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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080-06
“情感文明”嵌入由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审美等基本因子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表现为人类情感行为向着善、美、理性、优雅的社会情感秩序发展。作为情感集合的、动态的表征，情感文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对情感文明不能直观笼统地加以描述，而必须视情感文明为变量，借助于社会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表述情感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情感文明从其构成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态看，通常包括经济维度、道德维度、审美维度和民主维度四项大的指标。
一、情感文明的经济维度
总体上说，经济维度的情感文明意义表现在：一方面，情感只有对社会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才具有文明的意义；另一方面，对情感健康成长起促进作用的社会经济才是符合文明的经济。具体地看，情感文明的经济维度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1.生产情感文明的维度。这涉及到情感对生产的文明影响与生产活动给情感带来的文明影响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人们的情感对生产的文明影响。人的情感文明在生产中是怎样表现的？人们是以积极、愉快的心情投入生产活动，还是持消极、厌恶的劳动态度？从人们劳动态度中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情感文明水平。骄奢淫荡之风，往往源于好逸恶劳的取向。我们从功能论的意义上把情感文明视为一种生产的积极动力，即生产情感文明立足于情感对生产的积极功能。因为生产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活动，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源泉，尊重人类文明不可能不尊重生产劳动。因此，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情感文明内涵。劳动生产力的水平，不仅表现在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方面，也反映在劳动者表现出来的情商水平上。在情感文明发展水平高的社会，人们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也会很高，生产力发展就快，社会存在的基础就牢固。只有当“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或能量而被纳入生产过程并对生产起积极作用时，生产情感的文明价值才能显示出来。
第二种情形：生产给情感带来的文明影响。生产劳动总的来说是一个“合理化”的活动（韦伯），不仅有工具理性的目的，而且有价值理性的目的。人们必须控制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和情绪，如懒惰、贪欲、懈怠等，才能提高劳动效率以达到工具理性；只有培养勤勉、诚实、进取的积极情感，才能追求劳动者自我实现的抱负以实现价值理性。在劳动中，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不仅结成生产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也会形成团结互助的情感关系，于是，劳动就必然包含有道德情感的意义（涂尔干）①。劳动对象化过程也是审美过程，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审美情感。总之，人们基于劳动目的、劳动关系以及作用于劳动对象等机能性因素，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和生产包含有理性的、道德的和审美的文明情感气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还具有与人性相矛盾的一面，再加上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劳动异化现象，有可能生产出有悖于文明的情感。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工业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压抑了利比多，使爱欲无法得到满足。他指出：“现在，工作变成了一般工作，因而导致了对利比多的约束：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是对满足原则的反动，对快乐原则的否定。”②
2.消费情感文明的维度。这涉及到社会消费情境给情感文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社会消费情境给情感文明带来的积极影响。社会的经济状况影响情感文明的发展水平，满足生存性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情感的首要诉求。经济上的小康能让人们免受为温饱而奔波劳累的痛苦；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让人拥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和孕育更多的生活情趣；经济上的殷实会让人们较少受到来自名誉、地位、权力的排斥而增强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情感体验的产生首先是一个人的经济生活遭遇或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的结果。“当我们生活水平的下降是被迫于经济的必须，它通常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它（生活水平的下降）‘可能会发生’这种威胁都是痛苦的——也许更有甚于威胁的实现。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所象征的在地位和阶层上的丧失。”③ 一个连吃穿都成问题的人，显然无法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既存在理性“经济人”，也存在情感“经济人”。情感本身也是利益。人们并不只是通过算计期望得到物质利益，而且也期望得到情感的回报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必须注意通过提供符合人性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来塑造一种快乐、光明和开朗的情感生活，这是经济发展对情感文明建设的真谛和积极意义所在。
第二种情形：社会消费情境给情感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经济的状况对情感文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阻碍的一面。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然而又没有节制的社会中的人们，清新正气的情感或许会被污染。现代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物质产品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物质欲望与满足欲望的供给之间是不平衡的。人们会对这种不平衡作出喜厌好恶的情感体验，如对物质欲望不能满足会感到不满、失望甚至痛苦等。这样，对物质欲望的控制就转化为对情感的控制。因为物质欲望与满足欲望的供给之间的不平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善与恶不是客观事实本身固有的，它是人们在反省内心时才能感到的一种态度情绪。显然能够做出调整的只能是人们对既存事实的情感体验和感受。批判学派的思想家们判定发达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所产生的多半是虚假欲望，主张面对廉价的商业享乐应采取严格的清教徒态度，便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在物欲横流中控制情感的一种高尚情感文明要求。
社会情感文明的经济维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情感文明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其重点在于如何形成文明的生产情感与消费情感。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和民主情感是对经济情感的反映和提升，是建立在文明经济情感的基础之上的。
二、情感文明的道德维度
情感总是涉及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总是一种道德的关系。基于人的道德本能或认识所产生的一切情感的总和可称为道德情感。情感道德文明本质上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人的情感行为要受到外在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个人也应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和良心呼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历史事实来说明。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850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1500万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引用了大量的例证表明：绝大多数的纳粹党卫军官兵心智健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岗敬业。然而，当他们加入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缺乏道德的判断和辨别善恶的能力，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被改编成电影，获5项奥斯卡提名）中的汉娜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朗读者》中少年迈克对汉娜的爱恨交织象征着德国年青一代对自己的带罪民族的复杂感情。这类忠诚于德国纳粹党国的人具有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如服从上级、履行职责、照章办事），缺乏的是一种道德情感。为什么会这样呢？鲍曼认为，这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结果。与其将大屠杀解释为天生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会异端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不如说是现代性酿造了大屠杀的悲剧。为什么恰恰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反而发生了比前现代时期的任何一次屠杀都更为惨烈的悲剧？鲍曼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所以有那么多正常的人参与到大屠杀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归因于现代科层制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丧失了人性思考。而法西斯极权主义正是利用了这样一套为虎作伥的管理机制。大屠杀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每个人只负责某个环节，而且是上司（国家）分派给他的工作，他无须考虑这么做会有什么道德后果。正是在对道德的漠视中，蕴藏了大屠杀的危机。可见，德国纳粹大屠杀这种违反道德的残暴气质的形成具有社会建构性，社会的同情心、仁爱感等良好道德情感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个人在行为选择中的道德自律作用。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艾希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战犯，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④。汉娜·阿伦特坚持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心底都应该涌动着辨别善恶的道德情感。
什么样的情感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情感是不道德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准则，同时情感道德在不同的文明中表现有所不同，在每个人看来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不过，应该存在着由共同价值观决定的普遍的道德情感内容。西方的道德情感主义论证了情感在道德中的基础作用，认为道德决定于情感。但道德情感不是个人特殊情感的表达，因此道德有共同的基础。我们认为，赋有文明意蕴和价值的道德情感品质必须满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主体情感本身的道德品质，二是情感所指对象的道德品质，也即必须满足情感的内在道德价值和外在道德价值。从情感的内在道德价值来看，要求行为者的情感本身必须是道德的，与人为善首先要自己为善；从情感的外在道德价值来看，则要求“与人为善”的那个“人”（或事），是符合情感道德标准的，是值得为之付出情感的人或事。勒庞在研究群体心理行为时，提到一种“犯罪群体”，他们“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⑤。勒庞在这里揭示出来的矛盾是，犯罪群体行为的结果非常恶劣、不道德、不合法，但参与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和情感，却很可能与此没有必然联系，甚至相反，表现出一种极高的情感道德境界。显然，我们不会因此而承认其情感的道德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所献身的是危害社会、危害他人的行为或事件；而且这种道德情感越强烈，对社会的破坏性就越大。因此，判断情感道德的文明性或文明失调性，我们必须以它给社会造成的功能性影响为客观依据。考察情感的内在道德文明和外在道德文明这两方面的要求，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能够给社会或大多数人带来效用或幸福。
三、情感文明的审美维度
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在人际交往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喜剧、悲剧，存在着崇高、优美等等各种形态的事件或现象，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形态在其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情感文明。人的情感文明水平越高，对这些事件或现象的感受就会越深刻，情感审美价值就具有更强烈、更明显的文明性。审美情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文明水平时才能达致的情感境界。马尔库塞认为，“审美情感”的形成一方面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现代感性的萌生。审美具有“一种与理性的秩序相对立的感性秩序”，它不仅不会毁灭文明，而且会给文明以更坚实的“基础”，更加坚固的“内在潜能”。不少思想家认为审美展示的是一种非压抑的文明。马尔库塞引用席勒的话说：审美功用将“废除强制，而且，在道德上和肉体上，把人引入自由之中”。它将使情感和快感与理性的理念协调起来，将取消“理性法则中的道德强制”⑥。因此，审美情感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它弘扬的是感性主体，批判的是理性主体。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明确区分了两种现代性⑦。崇拜科学技术和社会秩序，注重对功利的理性算计，这种工具理性现代性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而与之相反的可称为“审美的现代性”，表现出对工业文明的不满与反抗。可以认为，审美情感通过倡导“感性主体”，企图重新激起人们对生命存在和快乐幸福的渴望，从而使人回归本身。
情感文明的审美维度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审美情感中，展示情感文明质量的不同侧面，显示情感文明发展的不同水平。审美情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1）审美感受——某一具体的美感心理过程中的情绪和情感活动，这种审美感受直接受审美主体内在身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具有短暂的性质，通常是生活化的审美表现，工具审美的色彩较浓。（2）审美情趣——主体的审美情感价值取向，是主体赋予审美活动或审美对象的主观意义和选择倾向。正如善与恶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是人们在反省内心时才能感到的一种态度情绪一样，显然美与丑也只是感情的对象而不是理性的对象。审美很难具有帕森斯所说的那种具有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相反通常是爱憎分明的特殊主义情趣。审美情趣受个人的情感爱好所定，价值审美的色彩较浓。（3）审美情操——审美活动中遵循真善和唯美的规范表现出来的情感，并超出个人狭隘的审美趣味而转向了社会理想和社会关怀，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审美情感。“道不远人”，同样，“美不远人”，而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在现实中，审美情感也无法逃脱人性弱点所带来的低俗的方面，如此，审美情感有了不同层次的划分。在审美感受的层面上，人的审美情感的积极功能隐而不显。审美情趣使得审美主体发挥理解和想象力而进行审美活动，不过审美积极因子只是活跃在狭窄的自我圈子里。审美情操则是一种审美主体的仁爱情感、自由情感、崇高情感和优美情感等相呼应而产生的审美状态，也是审美情感中最具有文明特色的部分。
四、情感文明的民主维度
将情感文明纳入民主的视野，是吉登斯对情感研究的独特着眼点。吉登斯把其“交往理性”应用到情感领域中，提出了“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的理念。依吉登斯所见，现代性情感有着生活政治的取向，个人生活民主与公共领域民主具有一致性，“情感民主对于促进正式的、公共的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⑧。情感文明的民主维度主要涉及到社会和个人对情感的控制状况、人际之间的情感平等状况。
情感民主与情感控制是密切联系的。对情感的社会控制过严或过松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情感民主状况。对情感的社会控制过严，会使社会忽略个人的情感感受，个人失去选择情感行为的自由权利；而如果社会放松对情感的控制，个人主义的情感会大行其道，这样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情感民主的社会风气则很难形成。因此，情感文明的民主维度必然内在地包括两个方面：情感控制与情感赋权，前者表明的是社会对情感的外在控制，后者则强调的是个人对情感的自我控制⑨。从生活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社会情感的素质水平。情感文明建设作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基本要义是社会与个体对情感的合理合情控制，这既是制约性的，也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情感的控制并不是一种对情感不利的同义语，情感控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积极的情感能量，情感控制是情感文明进化的规律（埃利亚斯）⑩。
情感社会控制的理想状态是适中，确切地说，是要符合社会人的基本人性要求。尤其从情感民主的意义上说，情感的社会控制应该作“反向”的多元化理解，这蕴涵着不同的机制。体现情感民主的几个重要理念是：
其一，情感解放。情感文明发展一直在对情感的压抑和解放之间作出徘徊和选择。马尔库塞指出，在已形成的文明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是对抗的：感性是被动的、接受性的；理性是主动的、征服性的，“以致前者若要重新确证自身，就得以破坏性或‘蒙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理性的专制却使得感性贫瘠化、野蛮化”(11)。正是由于情感受到压抑而变得平庸和没有气量，而理性由于处于优势地位则往往卓越和显得大度，这种非对称状况是压抑文明造成的。因此，情感民主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把情感从理性主义的虎口中解救出来，否则，情感民主就无从谈起。
其二，情感赋权。我们将情感赋权作为生活政治来定位，意味着情感权力在现代社会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正如曼海姆指出的，西方社会危机根源于理性与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失调，主要表现在人类控制非理性能力发展的不均衡与分配的不平等；个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有组织的不安全”状态(12)。由于社会结构的原因，一些人成了“智力精英”和“情感精英”，而另一些人则只能被动地听从调控，这种状况对社会的持续存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每个成员都具有决定自己情感生活和控制自己情感冲动的权力。
其三，情感自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人的情感完全受社会统治，个人情感只有服从，没有选择的自由。资本主义对专制制度的超越喊出了民主口号，并坚定地相信，个人具有控制情感的能力。情感文明化，既要按照社会的规则调节情感，也要符合个体所选择的情感生活的自由发展。尼采提出了“高贵的禁欲主义”方式。尼采认为禁欲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强制禁欲，一种是内在的自愿禁欲。强制禁欲往往是外力对人们合理欲望的强行压制，而自愿禁欲却是对不合理欲望的自觉抵制。弗洛伊德通过一场精神的“哥白尼革命”，把对人的精神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意识层面深入到了人的潜意识层面；这实际上，也引起了控制情感的主体的转变。显而易见，要对人的深层次的潜在的情感（本我）进行控制，只有对自己这种情感心知肚明的个人才能真正做到。埃利亚斯认为个人控制情感能力的成熟是情感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四，情感平等。情感平等构成情感民主的核心理念。情感平等性的要义是：任何一个人，不论其职业、性别、种族，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权利”；在满足个人的情感权利时，不能损害他人的情感权利和情感利益；社会应为满足社会成员的情感需要创造条件，保证人们正当情感权利的实现。在社会中，人们所处的角色地位不同，因而情感行为方式也有不同。尽管人们的情感行为受角色限制而必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不管扮演什么样的情感角色，人际之间的情感都应该是平等的。
以上我们从经济维度、道德维度、审美维度和民主维度四个方面对情感文明的衡量指标作了概述。在具体描述和分析社会情感文明状况时，这些维度有“正向”和“负向”的区别。所谓正向维度是指情感文明进步和积极的方面，比如由“居民生存环境的情感体验”好以及“居民幸福感”增强可反映情感文明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与人情感的不平等发展到情感关系平等性的增长是情感文明民主建设水平提高的表现。所谓维度的负向内容是指那些不符合或违背情感文明的消极表现，比如人与人之间“诚信度低”即情感文明体系中反映道德维度的负向表现，表明欺骗、不讲信用的现象在社会中大量存在；社会暴力发生概率高则说明人们的情感制约能力较低，缺乏宽容、和谐、正义的社会情感民主风气。显而易见，要使社会情感向着文明发展，必须激活和培育情感文明的积极状态。经济殷实的满满之意，道德仁爱的美美之心，审美宁静的柔柔之情，民主自由的浩浩之性，这多姿多彩的情感维度，呈现着人类文明情感的丰富性。它们体现了情感文明对完美的人性进行的规范，也是情感文明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收稿日期：2010-02-07
注释：
① 参见［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版，第358－359页。
② ［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美］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高永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④ 转引自陈榕《平庸的恶》，《读者文摘》2009年第13期。
⑤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⑥ ［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⑦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⑧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⑨ 参见郭景萍《情感文明建设：情感控制与情感赋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⑩ ［波兰］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王佩莉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页。
(11) ［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2) ［德］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