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明清文坛之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明清论文,世家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参见拙文《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略论，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与明清文坛的联系相当广泛， 这种联系既促进了沈氏文学世家的发展，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本文试述大略，以为稽研之助。
一、沈位、沈倬与唐宋派古文家
唐宋派是明嘉、隆时期文坛上颇有声望的一个流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前有王慎中、唐顺之，后有茅坤、归有光。沈位、沈倬与唐宋派古文家的交往，文献中有多处记载：
位治举子业即攻古文，与唐顺之、茅坤游，得其指授。（《吴江县志》卷三十三《沈位传》）
公自少力学强识，长与荆川、茅鹿门二先生游，得其指授。（《沈氏诗集录》卷一沈位小传）
某无似追忆前居门下时年尚少，闻公上下古今，私心窃独喜。（沈位《与茅鹿门》）
公学文于归安茅副使坤，……每有作，操笔立成。（《沈氏诗集录》卷二沈倬小传）
从这些记载看，沈位、沈倬同唐顺之、茅坤分别有一种师从关系。倬早卒，没有留下与唐宋派古文家交往的书札或诗文。沈位则与茅坤有过数次书信往来。
其一是沈位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在隆庆三年（1569）曾致书茅坤，今所存文中《与茅鹿门》即是。
其二是隆庆四年（1570），沈位参修世庙实录，茅坤曾接连致书沈位——《与沈虹台太史书》、《再与沈虹台太史书》。
在这些书信中，沈位和茅坤对当时文坛上以李攀龙、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文风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沈位云：“今世谈文者，必曰《史记》；谈诗者，必曰杜少陵；至其案上所置，则曰今之五子也。问其故，则又曰今之五子李、何之徒，而李、何又《史记》、杜少陵之徒也。是犹指世俗之侩谓张无垢，而张无垢为达摩转相，悖之宁有既哉！此无他，盖当为举业时则习为平淡之语以几有司，及其为古文，率又务反其向时所为而猎取夫言词奇诡者以骇当世。此其务奇诡之心与夫习平淡之心一也，乌睹所谓文章之奥者哉！”（《与茅鹿门》）茅坤亦云：“明兴二百年，薄海内外雍熙累洽，独于文章之旨缺而盛。弘、正迄嘉靖间多作者，然矫命者多由草窃，倡义者独属偏陲。”他称赞沈位“刻志于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好己也”（《与沈虹台太史书》），是“世之文章家之钜工”；并引以为知己道：“虹台，虹台，知我惟公耳！顷缘侄一龙以赀入太学，特遣过候门下，且令侍公署私录向来所著者。倘许之，仆虽老犹能摹画公之文章之深，如古之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战斗天地者也。如何，如何！”二人关于古文的议论，切中时弊，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沈位和沈倬，可以说是属于唐宋派古文家行列的。
沈位、沈倬与唐宋派古文家的交往，也正值沈氏文学世家的形成时期。在唐顺之、茅坤的“指授”下，沈位兄弟二人在古文上取得了较大成功，尤其是沈位，被时人称为吴江“古文家之首”（《吴江县志》），并深得茅坤的推重。这些都在较大范围内扩散了沈氏作家的影响，毫无疑问对正处在形成阶段的沈氏文学世家是至关重要的。
二、沈倬与吴中戏曲家梁辰鱼、张凤翼
吴中是明代中叶戏曲的繁盛地之一，嘉、隆时期这里先后孕育了魏良辅、梁辰鱼、郑若庸、张凤翼等一批著名戏曲家。沈氏文学世家作家与吴中戏曲家的联系，始自沈倬与梁辰鱼、张凤翼的交往。
梁辰鱼字伯龙，昆山人。他一生未涉足官场，风流自赏，喜游览，足迹遍吴楚间；尤好度曲，著有《浣纱记》传奇和散曲集《江东白苎》等，是嘉、隆时期曲坛上的代表作家。沈倬与梁辰鱼交往较密。隆庆元年（1567），沈倬参加鹫峰诗社，曾与梁辰鱼、莫是龙、殷都等会于南京雨花台，并作诗一首纪其事（见《吴江诗粹》卷六）。沈倬的《舟次怀诸同社》五律云：“献赋各不遂，空歌黄雀行。飘零今日事，感慨古人情。落日动秋色，江流起暮声。遥怜一杯酒，那得尽平生。”诗题中的“诸同社”，即指包括梁辰鱼在内的同在南京参加鹫峰诗社的朋友们。沈倬还有专门写给梁辰鱼的诗，云：
绿水红蕖相映鲜，金陵明月大江天。酒徒记得高阳日，今日相逢莫问年。
从诗所描述的情形看，沈倬与梁辰鱼完全是趣好相投的同一流人物（《酬梁伯龙》）。
张凤翼字伯起，长洲人。会试不第，这与沈倬在仕途上的遭遇相同。他以词曲自好，著传奇七种，合称《阳春六集》，颇为曲家们称道。嘉靖四十三年（1564），沈倬与其共游，并作《夜醉赠张伯起》七绝一首：
故人初赋上林春，病客空归白下尘。各把芙蓉看意气，荆卿合向酒人亲。
诗意豪迈，趣味在流俗之上，可知彼此相交意气之深。
沈倬与梁辰鱼、张凤翼的交往，说明沈氏文学世家的这一代作家与吴中戏曲家彼此声气相投，并不隔膜。这种交往虽无涉于戏剧创作，但与沈氏文学世家后来以戏曲著称于世不能说没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沈璟与明后期戏曲家
沈璟的理论和创作活动都在明万历时期，他的成就和影响，使当时乃至稍后一个时期内的不少戏曲家都与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所谓“越中一二少年，学慕吴趋，遂以伯英（沈璟字）开山，私相报膺，纷纭竞作”，“年来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自谓乃沈吏部《九宫正音》（即《南词全谱》）之秘”（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六引沈德符语），并非虚词。
因人因时不同，沈璟与那些和他发生联系的戏曲家的关系，有远近深浅之别，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第一层次，是与沈璟直接发生联系和影响的戏曲家，有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冯梦龙、沈自晋诸人。吕天成，字勤之，浙江余姚人。其父吕玉绳、舅祖孙鑛、表伯孙如法皆与沈璟交往密切。吕天成二十八岁时曾为沈璟校订《义侠记》并作序，还为沈璟刊刻过一些传奇作品。沈璟对他极信任，“生平著作，悉授勤之”（王骥德《曲律》卷四），并致信和作〔江头金桂〕套曲品评他的戏剧作品。卜世臣，秀水人。早年作《冬青记》传奇时曾向沈璟请教声律音韵问题（见《冬青记》附录《谈词》）。平生与吕天成也素相友善。王骥德，浙江会稽人。他与沈璟交谊极厚。曾在沈璟家中读过不少剧本（见《曲律》卷四）。沈璟很欣赏王骥德的才华，诸所著撰，往来商榷，并在他的建议下编著了《南词全谱》，且请为之序（见《曲律》卷四），还评点过王骥德校注的《西厢记》。他二人就戏曲理论问题有广泛交谈，如王骥德在《曲律》卷二“论务头”一节里说：“词隐先生尝为余言……”冯梦龙，江苏吴县人。他早年既受到沈璟的指授，所作《方诸馆曲律序》自云：“余早岁曾以《双雄》戏笔，售知词隐先生，先生丹头秘诀，倾怀指授。”至于沈自晋，为沈璟从子，关系直接，自在事理之中。
第二层次，是沈璟间接与之发生联系和影响戏曲家，依情况不同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理论方面有一定联系的，主要有沈宠绥和徐复祚。沈宠绥与沈璟同乡，年辈稍晚。他精研音律之学，推崇沈璟，说：“《九宫谱》爰定章程，良一代宗工哉！”（《弦索辨讹序》）他忧虑时人于《南词全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著《度曲须知》，凡南北曲之源流格调、字母方音、吐声收韵诸法，皆辨析其故，指示无遗，并谓这是“仿词隐先生《正吴编》遗意”（《度曲须知》卷下《北曲正讹考》）。徐复祚，江苏常熟人。他称沈璟为“词家宗匠”，所作《三家村老委谈》论曲多从沈璟，偏重音律问题，如批评屠隆《昙花》《彩毫》二记说：“惜未守沈先生三尺耳。”他把《南词全谱》奉为“词林指南车”，表明了自己对沈璟的理论的赞同。第二种是在创作上或多或少遵从沈璟的主张的，主要有叶宪祖和汪廷讷。叶宪祖，浙江余姚人。吕天成在《义侠记序》里称他为沈璟的追随者，论其《双卿记》传奇时又说他是“词隐高足”（《曲品》卷下）。从叶宪祖的整个戏曲创作看，虽与沈璟的风格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遵从沈璟的格律要求编著传奇的。汪廷讷，休宁（今属安徽）人。他在传奇创作上严守沈璟的格律主张，其《广陵月》第二出〔二郎神〕曲云：“重斟量，我曾向词源费审详。天地元声开宝藏，名虽小技，须教协律依腔，欲度新声休走样，忌的是挠喉捩嗓。纵才长，论此中规模不易低昂。”所以，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称他“守律甚严，不愧词隐高足”。
第三层次，包括的是活动于苏浙地区的那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受到沈璟影响的戏曲家。在沈自晋《南词新谱》“参阅姓氏”目，列有参订者近百人，当时苏浙地区的绝大多数戏曲家都囊括在内，著名的有号称清初三大戏曲家的吴伟业、尤侗、李渔，以及李玉、叶时章、陆世廉、杨景夏、叶绍袁、尤本钦、叶奕苞、吴溢、郭浚、卜不矜诸人。此时上距沈璟的《南曲全谱》的初刻时间已有四十余年。这些戏曲家参与沈自晋修订沈璟的《南词全谱》一事本身，就可以说明他们与沈璟之间的某种影响关系。其中尤值一提的是李渔。李渔著有《闲情偶寄》，其中《词曲部》代表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李渔的理论于沈璟和王骥德的曲学多有汲取。他很重视声律音韵在戏曲中的位置，关于音律与才情问题，认为：“李白诗仙、杜甫诗圣，其才学岂出沈约下？未闻以才思纵横而跃出韵外，况其他乎？……词家绳墨，只在谱、韵二书；合谱，合韵，方可言才。否则，八斗难克升合，五车不敌片纸，虽多虽富，亦奚以为！”（《闲情偶寄》卷二）这与沈璟一再坚持的“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着意斟量”的观点极其相似，使人隐约有汤、沈之争余绪的感觉。总的看，李渔与沈璟在理论上不无一定联系。
上述三个层次，以第一层次内的戏曲家最为重要，他们与沈璟实际上结成了一个较大的戏曲流派。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有所表白。吕天成说：“松陵词隐先生，表章词学，直剖千古之迷。一时吴越词流，如大荒逋客（卜世臣号）、方诸外史（王骥德号）、桐柏中人（叶宪祖号），遵奉功令唯谨。”（《义侠记序》）王骥德则说：“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镬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吕天成号）、曰槜李大荒逋客。”（《曲律》卷四）到沈自晋则称冯梦龙为“吾苏同调”（《南词新谱·凡例》），并在所作《望湖亭》传奇〔临江仙〕词中将吕天成、冯梦龙等人列在沈璟“赤帜”之下。总之，这些戏曲家与沈璟结成了一个戏曲流派是无可置疑的。
沈璟与这些戏曲家结成的这个流派，即论者常说的“吴江派”，不是创作上（当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作品都是严守沈璟的格律理论的）而主要是一个理论上的流派。他们在理论上有基本的一致性，这就是在对南曲的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格律在戏曲艺术中的突出位置，强调“场上之曲”的第一性。如王骥德说：“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曲律》卷三）冯梦龙提出“词家三法”即“曰调、曰韵、曰词”（《太霞新奏·凡例》），也是从“场上之曲”立论的。吕天成的《曲品》在品评戏曲家的创作时，几乎都遵循着“后词华而先音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序》）的标准。
在沈璟影响下形成的吴江派，对明后期戏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这一派在沈璟的带动下以多种理论和批评著述及创作，提高了新传奇的地位。沈璟著有《南词全谱》等多种曲著，王骥德、吕天成分别著有《曲律》、《曲品》，沈自晋重订《南词全谱》为《南词新谱》、冯梦龙著有《墨憨斋曲谱》（未定稿），其中，《南词全谱》、《曲律》、《曲品》是明代曲学最重要的收获。与之同时，他们还积极从事戏曲创作，沈璟、吕天成、王骥德、卜世臣、冯梦龙、沈自晋六人共编著传奇四十七种。文学的繁荣是与一定的创作量成正比的。此外，他们还广泛进行戏曲批评活动，沈璟评定过《琵琶记》、《幽闺记》、《西厢记》三部旧传奇，王骥德校注过《西厢记》、《琵琶记》，冯梦龙编定《墨憨斋传奇十五种》。王骥德说吕天成的《曲品》于戏曲家多美辞，是因为“勤之雅欲奖饰此道，夸炫一时，故多和光之论”（《曲律》卷四），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传奇一道，经沈璟吴江派从理论上大加探讨，摇旗呐喊，声誉日渐高涨；而他们在理论批评及创作上的多方面建树，基本上解决了传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沈璟的《南词全谱》一出，竟使“海内斐然向风”，“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传奇、扩大了传奇的创作队伍，对戏曲创作的繁荣有深远意义。
其次，沈璟吴江派与曲坛上的人物交游极广泛。沈璟曾与著名声律学家孙鑛共同探讨过南曲的音律四声问题（见孙鑛《居业次编》卷三《与沈伯英论韵学书》）；又与凌蒙初一同考订《拜月亭》传奇（见凌延喜《拜月亭传奇跋》）；还同顾大典“并蓄声伎，为香山、洛社之游”（《曲律》卷四）。此外，如王骥德与屠隆、汤显祖、毛以遂，吕天成与孙如法，冯梦龙与袁于令、范文若等，关系都极密切。这些交游直接影响于曲坛，无意中形成了一个以沈璟吴江派为中心的戏曲活动的热潮。
从沈璟与明后期的戏曲家的联系中可以看到，沈璟对当时戏曲家的吸引和影响是极大的。这种吸引和影响，也给沈氏文学世家带来了较大的荣誉，所以，朱彝尊说世有续《录鬼簿》者，当视沈氏作家沈璟、沈自征等人为第一流。（见《静志居诗话》）
四、沈自晋与清初戏曲家
在明末至清初这段时期，戏曲理论与创作活动仍十分活跃。这时沈氏文学世家在戏曲活动上的主要人物沈自晋，继沈璟之后与活动于苏浙地区的戏曲家继续保持着较多的联系。这些戏曲家有袁于令、范文若、冯梦龙等人。
袁于令，原名韫玉，又名晋，字令昭，号箨庵。吴县人。师从叶宪祖，以词曲知名，著有《西楼记》传奇等。与沈自晋交往甚厚，曾为沈自晋的传奇作序（《沈氏家传·鞠通公传》）。清顺治十六年（1659），袁氏自杭州赴南京途中，访自晋于吴江，事载张贵胜《遗愁集》卷一：
己亥（顺治十六年），京口被海氛之祸，袁荆州箨庵时在武林，其家室寓江宁，闻乱，遄归省亲。道经吴江，沈长康其老友也，因过访。谓长康曰：“我二人齿暮矣。相去迢递，恐无再见之期矣。”沈为之黯然。
袁于令列名为沈自晋《南词新谱》参阅人（《南词新谱·参阅姓氏》），后于自晋九年卒。
范文若，字更生，号香令，又号吴侬荀鸭。上海人。著有《花筵赚》传奇等。他十分推重沈自晋和袁于令，视为曲场知音，所作传奇《勘皮靴》、《生死夫妻》末出卷场诗云：“幸有钟期沈、袁在，何须摔碎伯牙琴？”清顺治二年（1645），沈自晋修《南词新谱》，时范文若已去世多年，自晋不忘旧谊，亲自到苏州访其子，得范文若所作曲集稿本归。（见《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
冯梦龙早年师事沈璟，是吴江派戏曲家。沈璟去世后，他一直同沈自晋保持着密切关系。正是在他的再三敦促下，沈自晋才完成了《南词新谱》的修定，而且书中吸收了冯梦龙《墨憨词谱》的不少成果，《重定南词曲谱凡例续记》：
先是甲申（1644）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即淳淳以修《谱》促予，予唯唯。越春初，子犹为苕溪武林游，道经垂虹言别，杯酒盘桓，连宵话榻，丙夜不知倦也。别时，与予为十旬之约。不意鼙鼓动地，逃窜经年，想望故人，鳞鸿杳绝。迨至山头，友人为余言，冯先生已骑箕尾去。予大惊惋，即欲一致生刍往哭，而以展转流离，时作獐狂鼠窜，未能行也。予忘故人乎？而故人乃以临死未竟之业相授，乃不潜心探索寻其遗绪而更进竿头，不几幽冥中负我良友？于是即予所裒辑，印合于《墨憨》，凡论列未备者，时从其说，且捐己见而裁注之，必另注冯稿云何，非予见所及也。
《续记》中附有《和子犹辞世原韵》二律，词意哀婉，可见彼此交谊之深：
忆昔离筵思黯然，别君犹是太平年。杯深吐胆频忘醉，漏尽论词剧未眠。计日幸瞻行旆返，逾期惊听讣音传。生刍一束烽烟阻，肠断苍茫山水边。
感托遗编倍怆然，填修乐府已经年。豕讹几字疑成梦，枣到三更喜不眠。词隐琴亡凭汝寄，墨憨薪尽问谁传。芳魂逝矣犹相傍，如在长歌短叹边。
冯梦龙和活动于苏浙一带的戏曲家对沈自晋很推重，《沈氏家传·鞠通公传》云：自晋“尝随其从伯词隐先生为东山之游，一时海内词家如范香令、卜大荒、袁幔亭、冯犹龙诸君子群相推服。卜与袁为作传奇序，冯所选《太霞新奏》推为压卷。范有‘新推袁、沈擅词场’及‘幸有钟期沈、袁在’之句，其心折何如。”沈璟之后，成为曲坛中心人物的实际就是沈自晋，故沈自晋重修沈璟《南词全谱》时，参与其事的戏曲家有几十位，这一方面为沈璟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显然也与沈自晋在当时曲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沈自晋与当时明末清初一些文社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有联系。复社的吴伟业、宋存标、宋征壁，惊隐诗社的沈祖孝、归庄、吴炎、钱肃润、陈济生、施諲等，皆列名为《南词新谱》参阅人。他自己在明亡后隐居吴山时期，也曾与同好结青溪词社，并写下〔南仙吕·醉归花月渡〕《赋得醉归花月渡·青溪词社》、〔南正宫·玉芙蓉〕《题半身美人图·青溪社稿》、〔南越词犯商·忆莺儿〕《咏落花·青溪分韵》、〔南仙吕·八声甘州〕《癸巳闰六月二十四游荷荡·青溪词社》等散曲多篇。
五、沈自炳、沈自然与复社
比沈自晋与复社的联系更为直接的是沈自炳和沈自然，他二人皆为复社成员。文献载：
《苏州府志》卷九十：“沈自炳，字君晦，吴江人，……博学工文词。在复社，号为眉目。”
明吴应箕《复社姓氏·前卷》：“吴江县：沈自炳，君晦。”
《复社姓氏·后卷》：“吴江县：沈自然，君服。”
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卷二苏州府吴江县：“沈自炳，字君晦，号闻华……”
沈自炳和沈自然参入复社一事在明崇祯二年，与之同年入复社的沈氏作家还有自炳弟自炯、沈自晋子永隆，以及同邑的吴易、孙兆奎、潘一桂、徐白等人。（详见《复社姓氏传略》卷二及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崇祯二年》）文献中虽未载具体事迹，但沈自炳、沈自然与吴易、孙兆奎、潘一桂、徐白等社中人物的交往还是可知的。
吴易，字日生。崇祯十六年进士。孙兆奎，字君昌，天启间举人。明亡后，沈自炳、沈自炯与其合谋举兵抗清（详见后文）。沈自炯同吴易私交甚笃，所作《雨霖铃·寄怀吴日生》云：“欲言难说，日长心困，遣我愁绝。乍寒乍暑天气，千端旧恨，一时重结。解语唯兄与我，扫乾坤英杰。破裘几度吊西风，刚肠百炼还空折。迷离俗眼谁分诀，让时流浪卖张仪舌。情深业重问何年销铄，可怜风月。争信千秋，偏许长卿，茂陵消渴。到不若，才尽江淹，赋同灰灭。”词气豪迈，肝胆照人。
潘一桂，字无隐，一字木公。以诗文名于吴中，著有《中清堂集》二十五卷。早年与沈自炳叔父沈珣（号弘所）有交往，今集中有《答沈弘所侍御》、《与沈弘所侍御》两文。沈自炳与潘一桂交谊较深，一桂为其文集作序云：“文章未坠，必有英杰以洗其懦，吾求于世十年所矣，乃今得吾君晦也。君晦出龆龀即以风雅自命，辔骚驭史，衔其华而茹其实……故其赋若诗，观则锦毣，听则瑟琴，味则甘腴，纫则兰茝，温恭博大，望而知太平之音，其破蛊蠹而归正始，廓如也。”对自炳的才华与文章给予了极高评价。沈自然与潘一桂也有交往，彼此唱和，同史元、徐白、俞南史合称五才子（详见《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二）。
徐白，字介白。嘉兴人，后流寓吴江。松陵五才子之一。沈自然与之有诗词唱和，其中《酬徐白见怀之作》云：“病余今日强登楼，积虑经旬又早秋。风雨满天江岛上，与君相望一时愁。”徐白著有诗文多种，是吴中颇有影响的诗文家。
除复社人士外，沈自然与著名戏曲家祁彪佳的交往也很密切。《沈氏家传·君服公传》云：“山阴祁公彪佳，官吴中，雅知其才，每造请宴饮，商榷不倦。”沈自然曾至祁氏山庄，赋《题祁侍御山庄四首》，又作有《送祁侍御巡历还朝暂归山阴兼述鄙怀三十韵》五言一首，中云：“投迹云霄近，论交宇宙观。一言鸣得意，片晷惜余欢。”可知彼此情投意合，以知己称。祁彪佳很欣赏沈自然的才华，称赞他的《寓言五十韵》“以赋手写作排调，宽然自裕，点染之工，高于元、白矣。”（《闲情集》卷五注）沈自炯同祁彪佳也有交往。崇祯十七年（1644），自炯曾送祁彪佳至杭州，与之同游赤壁庵、万松岭等名胜。（见《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条）
祁彪佳与吴江沈氏作家的关系不独限于沈自然、沈自炯二人。他是著名的戏曲家，对沈璟、沈自晋极为尊崇。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云：“祁公前来巡按时，托子犹（冯梦龙）遍索先词隐传奇及余拙刻并吾家诸弟侄辈诸词殆尽……”祁彪佳殉国后，沈自晋与其子祁鸿孙、祁理孙、祁班孙仍有往来，三人皆列名为《南词新谱》参阅人。
六、沈永馨与惊隐诗社
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是清初吴中除几社之外最大的诗社。沈彤《震泽县志》记其始末云：“迹其始也，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松舆遁迹林泉，优游文酒，甬中六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其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辍。”庚寅乃顺治七年（1650）。受史案株连的，是该社主盟者之一吴炎。吴氏于康熙二年（1663）罹难，次年社集即散。惊隐诗社有一定的组织活动形式，每年“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麇至，咸纪以诗”（《秋室集书南山草堂遗集后》）。因此，“一时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得数十百人”（陈去病《吴节士传》），其中多文坛名士。
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今考入社名流，见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苕上则范梅隐（风仁）、沈雪樵（祖孝），全完城陈雁宕（忱）……玉峰则归元恭（庄）、顾宁人（炎武），梁谿则钱础日（肃润），吴门则陈皇士（济生）……同邑则吴匡庐（珂）……顾茂伦、樵水（樵）、戴耘野（笠）、潘力田（柽章）、叶开期（世侗）……周暗昭（灿）、安节（安），朱长儒（鹤龄）……沈建芳（永馨）、彦博（泌）……诸君子各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秋室集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沈氏文学世家与惊隐诗社有重要关系的人物，乃是上面引文中称为社中名流的沈永馨。永馨，字建芳，一字天选，号遁庵，别号篆水。诗文家沈瓒孙，沈肇开次子。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明亡时虽年少，但坚隐不仕。《沈氏家传·天选公传》云：“年十三值明亡，遂志于高隐。卜居邑之麻溪，寄情诗歌，日与四方高士相赠答。”《国朝松陵诗征》卷五小传云：“建芳天爵自尊，不求闻达，筑别墅于麻溪之上，啸歌自得。二三知交外，车骑访之，不见也。诗歌朴老，无粉饰炫耀之习。”著有《通晖楼诗稿》一卷、《采芝堂诗稿》四卷。诗多记交游之事，如《寄赠徐孝廉俟斋》、《访金陵王元倬》、《赠张于野》、《怀潘江如》、《赠包孝廉朗威隐居灵岩山下》等。沈建芳交往的这些诗人都是明亡后隐居不出的有节之士，《寄赠徐孝廉俟斋》中云：“孺子崇劲节，蹑迹柴桑后。……缅怀丘壑间，松风响清昼。”流露了他及其这些诗友在江山易主后的一种民族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沈永馨加入惊隐诗社的主要原因。
在惊隐诗社中，沈永馨与归庄、顾樵、顾茂伦、周安诸人交谊较厚。归庄，字元恭，又字玄恭，号恒轩，昆山人。归有光曾孙。初为复社成员，是惊隐诗社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文集佚，后人辑有《归玄恭遗著》、《归玄恭文续钞》等。沈永馨有两首诗记述了彼此的友谊。
我家麻溪畔，相对洞庭山。山上秋云寂，溪边白鸟闲。匏樽只自酌，桂树与谁攀。一苇东江近，何当促棹还。（《麻溪别业寄玉峰归元恭》）
菡萏花香映白波，竹林深处少人过。寒江对酒能潦倒，一别秋风恨最多。（《怀归元恭》，《怀友二首》其一）
从诗中看，二人志同道合，堪称契友。
顾樵，字樵，自号若耶居士。吴江人。工诗善画，志尚冲素，与沈氏世家中不少诗人如沈永礼、沈永溢、沈世侔、沈世懋有交往。沈永馨和他的交谊见所作《送樵水游燕》、《别樵水》诸诗。诗云：
堤柳初垂绿，东风有剩寒。送君百舍远，回首暮云端。马傍金台过，花从上苑看。无妨招隐客，杖策到长安。
君醉兰陵酒，余归笠泽滨。烟波徒胜概，词赋属高人。柳折江春暮，花看岁序新。天涯有知己，到处可为邻。
二人同邑，引为知己，故交往也较频繁。诗中描述了彼此闲居无事，幽兴相同的生活情趣，反映了志在山水，不乐仕进的人生观念。
顾有孝，字茂伦，号雪滩。吴江人。据清王晫《今世说》记，与沈永馨叔父自继为至交。著述甚富，有《雪滩钓叟集》、《纪事诗钞》、《乐府英华》、《松陵文起》等。他也是惊隐诗社的组织者之一。沈永馨曾与其相约游吴中，后因事未能成行，作诗送之，中云：“岚翠半明灭，云水相淹留。浏览有同志，放怀可消忧。寻源路未迷，迟日应重游。”（《沈氏诗录》卷八《茂伦偕宏人泛石湖余以事阻不与作此送之》）永馨与顾茂伦的交往极多，上述之外，尚可知者有二。一是永馨曾于某年元夕后一日邀顾茂伦、叶舒胤等人至其居处通晖楼，叶舒胤有《元夕后一日顾茂伦、樵水、陈鹤客、周长康、吴闻玮、沈茂宏同集建芳通晖楼分赋》七律一首详记其事。二是沈永馨同顾茂伦等人曾聚于周安节处。此见于永馨友赵潮所作《沈建芳招同四明魏雪窦、吴门陈鹤客、同邑顾茂伦集周安节村居》一诗。诗中道：“携手枫林下，黄花色正新。天涯几兄弟，意气颇能真。相合以至性，沧海共乘纶。……吾党尚风雅，期不愧此身。啸咏秋花前，携樽啜芳莼。同心当失路，潦倒谁言贫。醉起踏霜叶，高谈迈等伦。”（《吴江赵氏诗存》卷六）描写出沈永馨与顾茂伦诸君子隐迹村郊，风雅自适，高蹈时流的超士风采。
周安，字安节，一字梅坡，吴江人。为人“喜著述而不近名，乐友朋而不泛爱”（《国朝松陵诗征》），著有《草阁集》六卷。上面提到沈永馨同顾茂伦等人曾聚于周安处赏叶观花，高谈啸咏。二人之交，还见于沈永馨所作《怀周安节》（《怀友二首》其二）诗：
梅里湖山足隐居，春风桃柳绕蓬庐。南登衡岳还归卧，奇气横胸好著书。
吴江文人入惊隐诗社者为四方之冠，吴炎、潘柽章、吴宗潜、吴珂、戴笠、王锡阐、沈祖孝、朱鹤龄皆为社之组织者或中坚人物。沈永馨与这些人既是同社，又居一邑之中，交往之事尽管未见于诗文，也是可想而知的。
七、沈彤与桐城派古文家
沈彤与桐城派古文家的接触始于清雍正间。沈廷芳《皇清征士文孝沈先生墓志铭》云：
（彤）雍正间至京师，望溪方公见其所疏三经，谓得圣人精奥，读其文，又谓气格直似韩子。乾隆初，方辑《三礼义疏》，遂荐入馆，名动辇下。
望溪方公，即方苞，他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方苞论文提倡“义法”，是有清一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创始人。沈彤同方苞有过多次接触，沈德潜《沈彤传》云：“（彤）中岁善方阁学望溪，商订《三礼》，书疏往复，辩论精核。”沈彤《果堂集》中有两首诗描述了方苞及其古文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迹。
问古知何处，桐城路不迷。穷山开石蹬，障水筑金堤。马洁班应逊，韩醇柳岂齐。一朝心颇豁，数月耳从提。（《屡闻望溪先生论古有作》）
不奈秋寒乍中人，暖风吹拂坐生春。品评自到丹青地，车马都劳侍从臣。壮岁儒衣愁削迹，今朝彩笔喜通神。浩歌京邑谁知己，惟有宗工许卜邻。（《秋日呈灵皋先生》）
对方苞的极其仰重，视桐城派为天下古文的正宗，表明了他追攀方苞桐城派文章的愿望。
桐城派古文家与沈彤接触密切的人物还有沈廷芳和王峻。沈廷芳，字椒园，浙江仁和人。他是方苞的受业弟子，以古文名，著有《隐拙斋集》、《古文指授》、《续经义考》、《鉴古录》。自言与沈彤“用学行相切劘者垂二十载”（《文孝先生墓志铭》）。沈彤卒后，沈廷芳为之作《墓志铭》，盛称其文章与为人。
王峻，字次山，江苏常熟人。他也是方苞的受业弟子，著有《艮斋集》、《汉书正误》等。与沈彤交厚，所作《果堂集序》云：“余往在都门，少宗伯方望溪先生每为余称吴江沈君冠云之著述能守朴学，不事浮藻。……今年余在紫阳书院，冠云亦授徒郡城，因出其所著古文一篇视，余展读既意，乃叹曰：甚矣，望溪之能知冠云之文也。”王峻还为沈彤《周官禄田考》作《题词》一篇，称是书“揭千古未发之覆”。
上述桐城派古文之外，沈彤与吴中著名文人何焯、沈德潜、惠栋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何焯，字屺瞻，号义门，长洲人。官翰林院庶吉士，赐侍讲学士。博通经史，为一代文章家。著有《义门先生集》、《何义门读书记》等。何氏为沈彤业师。沈廷芳《文孝先生墓志铭》云：“（彤）少补诸生，从何义门学士游，且久。”沈德潜《沈彤传》云：“（彤）少请业何侍读义门学制义，取法先生。”惠栋《沈彤墓志铭》亦云：“君少方古举止若成人。弱冠从学士何公焯游，始邃于理学。”沈彤后来以经史之学显名于世，与少时受业于何焯有直接关系。何焯卒后，沈彤作《义门何先生行状》纪之，事在乾隆九年（1744）。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论诗主格调，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书。与沈始树和沈彤父子两代皆有厚交。乾隆十四年（1749），沈彤手订自家集《果堂集》成，请作序，沈德潜欣然为之。沈彤卒后，他又为之传，称沈彤的文章一归淳朴，可为明代归有光的继承者。沈彤为诗词气老成，格律工稳，也多少受到沈德潜的诗论的影响。
惠栋，字定宇，元和人。他是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的代表人物。与沈彤为莫逆之交，所作《沈彤墓志铭》云：“余与君交虽晚，而契独深。数年来，以道义相勗，学业相证。知余者莫若君，知君者亦莫若余也。”惠栋还为沈彤《周官禄田考》作序，被沈彤称为“子吾之桓谭也”（《沈彤墓志铭》）。
沈彤与桐城派古文家及何焯、惠栋等人的交往，反映出沈氏文学世家同清康乾时期文坛的联系的一个侧面。
八、其他
沈氏文学世家与明清文坛的联系值得举出者，还有沈永启与金圣叹、沈永群与汪琬、沈时栋与毛奇龄、顾贞观、沈始树与朱彝尊、沈培福与戴名世等。
沈永启与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名采）有师从关系。清顺治十八年（1661），金圣叹因哭庙案罹刑，沈永启收其遗骸归葬。《乾隆震泽县志》卷二记此事云：“永启……师事郡人金采。顺治中，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永启独与圣寿寺僧敦厚往问候。采被刑，永启收其遗骸，棺敛之，复奉棺置所居吴家港家庵中，与从兄永辰等上食，皆号哭失声。人重其气谊。”
沈永群，字唤吉，号晚香，沈自征次子。有《叩霄斋诗余》。他与著名诗文家汪琬有文字交，今存《和汪钝翁姑苏杨柳枝词》一首。汪琬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人。官至户部主事，后授编修。曾结庐居太湖尧峰山，时称尧峰先生。论文主经义，著有《尧峰文钞》、《钝翁类稿》等。沈氏与之有联系的还有沈永启女沈友琴、沈御月，二人也作有《和钝翁姑苏杨柳枝词》。
沈时栋与清初江南著名词家尤侗、顾贞观、毛奇龄、徐轨皆有厚交。尤侗曾为沈时栋《瘦吟楼词》作序，事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年后沈时栋编《古今词选》成，尤侗复为之序，称其“烂漫天才，渊源家学”（《古今词选序》）。顾贞观也曾为《古今词选》作序，并言及交往情形云：“沈君与同邑吴子汉槎、徐子虹亭倡酬，其时沈君年最少，余因二君得深交焉。”徐子虹亭，即徐轨，字电发，号虹亭，又号竹庄。吴江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有《南州草堂集》、《词苑丛谈》等。沈时栋作有《月华清·白鹇同虹亭韵》，可见彼此倡酬之一端。毛奇龄是《瘦吟楼词》的定稿人之一，称赞沈时栋词雄迈，足可追步被尊为南词宗匠的沈璟和沈自晋。沈时栋在词的创作上明显受到了与他交往的这些词家的影响。《瘦吟楼词》的定稿人还有顾有孝（号雪滩）、宗元鼎（号梅岑）和上面提到的尤侗。沈时栋与其交往之事可见所作《摸鱼儿·九日从雪滩顾夫子登快风阁》、《貂裘换酒·寄怀广陵宗梅岑先生》二词。
沈始树，字景冯，号贞崖，沈永智长子。与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号竹垞）交，《沈氏诗录》小传谓其“尝与竹垞先生纵谈今古，竹垞极以博洽推之。”朱彝尊与沈氏作家沈祖禹，也有交往，曾参阅祖禹所辑《沈氏诗录》。
沈培福，字元景，号东溪。沈重熙第三子。曾师事著名古文家戴名世。《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四云：“沈培福……弱冠师事戴名世。名世贵，招之入都。未几，名世见法，无以敛，培福与其所亲醵金棺敛而归葬之。”
从明嘉靖至清嘉庆间，与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作家发生联系且见之文献的作家有四百人以上。“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恩选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文学世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与明清文坛的这种广泛的联系，沈氏文学世家在文学上的一切成就都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