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特点（专题讨论）——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性质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政体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4－0050－10
主持人：杨天石
关于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的问题，学术界探讨已经很多。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例，早在1950年代，有关学者就围绕着辛亥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展开过别开生面的讨论。1980年代以后，面对境外学者的种种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学者们更是撰写了大量论文，力图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过，在此后不久，中国大陆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分歧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固然还大有人在，但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国内民族运动，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王朝更替。
笔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是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大陆学者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出发，撰写出了大量颇有分量的论著；美国学者从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运动”的认识出发，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其影响且及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台湾有关学者从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的认识出发，也对这场革命做了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往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入手。领导者当然是决定革命性质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但也不妨碍从别的角度探讨这场革命的性质。比方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是否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呢？笔者认为，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可能有人会说，学术界早就有过定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虽然学术界早就有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革命的说法，但这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可以将辛亥革命的性质表述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但不可以表述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因为在将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这种表述中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革命的一方是主张民主的，而被革命的一方则是坚持专制的。然而，这一潜台词是有问题的。问题主要出在被革命的一方。
当革命势力在19世纪末年初兴的时候，清政府确实是坚持专制的。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清政府其实已经不再坚持专制，而做出了政治改革的姿态。其1906年9月1日的上谕，明确宣布要“仿行宪政”[1](P44)。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其改革措施涉及行政、立法、司法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开始偏离了君主专制的轨道，朝着“宪政”的轨道迈进。既然革命者与被革命者都主张宪政，显然不适合将这场革命称为“宪政与君主专制的较量”，或“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了。而如果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清廷未开启宪政改革之前，革命派就有了建立共和国的理想。这个时候，与共和制相较量的君主制，是传统的君主专制。在清廷开启宪政改革之后，与共和制相较量的，则是拟议中的立宪君主制。
在我们的这种界定中，“君主制”的提法看起来有点笼统，但却能将转轨前的君主制与转轨中的君主制均囊括其中，反而显得准确。这是其一。其二，更为重要的，在我们的这种界定中，显示了在清季存在两种宪政道路竞争的事实。这两种宪政道路，一种是革命派追求的民主共和，一种则是包括清廷在内的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君主立宪。
讲到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人们马上会想到，这是发生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一场博弈。确实，这场较量主要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第一次在中国提出，革命之后不再保留君主制，而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而清政府承续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直到20世纪初年都是坚持君主专制的。1906年开启预备立宪之后，始决心放弃君主专制，建设君主立宪。革命派的活动，从办报宣传到武装斗争，都有彻底推翻君主制的用意，而清政府的所有镇压革命派的行为，以及所有改革的举措，则都有捍卫君主制、否定共和制的含义。二者较量的结果，是革命派取得胜利，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制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由“帝国”进入“民国”。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基本面相。这一过程已为学术界所熟知，此处不赘。在这里所要补充的是，这场较量除了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之外，也在别的层面上展开过。
首先是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曾在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上演。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虽然被清政府赶到了海外，并对清政府的诸般改革措施多有不满，但从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倒是比较坚决地反对共和制。因此，正如学术界的研究所揭示的，在辛亥革命期间，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围绕着中国究竟应该搞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问题，曾经发生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革命派认为中国应该废弃君主制，实行共和制，保皇派则提出，人类政治的发展，必须从君主专制经历君主立宪，然后才能进入民主共和。这场论战本身就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一场较量。并且，其影响远超于口舌上的争论，而是影响到了双方以致很多国人的实际行动。通过论战，革命派的共和理念越来越清晰，并团结受其影响的国人，去掘君主制的墙角，去为共和制奋斗。保皇派通过论战，也有统一内部认识并影响国人的效果，因此在清季的国会请愿等政治运动中，能动员起大量人力参与其中。可以说，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较量，其实也是君主制与共和制较量的基本面相之一。
辛亥革命期间，共和制与君主制较量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方面，那就是，这两种制度也曾经在许多仁人志士胸膛中较量。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君主制传统的国家，而共和制在当时则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未来究竟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这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讲，确实是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问题。因此，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其内部都发生过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比如，革命领袖孙中山无疑是共和的一面旗帜。但是，不可否认，他在1894年曾经有过向李鸿章上书的举动。这一行为表明，他在当时有过进入君主制的体制内实现人生理想的想法。次年，当他与杨衢云讨论的时候，杨衢云强调中国将来必须实行共和制，而孙中山则认为，君主制也不是不能接受。两人还因此吵得很厉害，杨衢云甚至动手要打孙中山。在那之后，又经过了好几年，孙中山的共和理想才比较牢固地树立起来[2](295—316)。共和制与君主制在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胸膛中较量，共和制战胜了君主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如果当时双方交战，是君主制战胜了共和制，则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恐怕就不会是一个民国，而会是一个帝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在革命派里，有过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徘徊的人恐怕不会少。有的革命党人，恐怕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偶尔都还产生过在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接受君主制的想法。比如说，黄兴在阳夏战争期间，曾经写给袁世凯一封信，在信中盛赞袁世凯有“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并希望袁世凯出来建立“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3](P221)。华盛顿在美国革命胜利之后不做国王，对共和制在美国的确立居功至伟。但拿破仑在法国革命之后却复辟了帝制，当上了皇帝。革命党人将袁世凯比作拿破仑、华盛顿，并希望他建立像拿破仑或华盛顿那样的事功，那岂不是说，在某些革命者的心中，只要袁世凯出来推翻满清的统治就好，推翻满清之后，是做华盛顿在中国建立共和制还是做拿破仑称皇帝，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说，即使在武昌起义之后，某些革命者心中，有时还会有在革命成功之后，既可以行共和制，也可以行君主制的想法。
另一方面，在保皇派一面，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较量。这一派虽以“保皇”为号召，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人曾经有过扔掉“保皇”旗帜，主张彻底抛弃君主，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这其中，尤以梁启超为典型。梁氏早在戊戌维新之前，曾经借助学堂暗中鼓吹排满革命；在戊戌政变流亡日本之后，更是明目张胆地鼓吹过暴力革命。在1900年，他在与孙中山一派谋合作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建国的方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是事成之后，举光绪皇帝为总统[4](P259)。以光绪皇帝为总统，乍一看似乎还是“保皇”的，但总统是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就要卸任。因此，举光绪为总统的主张，其实是革了君主制度的命，其心中的未来中国，显然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君主国。
但是，梁氏此时的共和主张并不坚定。他在1903年有美国之行。美国是共和国的一个典范，按常理推论，有共和理想的梁启超在游美之后，应该更加增进对共和制的信念。但是，他在游美归来之后却宣布“共和共和”，“吾与汝永别矣”[5]，从此收起了此前的共和言论，又回到了拥护君主制的路上，一心一意鼓吹君主立宪，并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对于梁启超何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的问题，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好的探讨，认为康有为的影响、革命派的内乱与保皇会内部的纷扰等因素。这种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若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妨说，梁启超在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徘徊，正显示了他在这两种制度之间难于抉择，因为这两种制度经常在其胸膛中较量。
这种难于抉择，应该不仅仅是梁启超个人的苦恼。正如研究所揭示的，保皇会内部，曾经因为究竟要不要保皇等宗旨方面的分歧，而闹到几乎要解散。与梁启超一起“言革”的那些保皇党人，有一些经过康有为的怒斥，回到了“保皇”的路子上，但是，也有一些人没有能够回头，甚至不惜与师门决裂；另有一些人，则虽然表面上表示遵从师父的教导，回到保皇的旧路上，但在其胸中，经常还是会冒出共和革命的念头来[6]。
对革命派而言，较量还不仅仅在胸膛中进行，甚至还在一些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但是其所公布的未来政府组织方案中，中央政府将由一位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组成，显然是一个君主国[2](P305)。
1900年谋划惠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曾经策划李鸿章在两广独立称帝。李鸿章奉清廷谕旨北上担任议和大臣之后，孙中山又对那位很想当皇帝的士绅刘学询说，只要起义能够成功就行，革命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由刘学询担任，并且称皇帝或称总统都无妨[8](P202)。可见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也未坚持共和。
1906年“萍浏醴”起义中，有一支宣称要建立共和国，另一支的领袖却自称是“中华帝国大都督”，可以说是典型地表现了革命党人在君主制与共和制问题上的纠结[9](477、499)。
总之，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一个基本面相，乃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这种较量集中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进行，也曾经在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过，同时亦在革命派内部和保皇派内部上演过。虽然对当时的仁人志士而言，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是，孙中山等人最终选择了共和制，并以此为旗帜，与清政府及一切拥护君主制的思想和行为搏斗，终于取得了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成就。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君主制传统，开创共和制的新局面，是这场革命所取得的最显著成绩。从政治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实是一场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我们若能围绕这一性质，对这场较量的方方面面做深入仔细的解读，当能获致对辛亥革命的一些新认识。
［收稿日期］20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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