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形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短篇小说论文,形势分析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6)04-0132-05 DOI：10.15896/j.xjtuskxb.201604020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陕西被誉为文学大省、文学重镇，这当然是由陕西文学创作的实绩所奠定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在其成立6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7卷20册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是当代陕西文学成就的集中展示。这个选本“人选作品的标准，是基于对陕西文学和我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考量，选取既能够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尚，又能够体现一定时代特点的优秀作品，同时兼顾老中青几代作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品。”[1]其艺术质量，诚如李星、李国平所言：“所谓艺术质量、社会影响虽然不免带有编者个人的印象和评价，但因为有茅盾文学奖(笔者按：也包括长篇小说奖之外的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其他全国文学奖)和已评了两届的陕西文艺大奖和由省作协主办的各种文学奖，以及较长时段的时间检验，应该说编辑者个人的主观评价因素已经非常有限了。”[2] 说陕西为文学大省，并不仅仅因为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创作成果丰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产生过广泛持久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同时，还因为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也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尤其是短篇小说一如长篇那样引人注目，——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曾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短篇小说的翘楚，新时期以来更有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陈忠实的《信任》，王戈的《树上的鸟儿》，邹志安的《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红柯的《吹牛》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后更名为鲁迅文学奖)，另有杨争光、冯积岐、叶广芩、吴克敬、黄建国等人的短篇小说风格别具、意味独特。正是由于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共生共长、相互印证，才形成了陕西文学的盛大景观。 本文将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短篇小说卷》(以下简称《作品选·短篇卷》)为依据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出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真实样貌。 一、陕西短篇小说作家年龄构成及创作发展演变 《作品选·短篇卷》共收入81位作家的92篇短篇作品，其中王汶石、贾平凹、陈忠实分别收入3篇，杜鹏程、阿莹、杨争光、冯积岐、红柯分别收入2篇，其余作家各收入1篇。81位作家中，1965年之前出生即已超过50岁(笔者按：按《作品选·短篇卷》出版的2015年计算)的72人(含已故作家13人)；1966年以后出生即50岁以下的10人，其中“70后”作家3人，最小的1986年出生，29岁。在所有作家中，女作家10位，3位“70后”作家全为女性。92篇作品中，发表于“十七年”中的7篇，发表于1978年-1999年的55篇，发表于2000年以后的30篇。 如果将《作品选·短篇卷》中的作品认定为作家短篇小说的成名作或短篇小说代表作，当属不谬。根据作家小传和作品首次刊发的时间顺序，可以统计出每位作家短篇小说成名作发表时的年龄情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表2对比表明，青年作家短篇小说成名年龄明显晚于前辈作家。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不受到整体文学环境和创作潮流的影响，陕西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当然也概莫能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的陕西第一代作家通过短篇小说十分敏锐而及时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在他们的作品里，如《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夜走灵官峡》、《工地之夜》等，“作家所抒写的对象，大都具有一定的时代规定性，但即使在这种规定性之下，戴着镣铐跳舞，他还是能跳出自己的精彩来……通过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时代氛围，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洪流里，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特征就是克己奉公、无私奉献……人们在面对时代所描画的未来理想时，是真诚地相信那个未来美景就在前面，个人为那个未来宏图做出牺牲是有价值的。这是那个时代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共性。”[3]2这一表征，同样也体现在权浮宽《牧场雪莲花》中奔走于塔吉克牧民当中，为他们解除病痛的薛莲花身上；体现在王宗元《惠嫂》中于昆仑山口经营“司机之家”，让长途跋涉的建设者得到无限温暖的惠嫂身上；体现在侯雁北《井》中瘫痪在炕，仍然挂念儿子儿媳分别为突击组组长为社里打井的石老仓身上。《井》的最后，作家写道：“天空的云稀薄了，冬天的太阳不知从山那边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在云雾里缓慢地移动。大地被无边无际的冰雪笼罩着，闪着刺眼的光芒。远处近处，打井突击队的三角小红旗像火焰一样，在雪原上燃烧。”这篇小说发表于1953年，时代气息跃然纸上。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整体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短时间内呈现繁荣之势，集中涌现出一批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如贾平凹、莫伸、陈忠实、京夫、王戈、邹志安、路遥等第二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满月儿》、《窗口》、《信任》、《手杖》、《树上的鸟儿》、《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姐姐》等。这些作家作品基本上承续了“十七年”的文学传统，其显著特点是：直面社会人生，关注社会重大事件，贴近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做时代的歌者，颂扬勤劳、刻苦、敬业、奋发向上的人和事，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 陕西短篇小说的发展，到了第三代作家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杨争光、叶广芩、冯积岐、红柯、张虹、吴克敬、黄建国等作家将目光移向人本身，专注于人性的发现、挖掘和对人的命运的表达，并大量借鉴、吸纳域外艺术创作手法，明显迥异于已往的作家作品。他们或以独特冷峻的笔法写人的生存环境，写人与环境的关系，写人在生存环境中人性的善与恶，如杨争光《高坎的儿子》、冯积岐的《刀子》；或以审视的目光写人性的幽暗、人性的复杂微妙，如杨争光的《公羊串门》、红柯的《美丽奴羊》、冯积岐的《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黄建国的《较劲》；或运用独到的感悟和理解，以特定角色的情感投注，细腻委婉地写出人生的悲凉和人生的各种况味，如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张虹的《雷瓶儿》。这些作家的短篇作品，不仅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自觉的多样叙事追求、深切的人文关怀、审美趣味的多种可能，而且也拓展了短篇小说反映生活、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代作家之后的青年作家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面貌各异，异彩纷呈。但是相伴而来的问题是，作品具有伦理要素的主题普遍弱化，作家将描摹奇特人生和怪异心理作为叙事诉求。许多70后、80后的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带有网络写作的文体表征，不厌其烦地讲述个体的成长伤痛、谋生的尴尬和情感的困惑，沉浸在声色迷离的欲望里。有的作家在寻找叙事对象时，却从常态的生活里逃向一种非常态的离奇的人生故事里。普遍性的社会生活冲突和矛盾，不是被有意回避，就是作家的审美取向改变，使得作家对时代所具有的命题，缺乏有效回应[3]9-10。 二、陕西青年作家短篇作品分析 文学界一直有“中青年作家”的说法，这是一个年龄界限暧昧的称谓。下文将按照小说发表的先后顺序分析陕西青年作家的作品，选取的作家年龄以50岁为限，即1966年之后出生的作家。 在青年女作家中，应该首提唐卡。唐卡是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她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短篇小说《冬夜烟花》书写欲望，表现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可以看出，作者能够把握人物的心理及行为，写得委婉细腻。但是，小说描写的这场爱情看似轰轰烈烈，并贴上了“激情”啊“永远”啊“热爱”啊“纯净”啊等标签，可你仍然觉得它是停留在生命之外的。而且，人物就像一个影子，看不到她和社会的现实联系。当然，完全可以承认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可以没有理由，但是小说文本必须让人相信这个人毫无理由地爱上那个人是成立的。如果不能，那么这样的爱就难以痛彻肺腑，更不可能刻骨铭心。 吕学敏的《粉红·文物》从一个比较独特的叙述视角，通过对女人的追求，部分呈现了乡村生活场景。由于小说语言刻意而为的痕迹太重，妨碍了风土人情的有效传达。 周瑄璞是一位专注于描写女性话题的“70后”实力派作家，她的作品大多反映女性成长的痛楚、生存的困境和幽暗微妙的心理。短篇小说《故障》写中年女性的内心欲望和生活困惑，写得曲尽其详，委婉多姿。但因自始至终囿于个人琐碎的日常生活，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关照，加之叙述文字啰嗦，显得气象不够阔大。 女作家陈毓一直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她的《秦时月》写秦朝士兵的忠诚与坚守，在极短的篇幅里，表达了较为丰富的意蕴，显得精粹而有一定的意味。 钟法权《响树沟哨所素描》中的《百蛇祭》以士兵生活为题材，写得生动逼真，既表现了人和环境的关系、人的生存智慧，也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理性的视角对捕杀生灵的行为予以谴责。 刘爱玲的《失踪》写底层人的痛苦和欢乐，在平实朴素的叙述中弥漫着悲悯情怀，自有打动人的力量。 高远的《私刑》表现人的贪婪，揭示人性的阴暗偏执，用简洁冷峻的笔触勾画出社会底层人物难以逃脱的悲催命运。作者写得不动声色，十分冷静，显示出一种别样的叙述风格。 张瑜娟的《百合》是一篇别致的甚至有些诡异的小说。主人公“女人”进入寺院削发为尼，试图囚身也囚心。但她打坐时没有能够入静，不断地在冥想。从小说文本看，你不清楚她的来历，不知道她遭遇了什么事情。 侯波的《肉都烂在锅里》是一篇饶有意味的小说。作者关注现实生活，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小说所描绘的图景触目惊心，乡村的凋敝、败落和人心的无以附着，前所未有。小说叙述不疾不徐，节奏把握得很有分寸。不足的是，语言不够简洁，稍显啰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陕西青年作家短篇小说创作虽然呈现出题材多元化、手法多样化、叙述个人化的局面，但整体上讲，无论是作家、作品数量还是作品内容和艺术水平都呈递减、下滑趋势。与陕西第一、第二和第三代作家相比，在青年作家的作品里，很少看到像前辈作家在短篇小说里所塑造的那样性格鲜明、有血有肉、极富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 三、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现状生成原因 如果尊重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当下陕西不同样式的文学创作及发展并不均衡，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创作已大不如昨日。仔细考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用心不够，着力不足。陕西作家历来有群体性的史诗情节，崇尚全景式、多画卷地反映生活，所以，将心思和主要精力都用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他们坚定地认为，一个作家是否重要，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看其是否创作过重要的长篇小说。这一点，单从8册《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长篇卷》所收入作家作品的目录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共收录/节选50位作家的50部长篇小说)。有的青年作家太过急功近利，一开始创作就瞄上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心要谋一部可以惊天动地的“大”作品，几乎无暇或不屑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很多已经成名作家的短篇写作，是在长篇写作的间隙匆忙为之，或是为了应付刊物的约稿勉强写作，从根本上就缺乏文体的自觉意识。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以短篇小说跻身世界文坛的杰出作家大有人在，契诃夫、鲁迅、莫泊桑、鲁尔福、博尔赫斯、约翰·契弗、雷蒙德·卡佛；还有在中国文坛影响深远、只写短篇小说的汪曾祺。而且，令人振奋的是，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的悲剧的平常生活，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细腻透彻、娓娓道来的话语，探索人性之幽微，堪称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社会对短篇小说的认可度不高。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陕西5位作家的5部长篇小说同年在北京出版并引起强烈反响以来，社会舆论对陕西文学的褒贬，主要是看长篇小说的出版情况及其影响，而媒体更是以世俗的目光格外关注长篇，不断制造舆论氛围。比如，据《三秦都市报》报道，陕西老中青三代作家畅谈2016年创作计划，6位作家无一例外地都在用力创作长篇小说。报纸兴高采烈地宣称，他们正在“扮靓陕西文坛的春天”。[4]除非获奖，媒体从来不关心一位作家的某一个短篇小说如何如何。在这种舆情之下，作家也就难以免俗，他觉得能够向世人展示成果的似乎也只能是长篇小说了。 第三，对短篇小说创作的提倡、鼓励措施不到位。短篇小说的载体主要是文学期刊。陕西第二、第三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学期刊不遗余力的提倡和推介。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延河》杂志曾刊发“陕西作家三十三人作品展”(两期)、“女作家专号”、“陕西作家专号”、“西北作家专号”(两期)，以及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摇旗呐喊，极大地推动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繁荣。 黎海华认为，你可以阅读关于这个城市的短篇小说，它们自不同的角度把支离破碎的断片拼成了城市完整的图像[5]。借用黎海华的意思，可以这么说，要阅读一个时代，最简洁的办法就是阅读这个时代的短篇小说。从这个层面上讲，短篇小说创作任重道远，意义重大。 由于短篇小说自身的显著特点所决定，目前，大众文化的现实语境，互联网手机的使用，微博微信的出现，以及传播形式、传播渠道的多样，都为短篇小说创作拓展了空间，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说短篇小说创作可以大有作为并非痴言妄语。 就一位作家而言，他一生可能擅长并致力于某一种文学样式的创作；但就某一广大的区域来说，文学繁荣的标志，应该包括所有的文学体裁共生共长、相互印证，就像一片茂盛的森林，既有松树柏树椴树又有其他多个树种，既有乔木又有灌木，这样才会形成盛大景观。 必须严肃指出的是，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陕西文学，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昌盛，无论如何也难以与“重镇”“大省”相匹配，更遑论文学的盛大景观了。 ①以小说后注明的“选自《陕西女作家》小说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为首次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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