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的转型与新知识的普及——清末民初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中国论文,百科全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中国与西方在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往，与战争、贸易、外交以及传教活动等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甚至成为了教科书知识的组成部分。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个知识井喷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具体来说，本文探讨了中国知识界怎样将日益全球化的新知识加以改造，以适应他们的需要，并讨论了这种适应的发展历程，诸如知识的分类方式、相关性与实用性的等级划分、信息可靠性的标准，以及加强语言修辞准确性的手段。上述历程的种种细节，在所谓“新知识百科全书”中清晰可见。在百科全书中，充斥着“新的”或“西方的”知识，这些书出版于1880年代至1930年代，既是对帝制中国类书传统的继承，也是一种革新与颠覆。虽然这些新式百科全书的内容丰富多彩，印刷量也十分巨大，但其“保质期”却十分短暂，很快就被一些更为新颖的书籍所取代。而在今天，这些新式百科全书既未得到重印，也没有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① 一、进入中国的西方百科全书 以中国视角来看，从清代中期开始，西方在中国沿岸地区的存在感日渐增强，但是这些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很难确定。这一时期，教会医院会为病人免费诊治青光眼、美英船员向中国商人走私鸦片烟、媒体报道着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与功绩、通商口岸上白人妇女们绘着地图，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介入了中国社会。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否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 自1830年代起，中国文人已经就上述现象进行回应，他们开始积累各个方面的“西方”知识，特别是地理学、政治学，诸如外国的政治机构和先进武器的制造。知识来源大概是新教传教士所翻译的资料。按这些传教士的想法，如果在出版物中出现对信徒之外有意义的信息，能够提高宗教传播的说服力。因此，他们以有限的知识储备撰写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大量引用各种西文百科全书。在这种背景下，最新的西方百科全书知识以一种支离破碎的形式入中国。 在19世纪，西方百科全书在形式上日趋多样化。第一种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声称将把所有的相关性知识全部收录，其中一些百科全书将知识以字母表的顺序加以归纳，加上索引交叉引用。亚伯拉罕·里斯(Abraham Rees，1743～1825)编著的《百科全书(或关于各种艺术、科学及文学的综合词典)》(Cyclopaedia，or，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Sciences，and Literature)有45卷，②就是上述类型百科全书的代表。该书出版于1819年至1820年，是这一时期对于官方教会有异议态度的人的主要参考文献。当时正处于发展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向这些异议者提供资金。一个传教士把他的“里斯百科全书”介绍给时任两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林则徐对书中用字母表顺序收录的丰富而完整的真实信息倍感兴趣，并留下了细致的读书笔记。他认为，“里斯百科全书”与中国传统的类书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书籍是按照一定的门类编撰目录、收集信息，因此他不用“类书”这一名词，而是按照cyclopedia一词的发音，定名为“西果罗彼厘亚”。③由于他的笔记一直到1986年都未能出版，因此这些信息及他的定名并没有传播开来。另一些综合性的百科全书对知识领域进行划定，例如“传记”、“科学”或“园艺”。在这些主题之中，将所有相关的文章进行组织归纳，有时还会系统性地分成若干主题。由于每个主题就是一本单册书籍，使得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便于连续出版。其中的代表，钱伯斯编撰的《百科全书》(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在1870、1880年代就已经翻译成日文。④该书所强调的是针对数量庞大的阅读人群十分实用的知识，并提供了49个系统性条目。 一些作者则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仅仅出版单一门类的百科全书，无意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知识框架之中。第一部被中国的著者充分使用的西方百科全书，苏格兰人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出版于1834年的《世界地理大全》就属于此类，⑤全书共有三卷，内容仅限于单一知识领域——地理学，由一位美国传教士⑥送给林则徐。林则徐的幕僚中，有几位精通双语，从海外殖民地归来的译员，如梁阿发的儿子梁进德(1820～1862)，这些人的工作是为林则徐阅读西洋报纸，并且将地理百科全书中的信息向其介绍，慕瑞的书亦在其中。林则徐在1839年所写的《四洲志》，主要基于对慕瑞著作的翻译。《四洲志》中所收录的信息，大部分纳入到内容丰富的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书籍之中。⑦ 第三种形式是所谓“百科词典”，这种形式是对18世纪与19世纪初新概念与新术语井喷状态的回应，将信息分解成为细小的单位，简洁明快地将信息的关键内容和(或)概念定义进行归纳，包含着词典与百科全书的双重功能。这种形式的出版物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布罗克豪斯，Brockhaus)，随后流行于英语及法语世界，⑧而在中国产生影响要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了。 由于上述多种形式的产生，定义这种新知识的百科全书，需要以信息表达的方式与目的为要领，而不仅仅是出版的形式或是其内在结构。这些百科全书的目的是对特定的知识领域进行了简要回顾，其依据是具体的实证而不是官方权威。它们运用理性的话语将有用的知识传递给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成熟度完全不同的人群，但并不表示会提出新的研究成果。在19世纪中叶，百科全书被用来提供给新的识字阶层，其中所收录的知识适合他们的新旨趣与社会渴望。为求广为人知，后期的百科全书所效仿的是“实用知识传播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SDUK)的“便士”出版模式与钱伯斯的百科全书出版计划。这两个出版社的出版物利用定期周刊和百科全书两种方式，以提供和推广各种百科知识。⑨这种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启迪了早期西人的中文期刊出版活动。⑩ 二、西方百科全书的中国本土回应 某种意义上，百科全书并不一定在内容上要“全”。这里的“全”，指的是信息的实用性、重要性与相关性。关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的书籍，诸如地理学、兵器学、园艺学或音乐，同样可以称之为百科全书。实用性的标准则是以读者所身处的某一时期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对于一个住在曼彻斯特、为了克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状况而奋力攀登向上阶梯的人而言，“实用”的概念范围是一回事；而对于住在社会制度不同、政府总是想着说服国人为了购置新式武器的人而言，“实用”的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实用”的范畴随着解决问题的不同，其外延和内在含义也会随之改变，同时期的人对于知识的实用性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作者在中国的百科全书条目上，会选择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实用”知识，从市场的反应来观察读者是否和他们的想法吻合。 西方式的百科全书并不是进入到无人的国度，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自己类书的所谓“文明国度”。在它们所声称的“新式”知识面前，时常会出现顽强的本土文本的抵抗。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百科类书籍大致分为两种。(11)第一种百科类书籍的编撰目的是给皇子提供引经据典的材料，(12)这种书籍推广之后，所针对的读者群体是接受基本教育的文人。资料来源是代代相传的经典著作，而不是新出现的定义和信息。条目可靠性的来源是传统文本的权威，而不是第一手证据。此类参考书在相关条目中将资料进行整合，条目的综合安排是天、地、人“三才”的层级顺序。综合目录给读者提供了在这个结构中寻找信息的工具。(13)当然，这种类书的标准是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为旨归。虽然科举考试中常常要求考生提出解决诸如政体问题之类的建议，但是这种类书并没有提供中华之外的世界基本知识，譬如地理、宗教、军事、政治机构、艺术及外国风俗等，也罔顾其他地区科学技术日趋发展、新的知识逐渐出现的事实。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中东、近东乃至西方产生过广泛的商业互动，大量出口瓷器、茶叶和丝绸，用银两进行交易，而不是以物易物。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需要更为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 这种类书的代表是《古今图书集成》，共有10000卷，在官方的资助下，于1726～1728年分批印制出版，附有许多插图，由于其地位很高，因此只印了60余部。推广的范围主要是跟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各地行政长官。这部书堪称是中国古代类书的最高成就。在现代化、国际化的浪潮中，《古今图书集成》的重要性再度得到重视。1884年，在经理厄内斯特·美查(Ernest Major)的主持下，上海申报馆重印了《古今图书集成》，共1500部。总理衙门在1890年代初提出，为了向外国介绍中华文明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应当向申报馆订购新版本，作为礼物送给国外的顶尖研究机构。(14)然而，因为这种类书与传统教育的有机联系，在包含着现代的、(大部分是西方的)知识和实用性的新式百科全书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边缘化。这种新式百科全书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议题。 第二种中国百科类书籍一直从明代才开始兴盛，由商业机构主导，受众群更为广泛，其中提供的信息实用、凝练，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最有名的是《万宝全书》，内容具有权威性，包含了一些经典文献和时下流行的词句，多次得到更新、修订，甚至被大量盗印。(15)该书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在不断地重印，直到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用百科全书》之后，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日用百科全书》以清晰实用的日程表形式，提供了较为现代的日常生活知识。(16)上述中国百科类书籍并没有宣扬精英文化的知识背景，它们与那些模仿西方编写出来的新式百科全书(如“万有文库”)，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自1860年代初开始，像冯桂芬(1809～1874)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是否应该构建一套新的编撰体系，用以涵盖更为丰富多元的内容。这种体系的作用可以参见英国，一个小小的岛国居然能够将霸权投射到世界范围，甚至到达中国。(17)或许西方的优势有赖于整合形成的“现代化制度包”(modernization package)。唯一能够扭转地位不平等的途径就是尽一切可能从这种“制度包”中获取核心要素。清政府不愿意仿效日本明治政府从1870年代推动的《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活动。同时在中国文人群体中也没有出现与日本哲学家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相提并论的人物，能够出色地提出系统性的百科全书计划，并具有出众的外语能力。但是，越来越多的能够读写中文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已经自发地开始编撰以西方百科类书籍为基础的介绍具体的新知识条目的著作。其中所采用的形式、语言及标题都是符合现代理性知识的统一结构。因为当时还没有发行综合型百科类书籍的条件，至1890年代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个“现代化制度包”的计划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由西人或华人译成中文。 在中国官方不愿支持西方百科全书大规模翻译工作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代就推动了《钱伯斯百科全书》的翻译活动。此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无经验和外语能力提出系统的百科全书出版计划。但在日本，哲学家西周1869年从莱顿大学毕业之后，就已有出版百科全书的设想。(18)当然，这一时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知识分子日渐增加，在一些中国士人的帮助下，出版了一系列原创著作，内容涉及相关知识领域，部分基于西方百科全书，采用了西方理性知识的结构与语言。 至1890年代之前，除了没有出版一部综合性的百科全书之外，从“现代化制度包”中汲取重要信息，向中国读者传播的计划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一些“百科全书式”的系列丛书相继出版，对于特定的作者与读者而言，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书中所提到的内容是极为有用的。这些丛书的例子是《洋务丛钞》(1884)，共分11种，编撰的出发点在于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枪炮技术不如洋人，在这个实用标准之下，内容包括军事、地理和政治的实用知识。(19)另有《西学启蒙十六种》(1885)，由艾约瑟编写翻译，已经提供了以地理和科学为中心的“富国养民”的知识结构。因为编撰者的出发点是看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基础，需要与科学有关的新知识，还应当提供外国历史中具有影响的、成功的治国经验，因此提供了希腊、罗马和欧洲历史的基本概要。在分类法上，这类书籍已经很接近《钱伯斯百科全书》了。(20)当时所谓的“现代知识”就被认为是“西方”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成为“新”的知识。事实上，上述书籍的编写并不包括以传统经典为基础的文本。如果它们讨论中国的话，是从外国角度来看待。虽然这些书籍并不仿效百科全书的完整性，但还算是“百科书”。 第一部较为成型的中文百科全书是《西事类编》，该书共有两部，由申报馆出版于1887年，编撰的目的十分明显：提供给那些初次出使国外的年轻外交人员相关的实用知识。(21)《西事类编》将第一代中国外交官在海外的日记作为主要材料，于日记中的趣闻轶事之余，辅以系统性的知识，还有一些与西方有关的资料掺杂其间。该书的突破性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资料来源于即时的、第一手的中文报告，以及一些编撰者的总结分析，并不依靠古典文献的权威，而是从其他的渠道获取最新的信息，诸如翻译过来的书籍与报纸文章，这些出版物的观察与分析无疑是一手获得的。其次，虽然该书还是使用了“类”这一古已有之的名字，但其中的内容是按照百科全书的要求将知识进行分类编排，并没有沿袭传统中国类书编撰中“天、地、人”的目录排列方式。(22)全书编排完全是根据《钱伯斯百科全书》模式，按一定的规则分为16卷，选取对外交官及其随从有用的信息。一开始的内容涉及环球旅行、与外交关系相关的国际法基础知识，以及应当遵守的外国宫廷礼仪，随后的章节将一个大使所需具备的知识与所要记录的信息进行系统说明，内容包括国税、货币、军备、艺术与科学、建筑、人才选拔、商业、宗教以及手工制造。为了凸显内容的针对性，全书将重点放在了国家机构、社会风俗与工业发展，而在科学技术方面着墨不多。该书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后来被不少中国百科全书所沿用。《西事类编》的序言由他人撰写，着重提到之前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存在着巨大的讹误，那些信息来源于各类传闻，充满着误解。(23)再次，《西事类编》的内容重点放在世界范围，尤其在西方社会，由此确立了新的相关性知识的等级制度。 这种新的知识等级制度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在1890年出版的《格致精华录》之中，张之洞(1837～1909)撰述了一篇充满自信的序言，宣称西方的科学和管理模式都起源于中国，并且重新确立了天、地、人的分类法则，全面贬低西方的学术、法律和政体，将西方各国置于鸟、鱼、植物之后，视为边缘群体。(24) 除了这些综合性的百科丛书之外，翻译和总结国际法、经济学之类的百科条目的活动仍在继续。(25) 英语百科全书所倡导的实用性知识正逐渐地向“下游”扩散，主要的受益群体是新的海外读者。百科全书编撰的目的性，不单单是介绍读者已经掌握的基本知识，而是向海外读者介绍一些虽然不够新鲜，却是内容丰富、系统性强的基本知识。然而，书籍出版活动的差异性需要着重提及。推动这一向下、向外扩散的动力在哪里？在英伦三岛，百科全书的出版是由一批知识精英推动，其目的在于宣扬启蒙思想，但这一出版活动能否成功，最终还是由读者所决定。这些书籍的实用性让读者愿意出资订购并充分利用。而在东亚，随着出版模式与相关信息的位移，主导出版活动的是一批当地的文化精英，这批人基本都接触过海外文化。而英格兰或苏格兰出版商也参与其中。这些东亚的文化精英都认同英格兰、苏格兰模式的启蒙思想。区别在于，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克服当时中外国力不对等的状态。这些人的出版事业能否取得成功，最终是由那些与编辑活动毫无关联却有意愿购买、阅读与使用这些知识的人所决定。 三、百科全书出版活动兴起的内外推动因素 百科全书出版活动日渐兴起根植于一个假说之中，即西方的财富与权力，都是相互关联的“现代化制度包”的产物，这是中国能否弥合差距的关键因素。而在百科全书中，包含了这些知识的核心要素，书本的结构模式又是如此出色。新知识的百科全书在形式上反映了“现代化制度包”一贯沿袭的特征，并成为人们通过自学熟悉上述理念的必备工具。由于能够教授这些新知识的学校、书院在租界中非常罕见，在内地更找不到，朝野内外越来越多的文人意识到，如果想要解决他们所见的国家危机，关键就在百科全书所提到的现代知识之中。这种知识的普及还提供了新的职业选择：利用中文编写现代、西方的知识百科全书。这个新市场的开拓受到了西方和日本的百科全书出版的蓬勃发展的市场的影响。新体裁的中文名词“百科全书”原先是日语的新词汇。(26)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成为士人群体评估“西方的”或“新的”知识价值的分水岭。1895年后，中国的百科类书籍数量显著上升，之前翻译完成的百科类书籍很快得到重版，表明这类知识在需求上的紧迫性和及时性。1896年出版的《西学富强丛书》，撰写序言的是这一时期级别最高的政府官员李鸿章。他刚刚和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希望用这篇序言来解释战败的原因。该书的分类方法与1890年附有张之洞序言的《格致精华录》一书类似，以算学、电学和化学的形式进行排列，但之后讨论天与地的问题时，事实上是西方的天文学与地理学，该书出版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由此“富强”，克服中外国力的不对等状态。(27)此时的百科全书式出版物往往在标题上就说明了对当下政治事务的实用价值，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1897年出版的《时务通考》。(28)这部书仍然沿用旧式的知识分类方法，但在条目的内容上已经发生改变。关于“天”的条目详细讨论了中西方在历法系统方面的不同，肯定了西方历法的优越性。而在地理部分，则具体分析了“欧洲”和(中国之外的)“亚洲”的概念。 当时中西之间知识不对等(information asymmetry)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欧美国家希望得到具体的、能够得到核实的百科全书，其中最好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涉及植物、鸟类与航道。(29)而在中国，最初精英群体并没有对西方的类似兴趣和知识，直到19世纪后半叶，虽然并不情愿，但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意识到，中国也需要这些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公共知识。原因是一些国家的富强之道在于他们的技术工具、政治理念、“文明”风俗，以及在此之外关于世界的知识及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引进中国之后，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概念分类方法，将一系列新形式的核心术语翻译成中文，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知识得到各种机构的重视，将其运用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挑战，即中国必须要接受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以及政府制度、宗教信仰、矿产资源、统计数据等大问题的知识。在中国的新式百科全书之中，涉及上述新知识的篇幅日渐增加，大量文化掮客参与到上述内容的写作过程，他们对于概念的引进与挑战两方面的利害关系十分熟悉。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观点盛行一时。由于对有传统教育背景的高级官员是否能够应付各种新挑战的怀疑程度越来越强，有人建议要为掌握部分新的专业性知识的精英群体开启一条快车道，让他们能够为政府效力。最早沿着这条快车道获得地位晋升的是外交官。到了1898年，这种观点的接受度达到高潮。总体性的世界知识与一些基本的科学观念，逐渐成为官员评价的重要标准。而在中国和日本，借助汉字重新配置而产生的文字组合，所产生的观念本身是全新的，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同样的概念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结果是使事物概念的基本翻译方式显得非常混乱，不仅体现在知识本身，更体现在知识的阐释工具之中。在那个时期，除了教会学校和国外技术人员云集的军工厂之外，并没有学校或书院传授这些新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包含新的现代知识的用于家庭自学的百科全书和提供新概念及术语等可靠信息的百科辞书具有快速增长的市场，这些书籍满足了一小群读者的需求，有些书籍还得到了官方的资助。由于石版印刷技术的成熟，能够让这些书籍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印制。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日渐发达的新闻媒介推动了出版活动的进行，以申报馆为代表的媒体独立于官方的管辖范围之外，建立起全国的书籍传播网络，覆盖了整个中文的读书界。 与现代化相关的百科全书知识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传播，要归功于梁启超(1873～1929)主持的新式媒体的宣传。(30)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从日文作者那里获得大量的参考资料，但也尽力传递着可靠的相关知识，其宣传口吻一般遵循理性稳重的修辞风格，却也往往表露出感性的呐喊与呼告。在强调新知识的重要性之外，这些呐喊也是梁启超和“顽固派”斗争的重要内容，因此表达着一种激进的态度。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百科全书”及其编者德尼·狄德罗也在这时被介绍到中国。和日语的来源一样，1900年的狄德罗评传中还没有使用“百科全书”这个生词，(31)而是采用“学术类典”。梁启超的文章中大部分具有百科条目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想必读者也能同意。一位新加坡的记者及医生林文庆在《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上以“Wen Ching”(文庆)的笔名发表了不少英文文章，于1901年结集出版《中国危机的内部视图》(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书中给予了康有为与梁启超“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the Chinese Encyclopaedists)的高度评价，其中谈到：“他(即康有为——译注)成为一个新学派的领袖，我们可以将他和以伏尔泰为首、由充满活力的达朗贝尔等人发扬光大的哲学家群体相提并论，这些人活动于法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年份，早于法国大革命。” 关于梁启超所发表的诸多具有百科条目性质的文章，文庆这样写道：“(《时务报》)的诸多设想，与一个多世纪之前，卡莱尔(Carlyle)所赞誉的‘伟大’的狄德罗的启示下，达朗贝尔参与到不朽的《百科全书》的编撰活动之中的精神类似。该书所蕴含的自由思想与革命理念，成为欧洲社会和政治史上重大变革的前驱。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们只在大纲上草绘了蓝图，尚未真正编撰出百科全书。”(32)这种以系统方式所呈现出的新式实用性知识对传统理念和行为的颠覆作用，当时的文人对此并不清楚。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期，革命与改革的分界线还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 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改革派与朝廷的蜜月期，终止于1898年慈禧太后所发动的政变，这些人被迫流离失所，朝廷与日渐特立独行的江南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也由此加深。知识分子们同气连枝，并通过上海的租界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与各种媒体，与各类海外团体取得联系。但这种隔阂危机并未恶化。1900年，义和团攻击东交民巷，随后出现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局面，满清政府迫于汉族高级官员的压力，几经踌躇之下于1901年颁布新政，其中不少条文与流产的1898年改革如出一辙。(33)对于包含现代西方知识的新式百科全书出版活动而言，外部环境极为有利，由此出现了第二波出版高峰，比之前的第一波更为汹涌。很显然，无论朝廷是否接受，“新政”所包含的改革，所涉及的政府、教育、军事及国家—社会关系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设备购置与采矿工具引进的阶段。1905年科举考试的彻底废止，改变了图书市场的整体格局，以往单纯为科举考试而准备的书籍逐渐让位于各种实用性知识读本，出现了不少新知识的出版物。 梁启超最早意识到潮流改变将会产生改革的新契机。1901年他就提出，改革的新机遇即将到来，像狄德罗所认识到的百科全书“改变人们思想”的力量，无疑是迫切需求的。梁启超还将他之前数年撰写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进行了整理，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合集；为了照顾日本的广大中国学生，1904年又在日本出版。这两个版本依然使用“类”这个传统题材符号。(34)梁启超的著作，包括政治、教育、历史、地理及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共十四类。梁启超并非孤军奋战，当时不少新问世的百科全书式出版物，都在序言中引用了1901年的“新政”诏书，将其作为官方认可的凭证。(35) 在我们参考书目中所罗列的各种新编或重印的中文百科全书——绝大多数出版于上海——仅从数量上便可看出百科全书的出版活动与政治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1870～1894年，每年仅有一部相关书籍出版，而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与政策的推出，百科全书的数量也快速增加。 1898年秋，随着“百日新政”的终结，百科全书的出版活动陷入低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爆发。然而，1901年“新政”诏书公布之后，出版数量迅即反弹。1904年，这一数字一度回落，而在1906年，由于预备立宪计划的出台，又一次出现了出版高峰。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之中，每年稳定地出版二至四种百科全书(参见图1)。
图1 新知识的中文百科全书出版与重印情况，1871～1911年。数据基于Rudolf Wagner,Bibliography of Chinese Encyclopaedic Works 1840-1937,status:March 2012 随着新的百科全书的问世，书籍的专业水准得到了显著提升。大量出版商参与其中，在图书市场上激烈竞争，无一家能明显占据上风。从民国初年到193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集中人才和资金，通过量少质优的百科全书项目，取得市场上的领先地位。1928年，在获得全国的统治权之后，国民党启动了一系列计划，希望能以一套内容全面的新式中国百科全书作为新国家成立的象征，但在内战和日本侵略的双重打压之下，计划流产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商务印书馆的工厂毁于一旦，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修订版《日用百科全书》的完整手稿。 在清末“新政”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出版的一系列百科全书大量再版的状况，但对于新编百科全书而言，由于懂日文的人数迅速增加，使得较为发达的日文百科全书成为重要和现成的信息来源。因此这一时期快速增长的中文百科全书，往往与日文文本直接相关。另有一些书籍，则开始充分利用英文百科全书，将其作为信息来源，还借鉴了文本的编撰方式。研究清末、民国百科全书的学者，不能只关注于中文文献，(36)因为1903年问世的中文百科全书，几乎都是借鉴与模仿了日文百科全书(直到民国时期，英文百科全书才成为主要的模仿对象)。在这些新出版的中文百科全书中，我们发现了一本非常简明老练的百科词典《新尔雅》。该书只有区区175页，第一次用中文对14个知识领域的核心概念作了系统性的定义，诸如国家、法律、经济学、逻辑学、科学及植物学。(37)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内容丰富的《新学大丛书》，号称是“搜集中东名著，取其有关目前经国之旨者，编辑成书”，保证只收“极新之(日文)译本”与“极新之(中文)稿本”。该书包括十个叫做“纲”的核心概念，诸如政法、理财、哲学，皆采用最新的日文翻译术语，甚至还大胆地将仍被通缉的梁启超的著作(包括作者的笔名)收入其中。(38)在篇幅上能够与《新学大丛书》相匹敌的有100卷《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1903)，该书把日文的“百科全书”这个新名词在中文语境中加以普及，涵盖了日文《帝国百科全书》与《普通学问答全书》的主要条目。《普通学问答全书》出版于富山房，该出版社在日文百科全书的出版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地位足以和苏格兰的钱伯斯出版公司相比肩。(39) 从1901年到1911年清帝退位，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轨迹逐渐分为两途：一是编撰成体系的百科全书；二是以百科词典的形式出现，克服术语上的隔阂，对新概念与术语下简要定义。如何翻译不同学科所制造与传播的新概念，诸如“historical epoch”(历史纪元)、“nation”(国家)、“antipodal cells”(反足细胞)之类多种多样的术语，成为理解新学知识的重要前提。百科词典较为稀缺的状况，在《新尔雅》出现之后得到了改变。1907年出版的《博物大辞典》，主要是对动植物的术语提供各种解释，在凡例中称：“我国通行学界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40)这些百科词典并没有将知识领域系统地加以呈现，但词典的形式便于快速查找术语的定义，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根据复合词首字的笔画数进行编排。因此，在各种新式学术书籍中，往往将词典术语的定义作为概念出处。 针对当时术语分类混乱的局面，黄人(黄摩西)在其鸿篇巨制《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的序言中，提出了主要的论辩意见。该书并非不同领域概念的一系列手册，而是一部综合性的百科词典。他将所有的概念和术语遵照一个简单、纯粹的分类方法加以编排，首字笔画数是主要的编排标准，但在各条目之下，他又明确指出该术语是属于14个知识领域中的哪一个范畴。(41)《博物大辞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皆收入了不少词汇的日文、英文来源词。 新知识的百科全书与日益精细的百科词典，让居住在城市中、能够识读文字的华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来源，这促使我们对数十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世界”的熟悉状况重新加以评估。尽管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的百科全书无法与日本相比，但仍然远远超出了之前的学者所掌握的情况。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式学堂、研究机构及各种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教师与学生渴望尽快掌握新知识，以此谋求发展自己的职业，寻找拯救国家的途径。在最初阶段，百科全书为掌握新知识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已经不是百科全书所能给予的。市场枯竭了，新出的百科全书也少了，但是仍有像《辞源》(1916)这样高质量的百科词典，在民国的前十年进入了出版阶段。(42) 直至1919年，商务印书馆启动了一项百科全书的出版物，即《日用百科全书》，该书在整个民国时期，统治了百科全书市场。不久之后，如《新文化辞书》(1923)(43)与《社会问题辞典》(1929)(44)之类的专业百科词典也接踵出版。无论是在视野、内容与结构上所体现的不妥协的现代主义方面，还是在编者熟练使用各种语言的能力方面，这些书显然进入了“新文化”的行列之中，敲响了第一代百科全书的丧钟。随着时代日渐远去，垂死的王朝走向终结，早期的百科全书在记忆中逐渐模糊，甚至在科学史的研究中无人注意。直到最近，借由对于通俗知识的兴趣日趋兴盛，包括概念的跨境迁移、翻译与适应过程及分类方法，重新构建了我们对于百科全书的理解。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收入于米列娜、瓦格纳编著的论文集“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中国百科全书中的新全球知识(1870～1930)：思维方式的变革)之中。(45)这些杰出的论文与本文有着相似的研究特点，即关注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广泛使用的史料，探讨了中国百科全书生产过程中跨文化与跨语言的环境，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政治、制度、知识、概念史方面的问题。作为相关研究的先行者，上述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数量，与实际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百科类书籍只是新知识公共传播的一部分，它们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百科知识的迁徙以及跨语言、文化和流派的共识、概念的产生，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议题，需要借助多种语言的资料和各种学科的协作。百科知识、常识及概念的跨文化、跨语言的迁徙，这些工作目前尚未真正地启动。在19世纪，百科全书与百科词典的编撰，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建设更为高端、自主的文化的重要标志，而在东亚地区，相关过程究竟如何展开，仍然值得研究。同样发生的，还有自明代以来沿袭的生活日常类书与新式百科全书之间艰难的互动过程。1901年清末“新政”，为百科全书创造了有利环境、需求与市场。关于这一话题，目前还缺少了解，而且这些与“新政”相关的研究，最终可能导致学界改变之前广泛接受的判断，即清廷自1898年后就走上了衰亡之路。此外，值得探讨的还有上海独立的出版机构与清廷及民国的政治权威之间的互动关系。先前学界对此问题所做出的判断，可能同样需要审视与反思。我们希望现有的成果，能够激励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充满挑战性，又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 原文为米列娜教授与瓦格纳教授共同编著的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Transcultural Research-Heidelberg Studies on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Berlin/Heidelberg:Springer,2013)的前言，其版权得到了出版社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发表时有所修改，标题为译者所拟。 注释： ①我们的这项工作能够进入正轨，最初得益于钟少华教授的个人努力。他是第一位系统回顾清末民间出版的新式百科全书的学者。而在钟少华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对此议题做出了贡献，使得现代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轨迹逐步得以揭示。譬如在2004年发现的黄人(摩西)作于1911年《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抄本，该书藏于多伦多大学的中文图书馆。鲁道夫·瓦格纳在海德堡大学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中所收纳的是他从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图书馆中辛苦搜集而来的清末百科全书。数据库不仅藏有超过100种的中文、日文、英文及其他文字的原始资料，也包括为数众多的二手文献与即时更新的书目提要。这个数据库由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持，即将向一般学者开放。 ②Abraham Rees,Cyclopaedia,or,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Sciences,and Literature,45 Vols.With illustrations(London:Longman,Hurst,Rees,Orme & Brown,1819-1820). ③林则徐：《洋事杂录》(1846年)，参见陈德培、林永俣、孟彭兴：《林则徐〈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④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edS.,Chamber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Being a Series of Treatises on the Branches of Human Knowledge in Which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mmunity Are Most Interested,and Designed to Serve the Chief Uses of an Encyclopedia at a Price Beyond Example Moderate,4[th] ed.(London:Orr and Smith,1857).《百科全书》，(Tokyo:Monbusho,1875-1885). ⑤Hugh Murray,ed.,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ysical,Statistical,Civil and Political; Exhibiting Its Relation to the Heavenly Bodies,Its Physical Structure,the Natural History of Each Country,and the Industry,Commerce,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Civil and Social State of all Nations(Philadelphia:Carey,Lea and Blanchard,1837). ⑥很有可能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他当时曾向林则徐进献过一部额外的抄本。另有资料称，他是从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那里获得这部书的。 ⑦其中包括林则徐的《四洲志》，该书的内容大量收入到魏源《海国图志》之中，后者1843年出版，1852年增订。《四洲志》初版的一部分，后来收入王锡祺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上海：著易堂，1897年)。 ⑧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最常出现的案例是Robert Hunter,ed.,The American Encyclopaedic Dictionary.A Thoroughly Accurate,Practical and Exhaustive Work of Reference to All the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with a Full Account of their Origin,Meaning,Pronunciation and Use,3 vols.(Chicago:Ogilvie,1894). ⑨The Penny Cyclopedia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27 vols.(London:Charles Knight,1833-1843).文中所提到的周刊，是The Penny Magazin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1831-1845)和Chamber's Journal(1832-1853)，后者承继于Chamber'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Sciences,and Arts(1854-1897).无论是Penny还是Chambers，都同时出版了英国版和美国版。 ⑩具体事例，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新加坡1833～1837年。紧接着有《遐迩贯珍》，香港1853～1856年。另有《六合丛谈》(1857～1861年)、《中西闻见录》(1872～1875年)、《格致汇编》(1876～1882年、1890～1892年)。 (11)1996～199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展示了自古以来欧亚历史上曾经出版过的百科全书，这次展览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目录。Roland Schaer,ed.,1996.Tous les saviors du monde:encyclopédies et biblithèques,de sumer au XXIe siècle(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96)。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材料，涉及了前现代中国百科全书的历史。 (12)这一类百科全书，以早期魏征(580～643)主编的《群书治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为代表。 (13)分类方式的替代方案，有按韵脚分类的，也有更为激进的根据首字来分类的，这两种分类方法，在使用上并不显得更方便。 (14)陈梦雷、蒋廷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1725年，1884年重印。Lionel Giles,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London:British Museum,1911)提供了这部书作为礼物送达伦敦的一些背景资料。在这些接收《古今图书集成》的图书馆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莱比锡大学。 (15)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 (16)王言纶(主编)、陈铎、周越然、刘大绅、庄适、平海澜、唐敬杲等：《日用百科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1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18)在《西周全集》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了百科全书，他采用的术语是“百学连环”。见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一卷(东京：日本评论社，1945年)。他全集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在之后的岁月中并未重印。 (19)张树声：《洋务丛钞》，上海：敦怀堂，1884年。 (20)艾约瑟编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上海：图书集成书局，1885年。我们未能搜集到这一年的版本，“1885”的数据来源于该书之序言，该书于1896、1898年两次重印。 (21)沈纯(粹生)：《西事类编》，16卷，上海：申报馆，1887年。 (22)三位一体的分类方法，体现着宇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哲学式的理解方式，使得思想活力逐渐消退，仅仅成为一种分类规则。其他的分类方法同样使用长久，譬如自西汉皇家图书馆就已经开始使用的图书目录。百科全书的分类方法，一直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征，例如1889年出版的《策府统宗》，该书所采用的图书目录，自朝廷各部门名号开始，以天文地理学为止。蔡梅庵编：《策府统宗》，上海：鸿文书局，1889年。 (23)程咸焯：《西事类编·序》，第1页。 (24)江标：《格致精华录》后附“德国议院章程”、“德国合盟纪事本末”，上海，1890年。这一类分类法则的竞争故事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张之洞是 这一时期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全面反对所谓的“西方模式”，认为在学习西方实用技术的同时，必须要坚持“中国元素”。 (25)《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中由罗伯村(Edmund Robertson)撰写的“公法总论”一章，以及钱伯斯教育系列丛书中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佐治刍言”(Political Economy,for Use in Schools,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Edinburgh:1852)，该书的编撰目的是为了打破高度凝练的百科全书撰写方式，使之更为通俗易懂。这些著作经过翻译之后，收入张荫桓编：《西学富强丛书》，上海：鸿文书局，1896年。该书共有48卷，尝试涵盖所有关于国家富强的信息，将数学及矿业之类的知识收入其中。 (26)日文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由文部省赞助，1875～1885年以条目的形式分别出版。稍早出版的条目，采用的是1857年出版的第四版，之后的条目，则是译自1874年至1875年出版的第五版。关于日文版的翻译研究，见福謙達夫：《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68年)。日文版的翻译，并没有采用之前由西周定下的“百学连环”之名，而是创造了“百科全书”一词。1890年代末，这一名字引入中国。1896年，李提摩太仍然使用描述性的名字“有汇刊之类书”，为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作注解，见李提摩太所译罗伯特·麦肯齐著《泰西新史揽要》(英文版London:T.Nelson & Co.,1880)卷一，蔡尔康修订，上海：美华书馆，1898年。1908年，一部达朗贝尔的传记自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摘录而得，在李提摩太的建议下，书中将狄德罗百科全书称为“图书集成”，该名与一部当时多次重印的中国百科全书之名极为相似。见张伯尔(Chambers)：《世界名人传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传四。 (27)张荫桓主编：《西学富强丛书》，上海：鸿文书局，1896年。 (28)杞庐主人：《时务通考》，31卷，上海：点石斋，1897年。 (29)以下提供两个案例：关于鸟类，参见Armand David,M.E.Oustalet,Les Oiseaux de la Chine(Paris:G.Masson,1877)。关于航道，参见Charles Henry Clarke Langdon ed.,The China Sea Directory,Comprising the Coasts of China from Hong Kong to the Korea; North Coast of Luzon,Formosa Island and Strait; the Babuyan and Bashee,and Meiaco Sima Groups.Yellow Sea,Gulfs of Pe-Chili and Liau-Tung.Also the Rivers Canton,West,Min,Yung,Yangtse,Yellow,Pei Ho,and Liau Ho; and Pratas Island.该书于1896年出版了第三版，与中国海岸相关的一部分后来翻译成中文，于1900年出版，参见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广州：广雅书局，1907年。 (30)在1901年清廷新政启幕之前，先后出现过《时务报》(The Chinese Progress,1896-1898)及其后继者《昌言报》(The Verax，1898年8月至11月)、《清议报》(The China Discussion,1898-1901)、《知新报》(The Reformer,1897-1900)及《开智录》(The Wisdom Guide,1900-1901)。这些年份表明这些新式媒体传播新概念和新知识所付出的努力。这些出版物的中文名称是极其引人注目的，而在括号中罗列的大写字母开头的英文单词，则是这些出版物官方名称的组成部分。 (31)关于狄德罗个人传记的翻译，参见冯自由《法国革命史》(收入《开智录》第4期，1900年，第71～73页)中相关章节的描述。关于清末其他涉及狄德罗的论述，参见邹振环：《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2)文庆：“中国的百科全书武学者”，收入文庆：《中国危机的内部视图》(Wen Ching,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ed,Rev.G.M.Reith,London:Grant Richards,1901)，第42～44页。关于作者的资料，在许多书籍中都有涉及，此人还是新加坡《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和日后在上海发行的《中国日报》(Chinese Nation)两种英文报刊的编者，参见Clive J.Christie,Ideology and Rev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00-1980(Richmond:Curzon,2001),17. (33)关于这一时期的背景资料，参见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1898-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英文本见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 Douglas Reynolds,ed.,tr.,China 1895-1912:State-sponsored Reforms and China's Late-Qing Revolution(Armonk:Sharpe,1995)；王晓秋、尚小明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谭汝谦：《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日本研究所，1988年。 (34)梁启超：《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上海：广益书局，1903年。一年之后，该书于日本重印，更名为《饮冰室文集类编》，东京：下河边半五郎，1904年。我们只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找到了日本版。 (35)参见陈洙珠：“序”，收入钱恂编：《五洲各国政治考》，上海：1901年，第1a页；陈文洙：“序”，收入译书会主人编：《中外政艺策府统宗》，上海：中外译书会。1901年，第1b页；籀庼居士(孙诒让)：“评点周礼政要序”，收入孙诒让：《评点周礼政要》，上海：日新图书局，1902年，第1页；俞樾：无题序言，收入《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年，第1页。 (36)这一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更为精细的研究。譬如，早期的出版商将《大英百科全书》向国人出售的计划并没有获得成功，原因似乎与价格有关，我们则在1920年代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价格适中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宗教百科全书”在中国的报纸上大作广告的事例。 (37)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国学社，1903年。 (38)《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年。其中收入的梁启超著作，如《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第二章的评论部分。该书署名“任公”，即梁启超的笔名。 (39)范迪吉编：《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100卷，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 (40)曾朴、徐念慈编：《博物大辞典》，上海：宏文馆，1907年。该书是辞典系列丛书的第一部，之后两部《法律大辞典》、《物理大辞典》，则在该书封底处刊载了宣传广告。 (41)一个典型事例是，“经济”一词源于日文在语音上所产生的误记。 (42)陆尔奎主编：《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 (43)唐敬杲主编：《新文化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该书还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 (44)陈绶荪主编：《社会问题辞典》(Dictionary of Social Problems)，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 (45)该书总共收录了十位学者与百科全书有关的论文。分别是：李孝悌《晚清百科全书：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费南山(Natascha Gentz)《“从“新闻”到“新学”：报纸作为为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的来源》、阿梅龙(Iwo Amelung)《〈新学备纂〉(1902)的分类计划及其来源》、瓦格纳《百科常识的形成：清末关于报纸的条目》、任达(Douglas Reynolds)《日文百科全书：对于晚清百科全书有没有隐藏的影响？》、夏晓红《从〈尚友錄〉到〈世界名人传略〉：晚清传记词典的研究》、陈平原《晚清百科全书和教科书中的〈文学〉：以黄人编辑活动为中心》、米列娜《中文的新辞书：新概念与新词汇(1903～1911)》、燕安黛(Andrea Janku)《〈养民新法〉：晚清百科书中的政治经济学》、叶凯蒂(Catherine Yeh)《帮助〈吾人以共趋于文明之途〉：〈日用百科全书〉研究》、梅嘉乐(Barbara Mittler)《中国的“新”类书以及它们的读者》、钟少华《清末百科书条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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