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需要，适时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看来是势所必然。而从上述20多年来学科建设的进展和现有状况来看，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现有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馆（简称国史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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