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对我国区域综合发展的影响研究_人类发展指数论文

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对我国区域综合发展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区域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区域发展质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支出政策是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地方支出规模日益增长，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7.94%上升至2012年的20.65%。许多学者研究了政府公共支出对促进我国区域发展的影响(李涛和周业安，2008；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总财政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能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而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研究主要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区域发展，难以涵盖发展的全部内涵；对于公共支出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总量或者单项支出上，缺乏对公共支出结构的研究。因此，更加全面地界定发展内涵，研究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对地方综合发展的影响，对于调整我国公共支出政策、全面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公共支出对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早期，发展基本上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同义词，公共支出对发展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Afonso and Furceri，2010)，但在影响模式上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Arrow and Kurz(1970)的开创性工作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中研究了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公共支出只影响经济向稳定状态增长的速度，而不影响稳定状态中的增长速度。Barro(1990)认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最优规模，在未达到最优规模时，公共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而超过最优规模后，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公共支出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对于公共支出结构的划分缺乏共识。学者们主要把公共支出分为消费性公共支出和投资性公共支出来研究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对诸如国防和教育等支出应该属于消费性支出还是投资性支出存在分歧。Grier and Tullock(1989)对战后11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Barro(1991)运用98个国家的数据发现，消费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投资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Easterly and Rebelo(1993)认为交通和通讯领域的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Devarajan et al.(1996)将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并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然而当其所占比例过高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却呈现为负向。大量研究也表明，社会性支出如卫生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Beraldo et al.(2009)运用19个OECD国家的数据，发现卫生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面影响；Lucas(1988)认为教育投入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从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

      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认为，政府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指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李涛和周业安(2008)分析了我国的省级数据，发现其他省份的财政总支出或科教文卫事业支出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贺俊和吴照龚(2013)发现经济建设类支出和一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效应。由此可见，国内有关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尚缺乏一致的结论和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明确指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经济增长只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UNDP，1990)；并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国民的体面生活、健康水平和知识获取等三个方面的进展。HDI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指标，还反映了教育和健康等社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成为衡量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指标。

      随着对发展内涵认识的深化，学术界关于公共支出对发展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的经济增长延伸到了社会发展领域。Bidani and Ravallion(1997)运用35个国家的数据证明，公共支出有助于提升穷人的健康水平。Gupta et al.(2002)研究了5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健康和教育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研究公共支出对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影响(潘雷驰，2006；姚明霞，2008；谷民崇，2013)，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此外，现有研究大都直接使用UNDP历年发布的HDI数据，没有考虑HDI指数编制方法的变化①所带来的指数结构变动和数据来源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不稳健。此外，国内现有研究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分类还不统一，导致不同研究之间难以横向比较，结论往往不具有普适性；关于公共支出对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影响的研究仍然不足，尤其缺乏省级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部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第3部分是我国公共支出的综合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第4部分是结论。

      2 理论框架

      2.1 公共支出的分类、结构及规模

      公共支出的结构分类有功能分类、组织分类以及经济分类等多种方式(马骏和赵早早，2011)。国内研究中最常见的是将公共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研支出，但是这种划分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政府财政支出与职能履行的匹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M)》(IMF，2001)与联合国《政府职能分类手册(COFOG)》(UN，2000)中采取了按照支出功能分类的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一般政府支出、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及其他支出。我国在2007年支出分类改革后也采用了这种划分方式②。这种分类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直观地反映政府在履行不同职能时的支出情况，与政策目标紧密相连，对其效果的研究也更具有政策意义。本文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国最新的公共支出划分方式，重点关注其中的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两类③。

      从表1可见，从1995年到2010年，全国地方人均实际财政支出水平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速为15.87%，高于同期GDP年均9.95%的增速。从区域分布来看，中部地区增长速度(17.24%)大于东部地区(14.46%)和西部地区(16.93%)；从支出类型来看，全国各地社会性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18.73%)大幅高于经济性支出(15.12%)，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性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9%。

      表1 1995-2010年我国各类地方人均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

      

      注：各类支出均为人均实际值，以1995年为基期

      从图1可见，从1995年到2010年，地方政府总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占比逐年增加，各省平均支出比例从1995年的30%增加到了2010年的40%；而经济性支出占比则有所下降，各省平均支出比例总体在35%左右徘徊，并呈现下降趋势。这反映了我国各地区财政支出更加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契合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趋势。

      

      图1 地方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出平均比重变化趋势(1995-2010年)

      2.2 发展的界定与测度

      发展通常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同义词。《大英百科全书》将“发展”定义为：“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词，但一般来说发展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数量上与质量上的改善。”④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发展观也在不断演进，从早期对物质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人的关注，从片面的经济增长逐渐演变为全面协调的发展，从短期的增长逐渐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杨永恒，2012)。1990年，UNDP将发展定义为：“发展的基本目的就是使人长期地享受健康和有创造性的生活”，“而经济增长只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UNDP，1990)。

      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也非发展的目的与意义。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自由，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Sen，1999)。发展经济学也指出，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1)福利的改善；(2)生活状况和经济水平的改善；(3)个人能力的发展，减少不自由(Ray，1998)。因此，衡量各地区发展水平，仅仅考量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而应当包含更多有关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因素。

      1990年，联合国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国民的体面生活、健康水平和知识获取等三个方面的进展。HDI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指标，还反映了教育和健康等社会基础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成为衡量各国或地区综合发展的指标，为各界广泛使用。国内学者也常采用该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宋洪远和马永良，2004；杨永恒等，2005；杨永恒等，2006)。本文也将利用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分项指数来反映各省级行政单元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

      2.3 不同类型公共支出对区域综合发展的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评估了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政策的效果。经济性支出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社会性支出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形成来影响经济增长(Baldacci et al.，2008)，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产生的作用要滞后于经济性支出。社会性公共支出在多大程度能影响公众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然而目前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Gupta et al.(2002)的跨国研究发现健康和教育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和提高入学率，然而Tanzi and Schuknecht(1997)和Filmer and Pritchett(1999)的研究则显示公共卫生支出与健康改善之间的关系很微弱。

      由于指标可得性较差以及不同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运用跨国数据研究公共支出的发展效应比运用单一国家数据更加困难，这是导致现有实证研究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内的研究中，孙菊(2011)运用宏观数据发现，财政卫生支出对以婴儿死亡率衡量的健康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华和俞卫(2013)运用微观数据验证了政府卫生支出可以通过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和改善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来影响健康。

      尽管现有研究对于不同类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综合发展之间的互相影响路径存在争议，但是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公共支出与综合发展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意义。例如，Gomanee et al.(2005)运用38个国家的跨国宏观数据发现，以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衡量的公共支出对人类发展有积极作用。

      此外，中国式分权的财政体制造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傅勇和张晏，2007)，导致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总量不足，经济性支出则趋于过剩。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的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以国富与民生失调为特征的发展失衡(吕炜和王伟同，2008)。

      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于地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二者之间的结构变化到底如何影响地区综合发展，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分析单元，运用HDI来衡量中国各省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依据UNDP公布的HDI最新算法，重新核算历年我国各省的HDI指数；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我国最新的公共支出分类方式，研究经济性和社会性公共支出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图在公共支出及其结构对于地区发展的影响上形成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3 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a是常数项，β、η和

是系数向量，

是残差项。

分别是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发展水平。

是公共支出结构，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这里分别考察经济性公共支出和社会性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以及两类支出之比。

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量，根据现有文献，主要包括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以及投资率等。按照文献的一般做法，我们假定各省的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都相同，其中技术进步率假定为0.018，折旧率采用0.096(杨建芳等，2006；李涛和周业安，2008)。

是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根据文献，主要包括开放程度、人口规模、城市化率(Madariaga and Poncet，2007；李涛和周业安，2008；蔺雪芹等，2013)。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率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为了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因变量分别采用人均实际GDP的两年移动平均值的对数和HDI的两年移动平均值，所有自变量都滞后两期。除了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采用其对数值。人均实际GDP采用以1995年为基期调整的实际值。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补齐。样本为1995年到2010年全国30个省级单位(西藏因数据质量不佳而剔除)。由于1995年和1996年的重庆统计数据计入四川省，为方便计算，本研究剔除了1995年和1996年的重庆和四川样本。

      由于UNDP曾经数次调整HDI的算法，导致不同年份发布的HDI数据本身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以1997年UNDP人类发展报告为例，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知识获取能力)和体面的生活水平3个单项指数构成。其中，健康水平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水平用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来衡量，生活水平用人均GDP(PPP美元)来衡量。3个单项指数进行算数平均即得到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UNDP将HDI 3个维度的指标做了调整⑤，其中教育水平改为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指数的平均值来衡量，生活水平用人均GNI(PPP美元)来衡量。此外，将指标合成从算数平均改为几何平均，这种算法比过去更为合理，尤其对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和地区的HDI数值影响较大。以几何平均来计算分项指数更能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个方面的均衡发展程度。

      除了全球的人类发展报告之外，自1997年起，UNDP还每隔若干年发布一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然而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使用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并不一致，直接使用该数据会存在较大的问题。例如，《199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用1990年预期寿命计算1990年和1995年的HDI，预期寿命数据使用了路磊(1994)的简略生命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用1995年预期寿命计算1999年HDI，预期寿命数据使用了亓昕等(1999)编制的各省简略生命表。2007年之后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预期寿命数据则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本文借鉴UNDP的最新测算方法(UNDP，2013)，重新计算了1995-2010年间我国各省份的人类发展指数(见表2)，用以衡量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并对区域间差异及其构成进行分析。在计算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3个单项指数时，我们根据1982、1990、2000和2010年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线性插值估算各省市历年出生时预期寿命；用人口普查数据和1%抽查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各年龄段教育人口数据来估计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根据全国GDP数据和GNI数据来估算各省的人均GNI，并用2005年不变价美元进行调整，以此计算各省市人均GNI(PPP美元)。3个单项指数的几何平均即构成了各省人类发展指数。其中每个指数都通过如下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3。

      表2 按现行算法重新计算的各省、市、自治区HDI指数(1995-2010年)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3 实证结果

      本文分别以人均实际GDP对数和HDI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显示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公共支出结构、经济发展和HDI(1)

      

      注：括号中是稳健的标准差，*p＜0.1，**p＜0.05，***p＜0.01，Hausman检验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

      从公共支出的结构来看，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虽然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与Beraldo et al.(2009)的结论不同。而经济性公共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B=-1.182，p＜0.05)，这与Devarajan et al.(1996)、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的结论类似。社会性公共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对综合发展有正向的促进作用(B=0.092，p＜0.05)，而经济性公共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综合发展的影响为负向(B=-0.11，p＜0.05)。从公共支出的规模来看，总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B=1.937，p＜0.05)和综合发展(B=0.354，p＜0.01)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在加入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后仍然显著。在控制总支出规模的情况下，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之比对经济增长(B=0.287，p＜0.01)和综合发展(B=0.036，p＜0.01)的净效应都是正向的。结合前面的结论，可以认为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这意味着，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公共支出中社会性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地方综合发展水平越高；地方公共支出中经济性支出所占份额越大，地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水平反而越低。除此之外，实证结果也表明城市化水平越高、开放程度越高以及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发展水平也较高。

      以上分析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不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综合发展，经济性支出占比的增加都有负面影响，而社会性支出占比的增加则有正面影响。尽管公共支出结构对综合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是作用的大小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要探究公共支出对综合发展的具体影响路径，则需要对HDI的3个分项指标分别考察。

      表5为人类发展指数的3个分项指数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社会性支出水平对人类发展指数的3个分项指数都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居民的健康水平(B=0.069，p＜0.01)和教育水平(B=0.171，p＜0.01)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济性支出水平则对人类发展指数的3个分项指数都有负向影响，尤其是对健康水平(B=-0.072，p＜0.01)和生活水平(B=-0.149，p＜0.10)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之比则与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综合发展，比仅用经济增长来衡量，更具有政策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将过多公共支出倾斜到经济建设中，挤占了社会性支出应有的份额，从而对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都带来了明显的负面作用。社会性支出对于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意味着要促进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还需要增加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此外，结合表4的实证结果，可以推测，社会性支出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也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从而拖累地方经济增长。

      表5 公共支出结构和HDI分项指数

      

      注：括号中是稳健的标准差，*p＜0.1，**p＜0.05，***p＜0.01

      表6为分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之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有明显不同。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之比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且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B=0.388，p＜0.10)要大于东部地区(B=0.343，p＜0.05)，但对中部地区影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类似的，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之比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有正向影响，且对西部地区综合发展的影响(B=0.046，p＜0.05)也大于东部地区(B=0.037，p＜0.01)，但对中部地区影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表6 公共支出结构、经济发展和HDI(2)

      

      注：括号中是稳健的标准差，*p＜0.1，**p＜0.05，***p＜0.01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的相对比重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正向影响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性支出相对过多，而社会性支出相对不足。如表1所示，1995-2010年，西部地区的经济性支出年均增长为16.60%，高于15.12%的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近些年来大规模的经济性支出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2001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性支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如图2所示。到2010年，西部地区公共财政中人均经济性支出的绝对额甚至大幅超过了中部，接近东部地区水平。

      

      图2 东中西部经济性支出变化趋势(1995-2010年)

      注：各类支出均为人均实际值，以1995年为基期。

      实证结果还表明，总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影响不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显著，这说明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转换为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效率不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这很可能与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有关。⑥因此，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社会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作用更加积极，调整西部地区公共支出中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的结构，加大政府对社会领域的投入，更加有助于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全面发展。

      另外，不同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之比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影响为负，可能是因为相对于社会性支出，中部地区在经济性支出上投入仍然不足，这也就是学者们探讨的“中部塌陷”问题(杨胜刚和朱红，2007)。因此，在中部地区经济性支出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全面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4 结论

      本文引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利用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不同类型公共支出对综合发展水平及各主要发展领域的影响，并对不同区域之间的影响模式进行了比较，从而丰富了公共支出对于发展影响的认识，同时对我国公共财政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经济增长水平之外，综合发展水平还包括对健康生活和受教育程度的衡量，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我们发现，公共支出的结构对地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全国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比重提高对综合发展有正向影响，而经济性公共支出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水平却有负向影响。当社会性支出相对于经济性支出比重增加时，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性支出的比重过高，而社会性支出比重仍然不足。具体而言，经济性支出虽然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对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影响有限；而社会性支出进入教育、医疗等领域，既可以直接带动相应的社会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也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教育和健康水平而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此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提高社会性支出相对于经济性支出的比重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都有积极作用，且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大于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经济性支出规模过大，而社会性支出规模过少。在中部地区，社会性支出与经济性支出的相对比重对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则无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地区经济性投入的相对不足。因此，不同地区应当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来选择相应的财政支出政策，西部地区应当加大社会性支出的比重，而中部地区则需要增加经济性支出的比重。

      ①随着对人类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UNDP本身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HDI的算法，不同年份发布的HDI数据本身也不一定具有可比性(UNDP，2009)。

      ②具体划分详见《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财预[2006]13号)。

      ③2007年前的预算支出中，经济性公共支出包括地方预算内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挖潜改造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支出、工业交通部门支出、流通部门事业费、城市维护费、政策性补贴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等；社会性公共支出包括文体广播事业费、教育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卫生经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2007年后，经济性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环境保护等项目；社会性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项目。

      ④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2007.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⑤具体参见UNDP(2010)。

      ⑥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和综合发展的影响也可能与不同地区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关，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方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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