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集群创新：一个基于生成式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框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4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4—0054—05
1 问题的提出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及竞争力提升最具根本性的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只来源于研究型非营利机构、营利性企业和个人，区域集群创新使人们发现创新的第四个来源，即空间上邻近的企业及相关机构通过交互学习而产生的聚集创新。同前三者单一性主体不同，区域集群创新是一种集合型主体创新，它自然有着更为复杂的实现机制。
对于区域集群创新的实现问题，目前创新环境理论、新产业区理论和创新系统理论都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创新环境理论强调环境对于创新实现的基础性作用，比较有名的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专家组成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他们以文化环境为主要概念[1]，把产业和空间聚集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企业聚集使大家可以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及组织创新的好处。新产业区理论主要以一些经济地理学者为主，他们把集群创新归结为区域网络式合作中不断产生的创新动力，集群内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接触和面对面的谈话等频繁且经常性的互动成为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媒介。而区域创新系统则更多地强调创新实现的基础条件和要素投入，如各类软硬件设施等，比较典型的如阿歇姆[2] 就把区域创新系统看成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企业集群，它由主导产业、支撑产业及制度基础结构等要素构成，如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技术扩散代理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
以上几种理论对区域集群创新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都尚未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综合分析框架。创新环境理论实质上是强调了区域的关系资本禀赋，它反映的是区域创新主体间的静态关系特征。新产业区理论虽对主体间的动态关系有所强调，但对其背后的关系基础方面的重视还显得不够。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则主要是从创新的物质支撑要素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表现出明显的构成式的思考方法。
传统上我们对复杂事物的思考方法通常是构成式理解，其核心思想和步骤是先把事物分成可以分析的简单组成部分，分析每一部分，再合并成结果。但这种构成式的分析方法，在其分解过程中往往把有些重要的要素丢失了。正如大量的消费者在一起会创造时尚一样，区域集群创新反映的是相互联系着的人在共同的互动过程中的行为（及产物），它不应该是一个可以被分解成部分的简单集合式系统，因为在它被分解成部分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生命力，只有在整体性理解的情形下，才能发现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中的生成和演化。
本文运用生成论的思想方法，试图建立一个区域集群创新实现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来揭示其实现机理。这对于增进对区域创新的理解，推动区域创新软环境建设，提升区域综合创新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区域集群创新的生成式分析框架
基于生成式的思想方法，探索区域集群创新的实现必须从区域集群主体（组织和个人）特征及其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这里首先给出区域集群创新实现的生成式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区域集群创新实现的生成式分析框架
图中的上部分三个六边形互相联结，表示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特征。接近性（proximity或closeness）也可称为邻近性。它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化（localization）所强调的主体地域集中化涵义[3]，它体现的是主体间所具有的共性的“类”或“群”的关系类型和特征。“耦合”一词借用于物理学，它是指两个齿轮或其他机械组合满足一些结构方面的关键性要求，如模数、齿形；或一些配合参数，如中心距、传动夹角是否相切等，能够满足顺利传动或运转方面的要求。区域集群主体间的基于接近性的耦合，说明其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明显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同时它也不是简单的彼此一致性，它更强调双方间关系的“契合性”或“参同性”。接近性耦合可以准确地概括集群主体间的关系特性。
区域集群创新主体所具有的接近性可以归结为地理接近性、社会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三种。地理接近性指区域集群创新主体间在地域或空间上的距离很近，能够保证实现顺畅交流，使其不成为障碍的特性。事实上它与主体对空间距离（如路程、时间等）的判断和感知有关，现实中的空间距离不具有实质意义；与地理接近性相比，社会接近性的内涵则丰富得多，它深嵌于区域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反映主体认知方面的接近性特征，包括组织、制度、文化和关系等方面所有与主体作为社会存在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行业接近性反映集群主体间的物质联系状态，它是基于产品可分性而形成的主体间具有的处于相同或相近生产领域的特征。区域企业集群中，三种接近性之间呈现为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增强的关系特征。地理接近性为集群创新实现提供了“活动域”，它是区域社会文化和惯例形成的基础；社会接近性也孕育了行业接近性的形成。比如，我国浙江的永康有“五金之都”之称，这与当地的社会传统有关，早在解放初期就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全国县县不离康”的说法。
区域集群创新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只是勾画了主体间的一种静态关系，这种静态的耦合关系其发挥作用和效能必须通过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来实现。区域企业集群创新是耦合和互动双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耦合关系和互动过程的复合使集群创新表现为系统网络化特征。
网络是对复杂系统的一般抽象，它突出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一般说来，任何包含大量组织单元的系统，当把各类组织单元抽象成“节点”，把单元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连接”时，便具有了网络特征[4]。区域企业集群中，创新是由不同主体间的一些分散的、并行的交互行为决定的，任何一个主体的行为都与其他一些主体的行为相关，系统的整体表现由主体的共同行为产生；系统的控制机制由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来完成，在分散的环境下呈现出有秩序的状态；主体具有适应性，当某个主体积累了经验后，它的行为、策略和产出也随之不断变化。某一新观念、新技术或新的需求的信息在网络的某个“节点”产生之后，就会沿着相互之间的连接迅速地在网络中传递、循环和反馈。基于此，适应性主体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会产生系统原本不具有的一些特质，这意味着创新的产生；随着创新的不断产生，系统表现为不断演化的特征。
区域集群创新网络是一个相互嵌套的多层级网络（图1中间部分），依主体和关系的表现形式来分，可以分为集群私人关系网络和集群正式组织网络两个层面。非正式关系网络是集群创新过程中最重要且最核心的网络形式，它是集群内包括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工人等各类人员之间通过非市场交易活动建立起来的，它天生地嵌入于区域之中，基于共同文化背景的信任是其维系和延续的纽带。上个世纪90年代，有关学者在对意大利产业区的研究中，就发现产业区内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是解释产业区创新活动聚集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这种信息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产业区内跨组织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弗里德曼（Feldman）所做的创新地理计量研究也证明，以个人为基础的地方化知识溢出是创新活动地理聚集的重要原因[5]。而最近由丹麦学者戴尔和彼德森（Dahl & Pederson）以北丹麦地区无线通讯业集群为案例的调查也表明[6]，在被调查的集群内平均工作在4—5年的346位工程师中，76％的人回答与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工程师至少有一个非正式联系；41％的人回答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知识对自己有用，大约30％的人表示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知识可以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中。
正式组织网络则是集群内各类主体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等价值创造活动中，相互有选择地形成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如集群内的供应商网络、分包商网络、技术交易网络，以及企业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间形成的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支持网络等。这些网络为集群内各类组织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共同的技术基础和伙伴企业间的紧密联盟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知识获取途径。同时集群内组织间网络的密度、“节点”间联系的有效程度和稳定程度、网络的开放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等因素都直接关系到创新的实现[7]。
3 区域集群创新的生成机理
集群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和互动网络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过程。单纯地重视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特性，缺乏对互动过程的把握，同忽视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特性，简单地分析互动过程一样，都是不全面的。正是接近性耦合和互动过程的相互作用，使集群产生了一些有利于创新实现的机制。
（1）接近性耦合的知识转移障碍纾解机制1994年Von Hipple在研究技术创新中技术问题的解决过程时，发现了粘滞信息（sticky information）和信息黏性（information stickiness）问题[8]，其含义是在技术问题解决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的获得、转移和应用是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区域集群的地方性特征与知识的隐含性及交流特性密切相关。大量的研究表明隐含知识决定创新的地理分布，因为隐含知识是通过区域内各主体面对面交流而共享的。知识的隐含性、资产专用性、先前经验、复杂性、合作伙伴的保护倾向、文化距离等都使知识难以进行长距离的交换。王铮[9] 等人2003年通过对以“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为关键词的论文的例证分析，表明其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知识溢出强度在空间上的衰减是指数的。
由于知识的空间黏性特性，地理接近性为集群创新实现提供了共用资源，社会接近性由于体现主体间与价值、规范、角色期待、责任和义务等有关的制度结构，它促成了集群主体间的社会交换，行业接近性体现集群组织生态特征，它则促使区域产业知识的内部化。区域集群作为主体间的知识转移和互动学习网络，可以看成是深嵌于区域文化和制度背景，基于一定的产业相关性而联结起来的知识共同体“准市场”，这种“准市场”起到一个知识蓄水池的作用。事实上区域集群为每个成员提供了共同身份，这种“共同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进入壁垒，它不仅降低了知识转移成本，纾解了由于内容歧义、背景模糊、媒介阻滞以及人为干扰所形成的知识转移障碍，而且它也将集群网络之外的企业拒之于知识转移和共享的门外。集群知识的内生性成为集群形成和保持难以被其他区域学习和模仿的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
（2）集群网络主体间的协同进化机制 区域集群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协作的产物，集群产品的可分性为组织协作关系深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由此带来技术、部件、服务和物流等环节的高度个性化，从而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集群中企业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边界，它的生产过程、运营系统和全体雇员都相应地与顾客、供应商、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在一起。
就区域集群整体来说，主体间的协同进化机制表现为一种交互催化过程，即主体在接近性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学习所表现出的相互激荡、知识增长和创新生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群中各主体通过相互协调、合作或联合行动，使其中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化，进而使整个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10]。当代演化经济学关于自组织理论的研究中，组织被定义为共同执行某种（些）功能的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体的集合。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中，组织过程信息（organizing information）十分重要，它是既定的经济主体所拥有的与形成组织有关的从各种备选方式中进行选择方面的信息，对单个主体来说表现为随机的试错过程[11]。
在集中型的自组织中，一种组织的集合包括或多或少的拥有更多组织选择性的行为主体的大子集，那些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行为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则表现为主要“组织者”角色。如同化学中的催化剂、生物学中的酶一样，集群创新网络中的“建群企业”（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建群种”）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区域集群创新实现中的协同进化过程从逻辑上来说，可以分为接近性形成、互动学习、稳定模式形成和创新产生并溢出四个阶段（如图2），现实中很难准确地界定每个阶段的边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线性的，而且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集群主体间的互动结构和模式以及创新产生都处于不断的强化和演替之中。
图2 区域集群创新主体协同进化模式图
（3）企业集群主体间的竞争合作机制 集群创新的深层原因蕴藏于主体关系网络的作用方式中。现代科学打破了传统还原论从系统外部寻找内部分化和演进力量的错误做法，引导人们从系统内部寻找其复杂性根源，微观水平的个体决策在宏观上则表现为一个动力学集体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而整体的发展趋势却是非线性作用的结果。系统中竞争和合作两种要素的统一和转化构成其发展的动力来源，竞争是保持个体性状态和趋势的因素，也是使系统丧失整体性、稳定性、出现新情况的因素；而合作则是保持集体性状态和趋势的因素，它使系统保持和具有整体性、稳定性，是一种向既有方向发展的因素。如果只有竞争，系统就会解体，而且新的系统因缺乏稳定性，也难以建立起来；相反，如果只有合作，系统只是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竞争和合作造成了系统中某些要素瞬时获得“涨”，而一些要素瞬时出现了“落”，涨落是系统中各子系统在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方面不平衡的结果。涨落放大，质变发生，系统就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竞争创造新的合作，合作带来新的竞争，二者共同决定着系统的发展与演化。
区域集群中同一个产业内的大量企业在地理上集中，对熟练劳动力、资本、共有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形成一种持续的竞争压力，这迫使企业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研发规模，加快对新技术和新服务的采用；特别是作为主体的员工由于技能相通，可以自由流动到集群内的其他相关企业中，加快了知识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剧竞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创新的不断出现，使集群系统呈现出一定的“涨”效应。另一方面，集群中基于接近性的交互学习又促成了创新的溢出和扩散（研究表明：由于集群中高昂的保密成本、成为行业标准的收益、诱发其他主体再创新收益及集群内的声誉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自愿信息溢出倾向），从而使集群系统呈现出一定的“落”的效应。这种与主体间接近性耦合和互动学习直接相关的竞争与合作的累次反复作用，使集群创新系统处于不断的涨落变化之中，进而形成集群创新的不断发展和演化。
4 区域集群创新生成式理解的理论意义
（1）凸显了人在创新实现中的主体性作用 创新作为知识的产生和创造过程及结果从来都是人的能动作用的产物。熊彼特特别强调成功企业家个人心理特质在创新中的作用，把人作为创新主体的能动作用放在突出的地位，例如企业家建立个人王国的理想和意志力。熊彼特之后人们改变了创新研究的方向，更多地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创新问题。如希克斯（J.Hicks）从要素稀缺角度探讨了创新的产生问题，他提出创新的方向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关。罗森堡（N.Rosenberg）则从技术发展不平衡、生产环节和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分析了技术创新的诱导机制问题。施莫克乐（J.Schmookler）提出了创新的市场拉动说。厄特巴克（Utterback）的研究则证明60％—80％的创新都是需求拉动的。所有这些都是从外部原因来解释创新产生的。对集群创新的生成式理解从人及其所关涉的社会联系出发，强调创新生成过程中人本身（及以“群”为存在形式的社会及其文化）的作用，又一次把人放到创新实现的中心环节中去，从创新研究本身来说，又一次实现了向早期熊彼特以人为核心的创新研究的回归。
（2）反映了创新实现过程的复杂性特征 集群创新是因于具有高度智能的人的群聚而产生的现象，它不是以不同方式重新安排最初就已经给定了的某些符号的结果，也不具有某种确定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说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创新结果不应局限于看得见的物质实体（机械、材料），它还包括组织、文化的创新。生成式解析使我们看到集群创新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创新不应再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创新的产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不仅与其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社会需求紧密相关，更离不开创新主体间的学习、激励、合作和竞争。它实际上是集群主体间在相同社会背景下通过互动学习所形成的自组织、自适应、自演进、自创生的过程，正是这种基于自组织方式的系统演化，产生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和功能。
（3）强调创新过程结构与功能的统一 集群创新网络具有两重结构相互作用特征，主体间良好的接近性耦合体现网络的静态结构特征，互动过程则是网络的动态整合过程，集群创新网络中的结构和过程是互相关联的。创新网络的互动过程以集群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为基础，网络内部的接近性耦合结构直接影响到主体间的互动整合效果；而互动过程中创新的实现则是接近性耦合效能的体现。因此说，二者不是游离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二者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一种互增强机制。从生成式角度理解集群创新实现问题，自然地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创新实现过程中结构与功能的统一。
5 结语
区域集群创新的生成式理解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集群创新的生成与演进具有明显的系统自组织特征，呈现出明显的“下—上”（bottom-up）模式。实践中很多集群的产生都是在人们的主观意料之外的，硅谷如此，我国浙江的“块状经济”模式也如此。这些集群产生本身就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多种要素长期酝酿汇集，并在某一特定时刻由一些外在因素诱发的结果。作为他组织人的能动作用的体现，一定要遵循自组织规律，在“无为”和“有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区域创新能力构建，集群内组织间的联络与协调，进而系统性地改进集群内组织间互动效率等一些“软”的措施方面，而不是人为地“规划”和“创造”。
广东西樵纺织集群[12] 的技术创新是一个政府发挥“第三只手”成功的例子。西樵纺织业有1000余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地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开机办厂，形成了“千家厂、千家店、万台机、亿米布”的产销体系。90年代后期，由于买方市场形成，西樵的纺织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政府改变过去直接注资、拨款、扶植的政策模式，斥巨资兴建南方技术创新中心，引进中国纺织科研院、东华大学、广州美院等十多家科研及服务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为集群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充分显示出顺应集群本身发展的重要性。
收稿日期：2006—12—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技厅攻关软科学项目（GC05D215）；技术·政策·管理（TPM）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