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中国的经济区划、政治格局与国家防御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划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根据境内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及人类生产活动的特点，划分成中部农耕区、北部游牧区和南部农耕渔猎区，具有戎狄、蛮夷、东夷和西方华夏集团四股政治势力，政治矛盾冲突的主流是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抗衡。三代建国的君主依据上述形势制订了国防战略，将部分兵力留在被征服区域或枢纽地点，将部分被征服民族驱出中部农耕区、或迁入己方地域居住，从而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 中部农耕区 北部游牧区 南部农耕渔猎区 西方 东方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不同地域的集团势力之对抗。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虽然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由于幅员辽阔，内部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发生不同的作用，致使各地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政治趋向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可以依照其不同特点，划分为若干个基本经济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几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和矛盾激化程度，是影响国家统一和分裂、社会治乱安危的重要因素。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确立根本国策和战略方针时，不能不考虑境内的经济区划与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
另一方面，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并非亘古不变；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受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或者战乱破坏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国家的经济、人口布局以及政治形势会发生演变，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史称“三代”的夏、商、西周王朝，在生产力水平上都处于青铜工具阶段，又同属奴隶社会，由此使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区划与政治格局相对稳定，具有共性。三代的东亚大陆可以分为三个较大的基本经济区域。
1.中部农耕区 即夏、商、西周王朝直接统治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位于东亚大陆的中部地带，南抵汉水、淮河流域，北到燕山、晋北和陕北高原脚下，东连海岱，西及秦陇。概如《汉书·贾捐之传》所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我国新古器时代的许多人类遗址里，曾发现过谷物和其它农作物的遗迹，以黄河中下游最为集中，说明那里是最早开发农业的地区。夏朝到西周，生产力水平进入到青铜时代，可是青铜工具的韧性较差，作翻土掘石的农器很容易碎裂，又比较贵重，难以在农业劳动中普遍应用，人们通常还是使用原始的“耒耜”来耕作。古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平缓，土质较为软沃，为使用木石农具垦耕殖粟，引水灌溉、排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得到了较早的开拓，成为三代人口最密集、经济和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华夏文明孕育、萌发的场所，夏、商、周朝的统治中心——都城和王畿都设在那里。
地质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远古时期河南嵩山与山东泰山之间原是内海，后来经过地壳运动，形成阻碍交通的低洼薮泽，致使黄河流域中游与下游的人类群体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西方的仰韶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两种系统。又经黄河泥沙多年的沉积和淤塞，这一低下地带逐步上升，才形成新的冲积平原，两地的居民开始了较为密切的交流。①因为历史上的长期隔绝与自然环境差别的影响，三代的中部农耕区习惯上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地域，即周人所谓的“西土”、“东土”。②其分界线大致是沿太行山麓南下，至古黄河、济水的分流之处——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也就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的夏朝后期王畿的东界与商朝后期王畿的西界。③再沿着豫西山地丘陵的东缘向南延伸，至夏族民众居住的南阳盆地④与桐柏山脉的连接地段。从宏观地貌来看，我国所在的东亚大陆，按其不同的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可以划分为三级台阶，中部农耕区的地域则横跨第二、第三级阶梯。三代东、西方的分界线——太行山脉和属于秦岭余脉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脉东端，正是这两级地貌台阶之间的过渡边坡；以此为界，将黄土高原、丘陵、台地与华北大平原相隔开来。西周初年，都城设在偏居西隅的镐京，东、西方分界线的中段也随之西移，挪在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邑附近。《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此处的“陕”，有些学者认为指的就是“郏”、“郏鄏”，即洛阳王城。
两地的居民称为“西人”、“东人”，⑤犹如后世之“南人”、“北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西方的主要民族——夏族、周族，故居在河东（今晋南）、河南（今豫西）及关中，为仰韶文化发源扩展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晋南的唐（今山西翼城）就是传说中的陶唐氏和夏族初期活动的中心，⑥即后代所谓的“夏墟”。夏族势力壮大后，渡河进入豫西，占据伊洛和嵩高地区，开始建立了夏王朝的统治。晋南、豫西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三代人类多聚居在其中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河谷平原上，如“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⑦称为“有夏之居”的洛阳地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⑧故司马迁说这两处“土地小狭，民人众。”⑨关中平原辽阔肥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⑩不过在三代之初，当地多有游牧民族活动，农业的全面开发是自商朝后期以来，随着周族势力的强盛而繁荣起来的。与东方、即黄河下游相比，西方海拔稍高，少受洪涝之患；土壤基本上皆为较厚的黄土，质地疏松，容易掘穴构屋，冬暖夏凉，给先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便利；对于农作物来说，“这种土质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可以把下方的肥力和水份带到地表，形成黄土特有的土壤自肥现象。另外土质疏松也便于原始方式的开垦及作物的浅种直播。”(11)《尚书·禹贡》称其为“黄壤”，认为它的农业利用价值最高，“厥田惟上上”，比东方华北平原、山东丘陵的“白壤”、“黑壤”（即含有盐碱或腐殖质的冲积土）更为沃软易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西方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较东方更有利，因此居民多以务农为本，性重厚忠朴，尚文习礼；直至汉代，“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12)用龙、虎、熊等兽类作为本族的图腾。(13)
东方民族的代表是东夷集团及其衍生的分支——商族，东夷因为部族众多又称为“九夷”，(14)它们和商族皆以鸟类为图腾，主要生活在河内（今冀南、豫北）与豫兖徐平原（古豫、兖、徐州交界地区，今豫东、鲁西南、苏北平原），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继者。东方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与西方有所差异，黄河下游由于支流很多，有“九河”之称，常受泛滥、淤塞之灾，对人们的农业定居生活有不利影响。如《尚书序》所载，发祥于漳水流域的先商民族曾被迫多次迁徙，“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河内所在的冀南及冀中平原，土壤含有盐碱成份，颜色发白，即《尚书·禹贡》所载“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肥沃程度较差。所以，三代前期——夏朝和早商阶段的东方农业民族，主要活动在条件好些的豫东、鲁西南平原；到盘庚迁殷以后，河内的农业才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东方的地势低下卑湿，湖泽川渎密布，河、济之外，又有濮、汶、泗、沂、汴、睢、涡、颍、汝等水流；古籍提到的国内“十薮”、“九薮”中，很多著名的大泽如巨鹿、巨野、荷泽、雷夏、孟诸、圃田、海隅等散布在那里。加上临近海边，降水量较多，使薮泽近旁林莽丛生，鸟兽繁息；因此，居民在务农之外，经常从事狩猎活动，民众普遍习射，甚至表现在族名上，见《说文解字》：“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夷人有着尚武的风俗，性格上轻剽懁急，“其民之敝，荡而不静。”(15)自西方华夏集团的炎帝、黄帝两族进入中原，与东夷的蚩尤族发生激战以来，东、西方两大民族集团的政治交往相当频繁。如傅孟真先生所言：“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因争斗而趋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和周属于西系。”(16)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这两股势力共同组成了前国家的联合体——酋邦(Cheifdom)，(17)先后推举了华夏集团的尧、东夷集团的舜为最高首脑“帝”，(18)双方的其他部族酋长如皋陶、伯益、契、禹、弃等同在其手下担任各种官职。(19)夏商国家建立以后仍是如此，由西方或东方的某个民族首领世代为王，另一方的诸侯可以根据王室的需要在朝为官，如夏朝之冥，商朝的九侯、鄂侯、西伯等。贵族统治阶级中的这种地域差别，有时在朝会典礼的站位秩序上也能反映出来；可见《尚书·顾命》：“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时局动荡之日，两大民族集团又会为争夺天下共主的领导地位而进行殊死的搏斗，直到其中一方彻底失败臣服为止。
2.北部游牧区 在中部农耕区的北方和西北，包括内蒙古高原，冀北山地，晋北、陕北、甘肃黄土高原和青海东部。这一区域地势较高，气候干旱寒冷，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居民务农者少，多以游牧为生，在先秦被称为“戎”、“狄”，生活习俗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有很大的差别，所谓“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矣”，(20)是其不种五谷桑麻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恶劣的环境造成的。即使有些内地的农耕民族迁徙到那里，受技术能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也不得不抛弃他们原有的劳动方式和生活习惯，被迫接受异俗。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括地谱》载夏桀死后，“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21)游牧生产依赖牲畜的自然繁殖，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遇到暴风雪、干旱、瘟疫等灾害，都会造成畜群的普遍死亡，不如农业稳定。这种脆弱、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三代北部游牧区的民族社会发展相当缓慢，与中部农耕民族的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相比，明显地处于劣势。
夏商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域较后代为大，像冀北山地和晋北、陕北高原，在战国以后，长期被内地的农耕民族所控制。历代的中原封建王朝利用燕山、代北的复杂地形来修筑长城，屯兵驻守，抵御胡骑南下。但在三代，这一连绵千里的地带因为峰岭交错、密林丛生，使用木石农具很难开发， 不适于农业居民生存，所以依旧遍布着森林、草甸，成为游牧民族的栖息之所。春秋以后，随着铁器使用的推广，中原的农耕民族才得以把活动范围向北方扩展，使长城以南的高原、山地逐步变成了农业区域。
战国以降，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由于地形开阔，便利骑乘往来，使散居各地的部族容易联合、兼并，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政权，像匈奴那样，“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而三代之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山戎、鬼方、猃狁、犬戎，基本上居住于冀北、晋北和陕北，那里的地形分割零碎，“径深山谷，往来差难。”(23)交通不便，经济生活又比较分散，致使他们难以在政治上形成集中的力量。如司马迁所说，周代秦、晋、燕地之北的戎狄诸部，“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24)再加上经济落后，人众稀少，军事实力不是很强。尽管他们与中原的华夏族时有冲突，但总的来说，规模不大，胜少负多，始终未能动摇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上的统治地位。
3.南部农耕渔猎区 位于东亚大陆的南部，包括长江中下游、淮河、汉水及珠江流域。当地气候潮湿炎热，居住环境不如黄河流域，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5)之称。境内的丘陵、山地往往复盖着原始森林，平原地带则是水网密布、荆莽丛生，遍地的红壤土质紧密，用木石农具来垦荒翻耕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江南的水田稻作农业，在生产技术、过程上要比旱地粟作农业复杂、费力得多，在三代简陋的劳动条件下，南部地区无法进行普遍的开发。那里的农业发展不充分，居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原始的渔猎采集活动来补充，所谓“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26)江南尽管“地势饶足”，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缺乏必要的开采手段，甚至在铁器使用初步推广的西汉，仍处于“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民无积聚而多贫(27)”的状态。南部较大的民族如荆蛮、淮夷，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北的汉水、淮河流域，直到春秋以前，他们都没有强盛的国力来和华夏民族逐鹿中原；在双方的交战中通常是被动迎敌，屡遭败绩，从未对夏、商、西周王朝的统治构成过严重的威胁。
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历史阶段里，东亚大陆存在着以地域划分的四股政治势力，即中部农耕区的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北部游牧区的戎狄和南部农耕渔猎区的蛮夷。其中以前两股势力最为强大，他们分别活动在当时最为富庶的黄河中游、下游地区，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因此，三代中国的统治民族都是由这两方中的一个分支来担任的，王朝的更替过程就建立在西方和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相互征服上。而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戎狄蛮夷，由于自身力量的分散与弱小，只能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配角，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问鼎中原。
三代的战争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部农耕区政权——夏、商、西周王朝与北部、南部少数民族戎狄蛮夷的战争，第二类是中部农耕区内西方和东方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类战争的目的、规模和后果，就能清楚地看到，后一类战争具有最重要的历史影响，是前一类战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首先，戎狄蛮夷对中原王室、诸侯国发动战争，目的是劫掠财富和人口，规模不大，多在边境地带骚扰。因为本身经济、政治力量的薄弱，北部或南部民族中的任何一支，都未有过夺取天子宝座的非份之举。而三代王室对戎狄蛮夷发动的战争，目的或是为了消除边患，抵御、反击其局部入侵；或是讨伐反叛的部族、方国，“伐不祀，征不享，”(28)强迫他们臣服，以维护自己天下共主的统治地位。双方没有出现过为了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而战的情况。由于对手实力较弱，王室征讨戎狄蛮夷，并不需要动用倾国之师，通常是临时征发一些本族的人众，像卜辞中商朝伐羌方、鬼方，每次不过动用数千人、上万人；或是出动王室的常备军，如西周伐荆蛮、淮夷派遣的“六师”，人数也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不用王师出征，只要责令一方的诸侯为之代劳，去平息边患即可；像商之季历、西伯，周之太公、伯禽，都接受并完成过天子的这类使命。纵观双方的交战，中部农耕民族占了明显的上风，华夏政权统治的区域逐步向西周扩展；即使个别战争遭到失败，也不会亡国灭族，给东亚大陆的政局带来重大改变。
中部农耕区内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角逐则与前者不同，三代决定统治民族领导地位、历史命运的重要战争，几乎都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如启诛伯益，穷寒代夏，少康复国，成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等，结果往往导致社稷易主、江山改姓。战争的总体规模、出动的兵力也要大得多，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对接近，会战前都要尽最大可能来扩充兵马，力图造成优势；为此经常要纠合各路诸侯，组成联军出征。如夏桀曾起“九夷之师”(29)以征成汤，汤后来又率六州诸侯以灭夏；(30)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士随军出动，“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31)武庚作乱时，也联合东夷多方以叛周。像牧野之战那样规模巨大、两军出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也只有在东、西方民族集团对抗的战争里才能见到。
以上分析表明，三代中国政治力量矛盾冲突的主流是东西对立，即中部农耕区内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抗衡。在一般情况下，夏、商、西周王朝的统治民族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己东邻或西邻可能发生的暴乱，认为他们的反叛对国家安全最有威胁。像夏桀“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32)周人灭商后，武王夜不能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33)都是出于上述原因。事实上，从这三个政权建立、巩固的历史过程也能看得出来，开国创业的王者、将帅制订军事战略时，曾悉心研究过当时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在兵力的组织和部署上深受东西对立格局的影响，并且殚精竭智地设想与实施了各种措施，使这种态势向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发展。
夏、商、周族在开国创业的过程中，所制订的战略是以进攻、夺取天下为目的的；而一旦击败对方民族集团，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以后，战略目的便转为防御，即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有效地抵御、镇压敌人的暴动、入侵。从他们实行的各项部署来看，显然是受东西对立的形势所影响，把刚被自己征服的东邻或西邻民族集团当做最危险的假设敌，采取种种措施来防备他们聚集力量、发动叛乱，夺回失去的权益。实际上在三代建国之后，上述地区、民族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武装反抗行动，证明统治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如夏朝遗民“土方”与商朝的冲突。断断续续地到武丁时期才基本结束。(34)周初武庚、奄、蒲姑的作乱，周公费了三年时间将其平息。而东夷有穷氏的羿、寒浞甚至一度灭亡了夏朝，“因夏民以代夏政。”(35)王朝的统治是否能够巩固，与其防御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是否得当有密切的关系。从地理角度来看，三代建国之初的防御战略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
1.将部分兵力留在被征服的敌方区域，或守住东西方交界的战略要地，起到监视、控制亡国遗民的有效作用 三代军队中的大量步兵战士是农民，平时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作战之前被临时召集入伍，而不是常备兵。如果长期从军，脱离生产，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恶果，这是民众和统治者们都不愿看到的。但是东西方两地相距甚远，如果将军队全部撤回己方根据地，被征服地域的民族若发生叛乱，再集结兵力、远涉山水走赶来镇压，则不免师老兵疲、贻误戎机了。所以，胜利者在还师之前，往往将部分兵力留驻当地，控制一些军事重镇，起到威慑作用。而一旦发现被征服民族有不逞之举，可以及时做出反映，就近出动兵力平叛。即便对方势大，也能暂时守住要地，抑制敌人的进攻，不使战火蔓延，这样就能使自己争取到时间，出兵救援反击。
留驻兵力的第一类地点是被征服王朝或邦国的都城，那里是敌对民族的政治中心，附近人口稠密，是亡国的旧贵族、遗民的聚居之地，反抗征服的力量最为集中，蕴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属于最有可能爆发动乱的地点。在此地驻军可以针对上述威胁，最有效地预防、制止叛乱的发生；所以征服者常在当地或附近设置别都、诸侯国都，驻以重兵。如汤灭夏后，在夏都斟附近的偃师建立别都“西亳”，筑城屯兵，以为军事基地。(36)武丁击败晋南夏族遗民“土方”后，也在“夏墟”所在的唐（今山西翼城）“作大邑”，镇守一方。(37)周公东征平叛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38)又悉封宗亲、功臣带兵进驻东夷各邦之都，如太公往薄姑，伯禽往奄，受封者占据原夷邦都城，将被征服民族驱至郊野居住，并弹压了莱夷、淮夷的反抗。
第二类驻军地点是在枢纽地区，即东西方交界地带的交通冲要，控制了这类地点在军事上大有获益，攻则能麾兵直入敌方腹地，守则可御寇于藩篱之外。夏朝至周初最重要的战略枢纽是在管城（今河南郑州地区），该地位于中部农耕区的核心，黄淮海平原与豫西山地丘陵接壤之处，扼住横贯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干线，地位十分重要。汤灭夏后，先在夏都附近建立了偃师商城（西亳），后又在郑州大建都城，作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其地名仍称为“亳”，即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郑亳”。(39)将首都迁至这一地区，显然具有对西方夏族遗民加强防范和控制的作用。武王克商后，亦将管叔、蔡叔封于此地，领兵镇守以监视殷民与东夷。周公东征平叛、大行分封之后，东西方交界的“天下之中”向西转移到洛邑，周朝在那里筑王城，定九鼎，迁殷民，又把精锐部队“成周八师”派驻此地，来监控东方，守卫关中的门户。
2.驱逐、逼迫部分被征服民族离开中部农耕区，到北部、南部偏僻荒凉的地域 这类措施在历史上出现较早，如舜“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40)禹逐三苗。夏朝灭亡后，桀及余众被驱至南巢（今安徽巢县），另一部分夏人逃到北野成为匈奴、大夏之先。(41)商朝灭亡后，箕子率众入朝鲜；武庚叛乱失败，亦有部分殷民向东北、北方流亡。(42)周公东征，“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43)亡国的东夷族众有些留在当地接受周人统治，另一些离乡背井，南迁到淮河、长江流域。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奄君被杀后，余众逃至今江苏常州；薄姑氏亡国后徙至苏州，丰国之人迁到苏北丰、沛县一带居住。(44)
三代的统治民族通过上述行动，改变了中部农耕区内人口、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使被征服的西方或东方减少了土著民族的人数，这一结果对于新王朝的巩固，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征服民族的故居之地，通常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比较发达、富庶。统治民族用战争、殖民等手段占领了该地，无疑是扩充和改善了本族的生活环境；而失败的对手抛弃故乡的田园家产，逃到边远蛮荒地区，经济上受到沉重损失，居住的外界条件又相当恶劣，使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局限，难以聚集财富，繁衍人口，恢复原有的国力。而留在当地接受统治的被征服民族，人数则大大减少，相对来说较容易控制；即使发生叛乱，镇压起来也要省力得多。迁徙之后，敌对民族集团的力量被分散了，不像原来那样集中和强大，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又被削弱了经济实力，从而明显地减轻了他们对统治民族造成的威胁。
3.将被征服民族的部分人众迁入到己方地域，以便就近监管、弹压如商汤灭夏后，把一些夏族贵族、平民从豫西迁移到东方的杞（今河南杞县），靠近商族的根据地。见：
《史记·留侯世家》：“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
《世本》：“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
《大戴礼记·少闲篇》：“（成汤）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
《左传·襄公29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周公东征之后，也把持敌对态度的殷族“顽民”用武力强制迁到成周，处于八师的监督之下。另一支殷民“怀姓九宗”则被徙到晋南的唐地，受姬姓诸侯叔虞统辖。内迁的殷民中有许多贵族，即《尚书·召诰》所载的“庶殷侯、甸、男邦伯，”他们接受周公的命令，指挥属下的“庶殷”、“殷庶”（商族的平民或奴隶）从事筑城等劳作。这些人在故土拥有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具备很强的政治影响与号召能力，却又冥顽不顺，抵触周族的统治，留在当地很可能成为将来组织叛乱的隐患；所以周公把他们迁到卧榻之侧，加紧监控，不使再度生变。
另外，还有部分诸侯因为反形渐露，受到王朝统治者的怀疑，也被强迫入朝，做为人质扣押起来，待其政治态度转变后再释放回乡。如桀曾拘商汤于夏台，纣囚西伯于羑里。周公平叛后亦将东夷诸邦的许多国君、酋长带回洛邑看管起来，警告他们如果再三举行叛乱，会受到同样的镇压和囚禁。“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45)这些人的情况与被迁的殷顽民不同，从周公对他们的讲话来看，“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46)可见这些诸侯还保持着自己的故土，在洛邑居住是临时性的，一旦证明了对王室的效忠，就能够脱离羁绊，返回家乡。
纵观三代建国后的防御战略，夏初的有关措施最少，几乎看不到有什么这方面的记载。夏人对待战败者、附从诸侯的统治手段也比较简单，像诛防风氏，罚有扈氏全族为放牧奴隶等等。古籍中关于“甸服”、“侯服”、“要服”、“荒服”的记载，也反映了夏朝王室与诸侯的隶属关系相当松驰，只对近旁的邦国责以贡职，而距离较远者仅要求它们在名义上服从就行。夏族当时刚刚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草创，对如何保障安全的战略问题思虑不周，未做妥善安排。禹、启开国之后，只过了一代，便遭到“太康失国”的厄运，被宿敌东夷集团中的有穷氏所颠覆。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缺少预防叛乱的得力措施，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7)后代的建国者们看来汲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制订的防御计划日益严密、完备，加强了对被征服民族的控制和防范，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新兴的奴隶制政权。在少康复国以及成汤灭夏、武王克商之后，尽管还发生过反抗征服的叛乱暴动，但再没有重演过像“穷寒代夏”那种新王朝夭折的悲剧。
从地理角度来分析，上述防御战略都是针对东西对立的军事形势而制订的。在夏商周时期，东方、西方民族集团始终是我国政治舞台上演出对手戏的两大主角；受当时社会、自然条件的制约，上述格局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不会改变，但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因人为的影响而发生转化。国君和统帅的高明之处，就是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驾驭这种形势，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扩展己方的势力范围，将兵力部署在地位价值最高的区域和地点；并且尽量分散、削弱敌方民族集团的人力、物力，缩小或恶化其生存环境。这样，预想的战争爆发之前，在东西抗衡的军事冲突中，自己已经处于最有利的地位，造成了敌弱我强的战略形势。尽管这种形势本身不能直接取得战果，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和敌人交战，会有最大的获胜把握。依据客观地理条件，成功地制订和实施了战略计划，这对王朝的建立、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参阅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4-7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②《国语·周语》、《尚书·大诰》、《尚书·康诰》。
③《史记·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
④《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
⑤《诗·小雅·大东》。
⑥参阅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皆载《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⑦《史记·晋世家》。
⑧《史记·留侯世家》。
⑨⑩(12)(25)(27)《史记·货殖列传》。
(11)黄其煦《黄河流域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三）》，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13)参见闻一多《龙凤》，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69页，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12月版。丘菊贤等《周族图腾崇拜溯源》，载《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14)参阅《后汉书·东夷传》。
(15)《礼记·表记》。
(16)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17)参阅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载《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
(18)尧居河东，属西方民族集团。《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19)参见《尚书》中《尧典》、《舜典》，《史记·五帝本纪》。
(20)《礼记·王制》。
(21)《史记·匈奴列传》索隐。
(22)(24)《史记·匈奴列传》。
(23)《汉书·匈奴传》。
(26)《汉书·地理志》。
(28)《国语·周语》。
(29)《说苑·权谋》。
(30)《吕氏春秋·古乐》。
(31)《史记·周本纪》。
(32)《吕氏春秋·慎大览》。
(33)《史记·鲁周公世家》。
(34)(37)其说及史实参阅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载《古代城邦史研究》第340-35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35)《左传·襄公4年》。
(36)《汉书·地理志》偃师县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帝王世纪》：“偃师为西亳”。《括地志》：“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元和郡县图志》：“偃师西亳，汤都也。”河南偃师发掘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
(38)《史记·卫康叔世家》。
(39)参阅孙淼《夏商史稿》第330-34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40)《史记·五帝本纪》。
(41)《史记·奴列列传》及其《索隐》引乐产《括地谱》。
(42)参见《史记·宋微子世家》、《逸周书·作雒》。
(43)《孟子·滕文公下》。
(44)参阅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载《文史》第31辑。
(45)(46)《尚书·多方》。
(47)《诗·大雅·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