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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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大多数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资本驱动式增长不可持续(Krugman，1994；Woo et al.，1994；Jeffery等，2001；Chow and Li，2002；孙琳琳、任若恩，2005；Wolf，2011等)。不过，TFP能否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值得商榷。在索罗(Solow，1957)的增长核算理论中，TFP是一个“余值”，度量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索罗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然而，正如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指出的那样，如果产出和要素投入数量可被精确测度，产出增长的绝大部分都可用要素投入来解释，TFP几乎可忽略不计。在徐瑛(2006)、王小鲁(2009)、翁媛媛(2011)等学者的研究中，随着TFP被进一步分解，“狭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缩小，甚至为负。这意味着，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TFP代表的技术进步将趋近为零。郑玉歆(1999、2007)曾对TFP方法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

      尤为重要的是，TFP方法无法反映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Embodied)，只能度量未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Disembodied)、希克斯中性的(Hicks-neutral)技术进步(Chen，1997)。然而，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大量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是不争的事实(林毅夫，2007)。1978年对外开放时，中国的技术水平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余年，但在之后的27年内(1978-2005年)达到了人均GDP平均每9年翻一番，改革开放至今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在有限技术水平下仅靠资本投入能推动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事实是，中国经济起飞时，以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进入高潮，经济增长完全可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先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共享，通过引进技术设备的方式快速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资本投入本身即包含了大量技术进步。

      在生产领域，工业机械材料与装备、工程建筑材料和设备、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和设施、互联网及信息通讯网络设备等资本投入中无不包含了当时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材料、装备和设施的使用，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产出增长更快。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均收入倍增用了47年(1839-1886)，德国用了39年(1970-1909)，日本用了34年(1885-1919)，韩国用了11年(1966-1977)①。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赶超的时间日益缩短，正是技术与资本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在生活领域，包含当时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也不断出现，更新换代频繁的各类家用电器，从固定电话到可视电话，家政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等，新资本品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资本与技术进步间的融合愈发紧密，大量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而非TFP所度量的外生技术进步。

      我们进一步认为，当新增资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先进技术时，全部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TFP方法不再适用。Pakko(2002)用资本价格变化测度资本质量改进，估算美国1954-2001年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进，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恰是科技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奇迹”，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能获得先进技术，较低的TFP恰好说明蕴含在资本内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而外生技术进步较少。赵志耘等(2007)指出，“高投入式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太低”的论断与我国经济现实明显不符，关键在于人们把“资本投入(积累)”与“技术进步”完全割裂开来，忽视了资本投入中本来就蕴含着的技术进步。

      不过，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并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赵志耘等(2007)通过将设备投资价格指数与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比较发现，1990-2005年中国设备投资中年均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6.0%以上，中国过去高投入的设备资本投资中包含着大量技术进步。黄先海、刘毅群(2008)将TFP增长分为设备资本ETC(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和非ETC，通过构建ETC两部门模型，用发明专利计数量化体现型技术进步，对26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4年的分析结果表明，设备资本的ETC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5.82%，其中新兴经济体的ETC高于发达国家4.78%②。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认识到并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却未指出这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如何，也没有考虑全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而不仅是设备资本投资。

      为此，本文试图从基准Solow模型出发，在理论上重构技术进步度量方程，并通过实证分析测度技术进步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而非资本推动这一事实。

      1 文献回顾

      1.1 TFP方法测度的技术进步率

      TFP方法一直是测度中国技术进步率的主流方法，这方面的文献颇丰。虽然不同研究结果间存在较大差异，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无技术进步甚至负增长；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TFP有了显著增长；随后TFP增长率不断下降。资本投入是中国30余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技术进步率近些年来不断下降。

      较早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如，王小鲁(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1978年TFP贡献率为-0.17%，1979-1999年为1.46%。Chow和Li(2002)估算结果显示，1952-1978年间，中国无技术进步，TFP在1978-199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03%，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2%。张军、施少华(2003)估算1953-1998年TPF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1953-1978年为-0.24%，1979-1998年为2.8%，对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3.9%和28.9%。Wang和Yao(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1953-1999年间，TFP贡献率仅为0.2%，其中，1953-1977年为-26.4，1978-1999年为25.4%。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徐瑛等(2006)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成1987-1992年、1993-1999年、2000-2003年3个时期，所测算的TFP贡献率分别为29.86%、23.79%和24.56%。Selin Ozyurt(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1979-1992年和1993-2005年，TFP贡献率分别为-31.10%和27.99%。曹吉云(2009)划分1979-1988年，1988-1991年，1991-1995年和1995-2005年4个时期，TFP贡献率分别为36.29%、-25.53%、46.63%和21.57%，1979-2005年TFP贡献率为28.95%。翁媛媛、高汝熹(2011)的研究结果则表明，1978-1994年TFP增长率为1.903%，贡献率4.606%；1995-2008年，TFP增长率为-0.273%，贡献率-3.194%。

      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较高的TFP。如王小鲁、樊纲(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TFP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7.3%。不过，他们的研究将TFP分成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市场化改革、外资效应、外贸效应等诸多因素，也未关注资本投入中包含技术进步的这一事实。而Zhu(2012)最近一篇文章中的测算结果则表明，1978-2007年，TFP对经济增长贡献了78%。Zhu还强调，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快速增长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资本高投入，资本投入从1978年以来跟上了经济增长速度，而非导致了经济增长。他提到，“正如索罗(1956)所言，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不过，Zhu的研究得出较高TFP贡献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没有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率分解的做法，而是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实际上暗含了通过资本/产出比(反映生产效率)这一指标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我们认为，TFP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技术进步，但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技术进步率和生产要素增长率变动的大致趋势，进一步认识技术进步的本质。同时，较低的TFP贡献率和较高的资本投入贡献率也恰好反映了以往研究对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的忽视。

      1.2 对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测度

      最早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是Solow，他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技术进步必然蕴含在新的、改进的资本设备中④。遗憾的是，Solow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只有Jorgenson(1966)回应到，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⑤增长率与没有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几乎很难区分开来，对经济学家来说，区分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并不那么重要。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引起重视。Aghion and Howitt(1992)指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附着于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使用新技术，就必须投入这些资本。

      从研究方法来看，Hulten(1992)使用新资本品相对价格构造有效单位资本存量，并参照这一可测度资本存量构建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指数。Hulten在之后的研究中，将这一指数纳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估计了美国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Greenwood et al.(1997)对Hulten(1992)提出的模型加以改进，建立了投资、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关系的增长方程，揭示了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Oulton(2006)提出了一种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更标准的方法，完善了Greenwood et al.(1997)的模型。Hulten(1992)、Greenwood et al.(1997)、Oulton(2006)等人提出的模型和方法是对Solow(1960)观点的延伸与发展，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测度了美国若干年份中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⑥。如Gordon(1990)设计出不变质量价格指数估计美国1947-1983年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测度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Greenwood(2001)、Cummins and Violante(2002)将Gordon(1990)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区间扩充到1990年、1997年和2002年，实证结果表明蕴含着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的贡献被低估。Jorgensen and Stiroh(2000)、Oliner and Sichel(2000)和Cummins and Violate(2002)的估算结果显示，美国1993年后的新增投资主要集中于蕴含大量前沿技术的软件设备业，相对于4%的经济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有0.4%～0.8%，无法反应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Pakko(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Gordon在2000年和2002年对美国1947-1983年经济增长的两次估计结果表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可以解释60%的劳动力生产率和20%～30%的资本生产率的增长。Licandro等(2001)用至少包括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检验美国经济数据，结果显示，美国69%的人均GDP增长来自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然而，如何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尚未形成标准的方法。

      在国内，除了赵志耘等(2007)和黄先海、刘毅群(2008)等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外，鲜有文献进行过此方面的研究。易纲、樊纲(2003)、林毅夫(2007)、赵玉歆(2007)、徐建国(2013)等学者虽然认识到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的观点，但并未提出如何测度这部分技术进步。本文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对技术进步定量分析最重要的贡献来自Solow(1957)。在索罗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写为Y(t)=F(K(t)，A(t)L(t))⑦，其中，Y(t)、K(t)、L(t)代表t时期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A(t)是劳动效率，A(t)L(t)则表示有效劳动，即技术进步，也被称为劳动增加型或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对生产函数进行增长因素分解，得到

即全要素生产率，它解释了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用以测度广义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虽然索罗模型因人为构造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等缺憾而广为诟病⑧，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88)、Aghion和Howitt(1997)、Barro(1999)等学者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都从不同角度对索罗模型进行过拓展，但是，索罗模型作为经济增长理论基准模型的地位至今不可动摇。

      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遵循索罗增长核算的技术路线，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以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很多研究在重构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增长要素分解。如Halland Jones(1999)将一般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改写为

的形式，人均GDP被分解为4个因素：劳动参与率(L/Pop)、资本/产出比率(K/Y)、劳均人力资本(h)和全要素生产率(A)。Zhu(2012)使用该生产函数测度了1952-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如Hulten(1992)、Greenwood et al.(1997)、Oulton(2006)等人在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时，也莫不使用了Solow的总量生产函数。这说明，尽管存在争议，索罗模型对研究者来说仍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我们认为，如果从生产过程本身来看，产出的增加实际上仅来自于投入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中蕴含的技术进步。不过，技术进步是无形的，正如Solow(1960)、Aghion and Howitt(1992)等人指出的那样，新技术必须通过依附于资本投入进入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转化为产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通过技术设备引进的方式，使得技术进步从一开始就蕴含在了新资本品中。并且，跟原有资本投入相比，新增投资显然在技术水平上有了更大的改进。从直观上看，技术进步率加快时，对生产将产生两种效果，(1)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率，即加快Y/K增长速度，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单位产出资本消耗的下降；(2)降低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反映了要素替代效率，即放慢L/K增长速度，这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加快。二者同时发生时，显然技术进步在起作用。因为单独Y/K的上升可能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大量增加提高了产出，而单独的L/K的下降也可以来自于资本的过度投入。过度的劳动力或资本投入显然都是效率低下的。

      同时，由于我们更关注蕴含着更新技术的新增资本，如果以I代表投资(即新增资本)、L代表劳动力、Y代表产出，上述分析意味着技术进步会加快Y/I的增长速度，而减缓L/I上升速度。技术进步率将表现为Y/I与L/I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差距越大，说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成分越多，从而产出增长速度越快。Zhu(2012)的研究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的增长，暗含着通过资本/产出比来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从而得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接下来，我们从Solow模型出发，寻求以上论述的理论支持。由于产出增加只来自于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简单的总量生产函数类似于资本增进型(Solow，1960；Barro，2000)，即

。要素分解后的生产率增长方程即为，

，其中，

是外生技术冲击，

代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未曾遭遇过较大的外生技术冲击，并且，我们还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通过资本投入进入生产，因此，生产率增长方程更接近于

的形式。如大多数研究所做的那样，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型生产函数，即

。两边同除以资本

，得到如下方程，

      

      其中，

，代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方程(3)的经济意义是，当产出增加来自于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贡献时，单位资本实现的产出增长速度加快，而单位资本消耗的劳动增长速度放慢。方程(3)还表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有利于延长资本深化时间，延缓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速度。这是由于，当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时，单位资本投入消耗的劳动更少，而单位资本投入带来的产出则更多。进一步的，由于技术进步率主要取决于新增资本投入，而不是过去积累的资本投入的总和，由下式表达的技术进步率与产出/资本比和劳动/资本比的关系可能更为准确：

      

      方程(4)即为我们需要的技术进步测度方程，它说明了新增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重要关系。技术进步只有使生产过程同时实现产出增长和劳动节省，才能有效促进产出增长。否则，产出的增加可能仅来自于大量追加某一生产要素的贡献。根据索罗的生产要素分解方程，

⑨，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完全可以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促进产出增长。这也是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或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重要依据。

      然而，这些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投资增加和人口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导致产出增长的原因；增加资本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技术进步，而不是因为它可以提高产出。郑玉歆(2007)还曾提到，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资本积累才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作者认为，这恰是由于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否则，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投资驱动说”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资本积累确实在较短时期内能促使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但是，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很多研究认为，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城市化、规模效应等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从生产本身来看，只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才能创造财富。制度变革是影响经济增长较大外部冲击，它优化了资源配置，改变了产出增长的轨迹，但不决定产出大小。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但不能决定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认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我们进一步的结论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即便在短期，技术进步也是产出增长的唯一动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因此，看似增加资本投入可在短期内提高产出，本质却是由于追加资本中包含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方程(4)核算的技术进步就是产出增长中包含的全部技术进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其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投资增长速度有着很大关系，而其效率又需通过劳动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进行评价。如果资本投入使得劳动/投资比率下降速度快于产出/投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速度显然表现为负值，这还要看技术进步核算方程中系数α的大小。

      3 对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由方程(4)，若

和

已知，则可计算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技术进步率可用单位资本产出效率和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来衡量。也就是说，由于新增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当投资导致要素投入比例和要素生产效率同时发生变化时，衡量的就是技术进步。而在实际计算中，必须将新增资本和产出折算为同期可比价格下的数量。新增资本一般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为替代变量。然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2年以后才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研究不得不用计量方法构造指数或者用其他价格指数替代。如Jefferson(1992)等使用建筑安装指数和机器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进行构造，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等直接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建筑与设备价格指数序列，白重恩等(2007)也使用类似Jefferson的方法构造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

      为免去构造或指数替代导致的数据上的偏误，我们对方程(4)做一些有用的变换。注意到，方程(4)可写为，

      

      由(7)和(8)，我们很容易计产出/投资比增长率和劳动/投资比增长率。除此之外，如果把方程(5)写为，

      

      容易观察到，当投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增长速度而使投资的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时，技术进步有助于延缓投资边际生产力递减。或者说，即便投资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只要技术进步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就足以支撑产出进一步增长。在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速度越快，资本深化速度越慢。

      根据方程(9)，利用官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上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将1953-2011年产出/投资比增长速度和劳动/投资比增长速度绘制散点图如图1所示。显然，二者具有线性关系。单位根检验表明两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可用于建立具有经济意义的计量方程。由方程(5)，可得到

，其经济含义是，投资的产出效率体现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生产要素投入比率；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并且，由于在经济长期增长中劳动/投资比率下降的必然趋势，技术进步将成为投资产出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

      

      图1 1953-2011年产出/投资比增长率和劳动/投资比增长率散点图

       资料来源：2004年前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若以

代表产出/投资比增长率

表示劳动/投资比增长率

，假定技术进步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并将改革前后区别考虑，则可设定如下计量方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0.8853的可决系数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良好。t值和p值表明各回归系数都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M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参数

和

大致表明1953-1978年和1979-2011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为-0.1939%和4.4313%。如果C-D生产函数的任意变化都不改变参数性质，这意味着劳动的产出弹性为b=1-α=0.5866，而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α=0.4134。这说明了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中，相对于资本投入而言，产出增长对劳动力投入更为敏感。2011年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折点，经济增长在未来20年将进入“负人口红利”期。因此，到底是投资增长过快引致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还是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更大冲击，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利用方程(9)可计算我国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结果如图2所示。从技术进步变动趋势来看，其结论和大多数研究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前，技术进步率波动较大，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增长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在1989-1991年的经济改革僵持阶段，技术进步率出现改革后的低估，甚至在1990年为负值，说明技术进步增长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2003年以后，技术进步加速增长并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达到顶峰，说明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对中国技术进步有着很大的影响。

      

      图2 1953-2011年中国技术进步率

      由回归得到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b=0.5866可计算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的可计算出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改革前后两个阶段，1953-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续表1

      

      除掉数据波动异常的1960年，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修正为-0.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1%。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⑩，并且确实对中国重工业发展起到了明显效果，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经济基础，这里得到了与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无贡献相反的结论是不足为奇的(11)。陈慧琴(1981)(12)还指出，我国在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同时，在科研、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全面进行了学习和技术培训，引进技术得到较快掌握、消化、发展、创新，使中国技术水平由新中国成立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提高到40年代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的1979-2011年，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43%，对经济增长贡献了44.35%。这说明，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只不过，以往研究过于关注资本的高投入，而忽略了资本中蕴含的大量技术进步。只有当新投入资本中包含更高的技术水平时，产出才能以更快速度增长。郑玉歆(2007)还指出，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是导致投资率攀升的重要原因。因此，以增长要素分解法核算测度技术进步时，资本存量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这也是资本的贡献被夸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产出/投资比和劳动/投资比测度技术进步，除了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中这一重要事实外，还避免了这种夸大事实的可能。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蕴含在资本投入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的“赶超国家”不同。这些国家都是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经济起飞，其中美国在1839年开始赶超英国，德国在1870年开始赶超美国，日本在1885年开始赶超德国，处于以蒸汽和电气为代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经济腾飞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开始30余年，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科技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因此，中国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设备还是本土生产的机器，其中无不蕴含着当时的先进技术。这意味着生产要素本身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显然没有着重关注这一事实。因为现阶段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中后期，这些国家要依靠不断的技术研发取得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过，Szirmai(2001)、Pakko(2002)等人的研究依然证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并能解释大部分的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技术水平，而是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前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主要来自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并且，由于改革前更多的资本投入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生产社会产品。因此，资本投入中的“纯资本”成分更多，而技术进步成分更少，技术进步率因此更缓慢。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大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得这些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发达国家大量的先进技术，因此，蕴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取得技术进步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它们在经济的起飞和追赶阶段，无一例外地都曾是技术引进国。通过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能够对国外先进技术模仿、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是最终实现本国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而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在经济增长初期必须投入大量资本。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此，看上去由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否则，单纯资本投入能够支撑中国30余年经济增长的观点令人难以信服。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仍是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国家，大多数更先进、高端的技术都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逐渐加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新的增长点。

      ①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是“后发国家”，但它们经济起飞时均处于以蒸汽和电气为代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其中，美国在1839年开始赶超英国，德国在1870年开始赶超美国，日本在1885年开始赶超德国。而韩国在1966年开始赶超日本时，已经进入以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②关于具体的26个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见黄先海、刘毅群：设备投资、体现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跨国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8，(4)：47～61。

      ③见Xiaodong Zhu,Understanding China's Growth:Past,Present,and Futur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26,Number 4,Fall 2012,Pages:103～124。

      ④引自Solow(1960，pp.90～91)：“看上去所有的技术进步就像功效一样，它改变了要素投入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却没改变要素投入本身的自然属性。其包含的重要假定是，技术进步时，旧资本品与新资本品在参与生产中是被同等对待的。但是，任意的观察就可发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如果各种新的耐用资本品不是在有效投入生产之前就包含了大量的技术进步，那么，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就只能通过这些新的耐用资本品作为净资本形成或替代旧设备参与生产来影响产出……”

      ⑤大多数文献中将之翻译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Embodi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区别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⑥王林辉、宋冬林、董直庆等人的一篇文章中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做了较为详尽的文献综述，他们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此表示感谢。见，王林辉、宋冬林、董直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家，2009，(2)：84～91。

      ⑦柯布—道格拉斯(C-D)形式的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

      ⑧国内学术界批判过索罗模型的学者主要有周方(1994、1999)、郑玉歆(1999、2007)等，特别是周方，曾指出索罗模型的六点错误，包括技术是外生的、非体现的，技术变动是中性的，人为构造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模型推导过程错误等。周方教授还重建了技术进步测定式与产出增长方程。

      ⑨符号“^”表示增长率。

      ⑩分别是：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以“156项”工程为主体的304个成套设备项目，以及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116个成套设备项目；70年代前期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约合43亿美元的26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约合65亿美元的22个成套设备项目。见刘荣刚：新中国三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研究综述，中国党史资料，2008，(3)：159～169。

      (11)实际上，早在1992年，支道隆就计算过中国改革开放前26年(1953-1978)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为16%，并以此反驳世界银行(1984)测算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无技术进步可言的结论。见支道隆(1992)，试算我国改革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并与外国学者的计算作比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9)：61～66

      (12)陈惠琴：我国三十年来技术引进工作经济效果初步分析，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1，(5-6)。转引自刘荣刚(2008)，同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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