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访德与美国对德政策的调整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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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10日至1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出席那不勒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后,专程对德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在德国统一之后首次出访德国。访问期间,克林顿会晤了新当选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德国总理科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发表了演讲。克林顿选择勃兰登堡门作演讲似乎是为了昭示某种历史象征作用——使之与1963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此发表的冷战时期的著名演讲《我是柏林人》相对比,因为克林顿对德国的这次访问是其“欧洲年”计划中的重要议程,具有引人注目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欧洲大国德国之间的关系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两国已由冷战时期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共同分担领导责任的新型关系。

克林顿访德期间,明确表述了他对美德关系的看法。克林顿声称德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是美“决定性的盟国”,两国具有“独一无二的良好的伙伴关系”,“在使前华约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一体化以及为波黑战争寻找解决方案等主要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为了“使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个最终得到解决,德美伙伴关系还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①。克林顿还要求德国发挥更大作用,而不应逃避其领导责任。他说:“我对这个国家的更大的目标和方向有很大信心。不论做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德国尽到其有能力尽到的领导责任,都是积极的。”②在谈到与欧洲其他盟国的关系时,克林顿公开表示,美英关系历史较久,但是美德关系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

克林顿的这些言论比之布什时期强调“领导伙伴”更进一步,使美德关系跃居美全球战略和美对欧战略的突出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要求德国“在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方面支持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希望德国更多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无独有偶,就在克林顿访问德国的第二天,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反对党社民党提出的对联邦国防军参加国外活动的控告作出最终判决,认为德军参加国外活动符合《基本法》,为德国政府今后放手地参加北约防区以外的国际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点正好切合美国对德国的“期望”,加重了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

克林顿的欧洲政策之所以如此强化德国的作用,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原因的,从根本上讲,是对冷战后欧洲形势发展所作出的必然反映。

(一)德国统一后,实力大增。领土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人口达8100万,是除俄国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992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为1.775万亿美元,平均国民收入1.9万美元,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德国马克以德国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外贸常年盈余为坚强后盾,成为西方最稳定、最坚挺的货币。德目前的经济实力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可以说,德国经济已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用克林顿的话说,拥有世界第三大经济实力的德国“注定要决定其边界以外的事态发展”,而“逃避则是不可思议的”。③

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实力地位相对削弱,多年的冷战,使美国的财力物力遭到巨大损耗,经济陷入困境,社会问题成堆,孤立主义倾向日盛。克林顿政府承认,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超级大国,无力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因而提出了“集体干预主义”和“多边主义”,主张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名义,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集体行动,分摊责任,干预地区冲突,以此弥补美财力物力的不足。目前,美在欧驻兵已由冷战时期的30多万减至10万余人,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经济和安全利益考虑,美国又必须重振北约联盟以适应新形势下欧洲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一个经济实力雄厚的盟友来分担其在欧洲的军事费用,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这一盟友在世界范围内充当它的左膀右臂,而英法等国或者由于经济上较弱,或者由于过于内向④,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因此,美国需要倚重实力崛起的德国。

(二)从美欧战略结构看,美英特殊关系由于英国国力的衰弱已降到次要地位(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英在欧盟中排第八位),美不再视英伦三岛为其推行欧洲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基地。两者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方面又存在深刻分歧,英国报纸称,美英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在西方盟国中,法国历来是对美最具有离心倾向的国家,1990年4月,密特朗总统访美时,曾明确表示,法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却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伙伴”,法国不会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欧洲人应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俄国作为美实施特殊政策的国家,政局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外交上的强硬态势日渐明显,被认为越来越不可靠,美上层人士要求及时调整对俄政策。而德国随着实力的壮大(已通过掌握欧洲联盟的财政大权在西欧居主宰地位),对英法具有牵制作用,与美又有合作意向。因此,美国只能选择德国作为其欧洲的最佳合作伙伴。

(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德国地处欧洲中心,统一后的德国与东欧国家接壤,在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存在悠久的历史联系。苏东剧变后,德国以东欧国家在西方联盟中的代言人自居,宣称德国是东西欧联结的桥梁。1994年下半年,德国轮值欧盟主席国,科尔总理公开表示将推行“东进”战略,要“使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更加接近欧盟,并扩大欧盟同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独联体国及地中海国家的关系”。⑤迄今为止,德国已向独联体和东欧国家提供了总数达1240亿马克的援助,比其他西方国家援助的总和还多,德国还是这一地区第二大投资国和贸易国。此外,德国亦同美国一起促成了北约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为加强北约同东欧国家的联系创造了条件。对美国而言,中东欧的稳定与未来走向是其欧洲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克林顿在北约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这一代的安全将取决于‘欧洲东部地区国家’的改革是否获得成功”。欧洲安全的关键在于“能否把东边的国家拉进西方安全和价值观的范围,根据政治和经济自由新原则重塑欧洲的安全”⑥,美国将认真对待“转轨”国家的局势,不会容忍中东欧出现“灰色区”或“缓冲区”。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美国连续抛出“和平伙伴计划”和“扩展战略”。这些计划和战略的核心是:与可依赖的盟国一道,巩固扩大“民主”阵营,促使东部国家纳入西方控制的安全体系之中。对于德国的“东进”战略,美国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目的在于依靠德国向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渗透,借以加强美国对东欧地区的影响。美国认为,德国在帮助美国实施向东欧的扩展战略方面是“独一无二”和“决定性”的。正如克林顿所言:“美国和德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我们在欧洲的其他朋友有更直接和更具体的利害关系。”⑦

(四)从对外政策上看,两国都具有合作的基础,接近的意图。首先,克林顿政府给欧洲带去了一个“关键概念”:在欧洲全面一体化(包括安全部队、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三个一体化)的基础上发展美欧关系。由于自身影响削弱等原因,美希望德国在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继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分担美的责任。德国同意接受这种责任,以便在美国的帮助下,改变“政治矮人”的形象。科尔在和克林顿会谈后表示,德国将采取美国所期盼的更为明确的态度:“过去40年中,德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采取明确的态度,这一理由现在已不再成立。”⑧德国外长金克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需要德国替它分担“责任”,德国“特别适合,而且也愿意起这种作用”。从另一角度看,德国更需要美国,统一后的德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其大国地位是难以实现的。德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其战后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美核保护伞下完成的、德国的统一也是美促成的,德国要想在世界事务中“承担更大责任”,首先就需要同美国结盟,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孤立。因此,德国格外强调美国对于欧洲稳定的作用。德国前外长根舍在访美时指出,在欧洲从战后分裂状态向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发展时,美国将继续在欧洲发挥关键作用,“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的稳定就没有保障”,目前,美德两国要求签订跨大西洋新条约的呼声逐渐加强,两国在武器生产和北约扩大政策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其次,两国在国内政策体制上,比如社会福利、双轨制培训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也乐于相互借鉴,表现出一种“政策趋同”;第三,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在克林顿访德期间,科尔总理与他互称教名,表现得十分亲切。美国高层官员称,就个人关系而言,科尔总理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最信赖的外国领导人,克林顿在表述美德特殊关系时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的共同点是令人吃惊的。史学家回顾过去会对战后发生的情况感到吃惊。”⑨

美德分担“领导责任”对欧洲大国业已形成的联盟关系造成了强烈冲击。首先,法德轴心已名不符实。冷战之后,法国一直希望通过深化欧共体来抑制德国的崛起。德国被迫延缓通过欧共体扩大自己影响的作法,与法国共同促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双方形成互为依存的局面。但德国以退为进,在经济联合的同时,强化政治联合,又通过与美国的接近来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这使得原有的均势局面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德国一方倾斜,法德关系因此蒙上阴影。法国竭力阻挠德国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法国总统密特朗指出:“德国在起主导作用国家的顺序中已经有了它的位置。”“对创始国的权利不能提出疑问”,企望通过这张王牌抑制德国影响的急剧膨胀;对英国而言,美德新关系使美英传统关系降格,英国对此心怀不满。对于德国在欧洲影响的扩大,英国更是责怨有加。在涉及到德国势力发展的每一事件中,英国都持坚决反对态度。前一阶段欧盟委员会新主席人选等问题,使英德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程度。英国已下决心加强与法国的关系以联合制衡德国。具体的行动之一是,英法已宣布组建“法英空军联队”,并成立“空军联合参谋部” 。美德关系新动向也波及到位于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意大利是一贯主张欧洲统一的西欧国家之一,但其态度目前已发生了微妙变化。意大利欧洲事务部长卡普托表示,意大利“不赞成任何国家把欧洲控制在自己手中”,⑩矛头指向了德国。有迹象表明,英意亦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轴心”。

其次,美德关系本身如何发展亦令人关注。从意图上看,双方相互利用是合作的前提。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合作将出现新的形式和可能性。1992年春,五角大楼发表的国防指导方针曾明确将德、日视为主要对手,但由于防范俄国的共同需要,美欧之间暂时缓解和掩盖了对欧洲主导权的争夺。可见,美德两国的合作是潜藏着矛盾和冲突的合作,而在经济领域的尖锐争夺始终没有停息。显然,美希望德国在其战略框架内发挥“领导作用”,而不会容忍德国成为欧洲超级大国,并对美国的地位形成挑战。均势论的鼓吹者基辛格认为,美冷战后的国家利益在于“确保欧亚大陆不被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控制”,而美国“必须起一种类似于英国在19世纪对欧洲所起的那种作用”。具体地说,就是使美国在欧洲的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在亚洲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维持战略平衡(11)。德国的战略目标将随形势发展渐露端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德国不会长期甘当美国的附庸,而会谋求与美平起平坐,双方矛盾和冲突将不可避免。最近,美国单方面宣布结束对波黑穆族的武器禁运,说明美德在重大问题上并非像吹嘘的那样步调一致。

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颇具实力的大国,人们很难忘记它曾有过的历史。一些西方国家担心美国的政策是纵虎为患,对国际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德国批准向海外派兵是否会加速地区的不稳定?德国是否会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同盟或轴心关系,并对东欧推行霸权主义,形成以德国为核心的势力集团。事实上,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已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分裂成一系列对德国有所依赖的辖地。

总起来看,美德关系的变化将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造成渐进的,然而可能是深远的影响。欧洲一些国家指责美国的亲德政策将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注释:

①②⑦路透社波恩7月11日英文电:克林顿鼓励德国在世界发挥更大作用。

③罗杰·博伊斯:《克林顿转向同波恩建立特殊关系》,〔英〕《泰晤士报》,1994年7月13日。

④⑧黄晴、刘华新:《美德欲建立特殊关系》,《人民日报》,1994年7月14日。

⑤⑥《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9期,第18页;第3期,第12页。

⑨ 布赖恩·雷丁:《克林顿屈服于德国强大的现实》,〔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994年7月17日。

⑩意大利欧洲事务部长卡普托1994年7月18日与〔英〕《欧洲人报》记者谈话。

(11)〔美〕《洛杉矶时报》,199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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