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终身制论文,领袖论文,职务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六大是一次领导人交替的大会，党的人事制度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平均年龄55.4岁，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证明中共有意培养具备年龄和政绩优势者进入政治核心，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继承了邓小平的废除终身制的思想。
一、共产党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历史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有一个产生、形成和被废除的历史。回顾国际共运史，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巴黎公社都没有终身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恰恰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实行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从1869年建党到1900年逝世，一直担任该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从1869年建党到1913年逝世，也一直担任该党的领袖。德国党开始搞实际上的领袖职务终身制。事实证明，这种领袖职务终身制导致倍倍尔犯过不少错误。尤其是倍倍尔晚年对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斗争不力，合法主义、沙文主义思想有所滋长；有时居功自傲，不能以平等待人，甚至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重视选拔年轻人，后来甚至在党内形成了“政治是老年人的事情”这样的观念。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党公开转向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遭到可耻破产。原因之一是它的终身制起了不好的作用。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形成于苏共。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赞成搞终身制，他去世前二年就留下“遗嘱”，建议调换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俄共（布）党1922年新设总书记职务，由斯大林担任，当时他42岁。1941年以后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不仅他自己，苏联的大批领导干部实际上也都是终身制。加里宁从1919年就蝉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改名最高苏维埃主席），直到1946年逝世前不久为止，长达27年之久，即从44岁到71岁。斯大林指定马林科夫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就被赫鲁晓夫搞下台，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发动突袭搞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三位苏共最高领导人都以高龄死于任上，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职务终身制。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实行并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领袖职务终身制，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干部制度的正统。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领袖职务终身制。
二、邓小平废除党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历史渊源
首先，邓小平认为：领袖职务终身制跟我们国家的干部制度不完善有关。“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1]由于没有关于干部选拔、招考、任免和轮换的规章制度，对于干部的离休和退休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任何干部的任期是无限的。这样的结果就是老人治国，给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杰出的人终身担任职务，能够成绩斐然，然而也容易居功倚势，个人集权过大，导致破坏集体领导，窒息民主空气，个人崇拜盛行，妨碍群众发扬首创精神，所以终身制往往同个人集权、个人崇拜形成三位一体。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各级领导人都是终身制，一干几十年，身若泰山压顶，柱石挡道，那么不利于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2]身制不利于领导更新、新老干部平稳过渡。废除终身制就会迅速促进接班人独立处事才干的增长，使干部队伍适时逐步更新，造就一个人才辈出、群芳争妍的大好局面。所以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方针。他在1956年指出：“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3]
其次，邓小平认为：领袖职务终身制违背人的生理、思想发展规律。“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4]人总是要衰老的，生理机能会随之自然衰退。一个人年迈衰老，行动不便，那就很难亲自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从而不同程度影响人的思维能力。一个人由于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少了，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差了，思想不免容易僵化，容易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容易墨守成规，甚至会造成判断失误。而年轻人敢想敢干，最少思想保守，容易接受新理论、新事物，不受习惯势力的约束，这是年轻人的一个优势。邓小平指出：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吧。”[5]
再次，社会主义国家领袖职务终身制，除了参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这个外因之外，还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打下红色江山、领导国家建设方面成就卓著，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所以多次连选连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封建主义终身制传统观念的余毒和某些干部思想作风不正、搞个人特权等因素进而使得领袖职务终身制成为根深蒂固、似乎不可改易的制度。
三、邓小平废除党领袖职务终身制思想的酝酿和形成
1.50年代至70年代，是邓小平关于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思想的酝酿阶段。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早就已经开始考虑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这一深层次问题。建国初期，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问题极为关注。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部分财富，那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6]在这里，邓小平从党和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战略高度，阐明了新老干部交替的重要意义。1962年邓小平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的弊端尖锐地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7]邓小平不仅看到干部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问题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一大障碍，而且明确表示解决的态度和初步提出改进的办法。他说：“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8]这一重要思想，为他在80年代提出从制度上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之后，便又把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他在同年7月14日《军队整顿的任务》一文中，针对整编中的干部问题，首次提出了在军队设顾问的想法。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几年间，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率先提出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其思想认识也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1)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是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的条件。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开始考虑建立退休制度的问题。他提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9]同年1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思想。“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障自己的生气。”[10]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的规定。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一文中，明确提出军队也要实行退休制度的问题。他指出：“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11]1981年7月2日，邓小平指出：“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12]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再担任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从而迈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第一步。
(2)设顾问委员会是向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的过渡。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81年《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两篇文章中，曾提出中央要考虑设顾问委员会。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指出：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队伍老化，但老同志又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13]。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党的十二大决定成立并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亲身垂范，担任中顾委主任。与此同时，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先后主动从第一线退下来，让位于中青年干部，平稳实现新老交替，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应有的贡献。这种过渡方式，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创造了重要条件。至此，从法规到实际，因袭几千年，并且困扰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终身制最终彻底废除。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会见基辛格时说，“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同时指出中国需要建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3)从完善干部制度入手来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邓小平吸取古今中外之教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同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14]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了任期限制，并在理论上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国家宪法也作了相应修改：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职期限。这些规定为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制度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四、邓小平废除党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实践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袖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袖职务，恳切地表达自己退休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15]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16]“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17]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留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18]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这就算我的政治交待。”[19]同年9月，邓小平曾考虑到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十三大搞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为好。领导班子还是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考虑我退休问题。1989年9月4日，他在《致中共政治局的信》中，再次恳切表达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在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光辉的典范。党的领袖“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邓小平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邓小平大胆提出并废除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他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