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和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中美论文,悖论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建交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双边政治 和经济关系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一方面，两国政治关系争端不断，大起大落。产生分歧 并导致政治关系恶化的因素既有结构性的问题，如人权和台湾问题，也有偶发性的事件 ，如炸馆事件和军机相撞事件。另一方面，与双边政治关系的起伏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中美的经贸合作却日益紧密，不仅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成为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 一，而且美国连续几年居于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
这种不平衡发展“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注： 王缉思：《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郭益耀、郑伟民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 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即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关 系的发展没有同步性。具体而言，这种非同步性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经贸关系不因政治 关系的恶化而遭遇阻碍；二是经贸关系的发展不能确保和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 ；三是某些年份的良好政治关系不能显著促进经贸关系的较快发展。这样的悖论不仅与 经验认知不符，也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合。在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传统的国际 关系理论认为，政治关系塑造国际贸易：(1)冲突或者预期冲突会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 量，因为经济行为者对冲突的可能性比较敏感；(2)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会超过与其 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因为民主国家或有限国家(limited state)不会对经济运行进行 较大干预；(注：James Morrow,Randolph M.Siverson and Tressa Tabares,“The
Policit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ajor Powers,1907-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September 1998,pp.649-662.)(3)国家不愿意与 另外一个可能会反对它的国家进行贸易，因为对方增加的财富容易转为军事能力。(注 ：Joanne Gowa,“Bipolarity,Multipolarity,and Free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ecember 1989,pp.1245-1255.)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方面，国际关系 学者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强调，随着贸易的增加，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冲突的机会 成本也随之提高。对国家而言，贸易国会通过贸易受益，而政治争端可能会破坏贸易的 进程，导致收益的降低和损失。所以，政治领导人会尽量避免和主要贸易国之间发生冲 突。
所以，作为客观存在于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悖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很 大兴趣，并试图给予解释。
一、对悖论的已有解释及其检验
总的说来，现有对中美政经悖论产生原因的分析大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或者单纯从 经济层面出发，突出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和合理性；或者通过区分政治安全战略和经济战 略的不同质性，强调经济利益的互补性。
纯粹的经济解释者没有区分政治和经济的战略性质不同，而是论证中美贸易在跌宕的 政治环境下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因为两国经济结构的极强互补性。这种互补性 不仅体现在经济技术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比较优势即要素禀赋差异上。(注： 参见李雨时：“互补性差异：解析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载《国际贸易》，2001年 第11期；李长久：“中美经贸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1年第6期；庄芮：“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两大‘悖论’”，载《世界经济研究》 ，2003年第2期。)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面前，中美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的依附性越来越弱， 并最终脱离政治轨道，成为单独的领域而不受双边政治的影响。况且在美国，贸易活动 的行为者更多是微观意义上的，如公司和个人，而非国家，在制定购买决策时，成本和 利润是他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国家很少干涉企业的经营行为。但问题在于，把经济和 政治混为一谈固然不对，但完全分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更不可取。首先，虽然对外经济 战略和政治战略的结合程度和相互关系随着国际环境以及美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而不 同，但在制定对外战略过程中，美国从不会把经济和政治分开考虑，国家安全在外贸政 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注：Robert E.Baldw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Fall 1989,p.132.) 正如曾在尼克松时期担任商务部长的彼德森所言：“无论何时经济利益与军事安全发生 矛盾，美国本能地会倾向于选择后者”。(注：Peter Peterson and Jack Sebenius,“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Agenda”,in Graham Allison 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New York:Norton,1992,p.58.)冷战 时期，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胁迫突出表现了安全战略在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作用。 冷战后，面对崛起的中国及其可能的挑战，美国更可能会谨慎考虑对华贸易给中国国力 带来的提升，以及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潜力的危险。再次，对外贸易并不是单纯的企 业行为。即使在比较自由的美国式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如果不 是最重要的行为者，美国政府仍然(1)可以通过创立新的制度以实现特定的目标；(2)可 以动员其他的社会团体进入决策系统以对抗政策的反对者；(3)居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 治的联结点，必须全面衡量外交和防务政策。(注：John Ikenberry,David A.Lake,and Michael Mastanduno,“Introduction: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 1988,pp.12-13.)
超越纯粹的经济角度，阎学通先生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共同战略利益 和共同经济利益的性质不同是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不同步，甚至逆向发展的主要原 因。“国家间共同战略利益是共有性的，以共同需求为基础。当共同威胁消失时，其政 治关系就会恶化。而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则是互补性的，以相互需求为基础。只要经 济利益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就会向前发展。”(注：阎学通：“加大 的政治影响力：非同步的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载《国际贸易》，2002年第12期，第 17页。)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启示，但和纯粹经济角度一样，仍然人为割裂了政治和经济 的关系，并将两者视为不相交的政策场域，所以其局限也是存在的：同样是面对苏联的 共有性战略利益消失，为何它对中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影响并不一样?假设经济利益是 互补性的，美国为何仍然禁止对华军售及转让技术而不顾日益扩大的美对华贸易赤字?
本文认为，对中美政经关系发展悖论的解释不能通过单独研究政治或者经济的性质而 得出，而应考虑到两者的战略共生与互动。事实上，美国政府没有，也不会双轨式地分 开制定对华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两者是整合考虑、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服务于美国 的国家利益。(注：互相补充意味着有时是政治战略为经济战略服务，而有时则相反。 当然，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美国的经济战略服务于政治战略优先性的时间较多。)至于 效果的不同，也就是悖论的产生，是因为美国在制定对华战略时，根据情势的变化，对 利益收益的考虑有所不同：有时是侧重于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而有时则注重绝 对收益(absolute gains)。作为不同考虑的结果，相对收益的考虑会导致冲突，而绝对 收益则会产生合作。
二、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简单的理论说明
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近一次论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其重 要性在于对无政府条件下国家合作可能性的估计。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无政府 状态中对国家意图判定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非常关注权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情况，而 不仅仅是权力的自身获得情况。因为即使是伙伴国之间，也有可能通过获得不均衡的报 偿而增强实力，并有朝一日成为危险的敌人。由于国家对收益分布的敏感性，国家更关 心相对收益。沃尔兹总结了这种观点：“面对共同获益可能性的时候，有不安全感的国 家关心的是获益如何分配。它们提的问题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 多?’如果一个预期的获益以二比一的比例被分配，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的获益， 去实现意在破坏或者损害另一国的政策。”(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ass:Addison-Wesley,1979,p.105.)如果国家追求相对收益 ，则有可能在两方面对合作有阻碍作用：一是限制可行的合作性协定的范围；二是通过 改变国家的动因影响国际合作。(注：Duncan Snidal,“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91,p.708.)所以，当两个国家都仅仅关心相对获益的时候，它们的关系模 式可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并导致冲突的产生。
尽管同意相对收益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者却强调绝对收益的普遍性以及可能性。新 自由主义者基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缺少合作。重复的互 动为每个行为者提供了用未来的制裁惩罚不合作行为的能力。如果未来的影响足够大， 那么不合作行为导致将来的代价会超过当前的获益。(注：Re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Oct 1991,pp.1303-1320.)绝对收益的追求者假定国家对共同利益的产 生而非利益的分配更感兴趣。斯奈德更在他的文章中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相对获益是错 误的，因为各国“从合作中的收益与参与的各国的大小是成比例的，各国之间是均等的 ”，“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从共同合作中相对获益”。(注：ibid.)
但随着论争的深入，早期尖锐对立的双方在此问题上形成了某些共识。比如，现实主 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意，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在一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着重 要角色，但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强调相对收益会阻碍国家合作并引发冲突，而绝对 收益则会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所以，讨论的关键不在于何者更普遍和重要，而在于在 何种条件下相对收益的考虑会占主导地位，并且使得合作变得困难。关于由于相对收益 的考虑而限制合作的条件，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假设：(1)一国与对手交往而不是盟友时 ；(2)当关乎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福利时；(3)当国家间既存的权力平衡差距小时。(注 ：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Cornell Unersity Press,1990,pp.45-47.)其中最核心的条件在于 看合作议题是安全还是经济。一般认为，在安全或者政治议题上，相对收益的考虑将占 主导地位，而在经济领域，绝对收益会被强化。这是由于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的不同性 质决定的。在利普森看来，在政治安全领域，“某个行为者通过欺诈，以直接和压倒性 的优势获得超越其他行为者的报偿”的可能性存在，“导致了国家对安全的永恒关注” ，而“大部分国际经济领域很少发生迅速而又致命的欺诈危险”，可以“存在许多稳定 的预期”。(注：Charles Lip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World Politics,Oct 1984,pp.1-23.)基于此种认识，大多数政治 学家都认可，在国际体系中，作为国家行为对外行为目标的权力，只能从相对的角度进 行理解。(注：David Baldwin,Paradoxes of Power,Basil Blackwell,1989,p.3.)
当然，议题的不同——安全或者经济——并不是判断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谁会发挥主 导作用的惟一标准，因为也会在非盟友之间出现安全领域紧密合作的情况，以及在盟友 之间产生激烈的贸易争执的案例。(注：参见Michael Mastanduno,“Do Relative
Gains Matter?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1,pp.73-113.)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收益是否具有 累积效应(cumulation effects)才是相对收益能否产生作用的关键。(注：John
C.Matthews,“Current Gains and Future Outcomes:When Cumulative Relative
Gains Matter”,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6,pp.112-146.)
三、相对收益的解释：悖论何以产生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对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悖论的总体解释如下：因为美国在政治领 域更侧重相对收益，所以合作难以达成而导致冲突不断；相反，由于在经济方面更倾向 绝对收益，所以合作便会出现，其最直接表现就是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然而，这样的 解释仍是粗略的，它不足以完全概括建交后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总体历程。 比如，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至少从建交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没有在两国政治 领域强调相对收益。因此在该阶段，中美关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悖论。准确地说，悖论 是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对华政治 战略从偏重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
具体而言，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了美国对发展中美政治关系的相对收益判断：(1)体系 层面。美国战略环境的变化；(2)单位层面。中国实力增强以及美对华战略意图的判定 。
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美政治关系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在建交后到冷战结 束前，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有许多因素促成了此段时期美中各个领域合作的 稳步发展，但首要因素是美国(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以苏联战略威胁和挑战为特征的不利 国际环境。对美国而言，对华政治战略要服务于美对苏的遏制大战略。尽管有困扰两国 关系发展的诸多问题，但“政治家们成功地找到了使美国和中国在存在那些分歧的情况 下进行合作的政策”。(注：罗伯特·罗斯著，丛凤辉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 在谈判中合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23页。)在此一阶段，美国对中国相对收 益不均衡增多的担心，在苏联的现实威胁前，让位于注重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绝对收 益。为了让中国更好地与美国合作，提升对苏遏制的有效度，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全方 位的。比如就中美技术转让而言，根据美方统计，1988年申请对华出口的报告共6900份 ，总金额36亿美元，其中91%获得批准。(注：Export Administration Anu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88,March,1989.)即使在作为合作“硬核”的军事安全领域也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美国向中国出口了黑鹰直升机等先进武器。
但随着苏联解体，国际环境变得对美国相当有利，单极格局也隐然成型。由于战略环 境的变化，在冷战结束之初，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从全球范围缩至地区范围，比如 柬埔寨内战的解决等方面。在美国看来，它没有必要再牺牲对华政治的相对收益以获得 绝对收益。更重要的是，随着以美国为主导国的单极格局日益明显，美国开始对任何可 能的挑战国都很敏感。鉴于冷战后中国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可能 挑战美国在东亚霸权的潜在国家之一。1989年的“6·4风波”，则从意识形态上使得美 国对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民主政体的希望破灭了”，并意识到“中国仍是一个专制集 权的共产党国家。”(注：Steven J.Yates,“Advancing Freedom in China:The Human Rights Issue”,in Kim R.Holmes and James J.Przystup eds,Between Diplomacy & Deterrence:Strategies for U.S.Relations with China,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97,pp.156-158.)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发生，更加促使美国认定中国为力图改变现 状的修正国。中国虽不一定是个敌人，但无疑是个问题和挑战。于是，中美关系中的相 对收益取代绝对收益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关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这种变化尤为 明显。受此影响，中美政治及安全关系全面受阻，并大起大落。在冷战后的短短10多年 时间内，就出现了四个紧张期：1993年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1996年台湾 海峡的“军事对抗”；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及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 对华技术出口及军售的限制——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标尺——便清晰地反映了美国着眼 于相对收益的考量。如果只是追求绝对收益，美国应该解除对华军售及技术转让的限制 ，但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美国的限制政策妨碍了美国对华出口，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但美国认为，武器和技术的交易给中国带来的相对收益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获得。美国 不仅禁止本国技术及武器出口到中国，而且极力阻止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和武器出口 。(注：比如，美国反对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机载雷达，参见Jane Perlez,“Israel
Drops Plan to Sell Air Radar to China Military”,New York Times,July 13,2000 ；此外，美国也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见《国际先驱导报》，“美国力阻欧盟解 除对华军售禁令”，2003年2月6日。)
紧张局面的频繁出现及对华技术和武器出口限制突出体现了美方基于相对收益的战略 考虑。这种情形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有所改变。一方面，“9·11”袭击表明美国 本土安全受到恐怖主义的直接挑战，国际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另一方面，与现时的恐怖 主义相比，来自中国的威胁既遥远，又缓慢。由此，美国对华政治相对收益的考虑在一 定程度上又重新让位于绝对收益。美国认为在反恐等问题上取得中国支持的绝对收益要 超过“投桃报李”式的与中国在某些政治及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的相对利益损失。所以 ，在此阶段，政治关系重新融洽，甚至“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好时期”。
体系层面和单位层面的变化说明了为何美国对华政治战略的着眼点从绝对收益转向相 对收益。作为这种转变的结果，总体而言冷战后中美政治关系麻烦不断。如果美对华经 济关系也相应地转变，从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那也不会存在悖论。因为那样中美政 治与经济关系都会处于麻烦不断之中。所以，要解决悖论问题必须回答的另一个关键问 题是，为什么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侧重于绝对收益，以致于最终造成了悖论的出现?
对于从建交后到冷战结束前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国际环境仍是首要的解释。在 不利的两极国际结构下，美国的战略需求是以安全为中心，力图把经济和政治进行整合 ，并以经济战略补充和服务于政治战略。在此背景下，经贸问题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 要原因。正如在1973年会晤毛泽东时，基辛格所明确提出的，“我们和中国的利益不是 商业上的。它只是双方建立政治关系的一种必要”。(注：David M.Lampton,Same Bed,Different Dreams: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113.)在经贸关系服务于战略合作的明确定位下，两国经贸 关系发展良好。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种情形有所改变，但基本思路仍是如此。 对苏联及其盟友，采取政治和经济双管齐下的遏制措施。而对非敌国及盟国，为了政治 安全合作的绝对收益而不在乎甚至宁愿忍受经济相对收益的潜在损失。
冷战结束不久，两极格局让位于单极体系，美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优势显著。因此 ，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不仅不必再继续附属于对外政治战略，而且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追 求变得几乎和对传统安全利益的追求同等重要。这在克林顿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公 平贸易”和“战略贸易”成为此段时间华盛顿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诉求。具体到中美经 贸关系，一方面，由于美国政治上把中国当成潜在竞争对手，加上随着中美经贸水平的 逐年快速提高，尤其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一些美国战略家纷纷要求政府限制对 华经贸往来。(注：Joanne Gowa,Allies,Adversaries,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6-12;Gideon Rachman,“Containing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Winnter 1996,pp.22-27;David Tell,“Selling out to China ,”Weekly Standard,December 23,1996,pp.9-10.)相应地，在90年代初期，中美两国 间在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纷争。其中，某些纷争 还成为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中美经贸摩擦的增多只表明相对收益在美对华经济战 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而不表明美国完全以相对收益取代绝对收益来衡量中美经贸关系 发展的影响。一则当时日本和欧洲对美国经济地位的挑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美国企业 在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欧、日公司。二则美国尝试过用或威胁用对华经济制裁来寻 求相对收益的改善，但效果并不明显。(注：宋国友：“冷战后美对华经济制裁中的美 国国内因素”，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第54-57页。)更为重要的是，相 对收益的实现需要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也处于领先和领导地位，以至于美国有足够的 手段和力量来胁迫中国，并能够忍受相应的代价。但是与美国的国际安全地位不同，此 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却是相对地下降，其维护经济利益的手段也相当有限。在 国际经济领域，权力分配是多极化的，美国不是单一大国。(注：奈认为，冷战后力量 在各国之中的分配形式类似于一个“三维棋盘”。其中，美国只在军事领域保持绝对优 势，但在经济领域和跨国关系领域，美国的竞争力则大为削弱。参见Joseph S.Nye,“
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3,p.65。) 在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美国不仅不具有完全以相对收益来塑造美中经贸关系的能力 ，而且需要通过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以应对来自欧、日的激烈市场竞争以及产生于国内 的发展经济要求。所以，绝对收益在对华经贸关系中仍然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美政治与经济关系悖论的产生主要反映了不同国际环境下美国在 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相对地位的变化，以及基于不同变化美国对华实力及战略的认知。可 以预期，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产生悖论的原因不仅不会消除，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中美 关系的发展。
四、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基于相对收益的分析
如果将未来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置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分析框架之内，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表所显示的四种情况。对中国而言，比较理想的状态是B：美国对华政 治和经济战略都立足于绝对收益并弱化相对收益的考虑。此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比较顺 利，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也会产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初所显示的 ，只有当美国面临比较恶劣的国际环境并且中国不是造成不利环境的原因时，这样的理 想局面才会出现。与其他状态相比，C状态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如果美国在政治和经 济两方面都基于相对收益来衡量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势必会走向对抗，或者其本身就是 对抗的表现。从新中国建国后到中美建交前的大部分时间就属于此种状态。
基于不同收益考虑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
在中美关系史上，虽然B和C这两种极端状况都曾出现过，但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 在短期内重现的渺茫，它们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常态的可能性不大。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更 多可能应该是A或者D状态。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对华战略所展现出来的 是A状态：在政治上注重相对收益，而在经济上强调绝对收益。正如以上所分析的，这 是美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处于单极地位但在经济上尚未实现单极的反映。
但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不会永远注重绝对收益而忽视相对收益。在不得不立足于绝 对收益的同时，美国一直力图获得对华经济的相对收益，当然，这种相对收益更多地是 以长期和累积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通常伴随着短期相对收益的损失。(注：短期相对收 益的丧失包括中国没有“对等”的开放商品市场、对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以及容忍一 定程度的侵犯知识产权现象以及等等。可参见文贯中：《入世后的中美经济关系》，载 《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郝雨凡、张燕东主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 ，第340-341页。)美国政府所希望实现的长期相对收益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是将中国 融入世界体系，成为国际体制的“维持现状国”。(注：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对华政策 辩论中经济至上论者的典型观点，后来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受此影响甚深。 参见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9,pp.10-13。)美国期望，中国被 纳入全球贸易体制将会有助于约束中国的外部行为，鼓励中国与西方的合作，促进激进 的经济改革，甚至促进未来的政治开放。由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可以使得中国更为 关心亚洲的和平和稳定，减少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如李侃如所描述的，通 过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促使中国接受现存的规则而不是寻求破坏它。(注：Kenneth Liebe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Foreign Affairs,Vol.74,No.6,p.43.)第二 个长期绝对收益则是希望借助不断扩大的不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谋求影响中国经济政 策的制定。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已形成相互依赖的局面。但这样的相互依赖 对中美各自的经济含义并不一样，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逐年扩大，以及对美贸易依存度 的急速提高表明中国依赖美国要大大超过美国依赖中国。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美 国能够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占据比较主动的地位。利用这样的有利地位，美国可以更 具隐蔽性地迫使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顾及并重视美国的利益。换言之，由于对美国市 场的倚重，中国“必须发展谨慎的对美关系”，对于美国而言，这一过程也是“没有争 议的、相对不昂贵的途径，有助于长期套住中国的力量”。(注：Robert Ross,“
Managing the Rise of China:Engagement in US China Polic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Routledge Press,1999,pp.196-207.)
就结果而言，通过承担短期相对收益的损失，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对华长期 相对收益的目标。(注：据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在1980年为5.4%，到1990年 为8.2%，但到2000年，该数值骤升为20.9%。数据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2。)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 的不断缩小，可以预期，即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仍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仍有可能 借助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经济相对优势以获取相对收益的实现。(注：比如，由于对美 依赖的扩大，中国愈发不能不考虑美国的经济目标而单独制定经济政策，这意味着中国 的贸易政策变得容易遭受美国的攻击。)如果美国通过贸易寻求相对收益的最大化，那 么“对相对收益的绝对追求就会制造出新的冲突”。(注：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pp.485-529.)所以在两国 政治和安全关系比较正常化的情况下，美国在经贸领域越来越强调相对收益便成为两国 关系紧张的新原因。事实上，美对华经济战略已经出现了此种转向的迹象。作为转向的 前奏，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和中国是否遵守WTO规则等问题在2003年比在以前任何 时候都更加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由于经济相对收益不平衡而导致的争执和冲突很可能成为日后中 美关系紧张的常态性根源，但这和以前因为政治领域偏重相对收益所引发的两国关系恶 化有着本质不同。经济领域的冲突是可以控制和谈判的，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可逆转 的巨大冲击。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冲突，则带有剧烈和紧迫的特点，可能造成失控的 局面并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五、结语
在分析中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悖论上，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 释。但对该问题的解释仍有应该深入和改进的地方，比如本文没有考虑中国在双边政治 与经济关系发展悖论中所产生的作用。另外，本文也没有讨论利益集团在中美关系中的 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就经贸问题而言，利益集团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视角，我们可以大致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从建交后到2 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绝对收益的考虑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冷战结 束后到“9·11”之前的十多年里，随着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安全结构趋向单极化，美国 开始在此领域注重并强调相对收益的考虑。而在经济领域，相对收益虽然产生一定影响 ，但由于美国缺乏足够的实力，所以就结果而言仍然以长期的绝对收益考虑为多。基于 相对收益的普遍性和诱惑力，我们不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抱有过分的信心，特别是对中 美经贸是两国关系“压舱石”这一说法不能过分相信。随着两国经贸的不平衡依赖程度 加深，以及美国提前支取未来的相对收益，由经贸问题而导致的冲突会成为中美龃龉的 主要根源。更重要的是，一旦中美两国因为台湾问题而交恶直至交战，美国对华经贸的 长期相对收益将会成为胁迫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工具。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强 调并扩大发展同美国合作的绝对收益同时，中国要尽量减少相对收益的损失，尤其是累 积性相对收益的损失。