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合力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合力论文,意义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第四章，论述社会规律特点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四十多年探索人类怎样创造历史问题所获得的认识的一个概括，包含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合力论”赋予历史以科学的含义。所谓历史，乃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动构成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各自的动机，即“预想的目的”，参加到社会活动的洪流中去，各个人对外界所施加的作用，都是想教历史事件向着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这就形成了各种不同指向的力，各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合力，历史就是沿着合力的指向前进的。从合力的构成说，各个分力都是有所贡献的，都包括在合力中，没有一个是等于零的。因此，参加社会活动的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都是参加创造历史的一分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由于各个人的思想动机不同，愿望不同，意志力的指向不同，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不同。有的起推动作用，有的起阻碍作用，因而同是历史创造者，却有动力与阻力之别。同样起推动作用的不同群体，也因其意志力指向上的差异，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而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社会势力，虽也是创造历史的参加者，却是历史前进的逆动力、阻力。这种把历史看作一个动态系统，深刻揭示了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的内在关系，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创造者与历史推动力之间的区别。过去把这二者混为一谈，结果把人类的一部分排除在历史创造者之外，形成了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历史理论上的这个误区，长期困扰了人们的思想。当然，若以每个历史地活动着的人都是历史创造者为借口，否认历史活动者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有不同，进而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也是失之偏颇，必然导致历史观上的谬误。
“合力论”揭示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既然是在各种力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参加创造历史的每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都会把行动的思想动机转化为行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意志力，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他们会捕捉各种机遇，利用各种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去实现预想的目的，这其中就包含着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内在统一。因为，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动机和行动激情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由此而产生的交互作用以及导致人们行动的成功或失败的条件，都不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无因之果，在偶然性中，有一类虽有原因却不属于必然性的表现，如恩格斯所说的由“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之类原因及其所诱发的事件，就不能说其他人或其他地方也一定要重复；另一类是作为历史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而存在，如某一事件一定会发生，某一事物一定会出现，但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却不是事先安排的。这是在合力中由各分力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规定了事物的发展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偶然性对事物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其影响大小同时空范围的大小成反比。对一个人来说，某一偶然的机遇或事件，可以改变其人生道路和命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不乏类似情况，使各国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道路。这是因为，社会发展虽然是受内在规律所决定，但具体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事先安排的，历史前进的道路只能在人们的活动中开辟，特别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往往存在多向发展的可能性，最后选择的单向发展道路，完全是由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因而使最后的选择就表现出某种偶然性。偶然性的作用从一时一地来看是很明显的，随着时空跨度的扩展，其作用就越来越不明显；若把它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尽管道路曲曲折折，但它终归是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必然轨道。作为必然性表现的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发展中必然性的逐步展开，它符合必然性的一面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从而纳入该事物所固有的发展轨道。正如恩格斯说的，尽管各人都想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各种分力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往往产生谁也没有想到的事物。由社会规律所规定的历史必然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实现的，而人的活动是受思想支配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有建立在正确认识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才是自觉的，这就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内在统一。
二
“合力论”又是我们理解社会发展行程中出现暂时倒退和跳跃前进的钥匙。由于历史是在人的活动中创造的，而参加创造历史的人们又都有自己的思想动机，这就使主体在历史活动中带有强烈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贯串于行动的全过程，从行动方案的确定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各种不同趋向的选择是在各分力的交互作用中贯彻，其结局只能是合力的方向，这一方向对那些在力量对比中占优势的分力有利。人民群众在各个社会里都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是物质生产者，因此，他们在合力中都是决定的力量。但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的地位、历史使命和根本利益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识别的，加上群众个体之间素质的差别，认识水平也不一样，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的转折时期，群众的自我意识，总是在首先发现真理的先进分子的启蒙和教育下达到的。在群众的大多数还没有觉醒之前，他们也可能不赞同正确的主张，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走，使合力的指向发生变化，社会上就会出现错误的、落后的东西占上风，甚至让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得逞于一时。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曾发生过，法国曾有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德国则有希特勒上台的悲剧，而在我们身边则有过许多群众被林彪、“四人帮”所愚弄，这些都造成历史发展中暂时曲折、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以“合力论”来分析，就不是不可理解的。当然，这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倒行逆施，会从反面教育人民，使其认清真相。人民群众觉醒之日，就是反动势力灭亡之时。这也是为中国和世界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社会形态的跳跃发展，不仅在当代有落后国家首先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以往时代也存在过，象日尔曼民族超越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美国超越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等。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它是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社会形态演变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必须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对最基本的社会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人类社会一条最基本的发展规律，它规定了社会发展总的轨道和行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不能把这个规律理解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都是这种单线递进的因果关系，实际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有同步发展，也有“超越”或“滞后”的不同步现象。历史上依次出现过四种生产力——原始的、手工的、近代机器和现代的生产力，其中除原始生产力外，每一种生产力都曾经不止在一种类型的生产关系下存在和发展；同样，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容纳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手工生产力既是奴隶社会又是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当代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却都拥有现代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至于一种生产关系容纳几种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这种“可塑性”，为主体在社会变革中选择经济和政治制度提供了可能。社会变革的始因在经济根源，即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决定了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社会革命的爆发及其成败的直接原因则复杂得多，不能单纯从经济上说明。在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产品分配制度和人们的地位、作用不同，把人划分为利益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利益不同的阶级之间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社会革命（即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由于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划分直接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因而在社会革命中，它们都企望建立或保护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所以说，社会革命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历史选择，实质上是社会主体的利益要求和意志的贯彻。各种选择发生冲撞，表现为分力之间的斗争，而哪一种选择得以实现，这也是决定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阶级力量对比。正如毛泽东同志说：“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直接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诸多条件中，主要的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际条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掌握了革命领导权这个国内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二次大战后在印度等国也发生了革命，却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这说明主体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
通观人类历史，主体在社会形态更替上选择跳跃前进，一方面总是因为现存制度的腐朽性，其固有矛盾已经暴露，人们已深受其害；另一方面，则因为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出现，或者作为新社会基础的新生产方式已经形成，给人们展现了希望。正是由于古罗马社会已形成新的封建生产方式，才有日尔曼人跳跃发展；欧洲移民带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有美国社会的跳跃。当代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除了客观条件外，还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正确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未来社会所作的科学预见，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科学指南。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部腐朽于一身的反动制度，其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旧中国既存在封建制甚至奴隶制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也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极其复杂，成为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造成了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
社会发展中主体选择性的大小，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文明进化程度是成正比的。在初始阶段，人类离动物界越近，对自然界的依附性越大，社会发展中自发性也越大；随着生产力发展，文明程度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强，就越能自觉地从最有利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上，去利用和驾驭社会发展规律，去创造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三
恩格斯的“合力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掌握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论，提高执政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2年春，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结论已为社会发展史所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中经1789年的法兰西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历经二百多年才在欧洲各国普遍确立，其间还发生过诸如英国的斯图雅特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等大大小小的封建复辟，有些国家资产阶级最后还是通过向封建阶级妥协，采取君主立宪制政体才确立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用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制度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是一个更加复杂、艰难的斗争过程。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方能实现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必然性。因为，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都有一个自身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正如健康婴儿在体力和智力上暂时不及老人一样，一种新制度刚诞生，尽管它代表着未来，比旧制度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但它却比旧制度来得弱小，都要有一个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长过程，使之由弱变强，最后战胜旧制度并取而代之。这个过程中贯穿的社会主体的能动选择和尖锐复杂的斗争，有着许多以往社会更替所没有的新情况、新特点，虽然历史合力的指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逐渐由弱变强，最后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而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个历史总趋势，但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比资本主义“弱”，因此，发展道路必然是曲折的。认清社会发展总趋势，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又要树立长期奋斗的决心，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折不挠地去夺取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是以恩格斯“合力论”为指导，全面理解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论的应有结论。
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必须解决两个方面任务。一是发展生产力，增强自身的物资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特别是那些通过社会形态跳跃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是其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说过：“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不努力搞生产，“社会主义怎么战胜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力量源泉，也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吸引力，争取人心的可靠保证。二是进行社会变革，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解决的是国体问题，随之必须依靠政权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政体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一套具体制度，以便组织政权，组织经济和文化，管理社会事务，使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得以巩固并发挥其优越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必须解决好根本制度和管理体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管理体制和手段、方法，主要是受根本制度所决定，同时还受本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社会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所决定。根本制度规定和反映着不同社会形态之间质的区别，是排他性的；体制、手段、方法则具有继承、吸收和改造利用的关系，因此，它同根本制度相比，是易变的、多样性的。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教训就在于把二者等同起来，在强调根本制度对立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于我有用的东西一概排斥，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照搬照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确的解决，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手抓等内容，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作了科学的定性定位，确定了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阐明了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引进、借鉴、改造利用国外先进管理体制、手段、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这一科学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转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小平同志曾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成为这种自觉创造历史的社会主体，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永葆青春，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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