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边界论文,视角论文,优化组合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1-10-12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边界，特别是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1-5]。它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地域范围的标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与彼此分离的几何线。正是由于它是国家与国家相接触之处，因而往往也是国家间发生摩擦、冲突之处，它是政治地理学的敏感之地，是政治地理学家关注与研究热点[6]。一方面，国家间的边界区分了国家领土和国家司法权，由此导致领土认同的差异；另一方面，关于边界消失的讨论，至少在全球化时代边界重要性正在下降[7-9]。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发展受阻，在东亚地区涌现了大量毗邻国家之间的合作——次区域合作[10,11]。这种合作形式由于涉及边界或边界地区，导致国家边界的内涵、功能在发生变化，其对经济、人文、社会等要素和跨界合作的影响逐渐显现，国内外对国家边界及其经济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加[12-15]。次区域合作由于受边界的影响强烈，这就使得众多经济地理学者集中去研究如何消除边界的“屏蔽效应”以促进合作[16-18]；但是由于边界或边界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接连发生的全球性的疾病传播、食品安全和金融危机，边界在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同时，在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等方面显得同样尤为重要。
所以在调节“边界效应”时不得不让我们考虑边界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但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对边界及边界地区的研究，往往重视对边界的经济属性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边界或边界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属性的研究[19]。这种研究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实施后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惨痛教训。张学勇、金雪军(2007)以拉丁美洲实行“华盛顿共识”后的经济发展实况为依据，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使拉丁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20]。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问题更是突出。所以从地缘安全的视角出发合理认识新时期国家边界或边界地区的功能，以其优化其组合在未来将显得尤为突出。
2 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
冷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安全的范畴在逐渐扩大，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以及本文涉及的边境安全。汉语字典将“安全”定义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由此可以推断出边境安全指的是边境地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和不出事故。“安全”既具有客观属性，又具有主观属性，且只有当“安全”的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同时存在时，“安全”才会存在。同理，只有当边境安全的主观属性和客观属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时，才有真正的边境安全，单一的追求边境安全的任意一个属性都不能给边境带来真正的安全。
一般来说，边境安全包括传统的边境安全和非传统的边境安全。传统的边境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而非传统的边境安全是指那些区别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又能给国家安全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安全因素，其内容涵盖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和跨国犯罪等多个领域[19]。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传统的边境安全威胁在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的边境安全。我国是一个具有广阔疆域和漫长边境线的国家，边境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边境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边境地区虽然远离国家中央政府，但是并不意味着边境地区就不重要，相反，它对于国家的核心地区，战略腹地具有保护和缓冲作用。而且我国的边境地区大多居住着少数民族，他们与周边邻国在民族属性，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着亲近感和认同感。这种现象又增加了我国边境安全的复杂性。
以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地区在图们江、澜沧江—湄公河、东盟北部、东盟东部和中国(主要是新疆地区)，以及中亚等地区涌现出了大量跨国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21]。这种合作形式受边界的影响强烈，在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的同时反过来对边境地区的安全影响甚大。国际边界有两种主要边界效应：屏障效应和中介效应。国际边界的屏障效应是指成为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由于边界地区的自然地理障碍，特别是政治和军事的对峙，使边界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不可逾越的鸿沟。边界犹如一道屏障，中断了两侧的空间联系和经贸往来。封闭型的边界具有明显的屏障效应，边界两侧，两军相峙、严阵以待，边境地区除了浓重的火药味外，则是一片死气沉沉，更谈不上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国际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效应。由于边界两侧往往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种、话同语等有利条件，可以促进边界两侧的空间互动作用。因此，在常态下，边界应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边界的这一种空间中介效应具有很强的显示度，只要可能，就会显现。开放型边界和半封闭型边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边界的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边界两侧山水相连，自然地理连续，这些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第二抑制距离衰减原理，经济事物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在空间上，区域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相互作用的强度变小，即表现出距离衰减规律。而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地理相邻，作用的强度往往较大，彼此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理临近基础。第三腹地优势和过境需求，边界地区往往是两国经济联系的重要口岸，两国间经济联系通常要通过边界地区进行交流。这就增加了过境需求，而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的活跃，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22]。但是，这种合作形式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利用，以边界的中介效应为条件，通过边界地区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作为手段，向国内渗透西方的思想、贩卖毒品等，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传统边境安全和非传统边境安全。所以，次区域合作是一把双刃剑，边界的开放给合作各方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资源开发导致环境不可逆转性的破坏，边境经济合作、边境跨国旅游的兴起以及人口流动的加速，边境走私、制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赌博、卖淫嫖娼等跨国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给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新时期国家边界的功能归纳为三方面：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边界的三方面的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以在考虑经济合作的时候，必须认清当前的边境安全形势，特别是非传统的边境安全形势。地理位置相邻，水陆相通，对影响非传统的边境安全因素的传播特别有利，在加大经济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加强非传统的边境安全的合作。
3 国家边界三重功能的内在联系
3.1 传统边境安全与非传统边境安全
非传统边境安全是相对传统边境安全而言。非传统边境安全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领域内的安全威胁，包括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传染疾病蔓延、跨国有组织犯罪、贩卖毒品、非法移民等等。而传统边境安全主要指边境地区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范畴内的安全威胁。传统边境安全与非传统边境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性，但两者涵盖的问题特点和性质又具有明显的差异。
从两者联系上来看，非传统边境安全与传统边境安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部分非传统边境安全问题是由传统边境安全问题逐渐产生而形成新安全问题的，没有传统边境安全问题非传统边境安全问题就无从谈起，非传统边境安全问题依传统边境安全问题而存在。传统边境安全更多关注的是边境地区一国范围内的领土完整性，这就使得两国交界地区或共同拥有的资源区域(如河流)及交界地区无人管辖的“盲区”最容易成为非传统边境安全问题产生的发源地。而非传统边境安全一般具有外溢性，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传统边境安全问题。这种转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转化；一是间接转化[23]。如巴以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水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水资源匮乏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在个别特殊地区演变为军事冲突。
从两者的区别来看，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关注的对象和主体不同。“传统边境安全”关注的对象和主体只是“国家”，注重的是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与边境安全，同时倾向于把“国家”和“边境地区”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而“非传统边境安全”关注的对象主体不只是“国家”或“边境地区”，它更倾向于将“人”和“社会”视为安全主体；②威胁来源和影响不同。“传统边境安全”问题威胁主要来自于国家间，是来自外部的；“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威胁既来自内部也源自外部，也可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是非人为造成的，或可能由国家或个人、组织、团体造成的，如恐怖主义。从其产生的影响来看，前者只是局限在危机涉及的国家之内，但后者则会“外延”或“扩散”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超过一国的范围，如走私贩毒、民族宗教冲突等；③研究的内容不同。“传统边境安全”研究的内容较为单一，主要是军事和政治安全；非传统边境安全研究的内容则为多样，拓展到几乎涉及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安全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关联性；④危机解决方式不同。“传统边境安全”强调以军事实力、结盟和战争手段应付威胁，而“非传统边境安全”则强调安全威胁因素的多样性、应对措施的综合性以及国家间双边与多边非对抗性背景下合作的重要性。比如早在1995年，在湄公河河流委员会的倡议下，湄公河下游四国达成了“为湄公河流域可持续性发展1995合作协议”(the 1995 Agreementon the Coope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MekongRiverBa-sin)，以保护湄公河水资源安全问题。
3.2 次区域经济合作与非传统边境安全
次区域经济合作从其诞生日开始就与非传统边境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或引起或缓解非传统边境安全；反过来，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威胁又可能或阻碍或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
一般来说，次区域经济合作引起非传统边境安全的途径有以下几点：①次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了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人员在跨国之间流动更加便利。这将有利于非法移民、跨国贩毒、赌博、传染疾病等在国家之间的迅速蔓延，为非传统边境安全的传播提供了条件；②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扩大了市场经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掠夺，特别是对水和森林的需求。水资源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无疑是非传统边境安全关注的焦点。如湄公河水资源的开发既是 GMS合作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GMS合作中争议最大的问题[24]。因为，GMS水资源开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作，而且涉及非传统边境安全中的环境安全问题。湄公河流域在促进渔业、航运、水电业发展的同时，也长期经受洪涝、盐碱、沿岸森林被滥伐和植被破坏以及水质污染等的侵害；③次区域经济合作加大了富国与穷国或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这种差异将同时导致传统边境安全与非传统边境安全的隐患；④次区域经济合作加大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及金融等的往来，这为非传统边境安全中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以上分析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黎尔平(2006)指出的缓解和消除非传统安全因素是GMS是否能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24]。然而，也不能否认次区域经济合作在缓解非传统边境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25-27]。以往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过多注重其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其国际关系学方面的意义。但是，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交融，国际经济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区域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已不仅仅是经济效应，而是一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文化在内的聚合效应。王士录(2006)指出，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GMS经济合作不但促进了GMS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促进了这些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反过来又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GMS经济合作在冷战后GMS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及“和谐区域”建设中起了积极作用[25]。
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广泛性及其具有的外溢性，使边境两国之间共同利益增加，这种利益的增加处理得当则将促进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否则将阻碍次区域经济合作[25,26]。非传统边境安全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娄伟，滕松艳(2007)认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地区恐怖主义和抗击传染疾病蔓延等威胁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安全合作，而沙尘暴、酸雨等环境灾难的频繁爆发促进了该地区的环境安全合作[28]。
3.3 传统边境安全与次区域经济合作
从次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时间上，我们就不难推断出传统边境安全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内在关系。冷战结束于1991年苏联解体，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20世纪90年代初。从时间上看，他们有一种大致相继的关系。冷战以前，传统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边境地区领土的完整性，在边境地区往往驻扎大量的军队。由此形成封闭型的边界，此边界两侧，两军相峙、严阵以待，边境地区除了浓重的火药味外，则是一片死气沉沉，更谈不上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如1999年以前的朝、韩边界就是一种典型的封闭性边界，人流与物流在此完全阻隔，两国边境贸易一片空白。但也不能否认即使在冷战以前，传统边境安全非常突出时期，边境小额贸易还是在继续进行。
冷战以后，非传统边境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传统边境安全开始被淡化，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势不可当。由此，传统边境安全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两种，一是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传统边境安全受到威胁时将直接阻碍次区域经济合作，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增加了跨边界各方共同利益和相互关系的增长，加强相互依赖，有利于消除边界各方的隔阂，增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对地区安全和国家传统边境安全发挥积极作用。二是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传统边境安全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不再那么直接，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非传统边境安全来传递。一方面，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不直接影响传统边境安全，只是引起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变化，而非传统边境安全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传统边境安全，使国家作出对边境地区的政策调整，从而最终成为阻碍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因素(图1)。
图1 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传统边境安全相互作用图
Fig.1 Interaction of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itional Border Security
4 国家边界三重功能的优化
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国家边界已经由单一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功能，转变为具有内在联系，且相互作用、能够相互转化的三重功能，即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可转化性决定了新时期处理国家边界的相关问题更加复杂化。合理的调控边界，优化组合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不仅具有经济战略上的重大意义，还具有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重大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优化组合思路。
(1)形成梯级决策模式
国家安全(传统边境安全)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第一位，只是在时间变化的某段时期内，国家安全相对稳定，使其成为研究中的次要问题。而其他问题，如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新时期更加突出，变化更加频繁，使其成为目前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所以，在调控边界效应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必须优先考虑传统边境安全和非传统边境安全。维护边界地区的传统边境安全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前提条件。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梯级决策模式(图2)。
图2 梯级决策模式图
Fig.2 Step Decision-making Mode
(2)合理定量化评估
对传统边境安全及非传统边境安全的现状了解更多的是依据直觉的判断，很少有学者进行定量的评价研究。这对分析传统边境安全、次区域经济合作及非传统边境安全的内在联系的强度关系极为不利。即使我们能如前文那样定性的描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但是对三者之间确切的影响程度我们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是减少了非传统边境安全因素还是增加了非传统边境安全因素。不了解这些，我们的调控研究就无从下手。所以，在调控之间，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定量的评估：一是评估传统边境安全及非传统边境安全，评价方法可以借鉴国际关系学中的事件数据评价法[29]，该方法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是由国家间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因此事件数据分析就成为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事件数据分析的核心是如何把双边关系中的事件转化为可以定量处理的数值，评价过程包括选择数据来源、整理数据来源中的事件、将事件转换成分值、确定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定量评价等五个步骤；二是针对具体边境地区，定量评估三者内在影响的正负性和影响大小。
(3)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机构
传统边境安全和非传统边境安全涉及的主要利益主体是两国中央政府，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在经济合作启动后更多的是来源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忽视经济合作给非传统边境安全及传统边境安全带来的影响。而跨国界贩毒、水资源污染、森林破坏、非法移民等跟边界地区的两地居民、企业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为此，须从上到下，依次建立三层协调机构，即两国中央政府协调机构、一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调机构，地方政府与企业、居民的协调机构。唯有此，才能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维护传统边境安全和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